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春赋

该赋为唐朝作家王棨创作，王棨是晚唐写律赋最多的作家。他的《麟角集》收律赋四十五篇。这篇《江南春赋》与另一篇《凉风至赋》是颇有代表性的篇章。

以上为【江南春赋】的评析。

此赋在内容的安排上很见匠心。赋的开头，以“丽日迟迟，江南春兮春已归”一句领起，首先破题，以笼罩全篇。然后点明赋中所写春景乃是“六朝故地”“二月晴晖”中的春色。这就给后边的用笔作了一个规定，使得赋中对春日景色的描摹与因春景而起的情感的抒发获得了一定的范围。做这样的限定是因为江南春并不止南京一地，作者却仅仅选择南京来写江南春，推测起来，所以如此，原因大概有两点。其一，就写景上说，江南千里，铺开来写，势必漫散而无法具体生动，难以写得物色鲜明而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选择南京的春色为江南春的缩影，就克服了这一可能出现的毛病。因此写南京之春，是以点代面，以收举一反三之效，读者体会了南京的春，也就体会了整个江南的春。其二，就抒情需要上说，作者对士大夫沉湎于享乐颇有感慨，特别对君主的淫佚无极而导致亡国有着甚深的认识和警惧，为了表达他这种感慨警惧，他也只能选择南京。因为南京在历史上是六朝金粉之地，历史上以享乐亡国的典型例子齐东昏、陈后主，都是以南京为都城并在此覆亡的，因而选择南京就使作者的感慨与这里发生的历史陈迹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使赋中的感慨具有了历史的深度和现实的意识性。从赋的效果看，这样写的结果相当不错。除上述外，就组织文辞来说，南京因是六朝故地，所以典故繁多，便于作者从中选取与所写对象和所抒感慨有关的加以使用。以使赋更有文采，也更为耐人寻味。 在点明了赋中所写为南京的春色以后，作者就有层次地进行了铺写。先说虽春风南北皆吹，但大江横亘，江南春天来得早；然后具体地写钟山笼于薄雾，台城扇于微风，地秀枝荣，雁过燕来，梅岭残白，芳林列翠，以至于写到争飞的蝶影，乱扑的杨花，争长的嫩叶，飘荡的落红，以物盛一隅，芳连千里作结。接下来，以谢客吟多，王孙思起过渡，将景物的描写引向情感的抒发，将士大夫的享乐与农夫蚕妇的劳苦相比较，最后以齐东昏、陈后主耽乐失国收束。由上可知，赋虽然短小，但内容的安排层次分明，而各层之间过渡自然，前后贯通，显示了作者在构思上独运的匠心。 此赋既写景又抒情，在处理情景的关系上也颇为成功。一是过渡较自然。如写士大夫的纵情游乐与农夫蚕妇之苦相对比，就以惜嘉节、纵良游开始，在描写了“兰桡锦缆、舞袖歌声”之后，以“谁见”二字引入农夫蚕妇，就转折自然，绝不突兀。而最后抒发的淫乐亡国的感慨正是在这种对照的基础上进行的，情因景生，又有一定的深度。二是写景之中注意为抒情作铺垫。“几多嫩绿，犹开玉树之庭；无限飘红，竞落金莲之地”，写绿叶落花，自然联系到陈后主、东昏侯的淫佚生活，这就给赋在最后的抒发感慨作了准备。在赋中，作者在描写景物之中，往往以典故使景物与历史陈迹紧密地相互结合，不见斧凿之迹，这是相当高明的，是情景关系较好得到处理的重要手段。 此赋在语言运用上也相当出色，虽是讲究对偶和音律要求的律赋，但读起来朗朗上口，非常流利畅达。赋中用了一些典故，这些典故都能扣紧题目，与景物交融在一起，十分自然恰切，并能较好地传达作者的情思。全赋对偶工巧，音韵谐和，四六言句式交错使用，读来抑扬顿挫，同时注意了虚字的使用，词语的选择安排，既完成了表景达意的要求，又注意了韵律的合于规矩。这些，充分显示了作者运用语言的高度技巧和功力。 唐代律赋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李调元在《赋话》中曾说元和、长庆间律赋的“命题皆冠冕正大”，而“逮乎晚季，好尚新奇，始有《馆娃宫》《景阳井》及《经行马嵬》《观西凉府灯》之类，争妍斗巧，章句益工。而《英华》所收，顾从其略，取舍自有定制，固以雅正为宗也。”元和、长庆间律赋的命题“冠冕正大”是因为律赋自唐中宗以后是考进士的试题之一，考场上的题目可以不用说了，即使士子们平日揣摩，也一定要与考试的要求相契合，否则就难以符合功令程式，因而命题只能“冠冕正大”。这种状况使得律赋在题材内容上受到很大的限制，流入一般和程式化，因而能表现作者对客观世界的独特感受，表达个人品格风操的作品几乎见不到。晚唐时期，这种状况有了明显的变化，李调元认为这是“好尚新奇”的结果，不过是“争妍斗巧，章句益工”，这个估计是不恰切的。晚唐律赋的变化表现在题材内容上，有两点较鲜明。一是一些历史题材引起了赋家的兴趣，如李调元所举之《馆娃宫》写吴王夫差为西施建造宫室，崇女色而亡国；《景阳井》写陈后主荒淫不道，最后被隋打破京城，他与宠爱的妃子跳进了景阳井；《驾经马嵬》则写唐玄宗宠杨玉环，安禄山起兵，玄宗入蜀，在马嵬驿缢死玉环事。二是律赋中出现了不少表现作者对客观世界的独特感受的作品，如周针的《海门山赋》写在海门县看山的；王棨《凉风至赋》写秋风带给万物的变化，带给人的感受的；《白雪楼赋》则是写私人名楼的。这两种内容，似乎都不冠冕正大，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内容的赋，都比较突出赋家个人的体验与感受的表达，因而使律赋的内容不再一般化而有了新的创意。发生这样的变化，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晚唐人作律赋比中唐以前的人多，作的多，技巧就纯熟，于是就有功令以外的对现实的感受的表达。这说法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根本的原因不在于此，而在于晚唐时代的生活现实与中唐不同了。晚唐是一个政治腐败，藩镇割据，社会矛盾尖锐，唐王朝行将就木的时代。这样的现实，对于敏感的赋家是个严重的刺激，赋家对王朝的前途不能不担忧，对昏君污吏不能不怨愤，他们选择历史题材，就在于借古喻今，通过历史这面镜子来照现实。同样地，这种现实，使得赋家对自己的前途与生活的可靠性也产生焦虑，他们的精神承受着重大的压力，因而他们要通过作赋这一途径作些宣泄，而这是《江南春赋》之类作品出现的内在原因，在这类作品中，赋家往往传达出自己对世界的独特感受，因而这不是一般的“争奇斗巧”。这正是赋家多少挣脱思想束缚，获得些许精神自由的表现。 明白了这个问题，再来看《江南春赋》与《凉风至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篇赋在题材内容上是一个开拓，是一个提高，在唐代律赋的发展中，是值得重视的。王棨是晚唐写律赋最多的一个人。他的作品中写个人感受的作品也最多，由此说来，王棨还是一个颇有点开拓精神的赋家。

以上为【江南春赋】的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