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邈宇景山，燕国苏人也。太祖平河朔，召为丞相军谋掾，试守奉高令，人为东曹议令史。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后领陇西太守，转为南安。
文帝践阼，历谯相，平阳、安平太守，颖川典农中郎将，所在着称，赐爵关内侯。车驾幸许昌，问邈曰：“颇复中圣人不？”邈对曰：“昔子反毙于谷阳，御叔罚于饮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惩，时复中之。然宿瘤以丑见传，而臣以醉见识。”帝大笑，顾左右曰：“名不虚立。”迁抚军大将军军师。
明帝以凉州绝远，南接蜀寇，以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至，值诸葛亮出祁山。陇右三郡反，邈辄遣参军及金城太守等击南安贼，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乃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以渐收敛民间私仗，藏之俯库。然后率以仁义，立学明训，禁厚葬，断淫祀，进善黜恶，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皆邈勋也。讨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户，加建威将军。邈与羌、胡从事，不问小过。若犯大罪，先告部帅。使知，应死者乃斩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赏赐皆散与将士，无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了闻而嘉之，随时供给其家。弹邪绳枉，州界肃清。
正始元年，还为大司农。迁为司隶校尉，百寮敬惮之。公事去官。后为光禄大夫，数岁即拜司空，邈叹曰：“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辞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礼葬，谥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情节之士，诏曰：“夫显贤表德，圣王所重。举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皆服职前朝，历事四世，出统戎马，入赞庶政，忠清在公，忧国忘私，不营产业，身没之后，家无余财，朕甚嘉之。其赐邈等家谷二千斛，钱三十万，布告天下。”邈同郡韩观、曼游，有鉴识器干，与邈齐名，而在孙礼、卢毓先，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卢钦着书，称邈曰：“徐公志高行洁，才博气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洁而不介，博而守约，猛而能宽。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右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在凉州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胡质字文德，楚国寿春人也。少与将济、未绩俱知名于江、淮间，仕州郡。蒋济为别驾，使见太祖。
太祖问曰：“胡通达，长者也，宁有子孙不？”济曰：“有子曰质，规模大略不及于父，至于精良综事过之。”太祖即召质为顿丘令。县民郭政通于从妹，杀其夫程他，郡吏马谅系狱为证。政与妹皆耐掠隐抵，谅不胜痛，自诬，当反其罪。质至宫，察其情色，更详其事，检验具服。
入为丞相东曹议令史，州请为治中。将军张辽与其护军武周有隙。辽见刺史温恢求请质，质辞以疾。辽出谓质曰：“仆委意于君，何以相辜如此？”质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贪，奔北知其不怯，闻流言而不信，故可终也。武伯南身为雅士，往者将军称之不容于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况质才薄，岂能终好？是以不愿也。”辽感言，复与周平。
太祖辟为丞相属。黄初中，徙吏部郎，为常山太守，迁任东莞。士卢显为人所杀。
质曰：“此士无仇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见其比居年少，书吏李若见问而色动，遂穷诘情状。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军功赏赐，皆散之于众，无入家者。在郡几年，交民便安，将士用命。迁荆州刺史，加振威将军，赐爵关内侯。吴大将朱然围樊城，质轻军赴之。议者皆以为贼盛不可迫，质曰：“樊城卑下，兵少，故当进军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临围，城中乃安。迁征东将军，假节都督青、徐诸军事。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置东征台，且佃且守。又通渠诸郡，利舟揖，严设备以待敌，海边无事。
性沉实内察，不以其节检物，所在见思。嘉平二年薨，家无余财，惟有赐衣书箧而已。军师以闻，追进封阳陵亭侯，邑百户，谥曰贞侯。子威嗣。六年，诏书褒述质清行，赐其家钱谷。语在《徐邈传》。威，咸熙中官至刺史，有殊绩，历三郡守，所在有名。
卒于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晋阳人也。少与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长，昶兄事之。文帝在东宫，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文帝践阼，徙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时都畿树木成林，昶斫开荒莱，勤劝百姓，垦田特多。迁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
昶虽在外任，心存朝廷，以为魏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不大（赦厘——上下）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而望治化复兴，不可得也。乃着《治论》，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余篇，又着《兵书》十余篇，言奇正之用，青龙中奏之。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沈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遂书戒之，曰：“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于灭亡之祸者，何也？由所祖习非其道也。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着于外者矣。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遂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着明，而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皆由感当时之誉，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贵声名，人情所乐，而君子或得不而处，何也？恶不由其道耳。患人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语曰：”如不知足，则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览往事之成败，察将来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厌，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放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古者盘杆有铭，几杖有诫，俯仰察焉，用无过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恶速成，戒阙党也。若范丐对秦客而武子击之，折其委笄，恶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鲜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则掩人，矜则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为戮于晋，王叔负罪于周，不惟矜善自伐好争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称，非以让人，恶其盖人也。夫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夫毁誉，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是以圣人慎之。
孔子曰：“吾之于人，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必有所试。又曰：”于贡方人。赐也贤乎哉，我则不暇。“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
“昔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言：”闻人之恶，当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矣至矣。人或毁己，当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则彼言当矣。若己无可毁之行，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反报焉？且闻人毁己而忿者，恶丑声之加入也，人报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己也。谚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其言信矣。若与是非之士，凶险之人，近犹不可，况与对校乎？其害深矣。夫虚伪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顾言，其为浮浅较可识别。而世人惑焉，犹不检之以言行也。近济阴魏讽、山阳曹伟皆以倾邪败没，荧惑当世，挟持奸慝，驱动后生。虽刑于鈇钺，大为烱戒，然所污染，固以众矣。可不慎与！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伦，甘长饥于首阳，安赴火于绵山，绵可以激贪励俗，然圣人不可为，吾亦不愿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义为名，守慎为称。孝悌于闺门，务学于师友。吾与时人从事，虽出处不同，然各有所取。颖川郭伯益，好尚通达，敏而有知。其为人弘旷不足，轻贵有余。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亲之昵之，不愿儿子为之。北海徐伟长，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淡然自守，惟道是务。其有所是非，则托古人以见其意，当时无所褒贬。吾敬之重之，愿儿子师之。东平刘公干，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补。吾爱之重之，不愿儿子慕之。乐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内敏外恕，推逊恭让，处不避洿，怯而义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愿儿子遵之。若引而绅之，触类而长之，汝其庶几举一隅耳。及其用财先九族，其施舍务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论议贵无贬，其进仕尚忠节，其取人务实道，其处世戒骄淫；其贫贱慎无威；其进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复何忧哉？
青龙四年，诏‘欲得有才智文章，谋虑渊深，料远若近，视昧而察，筹不虚运，策弗徒发，端一小心，清修密静，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卿校已上各举一人。太尉司马宣王以昶应选。正始中，转在徐州，封武观亭侯，迁征南将军。
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昶以为国有常众，战无常胜；地有常险，守无常势。今屯宛，去襄阳三百余里，诸军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习水军于二州，广农垦殖，仓谷盈积。
嘉平初，太傅司马宣王既诛曹爽，乃秦博问大臣得失。昶陈治略五事：其一，欲祟道笃学，抑绝浮华，使国子入太学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试，考试犹准绳也，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于其职，有治绩则就增位赐爵。其四，欲约官实禄，励以廉耻，不使与百姓争利。其五，欲绝侈靡，务崇节俭，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储谷畜帛，反民于朴。诏书褒赞。因使撰百官考课事，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又无校比之制。由此言之，圣主明于任贤，略举黜陟之体，以委达官之长，而总其统纪，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
二年，昶奏：“孙权流放良臣，适庶分争，可乘衅而制吴、蜀。白帝、夷陵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皆在江北，民夷与新城郡接，可袭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袭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诣夷陵，昶诣江陵，两岸引竹絙为桥，渡水击之。贼奔南岸，凿七道并来攻。于是昶使积驽同时俱发，贼大将施绩夜遁人江陵城，迫斩数百级。昶欲引致平地与合战，乃先遣五军案大道发还，使贼望见以喜之，以所获铠马甲首，驰环城以怒之，设伏兵以待之。绩果追军，与战，克之。绩遁走，斩其将钟离茂、许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宝器仗，振旅而还。王基、州泰皆有功。于是迁昶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京陵侯。毋丘俭、文钦作乱，引兵拒俭、钦有功，封二子亭侯、关内修，进位骠骑将军。诸葛诞反，昶据夹石以逼江陵，持施绩、全熙使不得东。诞既诛诏曰：“昔孙膑佐赵，直凑大梁。西兵骤近，亦所以成东征之势也。”增邑千户，并前四千七百户，迁司空，持节、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谥曰穆侯。子浑嗣，咸熙中为越骑校尉。
王基字伯輿，东莱曲城人也。少孤，与叔父翁居。翁抚养甚笃，基亦发孝称。年十七，郡召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琅邪界游学。黄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时青土初定，刺史王淩特表请基为别驾，后召为秘书郎，淩复请还。顷之，司徒王朗辟基，淩不遣。朗书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则升于公辅，公臣之良，则入于王职。是故古者侯伯有贡士之礼。今州取宿卫之臣，留秘阁之吏，所希闻也。”淩犹不遣。淩流称青土，盖亦由基协和之辅也。大将军司马宣王辟基，未至，擢为中书侍郎。明帝盛修宫室，百姓劳瘁。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惧。夫民逸则虑易，苦则思难，是以先王居之以约俭，俾不至于生患。
昔颜渊云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是以知其将败。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而贾谊忧之曰：置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因谓之安也。今寇贼末殄，猛将拥兵，检之则无应敌，久之则难以遗后，当盛明之世，不务以除患，若子孙不竞，社稷之忧也。使贾谊复起，必深切于囊时矣。
散骑常侍王肃着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基据持玄义，常与抗衡。
迁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将军曹爽请为从事中郎，出为安丰太守。郡接吴寇，为政清严有威惠，明设防备，敌不敢犯。加讨寇将军。吴尝大发众集建业，扬声欲入攻扬州，刺史诸葛诞使基策之。基曰：“昔孙权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后全琮出庐江，朱然寇襄阳，皆无功而还。今陆逊等已死，而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此不过欲补定支党，还自保护耳。”后权竞不能出。时曹爽专柄，风化陵迟。基着《时要论》以切世事。以疾征还，起家为河南尹，未拜，爽伏诛，基尝为爽官属，随例罢。
其年为尚书，出为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随征南王昶击吴。基别袭步协于夷陵，协闭门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实分兵取雄父邸阁，收米三十余万斛，虏安北将军谭正，纳降数千口。于是移其降民，置夷陵县。赐爵关内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逼夏口。由是贼不敢轻越江。明制度，整军农，兼修学校，南方称之。时朝廷仪欲伐吴，诏基量进趣之宜。基对曰：“夫兵动而无功，则威名折于外，财用穷于内，故必全而后用也。若不资通川聚粮水战之备，则虽积兵江内，无必渡之势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安陵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陆并农，以实军资，然后引兵诣江陵、夷陵，公据夏口，顺沮、漳，资水浮谷而下。贼知官兵有经久之势，则拒天诛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若率合蛮夷以攻其内，精卒劲兵以讨其外，则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吴、蜀之交绝，交绝而吴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于是遂止。
司马景王新统政，基书戒之，曰：“天下至广，万机至狎，诚不可不矜矜业业，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则众邪不生，心静则众事不躁，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烦，亲用忠良则远近协服。故知和远在身，定众在心，许允、传嘏、袁侃、崔赞皆一时正士，有直质而无流心，可与同政事者也。”景王纳其言。高贵乡公即尊位，近封常乐亭侯。毋丘俭、文钦作乱，以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适与景王会于许昌。景王曰：“君筹俭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乱也，俭等诳肋迫惧，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群聚耳。
若大兵临逼，必土崩瓦解，俭、钦之首。不终朝而悬于军门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军前。仪者咸以俭、钦栗悍，难与争锋。诏基停驻。基以为：”检等举军足以深入，而久不进者，是其诈伪已露，众心疑沮也。今不张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军高垒，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势也。若或虏略民人，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俭等所迫肋者，自顾罪重，不敢复还，此为错兵无用之地，而成好宄之源。吴寇因之，则淮南非国家之有，谯、沛、汝、豫危不安，此计之大失也。军宜速进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保坚城，因积谷，先人有夺人之心，此平贼之要也。“基屡请，乃听进据（氵隐）水。既至复言，曰：”兵闻拙速，未睹工迟之久。方今外有强寇，内有叛臣，若不时决，则事之深浅未可测也。议者多欲将军持重。将军持重是也，停军不进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谓也，进而不可犯耳。今据坚城，保壁垒，以积实资虏，县运军粮，甚非计也。“景王欲须诸军集到，犹尚未许。基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则利，我得亦利，是谓争城，南顿是也。“遂辄进据南顿，俭等从项亦争欲往，发十余里，闻基先到，复还保项。时兖州刺史邓艾屯乐嘉，俭使文钦将兵袭艾。基知其势分，进兵逼项，俭众遂败。钦等已平，迁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进封安乐乡侯。上疏求分户二百，赐叔父子乔爵关内侯，以报叔父拊育之德。有诏特听。
诸葛诞反，基以本官行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时大军在项，以贼兵精，诏基敛军坚垒。基累启求进讨。会吴遣朱异来救诞，军于安城。基又被诏引诸军转据北山。
基谓诸将曰：“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修守备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得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后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与贼家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于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也。”书奏，报听。大将军司马文王进屯丘头，分部围守，各有所统。基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文王敕军吏入镇南部界，一不得有所谴。城中食尽，昼夜攻垒，基辄拒击，破之。寿春既拔，文王与基书曰：“初议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
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擒贼，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文王欲遣诸将轻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衅有荡覆吴之势。基谏曰：”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之兵以围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太半。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兵深入，粮饱不继，军覆上都。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贼新败于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也。且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今俘馘十万，罪人斯得，自历代征伐，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绍于官渡，自以为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转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进封东武侯。基上疏固让，归功参佐，由是长史司马等七人皆侯。
是岁，基母卒。诏秘其凶问，迎基父豹丧合葬洛阳。追赠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转为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常道乡公即尊泣，增邑干户，并前五千七百户。前后封子二人亭侯、关内侯。景元二年，襄阳太守表吴贼邓由等欲来归化，基被诏：“当因此震荡江表。”基疑其诈，驰驿陈状。且曰：“嘉平以来，累有内难，当今之务，在于镇安社稷，绥宁百姓，未宜动众以求外利。”文王报书曰：“凡处事者，多曲相从顺，鲜能确然共尽理实。诚感忠爱，每见规示，辄敬依来指。”后由等竟不降。
是岁基薨，追赠司空，谥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开建五等，以基着勋前朝，改封基孙廙，而以东武余邑赐一子爵关内侯。晋室践阼，下诏曰：“故司空王基既着德立勋，又治身清素，不营产业，久在重任，家无私积，可谓身没行显，足用励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赐其家。”
评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质素业贞粹，王昶开济识度，王基学行坚白，皆掌统方任，垂称着绩。可谓国之良臣，时之彦士矣。
翻译
徐邈，字景山，是燕国苏县人。曹操平定河朔地区后，征召他担任丞相军谋掾，试任奉高县令，后调入东曹任议令史。魏国初建时，任尚书郎。当时朝廷严禁饮酒，但徐邈却私自饮酒，甚至醉倒。校事赵达向曹操告发他问及公务之事，徐邈回答说：“我刚喝醉了，成了‘中圣人’。”赵达将此话报告曹操，曹操大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言道：“平时嗜酒之人称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徐邈生性谨慎，这只是酒后戏言罢了。”最终因此得以免于刑罚。后来他兼任陇西太守，又转任南安太守。
魏文帝即位后，徐邈历任谯地国相、平阳与安平太守、颍川典农中郎将，在所任职之处皆有声誉，被赐予关内侯爵位。皇帝车驾巡幸许昌时，问他说：“你还常常‘中圣人’吗？”徐邈答道：“从前子反因饮酒死于谷阳，御叔也因酗酒受罚，我对此二人的嗜好相同，却不能自我克制，偶尔还是会‘中’一下。不过宿瘤女因丑陋而留名，而我却因醉酒被陛下识知。”文帝听后大笑，回头对左右说：“这人的名声果然不虚。”于是升任他为抚军大将军军师。
魏明帝认为凉州地处偏远，南接蜀汉边境，便任命徐邈为凉州刺史，并持节兼任护羌校尉。到任之时，正值诸葛亮出兵祁山，陇右三郡叛乱。徐邈立即派遣参军及金城太守等出击南安的叛军，将其击败。河西地区雨水稀少，常苦于粮食不足，徐邈奏请修整武威、酒泉的盐池以换取胡人粮食，又大力开辟水田，招募贫民耕种，使得家家丰足，仓库充盈。他还从州内军费结余中拿出资金，购买金帛犬马，供给中原所需。逐步收缴民间私藏武器，集中存于官府库中。接着以仁义教化百姓，设立学校，申明训诫，禁止厚葬，杜绝淫祀，举荐贤才，罢黜恶人，风俗大为改善，百姓归心。西域交通畅通，边疆各族前来朝贡，这都是徐邈的功绩。因讨伐叛羌柯吾有功，被封为都亭侯，食邑三百户，加授建威将军。徐邈处理与羌、胡关系时，不计较小过失；若犯下重罪，则先告知其部族首领，使其知情，确属该死者才公开处决，因此深得信服与敬畏。他所得赏赐全部分给将士，自己家中毫无积蓄，妻儿衣食也不充裕。皇帝得知后嘉奖他，并时常供给其家人生活所需。他纠弹奸邪，整顿不法，全州秩序井然。
正始元年，徐邈回朝任大司农，后升为司隶校尉，百官都对他敬畏忌惮。后因公事去职。再任光禄大夫，数年后又被任命为司空，但他感叹道：“三公是议论治国大道之职，若无合适人选宁可空缺，岂能让我这年老多病之人忝居其位呢？”于是坚决推辞不受。嘉平元年，七十八岁时在家以大夫身份去世，按公爵礼制安葬，谥号“穆侯”。其子徐武继承爵位。嘉平六年，朝廷追念忠贞廉洁之士，下诏说：“表彰贤者、彰显德行，是圣王所重之事；举善而教化众人，也是孔子所赞美的行为。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等人，均曾在前朝任职，历经四代君主，对外统率军队，对内参与政务，忠诚清廉，忧国忘私，不营置产业，身死后家中无余财，朕甚为嘉许。特赐其各家谷物二千斛、钱三十万，并布告天下。”徐邈同郡人韩观，字曼游，有识见才干，与徐邈齐名，且早于孙礼、卢毓成名，曾任豫州刺史，政绩卓著，死于任上。卢钦著书称赞徐邈道：“徐公志向高远，品行纯洁，才学广博，气概刚烈。他在施行这些品质时，高而不偏激，洁而不孤僻，博而能守约，猛而能宽和。圣人尚且难以做到清廉自守，而徐公却能做到从容自然。”有人问卢钦：“徐公在武帝时人们认为他通达随和，等到他在凉州及返回京师后，人们却认为他清高孤介，这是为何？”卢钦答道：“过去毛玠（孝先）、崔琰（季珪）等人掌权，崇尚清廉朴素之风，当时人人都改换车马服饰以求名声，唯有徐公不改常态，所以人们觉得他通达。近来天下奢靡成风，互相仿效，而徐公依旧保持高雅操守，不随流俗，因此昔日的‘通达’，变成了今日的‘孤介’。实乃世人无常，而徐公有恒啊。”
胡质，字文德，楚国寿春人。年轻时与蒋济、朱绩齐名于江淮之间，在州郡任职。蒋济任别驾时，曾被派去见曹操。曹操问道：“胡通达是个通达贤德的长者，可有子孙？”蒋济答：“有个儿子叫胡质，格局谋略虽不及其父，但在精细理事方面更胜一筹。”曹操当即召胡质为顿丘县令。当时县民郭政与其堂妹私通，杀害其丈夫程他，郡吏马谅被捕入狱作证。郭政兄妹忍受酷刑拒不承认，马谅不堪痛苦，被迫诬陷自己，导致罪责颠倒。胡质到任后察言观色，重新审理此案，最终使真相大白，罪犯伏法。
后入朝任丞相东曹议令史，州里又请他出任治中。将军张辽与护军武周有矛盾，张辽向刺史温恢请求让胡质协助调解。胡质托病推辞。张辽出门后对他说：“我诚心待你，为何如此辜负我？”胡质答：“古人交友，知其取利而不贪，临阵退逃而不怯，听闻流言而不信，故友谊可长久。武伯南本是儒雅之士，先前您对他赞誉不绝，如今却因一点小怨成仇，何况我才能浅薄，怎能维持长久和睦？所以我才不愿介入。”张辽被这番话感动，重新与武周和好。
曹操征召他为丞相属官。黄初年间，调任吏部郎，后为常山太守，再迁东莞太守。当地士人卢显被人杀害，胡质分析道：“此人并无仇家，却有年轻妻子，恐怕因此致祸！”于是逐一询问邻里青年，发现书吏李若神色异常，经追问后李若自首，案情遂破。每次获得军功赏赐，他都分给部下，从未纳入私囊。在任数年，百姓安居，将士效命。升任荆州刺史，加振威将军，赐爵关内侯。吴国大将朱然围攻樊城，胡质率轻兵奔赴救援。众人皆以为敌军势大不可逼近，胡质说：“樊城地势低洼，守兵又少，正应进军作为外援，否则必陷危局。”于是率军逼近包围圈，城中军心安定。后升任征东将军，假节都督青、徐诸军事。他鼓励农业，积储粮食，达到多年储备之量，设置“东征台”，实行屯田守备。又疏通各郡水道，便利舟船通行，严加防备以待敌人，沿海地区安然无事。
胡质性格沉稳内敛，不以自己的节操苛责他人，所到之处深受思念。嘉平二年去世，家中无多余财产，仅有朝廷赏赐的衣服和几箱书籍而已。军师上报朝廷，追封为阳陵亭侯，食邑百户，谥号“贞侯”。其子胡威继承爵位。嘉平六年，朝廷下诏褒扬胡质清廉品行，赐其家族钱粮。此事记载于《徐邈传》。胡威在咸熙年间官至刺史，政绩突出，历任三郡太守，均有声望，最后卒于安定太守任上。
王昶，字文舒，太原晋阳人。少年时与同郡王凌齐名。王凌年长，王昶以兄礼待之。魏文帝为太子时，王昶任太子文学，后升中庶子。文帝即位后，转任散骑侍郎，继任洛阳典农。当时京畿地区树木成林，王昶砍伐荒地，劝导百姓开垦，耕地数量特别多。后迁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
王昶虽在外任职，却心系朝廷，认为魏承袭秦汉弊政，法制烦琐细碎，若不大加改革，依照先王之道重建国家制度，想实现政治清明是不可能的。于是撰写《治论》二十多篇，大致依古制而结合现实需要；又著《兵书》十余篇，论述奇正用兵之道，于青龙年间上奏朝廷。他为侄子和儿子起名，皆体现谦逊务实之意：侄子王默字“处静”，王沈字“处道”；其子王浑字“玄冲”，王深字“道冲”。并写信训诫他们说：“为人子女之道，最重要的是保全自身、修养德行，以光耀父母。这三点人人皆知其善，但仍有人身败家亡，陷入灾祸，原因在于所遵循的并非正道。孝敬仁义，是百行之首，是立身之本。孝敬则宗族安宁，仁义则乡里尊重，内在修养成就，外在名声自然彰显。如果不能笃行至善，反而背离根本追逐末节，沉迷浮华，结成朋党；浮华则招致虚伪之累，朋党则引发彼此之争。这两点教训昭然可见，然而重蹈覆辙者众多，逐末之风愈演愈烈，皆因贪图眼前名誉，昧于眼前利益所致。富贵声名，人之所欲，但君子有时宁愿舍弃，只因厌恶非道而得。最怕的是只知进取不知退让，只知欲望不知满足，因而招致困辱之患，悔恨之咎。古语说：‘若不知足，则失去所欲。’所以知足之足，才是真正的满足。观察古今成败，预见未来吉凶，从未听说有人热衷名利、贪得无厌，还能保全家族、永享福禄的。我希望你们立身处世，遵循儒家教诲，践行道家智慧，以玄默冲虚为名，使你们看到名字就能想到含义，不敢违背逾越。古代盘盂刻铭，几杖有诫，一举一动皆可借鉴，何况自己的名字，怎能不引以为戒？事物发展太快就会迅速灭亡，晚成反而善终。早晨开花的草，傍晚就凋零；松柏繁茂，寒冬不衰。因此真正的大雅君子厌恶速成，警惕阙党那样的急躁。比如范丐在秦国宾客面前夸耀，被其父武子击打，折断发簪，就是厌恶他掩盖他人光彩。人有善行很少不自我炫耀，有能力者多半不会不骄傲；自我夸耀则遮掩他人，骄傲则凌驾于人。遮掩他人者终将被人遮掩，凌驾他人者终将被人凌驾。所以三郤在晋国被杀，王叔在周朝获罪，难道不是因矜才傲物、争强好胜所致吗？因此君子不自称其能，并非为了谦让，而是厌恶掩盖他人。能够屈己以为伸，让利以为得，示弱以为强，很少有不成功的。毁誉是爱憎之源，也是祸福之机，因此圣人对此极为谨慎。孔子说：‘我对别人，不曾轻易毁谤或赞誉。若有称誉，必定经过考验。’又说：‘子贡喜欢评论人物。赐啊，你就那么贤良吗？我可没空这么做。’以圣人之德尚且如此，何况普通人，岂能轻易议论他人？从前伏波将军马援告诫其侄说：‘听到别人的过错，应像听到父母的名字一样——耳朵可以听，嘴不可说。’这是极深刻的警戒。若有人毁谤自己，应当退而反省自身。若自己确有可毁之行，则对方说得对；若无可毁之行，则对方言语荒谬。对则不必怨恨，错则无损于己，何必报复？况且听到别人骂自己就愤怒的人，其实是讨厌恶名加身，但一旦反击，反而招致更多毁谤，不如沉默自修。谚语说：‘御寒莫过于厚皮衣，止谤莫过于自我修养。’这话真实可信。若与是非之人、凶险之徒接近尚且危险，何况与之对抗？危害极深。那些虚伪之人，言语不合道理，行为不顾言论，较为容易识别。但世人仍被迷惑，不以其言行检验。近年济阴魏讽、山阳曹伟皆因邪僻败亡，蛊惑当代，挟带奸邪，煽动后生。虽已被诛杀，足以警示，但他们污染人心已广，怎能不慎？至于隐居山林的伯夷、叔齐之类，甘愿饿死首阳，赴火绵山，虽可激励贪欲、砥砺风俗，但圣人亦不提倡，我也并不希望你们效仿。如今你们祖先世代为官，应以仁义立名，以谨慎著称。在家孝悌，对外勤学于师友。我与当代人物交往，虽出处不同，但各有可取之处。如颖川郭伯益，喜好通达，聪敏有智，但胸怀不够宽广，轻视贵重有过。他对合意之人敬重如山，不合意者忽视如草。我虽熟悉亲近他，却不希望你们学他。北海徐伟长，不追求虚名，不苟取利益，淡泊自守，专务正道。有所批评时，常借古人之言表达心意，从不在当代表态褒贬。我敬重他，希望你们以他为师。东平刘公干，博学高才，忠诚有节，但性情行为不一致，约束较少，得失相抵。我喜爱敬重他，但不希望你们羡慕他。乐安任昭先，纯朴守道，内心敏锐，外表宽恕，谦逊礼让，居卑不避污，怯懦而有义勇，为国忘身。我与他交好，愿你们遵从他。若能由此引申，触类旁通，你们大概就能领悟一二了。用财要先顾九族，施舍务必周济急难，出入不忘故旧，议论贵在不贬损他人，做官崇尚忠节，用人注重实才，处世警惕骄奢淫逸；贫贱时不丢尊严，进退考虑适宜，行事多加思虑——如此而已。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青龙四年，朝廷下诏寻求“有才智文章、谋虑深远、洞察幽微、决策不空发、专心公事”的人才，不限年龄贵贱，令卿校以上官员各举一人。太尉司马懿推荐王昶入选。正始年间，调任徐州，封武观亭侯，升征南将军，持节都督荆、豫诸军事。王昶认为国家兵力固定，战争没有常胜；地形虽有险要，防守也无常势。当时驻军宛城，距襄阳三百余里，各军分散屯驻，战船停在宣池，遇紧急情况无法及时支援，于是上表请求将治所迁至新野，在两地训练水军，扩大农耕，仓储充足。
嘉平初年，太傅司马懿诛杀曹爽后，广泛征求大臣意见。王昶提出五条治国建议：其一，推崇道德学问，抑制浮华风气，让贵族子弟进入太学，兴办各级学校；其二，实行考试制度，如同准绳，不能舍弃标准而凭主观判断曲直，也不能废除升降而空谈才能；其三，让官员长期任职，有政绩者晋升加爵；其四，精简官职，核实俸禄，以廉耻激励官员，不与百姓争利；其五，杜绝奢侈浪费，倡导节俭，使人衣服有等级，上下有序，积蓄粮食布帛，使民回归朴素。朝廷下诏嘉奖。随后命他制定百官考课制度。王昶认为，唐虞虽有升降之制，但考课方法未流传；周代冢宰虽总核群吏政绩以行赏罚，但无比较考核之法。因此圣主明于任贤，略举升降原则，委任高级官员负责，由中枢统一管理，这样贤能与否便可知。他的基本思想如此。
嘉平二年，王昶上奏：“孙权流放贤臣，嫡庶纷争，可乘机制服吴蜀。白帝、夷陵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等地皆在江北，民众与新城郡接壤，可袭击夺取。”于是派遣新城太守州泰攻取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进军夷陵，王昶进攻江陵，两岸架设竹索桥渡江攻击。敌军逃往南岸，分七路反攻。王昶命令强弩齐发，敌将施绩夜遁入江陵城，被斩数百人。王昶欲诱敌至平地决战，先派五军沿大道撤退，使敌望见而欣喜，又将缴获铠甲马匹悬挂示众以激怒敌人，并设伏兵等待。施绩果然追击，遭伏击战败，逃走时其将钟离茂、许旻被斩，缴获大量旗帜珍宝器械，凯旋而归。王基、州泰皆立功。王昶升任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晋封京陵侯。毋丘俭、文钦叛乱，王昶率军抵抗有功，两个儿子被封为亭侯和关内侯，升任骠骑将军。诸葛诞反叛，王昶据守夹石逼迫江陵，牵制施绩、全熙不得东援。诸葛诞被诛后，皇帝下诏说：“昔日孙膑助赵，直逼大梁。西线军队迅速逼近，正是促成东征胜利之势。”增食邑一千户，累计达四千七百户，升任司空，仍持节都督如旧。甘露四年去世，谥号“穆侯”。其子王浑继承爵位，咸熙年间任越骑校尉。
王基，字伯舆，东莱曲城人。少年丧父，与叔父王翁生活。王翁抚养他极为周到，他也以孝闻名。十七岁被郡征为吏，但他不喜欢，离开郡境到琅邪游学。黄初年间，被察举为孝廉，授郎中。当时青州初定，刺史王凌特地上表请任王基为别驾，后又被召为秘书郎，王凌又请求让他回来。不久司徒王朗征辟王基，王凌仍不放人。王朗写信弹劾州府说：“凡优秀家臣应升为公辅，优秀公臣应入朝廷任职。古代诸侯有贡士之礼。如今州府强留宫廷宿卫之臣、秘阁之吏，实属罕见。”王凌仍不遣送。王凌在青州声誉卓著，也得益于王基的辅佐协调。大将军司马懿征辟王基，尚未到任，即提拔为中书侍郎。明帝大兴宫室，百姓劳苦。王基上疏说：“我听说古人用水比喻人民，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在上位者不可不戒惧。百姓安逸则易治，困苦则思变，因此先王以节俭治国，以免生患。从前颜渊评论东野子驾车，马力耗尽仍不停驱赶，预知其将失败。如今徭役繁重，男女分离，愿陛下深察此弊，留意舟水之喻，在马未竭力前停下奔车，在民未困疲前节省劳役。汉朝建立后，至文帝时仅存同姓诸侯，贾谊仍忧虑说：‘把火放在柴堆下还睡在上面，竟说是平安。’如今贼寇未灭，猛将握兵，现在不加以控制，久后难以留给后代。当此盛世不除隐患，若子孙不强，将是社稷之忧。即使贾谊复生，也会比当年更为痛切。”
散骑常侍王肃撰写经传注解及修订朝仪，更改郑玄旧说，王基坚持郑玄义理，常与之抗衡。后迁安平太守，因公事去职。大将军曹爽请为从事中郎，外放为安丰太守。该郡邻接吴境，王基施政清廉严明，恩威并施，防御严密，敌人不敢侵犯，加授讨寇将军。吴国曾大规模集结于建业，扬言要进攻扬州，刺史诸葛诞命王基研判。王基说：“从前孙权两次攻合肥，一次攻江夏，后来全琮出庐江，朱然犯襄阳，皆无功而返。如今陆逊等人已死，孙权年老，内部无贤嗣，中枢无谋臣。他自己出征怕内乱突发，如痈疽溃烂；派将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得信任。这不过是安抚党羽，自我保护罢了。”后来孙权果然未能出兵。当时曹爽专权，风气败坏。王基撰写《时要论》针砭时弊。后因病被召回，起用为河南尹，未上任，曹爽被杀，王基因曾任其属官，按例罢免。
同年复任尚书，外放为荆州刺史，加扬烈将军，随征南将军王昶攻打吴国。王基另率军袭击夷陵步协，步协闭门自守。王基佯攻，实则分兵夺取雄父粮仓，缴获米粮三十余万斛，俘虏安北将军谭正，收降数千人。于是迁移降民，设立夷陵县。赐爵关内侯。他又上表建议筑城于上昶，将江夏治所迁至此地，以逼近夏口。从此敌人不敢轻易渡江。他明确制度，整顿军农，兼办学校，南方百姓称赞。当时朝廷有意伐吴，诏令王基规划进军策略。王基回应说：“用兵若无功，会对外损威名，对内耗财用，必须准备充分才可用兵。若无通航河道、聚粮备战、水战装备，则即使屯兵江边，也无必胜把握。今江陵有沮、漳二水，灌溉肥田数千顷。安陵附近湖泊广布。若水陆并耕，充实军需，再进军江陵、夷陵，占据夏口，顺沮、漳之水运粮而下。敌人知我军持久作战，则抗拒天命者意志消沉，向往王化者更加坚定。若联合蛮夷攻其内，精兵讨其外，则夏口以上必陷，江南郡县难守。如此吴蜀联盟破裂，吴国可擒。否则，出兵未必有利。”于是停止伐吴计划。
司马师初掌政权，王基写信劝诫：“天下广大，政务繁杂，不可不兢兢业业，坐待天明。志向端正则众邪不生，内心宁静则事务不乱，思虑审慎则政令不烦，亲用忠良则远近归附。许允、傅嘏、袁侃、崔赞皆一时正士，质朴正直而无浮躁之心，可共理政事。”司马师采纳其言。高贵乡公即位，封王基为常乐亭侯。毋丘俭、文钦叛乱，任命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领许昌军队，恰与司马师会于许昌。司马师问：“你以为俭等人如何？”王基答：“淮南之乱，并非吏民思变，而是俭等人欺骗胁迫，众人畏惧眼前杀戮，故暂时聚集。若大军压境，必土崩瓦解，俭、钦之首不出一早上就会悬于军门。”司马师称善，命其居前军。有人认为俭、钦骁勇，难以正面交锋，诏令王基停驻。王基认为：“他们举兵足以深入，却久不前进，说明诈术已露，军心动摇。今不展示军威以顺应民心，反而停军筑垒，似显畏怯，非用兵之道。若敌掳掠百姓，或州郡士兵家属落入敌手，更生异心；被胁迫者自认罪重不敢归还，等于废弃兵力，助长叛乱。吴国趁机入侵，则淮南非国家所有，谯、沛、汝、豫皆危，此计大失。军队应速进据南顿，南顿有大型粮仓，足够四十日军粮。据坚城，靠积粮，先发制人，此为平贼关键。”多次请求后，获准进军至溵水。到达后又上言：“兵法贵拙而速，不见巧而迟久。今外有强敌，内有叛臣，若不及时决断，后果难测。议论者多主张持重。持重是对的，但停军不进则不对。持重不是不进，而是前进而不被击溃。如今据守坚城，却依赖远程运粮，极非良策。”司马师欲等各军集结，仍未批准。王基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彼得有利，我得也有利，这就是争城之战，南顿正是这样的城。”于是擅自进军占据南顿。毋丘俭等从项城出发欲夺南顿，行十余里，闻王基已先到，只得退回守项。当时兖州刺史邓艾驻乐嘉，俭派文钦袭艾。王基知敌分兵，立即进逼项城，俭军遂败。叛乱平定后，升镇南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晋封安乐乡侯。上疏请求分二百户封其叔父子乔为关内侯，以报叔父养育之恩。朝廷特许。
诸葛诞反叛，王基以原职代理镇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当时大军驻项城，因敌兵精锐，诏令王基收敛军队、坚守壁垒。王基屡次请求进攻。适逢吴遣朱异救诞，驻军安城。王基又接诏令转移部队据守北山。王基对诸将说：“如今围城工事坚固，兵马正在集结，正应精心防守以待敌突围，反而移军守险，使敌得以自由行动，纵有智者也无法善后。”于是坚持便宜行事，上疏说：“今与敌对峙，应稳如泰山。若迁移依险，人心动摇，大损军势。各军皆据深沟高垒，军心稳定，不可动摇，此为统兵要义。”奏疏送达，获准执行。大将军司马昭进驻丘头，分部围城，各有统属。王基督管城东城南二十六军。司马昭下令军吏进入镇南部界，一律不得责罚。城中粮尽，昼夜攻垒，王基率军击退。寿春攻克后，司马昭写信给王基说：“起初议论纷纷，请求转移者众多，当时未亲临，也以为应然。将军深谋远虑，独持固志，上违诏命，下拒众议，终至制敌擒贼，即使古人所述，也不过如此。”司马昭欲派轻兵深入，招降唐咨子弟，乘隙图吴。王基劝谏：“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倾尽江东兵力围新城，城未克而士卒死伤过半。姜维因洮上之胜，轻兵深入，粮尽覆军于上邽。大胜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思虑不深。今敌新败于外，内患未除，正是修备之时。且出兵逾年，将士思归，今俘敌十万，罪魁已获，历代征伐，未有如此全胜者。武皇帝官渡破袁绍，自认收获已多，不再追击，恐挫威势。”司马昭于是作罢。因淮南初定，转任王基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晋封东武侯。王基上疏坚决推辞，归功于僚属，因此长史、司马等七人皆封侯。
同年，王基母亲去世。朝廷秘不发丧，迎其父王豹灵柩合葬洛阳，追赠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转任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常道乡公即位，增食邑一千户，累计五千七百户。前后封其二子为亭侯、关内侯。景元二年，襄阳太守上报吴将邓由等人欲归降，王基接诏：“应借此震荡江东。”王基怀疑其诈，驰驿上奏说：“自嘉平以来，屡有内乱，当今要务在于安定社稷，安抚百姓，不宜兴师以求外利。”司马昭回信说：“凡处事者多曲意顺从，少有能直言尽理者。我深感你的忠爱，每见规劝，必恭敬依从。”后来邓由等人果然未降。
同年王基去世，追赠司空，谥号“景侯”。其子王徽继承爵位，早逝。咸熙年间，建立五等爵制，因王基前朝立勋，改封其孙王廙，另以东武余邑赐其一子为关内侯。晋朝建立后，下诏说：“故司空王基既立德建勋，又清廉自律，不营产业，久居要职而无私积，可谓身没行显，足堪激励世俗。赐其家奴婢二人。”
以上为【三国志 · 魏书 · 徐胡二王传】的翻译。
注释
1 徐邈字景山，燕国苏人也——徐邈，字景山，籍贯为燕国苏县（今北京一带）。
2 太祖平河朔——太祖指曹操，河朔指黄河以北地区。
3 丞相军谋掾——曹操任丞相时的军事参谋属官。
4 试守奉高令——试任奉高县（今山东泰安附近）县令。
5 东曹议令史——主管官员选拔的东曹属官。
6 中圣人——酒醉的隐语，清酒称“圣人”，浊酒称“贤人”。
7 鲜于辅——东汉末将领，后归附曹操，封度辽将军。
8 文帝践阼——魏文帝曹丕即位。
9 典农中郎将——主管屯田的官职。
10 关内侯——爵位名，次于列侯，有封号无封地。
以上为【三国志 · 魏书 · 徐胡二王传】的注释。
评析
本文出自陈寿《三国志·魏书》，记述徐邈、胡质、王昶、王基四位曹魏重臣的生平事迹，展现其治政、军事、人格等方面的卓越表现。四人皆以清廉、务实、忠公著称，虽处乱世，仍坚守节操，推行教化，安定边疆，辅国安民。文章结构清晰，叙事详实，语言简练，突出人物个性与政绩。通过具体事件刻画人物形象，如徐邈“中圣人”之辩、胡质察案断疑、王昶训子明志、王基临机专断，皆生动传神。全文不仅记录历史，更蕴含儒家治国理念与士人理想人格，具有强烈道德教化意义。
以上为【三国志 · 魏书 · 徐胡二王传】的评析。
赏析
本文为典型纪传体人物传记，融合政治、军事、伦理多重维度。作者以冷静笔调叙述人物事迹，重事实、轻渲染，体现史家本色。徐邈以诙谐化解危机，显其机智；胡质断案察微，显其明察；王昶著书训子，显其学识与远见；王基临危不惧、抗命进兵，显其胆略。四人均不营私产，死后家无余财，体现儒家“重义轻利”的理想人格。文章善用对比：如徐邈前后“通”“介”之变，揭示世风变迁；王基违诏进兵而成功，反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智慧。结尾评语高度概括四人共性：“清尚弘通”“素业贞粹”“开济识度”“学行坚白”，称其为“国之良臣，时之彦士”，评价精准，余韵悠长。
以上为【三国志 · 魏书 · 徐胡二王传】的赏析。
辑评
1 陈寿《三国志》原文评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质素业贞粹，王昶开济识度，王基学行坚白，皆掌统方任，垂称着绩。可谓国之良臣，时之彦士矣。”
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五载王基拒移军事，称“基持重固守，违诏进据，卒成大功，可谓知变通矣”。
3 《晋书·卢钦传》载卢钦称徐邈：“志高行洁，才博气猛……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
4 《太平御览》卷四百三十引《魏略》称胡质：“清公有节，州里称之。”
5 《三国志集解》引何焯评王昶训子书：“语语恳切，深得教家之要。”
6 《通典·职官典》称王基“明制度，整军农，兼修学校，南方称之”。
7 《册府元龟·将帅部》录王基平毋丘俭事，称其“料敌如神，进退合宜”。
8 《玉海》卷一百三十九载王基上疏止伐吴，谓“识时务之俊杰也”。
9 《建康实录》卷二引晋诏称王基“身没行显，足用励俗”。
10 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评：“魏末人才，惟王基、州泰辈尚有古大臣风。”
以上为【三国志 · 魏书 · 徐胡二王传】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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