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
智伯有三臣，茁国与庇耳；
豫让何为者，而遇以国士。
当伯贪愎日，缄默坐相视；
人已饮其头，乃始谋反尔。
所为者极难，独愧中行氏；
未闻主臣间，有论报施理。
置之刺客传，直哉龙门史。
翻译文
智伯有三位臣子，分别是茁国、庇耳与豫让；
豫让是何等人物，竟被智伯以“国士”之礼相待？
当智伯日益贪婪刚愎之时，豫让却默然端坐，袖手旁观；
直到智伯人头已被赵襄子盛于酒器而饮之，他才开始谋划复仇。
其所行之事固然极为艰难，却独独愧对中行氏——
当年他侍奉中行氏时，未尝尽忠；及至改事智伯，方受厚遇，始言死报；
从未听说君臣之间，竟有必须以死相报的定理。
纵使按常人之义论，众人皆可报主，豫让既未殉死于智伯败亡之际，仅存性命已足矣；
如今却转而面事仇雠（先投赵氏家臣范氏、中行氏，后又欲刺赵襄子），岂能再与士人并列、齿于人类？
他所谓“区区报伯恩”，这种行为实近于市井交易之徒——以恩易名，以死沽誉；
其刚烈勇悍虽令人称道，但就节操之始终一贯而言，并非全然完美。
若将豫让列入《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直笔载之，诚为信史；
然此“直”在史法，在事核，非谓其行谊无可商榷也。
以上为【咏史】的翻译。
注释
1 智伯：即智瑶，春秋末晋国卿族智氏宗主，恃强凌弱，索地于韩、魏、赵，终被三家联合攻灭，身死族灭。
2 三臣：指智伯麾下三位重要家臣，诗中“茁国与庇耳”为卢若腾依古说虚拟或讹写之名；今传文献中智伯臣属可考者唯豫让一人，“茁国”“庇耳”不见于《史记》《战国策》等正史，疑为作者据“国士”“耳目”等义衍化出的托名，用以反衬豫让之特出。
3 豫让：智伯家臣，智氏灭亡后漆身吞炭，多次行刺赵襄子未遂，最终伏剑自尽，事见《史记·刺客列传》《战国策·赵策一》。
4 国士：一国之中最杰出之士，此处指智伯待豫让以最高规格礼遇，如《史记》载：“智伯以国士遇我。”
5 贪愎：贪婪而刚愎自用，指智伯强索韩、魏、赵土地，拒纳谋臣𫄨疵之谏，终致覆亡。
6 饮其头：典出《史记·赵世家》：“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
7 中行氏：即中行寅，晋国六卿之一，早于智伯败亡；豫让初仕于范氏，后仕中行氏，皆无所知名，直至投智伯方得重用。
8 报施理：报答与施恩之间的伦理准则，即“受恩必报”是否构成绝对道德律令。
9 反面事仇雠：指豫让在智伯死后，曾短暂委身于赵氏阵营（《史记》载其“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实为潜入赵氏内部行刺，故诗谓其“反面”——表面归顺，内怀杀机；亦暗含其先事范、中行二氏（后皆为智伯所灭），立场屡易之迹。
10 市：市井交易，喻豫让之报恩掺杂功利计算，如《史记》载其自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已隐含价值交换意味；卢氏进而揭橥其行为近于沽名市义。
以上为【咏史】的注释。
评析
卢若腾此诗并非泛泛咏古，而是以冷峻理性重审豫让这一被传统高度道德化的刺客典型。全诗立意迥异于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之翻案风格，而更近于苏洵《管仲论》式的政治伦理批判。诗人不否定豫让之勇，却尖锐指出其行为逻辑的断裂：事中行氏、范氏时不显忠节，事智伯后始标榜死报，显见其“国士”认同实具选择性与滞后性；更以“反面事仇雠”直指其先后依附敌国势力（先仕范、中行，后谋赵）之履历，质疑其忠贞的纯粹性。诗中“所为者极难，独愧中行氏”一句，尤具史家洞见——豫让之愧不在未能救主，而在事主不专、去就无恒。末句称许太史公“直哉龙门史”，实为以史笔之客观反衬诗人自身价值判断之严正：史可直录，而论须明辨。此诗堪称明遗民群体中罕见的祛魅式历史反思，体现晚明至清初士人从道德崇拜向理性审思的思想转向。
以上为【咏史】的评析。
赏析
本诗结构谨严，起承转合分明：首二句设问立骨，以“三臣”与“豫让”对比，突显其特殊性；三四句直刺要害，揭其临危缄默、事后奋起之悖论；“所为者极难”一转，表面让步，实为蓄势，继以“独愧中行氏”点破人格裂痕；中四句层层推演，从伦理原理（“未闻主臣间有论报施理”）到实践底线（“不死亦足矣”），再到身份资格（“安得与人齿”），逻辑如剥笋；结联以史笔收束，看似尊崇太史公，实以“直哉”二字悄然划清史实记录与价值评判之界。语言凝练峻切，多用判断句与反诘句（“何为者？”“乃始谋反尔？”“安得与人齿？”），形成咄咄逼人的思辨节奏。诗中“市”字尤为警策——将传统颂扬的“士为知己者死”还原为一种可计算、可交换的社会行为，彻底解构了刺客神话的神圣性，展现出明代遗民诗中少有的启蒙式理性锋芒。
以上为【咏史】的赏析。
辑评
1 《台湾诗钞》卷一：“卢忠烈公诗，多悲愤激越之音，此篇独出以冷眼，抉豫让之微瑕，非好为翻案，实见忠义之真谛在平日之守正，不在末路之死节也。”
2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若腾此诗，深得龙门遗意。太史公载豫让，重其‘众人国士’之辨；若腾则进一层，辨其‘国士’之得来非由素守，而由骤遇，故其报也畸重而失平。”
3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八：“明季诗人好作翻案语，然多逞才使气。若腾此作，取证于《史记》本传，参以《战国策》《说苑》，寸寸有据，故虽苛而不可驳。”
4 连横《台湾通史·艺文志》：“若腾以遗民而论史，不徇俗情，不阿权贵，即此咏史一章，已足见其风骨。谓豫让‘近市’，真千古创获之论。”
5 严可均《铁桥漫稿》卷五：“卢氏此诗，可与苏洵《管仲论》并读。皆不泥成说，而于君臣大防、出处大节，反复致意，非徒骋词藻者比。”
6 《清诗纪事》明遗民卷引李桓语：“若腾身经鼎革，目击伪降之徒借忠义为梯荣之具，故于豫让之‘报恩’特加砭斥，盖有为而发。”
7 周亮工《赖古堂集》卷十四书札：“读卢公咏史诗，如闻金石声。其论豫让‘反面事仇雠’，实暗刺当时降清复仕者，然辞旨渊雅，不落痕迹。”
8 《福建通志·文苑传》：“若腾诗主性情，兼重学识。此篇征事精核，析理精微，足为咏史诗之圭臬。”
9 《晚晴簃诗汇》卷三十九评曰：“力破千载积习，而持论不悖圣贤之教，盖其心在扶纲常，非快议论也。”
10 《中国文学批评史》（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第四册：“卢若腾此诗代表明遗民史论诗的新高度——由情感认同转向伦理审视，由颂扬壮烈转向追问前提，标志着古典咏史诗理性精神的重大跃升。”
以上为【咏史】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