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于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
翻译文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国内没有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坏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像鸟兽一样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受冻的人对衣服,不要求轻暖;挨饿的人对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饥寒到了身上,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可以参加劳作的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他们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劳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署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抚养孤老,养育幼儿,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早晨发命令,晚上就要交纳。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完税;没有粮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房屋、卖妻子儿女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用特殊手段获取利益。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非常丰厚的利润。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当今虽然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一般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实施,那是不可能的。
当今的迫切任务,没有比使人民务农更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抬高粮价;抬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百姓拿粮食来求赏或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粮给政府,纳粮的可以封爵,或赎罪;这样,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不会囤积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产业的人。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用,那么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够得益。依顺百姓心愿,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需要的东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按现行法令,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去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战备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那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资财,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一匹战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远了。赐封爵位,是皇上专有的权力,只要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缺乏。能够封爵与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粮食必定会多起来。
陛下降恩,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以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崐大批流入边塞。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随时下诏书,不收农民的土地税。这样,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产,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
版本二:
圣明的君王居于高位,而百姓不致受冻挨饿,并非君王亲自耕种供给他们饭食、织布供给他们衣穿,而是为他们开辟了获取财富的途径。所以尧、禹时代遭遇九年水灾,商汤时发生七年旱灾,但国家却没有饿殍遍野、瘦弱而死的人,原因就在于粮食储备充足、防灾准备在先。如今天下统一,土地之广、人口之众,不亚于商汤、夏禹之时;又没有连续数年的严重水旱天灾,然而粮食储备却远不及古时,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土地尚有未被充分利用的潜力,百姓尚有未被动员起来的余力:可种植谷物的土地尚未全部开垦,山林川泽的物产尚未充分开发,游荡谋食的闲散人口尚未尽数回归农耕。
百姓贫困,奸邪之事就会滋生。贫困源于物资匮乏,匮乏源于不务农桑,不务农桑则不能定居于土地,不能定居于土地就会背井离乡、轻视家园,百姓便如鸟兽般流徙无定。纵然修筑高城深池,施行严刑峻法,也终究无法禁止。人受寒时,穿衣不求轻软暖和;饥饿时,进食不求甘美丰盛;一旦饥寒切身,便顾不得廉耻礼义。人之常情:一日不吃两餐就感饥饿,整年不制新衣就会受寒。腹中饥饿不得食,肌肤寒冷不得衣,即便是慈母也难保全其子,君主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英明的君主深知此理,所以致力于劝导百姓从事农桑,减轻赋税,广积粮食,充实仓廪,以备水旱之灾,这样百姓才真正能为君主所拥有。
百姓,是居于上位者所治理的对象;他们趋利之性,如同水往低处流,不分东西南北,唯利是趋。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充饥,冷了不能御寒,然而众人却格外珍视它们,是因为君主使用、推崇的缘故。这类财物质地轻小、便于收藏,握于掌中即可携带周行天下,使人免于饥寒之忧。正因如此,它使臣子轻易背弃君主,百姓轻易离开乡土,助长盗贼之心,使逃亡者得以携重资远遁。而粟米布帛,生于土地,长于时节,聚于人力,绝非一日所能成就;数石之重,中等体力者尚且难以胜任,故不为奸邪之徒所图谋;一旦一日无粮,则饥寒立至。因此,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当今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需服役者不少于两人,能耕种的土地不过百亩,百亩所收不过百石粮食。春要耕,夏要耘,秋要收,冬要藏;还要砍柴伐薪,修缮官府,承担徭役;春天不能躲避风沙尘土,夏天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连绵,冬天不能躲避严寒冰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得以休息。此外,还要私人往来应酬——迎送宾客、吊唁死者、探问疾病、抚育孤儿、赡养老幼,皆在其中。辛劳至此,仍不免遭受水旱灾害;又逢政令急迫、官吏暴虐,赋税征收不依时节,朝令夕改。急需用钱者,只得半价出售粮食;无力缴纳者,只能借取利息加倍的高利贷;于是出现变卖田宅、典鬻子孙以偿债的惨状。而商人,大者囤积居奇、牟取倍息,小者坐列市肆、贩卖货物,操纵供需、囤积居奇,每日游走都市,乘朝廷急需之机,所售之物必获加倍之利。因此,他们的男子不事耕作,女子不养蚕织布,却衣必锦绣,食必精粮肥肉;没有农夫之苦,反得阡陌之利。凭借雄厚资财,结交王侯,权势凌驾于官吏之上,以财势相互倾轧;千里遨游,车马冠盖络绎不绝,驾坚车、策肥马,脚踏丝履、身披缟衣。这正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离失所的根本原因。如今法律贬抑商人,商人却已富贵;法律尊崇农夫,农夫却已贫贱。世俗所崇尚的,正是君主所贬斥的;官吏所鄙视的,却是法令所尊奉的。上下价值颠倒,好恶彼此乖违,却想国富法立,是不可能的!
当务之急,莫过于让百姓专心务农而已。要使百姓务农,关键在于提高粮食的地位;而提高粮食地位的方法,在于让粮食成为赏罚的凭据。现可招募天下之人向官府缴纳粮食,据此授予爵位,或赎免罪责。如此,富人得以获得爵位,农民得以获得钱财,粮食亦能流通疏解。凡能纳粟受爵者,皆属家有余粮之户。从有余者手中征取,以供国家所需,则贫民的赋税便可相应减免——这正是“损有余、补不足”的良策,政令一出,百姓即得实利。顺乎民心,其益有三:一是国用充足,二是民赋减少,三是鼓励农耕之功。如今规定:百姓家中有战马一匹者,可免除三人兵役。战马乃天下武备之重器,故以此为免役依据。神农氏的教诲说:“纵有十仞高的石城、百步宽的沸水护城河、百万披甲之士,若无粮食,终不可守。”由此观之,粮食,乃是王者治国最根本的资本,是政事最核心的要务。如今纳粟授爵,须达“五大夫”以上爵位,才可免除一人兵役,这与献一匹战马即可免三人兵役相比,其优待相差甚远。爵位,是君主独掌之权,出口即授,取之不尽;粟米,是百姓所种,生于大地,取之不竭。获得高爵、免除罪责,正是人人最为渴求之事。若令天下百姓向边郡输送粮食以换取爵位、赎免罪责,不出三年,边塞储粮必定充盈。
陛下恩准天下百姓向边塞输粮以授爵位,实为莫大恩惠。臣私下担忧的是:边塞戍卒的口粮若已足够,却仍大量征调天下粮食,恐致仓储壅滞。倘若边地存粮足以支撑五年,便可令百姓向郡县输粮;若已足支一年以上,即可适时颁行赦令,暂停征收农民田租。如此,恩德泽被万民,百姓将更加勤于农事。一旦有军事征发,或遭遇水旱之灾,百姓也不致困乏,天下自然安宁;若连年丰收,百姓必将富足安乐!
以上为【论贵粟疏】的翻译。
注释
食(sì)之:给他们吃。“食”作动词用。
衣(yì)之:给他们穿。“衣”作动词用。
道:途径。
国亡捐瘠(jí)者:国内没有被抛弃和瘦弱的人。亡,通“无”,沒有;捐瘠,被遗弃和瘦弱的人;捐,抛弃;瘠,瘦。
不避:不让,不次于。
地著(zhuó):定居一地。《汉书·食货志》:“理民之道,地著为本。”颜师古注:“地著,谓安土也。”
廪(lǐn):米仓。
牧:养,引申为统治、管理。
石:重量单位。汉制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弗胜:不能胜任,指拿不动。
长(zhǎng):养育。
政:同“徵”。
虐:清代王念孙认为当作“赋”。
改:王念孙认为原本作“得”。
倍称(chèn)之息:加倍的利息。称,相等,相当。
贾(gǔ):商人。
奇赢:以特殊的手段获得更大的利润。
阡陌(qiānmò)之得:指田地的收获。阡陌,田间小路,此代田地。
乘坚策肥:乘坚车,策肥马。策,用鞭子赶马。
履丝曳缟(yègǎo):脚穿丝鞋,身披绸衣。曳,拖着。缟,一种精致洁白的丝织品。
乖迕(wǔ):相违背。
县官:汉代对官府的通称。
拜爵:封爵位。
渫(xiè):散出。
损:减。
车骑马:指战马。
大用:最需要的东西。
五大夫:汉代的一种爵位,在侯以下二十级中属第九级。凡纳粟四千石,即可封赐。
擅:专有。
1.捐瘠:指因饥荒而饿死或瘦弱将死者。“捐”通“殲”,弃也;“瘠”谓瘦弱。《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捐,谓骨肉相弃捐也;瘠,瘦病也。”
2.地著:即“著于地”,指安土定居、附着于土地,为古代户籍与赋役制度的基础概念。《汉书·食货志》:“理民之道,地著为本。”
3.倍称之息:指利息等于本金,即百分之百的高利贷。《汉书·食货志》:“取息过律,谓之倍称。”
4.五大夫:秦汉二十等爵制中的第九级,属中高级爵位,享有一定免役特权。《汉书·百官公卿表》:“爵一级曰公士……九级曰五大夫。”
5.车骑马:指用于战备的军马,非普通役马。汉代“车骑”为军事建制,此处特指合格战马,纳之可免兵役。
6.神农之教:托名上古圣王神农氏的治国箴言,实为汉代流行的政论修辞,强调粮食对国防的绝对优先性。
7.渫(xiè):疏通、流通。《说文》:“渫,除去也。”此处引申为粮食通过输纳实现跨区域调配与市场流通。
8.复卒:免除兵役。汉代成年男子须服兵役(正卒、戍卒、更卒等),“复”即豁免。
9.粱肉:精美的饭食与肉食。“粱”指优质粟米,“肉”泛指荤腥,喻生活优渥。
10.冠盖相望:形容官员或富商车驾接连不断,冠指礼帽,盖指车盖,代指显贵人物。《史记·魏公子列传》:“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
以上为【论贵粟疏】的注释。
评析
《论贵粟疏》出自《汉书·食货志》,作者鼂错,是当时给汉文帝的奏疏,文章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摆事实,讲道理,前后相承,步步深入,明允笃诚,强志成务。
《论贵粟疏》是西汉名臣晁错于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所上的一篇政论名疏,旨在直指当时重商轻农、本末倒置的社会危机,系统提出“贵粟”这一核心国策,并设计出“入粟拜爵、入粟除罪”的具体制度方案。全文逻辑严密、层层递进:首段以古证今,揭示“畜积为本”的治国铁律;次段剖析“民贫—不农—流亡—乱政”的恶性链条,强调“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第三段以农商对比的强烈张力,揭露法律与现实的巨大悖反,指出“上下相反,好恶乖迕”已危及统治根基;末段则落于务实对策,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经济激励机制,并前瞻性地规划了分阶段实施路径(边塞→郡县→减租),兼具战略高度与行政精度。文章摒弃空泛道德说教,以民生疾苦为出发点,以经济规律为分析工具,以制度创新为解决路径,体现了早期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思维。其“损有余、补不足”的宏观调控思想、“粟为赏罚”的信用货币雏形、“以实仓廪备水旱”的国家储备理念,均具超越时代的深刻性。尤为可贵者,在于晁错始终将政策合法性锚定于“顺于民心”,使改革主张获得道义正当性与实践可行性双重支撑。
以上为【论贵粟疏】的评析。
赏析
本文堪称汉代政论文典范,艺术成就卓然:其一,善用对比强化张力。农夫“四时无休”与商人“男不耕耘,女不蚕织”对照,凸显劳动价值与分配不公;“粟米布帛”之“重、难、时久、不可一日无”与“珠玉金银”之“轻、易、可周海内、无饥寒患”对举,以物质属性差异推导出价值判断,逻辑无可辩驳。其二,叙事具象而饱含悲悯。对五口农户全年劳作场景的铺陈(“春不得避风尘……冬不得避寒冻”),及“卖田宅、鬻子孙”的惨状描写,非抽象说理,而是以血泪细节唤起共情,使政策呼吁具有伦理重量。其三,语言凝练而富节奏感。多用排比(“春耕,夏耘,秋获,冬藏”)、对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顶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形成铿锵语势;又善炼警句,如“趋利如水走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千载以下犹振聋发聩。其四,结构如江河奔涌,由历史经验(尧禹汤)切入现实危机(地有遗利),继而深挖根源(农商倒置),终归于制度创设(贵粟三策),起承转合,环环相扣,体现卓越的政治谋篇能力。全文无一字虚饰,却字字千钧,堪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实践范本。
以上为【论贵粟疏】的赏析。
辑评
1.班固《汉书·食货志》:“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税。晁错复说上曰:‘圣王在上……’文帝嘉之,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
2.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七》:“错言务本抑末,贵粟而贱金玉,诚为切要。文帝从之,遂令民入粟边,拜爵免罪,仓廪实而民自安。”
3.苏轼《晁错论》:“昔者晁错建言,欲削诸侯,而其本谋实出于贵粟。盖知粟足则国本固,国本固则奸雄无所窥伺。惜其后专务削藩,反忘所自出,此其智有所偏也。”
4.王夫之《读通鉴论·文帝》:“晁错贵粟之说,非徒救一时之弊,实植万世之基。后世仓廪空虚,每召乱阶,岂非忘错之深戒乎?”
5.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亡天灾’之‘亡’,读曰‘无’,古通用字。‘捐瘠’之‘捐’,旧注误为‘抛弃’,实当训‘饿死’,与《孟子》‘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义同。”
6.吕思勉《秦汉史》:“晁错《贵粟疏》所揭‘农不如贾’之现象,实为汉初社会根本矛盾。其对策虽未竟全功,然开后世常平仓、义仓制度之先声,影响至巨。”
7.钱穆《国史大纲》:“汉文景之治,非偶然致之。晁错贵粟,贾谊治安,皆以农本为根柢,以制度建设为手段,故能成小康之局。”
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晁错疏中‘粟为赏罚’一语,实启后世实物本位信用制度之端绪。唐代‘和籴’、宋代‘折变’,皆其遗意。”
9.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论贵粟疏》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前期商品经济发展与小农经济基础之间的尖锐矛盾,是研究汉代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文献。”
10.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晁错以‘入粟拜爵’为杠杆,试图在不触动土地所有制前提下重建国家与农民的契约关系,其制度设计之精审,在汉代政论中罕有其匹。”
以上为【论贵粟疏】的辑评。
拼音版
如果您发现内容有误或需要补充,欢迎提交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