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翻译
有学问的人，阅览的书籍极为广博，但仍然要从“六艺”中查考可信的依据。《诗经》、《尚书》虽残缺不全，然而有关虞、夏史事的记载还是可以看到的。唐尧将要退位的时候，决定禅让给虞舜。而虞舜以及后来的夏禹，四岳九牧都一致推荐，才试任官职管理政事几十年。待到他们的功绩已经建立，然后才把帝位传给他们。这表明，天下是最珍贵的宝器，帝王是最大的继统，传交帝位是这样的难啊！但是，有的人却说：尧要将帝位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并以此为耻而逃避隐居起来。到了夏代，又有卞随、务光两个人不肯接受帝位，双双投水而死。这些，又怎么说起呢？太史公说：我曾经登上箕山，那上面居然有许由的墓呢。孔子排列论述古代的仁人、圣人和贤能之人，象吴太伯、伯夷一类，记载十分详尽。我所听说韵许由、务光，他们的德义是极高的，而有关他们的文字经书里记载得很少，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仇，因此很少怨言。”又说，他们“追求仁而得到了仁，又为什么怨恨呢？”我悲怜伯夷的心意，读到他们留下的逸诗而感到事实是令人奇怪的。他们的传记里写道：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叔齐为君，等到父亲死后，叔齐又让位给长兄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意愿。”于是就逃开了。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而逃避了。国中的人就只好立他们的另一个兄弟。正当这个时候，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敬养老人，便商量着说：我们何不去投奔他呢？等到他们到达的时候，西伯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用车载着灵牌，尊他为文王，正向东进发，讨伐纣王。伯夷、叔齐拉住武王战马而劝阻说：“父亲死了尚未安葬，就动起干戈来，能说得上是孝吗？以臣子的身份而杀害君王，能说得上是仁吗？”武王身边的人想杀死他们，太公姜尚说：“这是两位义士啊！”扶起他们，送走了。武王平定殷乱以后，天下都归顺于周朝，而伯夷、叔齐以此为耻，坚持大义不吃周朝的粮食，并隐居于首阳山，采集薇蕨来充饥。待到饿到快要死了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首阳山，采薇来就餐，残暴代残暴，不知错无边？神农虞夏死，我欲归附难！可叹死期近，生命已衰残！”就这样饿死在首阳山。 从这种情况看，伯夷、叔齐是怨呢？还是不怨呢？ 有人说：“上天待人的准则是没有偏私的，它总是向着为善之人。”那么，象伯夷、叔齐，可以叫做善人呢，还是不算善人呢？他们聚积仁德、修洁品行达到这般地步，而终致饿死！再说在七十个弟子中间，孔子仅仅称举颜渊是好学的人，但颜渊永远穷困潦倒，连糟糠都难得饱足，终于过早地夭亡了。那种认为上天总是报答、恩赐善人的说法，又怎么样呢？盗蹠每天都杀害无辜的人，吃人的心肝，凶横残暴，聚集党徒数千人横行于天下，竟然活到高龄而死。他是遵行什么道德呢？这都是些特别重大而且明白显著的例子。如果说到近世，有些人操行不规矩，专门违犯法律，而终身享受安逸和快乐。子孙都保有丰厚的产业。那选好了道路才举步，看准了时机才说话，从不走邪道，不是公平正当的事决不奋力去做，反而遭受祸殃的人，是多得没法数的。我是非常怀疑的，如果说这便是天道，那这天道究竟合理呢？还是不合理呢？ 孔子说过，“道德见解不同是不能共同谋划事情的”，也只能各自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罢了。所以他说，“富贵如能追求到手，那么，即使让我执鞭为马夫，我也愿意干。如果不能追求，还是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吧。”岁月到了寒冷的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落的”。整个世道都浑浊的时候，品行高洁的人才显现出来。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太重，或将富贵看得太轻吗？ 孔子说：“有道德的人最怕的是死后名声不被传扬。”贾谊说：“贪婪的人为财而丢命，壮烈之士为名而献身，自命不凡者为权势而死，普通老百姓爱惜自己的性命。”《易经·乾卦》说：“同样明亮的东西就互相辉映，同样种类的事物则互相应求”。“云跟从龙而生，风伴随虎而起，圣人出现，万物也因之而引人注目。”伯夷、叔齐虽是贤人，不过因为孔子的赞扬而声名更为昭著。颜渊虽然专心好学，也不过因为追随于孔子之后而德行越发显露。巖穴隐居之士，取舍是如此有规范，这些人名声淹没而不被称道，实在是可悲的事情！民间的普通人，想磨砺德行，建立名声，如果不依附那名望、地位极高的人，哪能留名于后世呢？
版本二：
读书人所掌握的典籍极为广博，而尤其以六经最为可信。《诗经》《尚书》虽有残缺，但虞、夏时代的事迹仍可由此得知。尧帝将要退位时，把帝位让给虞舜；舜与禹之间，三公九卿都一致推荐，于是让他们试任其职，掌管政务数十年，功业已成，才正式传位。可见天下这等重器，帝王的大统，传之于人是如此慎重艰难。然而有些说法却称：“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以此为耻而隐居逃遁。到了夏代，又有卞随、务光这样的人。”这些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太史公说：我曾登上箕山，据说山上还有许由的坟墓。孔子在叙述古代仁德圣贤之人时，如吴太伯、伯夷这类人物，记载得十分详细。但据我所知，许由、务光义节极高，却几乎不见任何文字记载，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过去的仇怨，因此别人对他们的怨恨也就很少。”又说：“他们追求仁德，最终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的心意深感悲悯，看到他们遗留下来的诗歌，更觉奇异。有关他们的传说如下：
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叔齐为继承人。等到父亲去世后，叔齐要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继位，也逃走了。国人只好立了他们中间的那个儿子为君。后来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即周文王）善待老人，便说：“何不去投奔他呢？”等他们赶到时，西伯已经去世，周武王正载着文王的灵位，号称“文王”，向东出发讨伐商纣王。伯夷、叔齐拉住武王战马劝谏道：“父亲死了还不安葬，就动起刀兵来，这能说是孝吗？作为臣子却去弑杀君主，这能说是仁吗？”武王身边的侍从想要杀掉他们。姜太公说：“这是有义之人。”于是扶开他们，放他们离去。等到武王平定殷乱，天下归顺周朝，伯夷、叔齐却以此为耻，坚持道义，不肯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靠采薇菜充饥。等到快要饿死的时候，他们作了一首歌，歌词说：“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里的薇菜。用暴政取代暴政啊，却不知道这是错误的。神农、虞、夏的时代早已消逝啊，我们又能归向何处呢？唉呀，我们将要死去啊，真是命运衰微啊！”于是饿死在首阳山。
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到底有没有怨恨呢？
有人说：“天道无所偏私，总是帮助善良的人。”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善良的人吗？他们一生积德行善，洁身自好，却落得饿死的下场。再说孔子的七十多个弟子中，孔子唯独称赞颜渊好学。然而颜回却常常穷困潦倒，连糟糠都吃不饱，最后还早早夭折。上天对善良之人的回报，究竟是怎样的呢？盗跖每天滥杀无辜，吃人肝肉，凶残暴戾，聚集党徒数千人，在天下横行无忌，竟然得以寿终正寝，他遵循的是什么道德呢？这是最显著突出的例子。至于近世那些行为不端、专犯禁忌的人，反而终身安逸享乐，财富丰厚，世代不绝。而有些人处处谨慎行事，说话要看时机，走路不走小路，非遇大义不肯奋发，却屡遭灾祸，不可胜数。我对此非常困惑，难道所谓的天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孔子说：“志向不同的人，不能共谋大事。”每个人终究还是各随其志罢了。所以又说：“如果富贵可以求得，哪怕做个执鞭赶车的小吏，我也愿意去做；如果不可求，那就随从我自己的爱好。”“只有到了严寒时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当整个世界都混浊的时候，清高之士才显现出来。为什么世人如此看重权势富贵，却又如此轻视道德节操呢？
孔子说：“君子最担心死后名声不能流传。”贾谊说：“贪婪的人为财而死，烈士为名而牺牲，虚荣的人为权势而亡，普通人则只顾活命。”相同的声音彼此应和，同类的事物互相吸引。“云随着龙出现，风伴随着虎生起，圣人兴起，万物都得以显现。”伯夷、叔齐虽然贤德，但正是因为得到孔子的称扬，名声才更加显赫；颜渊虽然勤学不倦，也是因为依附于孔子这匹骏马之后，德行才更加彰显。那些隐居山林的贤士，进退有时，若没有依附圣贤，恐怕大多都会默默无闻，名字湮灭而不被称道，真是可悲啊！普通百姓之中，想要砥砺品行、树立名声的人，如果不依附于青云之上的高士，又怎能将自己的名声流传到后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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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载籍极博：典籍记载极为广博。载籍，指书籍文献。
2. 六艺：即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儒家经典。
3. 虞、夏之文：指《尚书》中关于虞舜、夏禹时期的文献记载。
4. 逊位：让位，退位。
5. 岳牧：古代传说中四方部落首领，泛指高级官员。
6. 许由：传说中尧时的隐士，尧欲让天下于他，拒不受，隐于箕山。
7. 卞随、务光：相传为商汤伐桀时不愿合作而投水自尽的隐士。
8. 太史公曰：司马迁自称，用于发表评论。
9. 吴太伯：周太王长子，为让位给弟季历而逃至江南，建立吴国。
10. 叩马而谏：拉住马缰劝谏，形容直面强权威胁仍敢于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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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伯夷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该篇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伯夷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中的第一篇，形式奇特，内容深刻，实为一篇借古讽今、抒发个人感慨的哲理散文。它不同于一般传记以叙事为主，而是以议论贯穿始终，通过伯夷、叔齐的事迹引发对“天道”“仁义”“名节”“命运”等一系列重大人生与社会问题的思考。司马迁借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的悲剧，质疑传统“天道福善祸淫”的观念，揭露现实中善人常遭厄运、恶人反得善终的矛盾现象，表达了对命运不公的深切困惑与悲愤。同时，他也强调了个体志节的重要性，认为真正的君子应坚守信念，不因世俗得失而动摇。文章结尾指出名声流传需依附圣贤，暗含作者自身欲借著述立言以传名的深意，实为司马迁寄托身世之感、抒发幽愤之情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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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伯夷列传》虽名为“列传”，实则是一篇充满哲思与情感张力的抒情议论文。全文结构精巧，层层推进：先引六艺之信，再举让贤之例，转而出质疑，继而详述伯夷叔齐事迹，随后提出“怨邪非邪”的核心问题，进而引申至“天道是否佑善”的根本怀疑，最后归结于“名”的传承问题。文中大量引用孔子言论，既增强说服力，又形成与孔子观点的对话甚至挑战。如孔子言“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司马迁却通过“睹轶诗可异焉”及二人临终之歌，暗示其内心实有怨愤，从而深化悲剧色彩。文中对比强烈——伯夷叔齐之高洁与盗跖之残暴并列，颜渊之贤而早夭与恶人之长寿享乐对照，凸显现实之不公。语言凝练而富有节奏，尤以末段“云从龙，风从虎”数句，比喻精妙，气势贯通，将个人命运与历史评价联系起来，升华主题。整篇文章不仅是为古人立传，更是司马迁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反映其在李陵之祸后对命运、正义、名声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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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此评虽泛论《史记》，然《伯夷列传》正体现“实录”精神中的批判性与真实性。
2. **韩愈《伯夷颂》**：“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伯夷是也。”——高度赞扬伯夷坚守道义、独立不惧的精神，与司马迁基调一致。
3. **柳宗元《驳复雠议》**：“昔者孔子称伯夷、叔齐，以为‘古之贤人’，且曰‘不念旧恶’，盖取其廉让之节也。”——指出孔子表彰伯夷在于其谦让与宽厚。
4. **苏轼《东坡志林》**：“《伯夷传》首列七十子，而议论风发，几于全篇皆感慨，岂止传一人哉？实自伤也。”——认为此文表面写伯夷，实为司马迁自抒忧愤。
5. **茅坤《史记钞》**：“此《史记》第一传，而通体皆断制议论，绝无铺叙，最得龙门之奇。”——指出其体例独特，以议代叙，开创列传新格。
6.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读《伯夷传》，须知太史公实哭自己。彼伯夷何人？不过引子耳。”——强调本文为司马迁寄托身世之悲的作品。
7. **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夫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作《史记》，而胸中积愤，托于伯夷以摅之。”——认为司马迁借伯夷之事抒发内心郁结。
8.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史记》列传多以议论行之，《伯夷传》尤为显著，盖借题发挥，自写其生平抱负与感慨。”——指出此类传记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9.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伯夷列传》看似不合体例，实乃史家最高境界——以史笔寄理想，以人物写哲学。”——肯定其超越传统史传的哲学深度。
10.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晚周以来，上下皆亟于功利，而孔子之徒，惟颜渊、伯夷尚存高节。迁特为立传，盖亦有感于时也。”——认为司马迁表彰伯夷，是对功利时代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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