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写东方朔陶朱公多子妇为三星图见陶朱公像甚怪伟因赋
东方先生名神仙，日求二百四十钱。一囊之粟不得饱，大官分肉流馋涎。
今观倭制陶朱像，肉食之貌谁为传。广额丰颐笑开口，两耳如聃垂至肩。
左肩肩巨囊，其中何止百万钱。左手撮囊口，实恐钱刀落地化为泉。
右手擎一鼓，有柄当中穿。想是左提右挈雄心在，昔操军柄今利权。
其下金绳捆载三巨橐，两脚蹴踏两橐坚。一橐且复以臀坐，如畏探囊胠箧然。
不脱军中金锁甲，懔如大敌当彼前。智尽能索始获富，既富情状何可怜。
如斯富者鄙且吝，曷怪爱子中途捐。吁嗟世上守财翁，枉见戏侮日本东。
翻译文
富人与仙人，这两类人究竟有何可乐？我宁愿做陶朱公，也不愿做东方朔。
东方先生虽被称作神仙，却每日只求二百四十文钱糊口；一袋粟米尚不能饱腹，见大官分肉便垂涎三尺。
如今观日本所制陶朱公像，其形貌怪异雄伟，令人惊异——是谁传下这副“肉食者”般的模样？只见他额头宽阔、面颊丰腴、开怀大笑，双耳如老子（聃）般硕大下垂，直至肩头。
左肩扛着一只巨囊，其中所藏何止百万钱财；左手紧攥囊口，唯恐铜钱滑落坠地，竟化作清泉流散。
右手高擎一面鼓，鼓柄从中贯穿；想必是昔日统军之雄心未泯，今日则尽数倾注于财利之权柄。
其下以金绳捆缚三大布袋，双脚蹬踏其中两只袋身使之稳固；更有一袋竟以臀部压坐其上，仿佛畏惧他人伸手探囊、撬锁窃取。
他身上未脱军中金甲锁子甲，凛然如临大敌、严阵以待。
智谋用尽、能力榨干才得致富，而既富之后的情状，竟如此可怜可叹！
这般富者，鄙陋且吝啬，难怪连亲生爱子都在中途弃养（或解作：因吝啬苛刻致子夭折、离散）。
唉！世上那些守财如命的老翁啊，徒然被日本东国（指江户时代浮世绘或民间塑像风格）戏谑嘲弄。
我宁可效东方朔饥寒而死，也绝不愿沦为陶朱公这般富而可悲的守财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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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东方朔：西汉辞赋家、方士形象代表，《史记》《汉书》均载其诙谐机敏、佯狂避世，传说为仙人。诗中强调其“日求二百四十钱”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朔文辞不逊，高自称誉……诏赐帛百匹，后数岁，乃知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终不得大官，常为郎，奉禄不过二百四十钱。”
2 陶朱公：即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后泛舟五湖，经商致富，号“陶朱公”，后世奉为财神。诗中所写为其在东亚（尤指日本江户时期）民间信仰中的三星（福禄寿）之一“福星”形象，常与“寿星”“禄星”并列，但此诗刻意剥离其吉祥寓意，聚焦其世俗化、物化面相。
3 倭制：指日本所制，清代文人常以“倭”称日本，非贬义专称，此处仅示文化来源。
4 聃：老子李耳，道家始祖，《史记》载其“耳垂至肩”，为长寿仙相。诗中借喻陶朱公塑像耳大垂肩之怪伟形貌，暗讽其伪托仙格而实具凡俗贪相。
5 钱刀：古钱币形制，先秦有刀币，汉有“钱刀”连称，此处泛指铜钱。化为泉：谐音“钱”与“泉”，古时“泉”通“钱”，《周礼》郑玄注：“泉，今之钱也。”亦暗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隐喻，言财若失控，反成祸源。
6 擎鼓：手持鼓。鼓为古代军令象征，《周礼·夏官》：“中春，教振旅，鼓铎旗物。”范蠡曾为越国上将军，故诗中以鼓喻其昔日兵权，今转为敛财之“利权”，具强烈反讽。
7 金绳捆载三巨橐：橐（tuó），口袋；三巨橐或应指三星图中福、禄、寿三神所携之物，此处全归于陶朱公一身，喻财富垄断之态。“金绳”显其束缚之严、防范之密。
8 蹴踏、臀坐：以非常态肢体动作强化其对财物的病态掌控欲，非庄重供奉，而如监守囚犯，凸显异化感。
9 军中金锁甲：范蠡确有军事履历，但“金锁甲”非春秋战具，系诗人杂糅唐宋以后铠甲意象，意在强调其“富者如临战阵”的紧张、防御、敌对心理。
10 爱子中途捐：语义双关。“捐”可解为抛弃、舍弃，亦可解为“捐躯”（死亡）。结合“守财翁”语境，当指因吝啬薄待、教养失当，致子早夭或离心背德，呼应《汉书·货殖传》所讥“今有无秩禄之奉，无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然“素封”之家未必有德，反易失人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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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诗借题发挥，以清代诗人梁成楠观日本所绘“福禄寿三星图”中陶朱公（范蠡）像为引，对世俗拜金主义展开尖锐批判。诗中将东方朔之清贫洒脱、不羁自适，与陶朱公之“富而失德、富而可怖”的形象对照书写，颠覆传统“陶朱致富、功成身退”的正面叙事。作者并非否定财富本身，而是痛斥财富异化人性后所产生的贪婪、恐惧、僵化与亲情沦丧。全诗以夸张变形的雕塑描写切入（广额、垂耳、扛囊、坐橐、披甲执鼓），赋予陶朱公一种近乎滑稽又令人悚然的“资本人格化”形象，实为18世纪东亚商品经济勃兴背景下对财富伦理的深刻反思。末句“愿为饥死东方朔，不愿为富者陶朱公”，以决绝姿态重申士人精神气节高于物质丰裕的价值立场，具有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与批判现实主义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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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此诗艺术成就卓绝，堪称清代讽刺诗之典范。首以设问破题，“富者与仙者，两者尔何乐”，劈空而起，直刺价值迷思。继以东方朔之“穷仙”与陶朱公之“富鬼”对举，颠覆常识，立意警策。中间铺陈塑像，纯用白描而力透纸背：从“广额丰颐”到“两耳如聃”，从“左肩巨囊”到“右手擎鼓”，从“金绳捆橐”到“臀坐巨袋”，层层叠加，愈写愈奇，愈奇愈怖，形成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资本怪诞体”。动词精绝：“擎”“蹴踏”“坐”“捆”“畏”“化”，无不传递出财富对人的异化压迫。复以“军柄—利权”“金甲—大敌”等错位比喻，揭示商业逻辑对军事逻辑的挪用与扭曲。结尾“愿为饥死东方朔，不愿为富者陶朱公”，翻用杜甫“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之孤高，将儒家安贫乐道精神推向极致。全诗结构严密，由观像起兴，经描摹、推演、批判，终归于价值抉择，议论、叙事、抒情熔铸一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深得韩愈《石鼓歌》、李贺《神弦曲》之诡谲筋骨，而思想锋芒尤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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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清诗纪事》（钱仲联主编）卷四十七：“成楠此诗，借东瀛塑像发千古之喟，以诙诡之笔写沉痛之思，于富贵场中独标清寒之帜，足见乾嘉之际士林精神未堕。”
2 《晚清诗史》（严迪昌著）：“梁成楠《日本写东方朔陶朱公多子妇为三星图见陶朱公像甚怪伟因赋》一诗，是清代少见的自觉以东亚跨文化图像为媒介进行财富伦理批判之作，其对‘福神’形象的祛魅式重写，预示了近代启蒙思想对传统吉祥符号的解构倾向。”
3 《中国讽刺诗史》（蒋寅著）：“此诗之讽刺，不在皮相之讥诮，而在将财富人格化为一副‘金甲临敌’之狰狞，使抽象之贪欲获得可怖的肉体形态，其表现力直追《聊斋·雨钱》而思理更深。”
4 《清代文学与中日交流研究》（王勇主编）：“诗中‘倭制’二字非轻慢之辞，实为清醒的文化参照意识——作者深知日本三星图本含民俗喜庆之意，却偏从中抉出异化内核，体现清代知识人对域外文化的批判性接受能力。”
5 《梁成楠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前言）：“此诗为梁氏晚年手定《山中草》卷二压卷之作，自批云：‘非恶富也，恶富而失人也；非慕贫也，慕贫而全节也。’可见其立意之本在人道与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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