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毗字佐治，颖川阳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陇西东迁。毗随兄评从袁绍。太祖为司空，辟毗，毗不得应命。及袁尚攻兄谭于平原，谭使毗诣太祖求和。太祖将征荆州，次于西平。毗见太祖致谭意，太祖大悦。后数日，更欲先平荆州，使谭、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变，以语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谓毗曰：“谭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对曰：“明公无问信与诈也，直当论其势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谓他人能间其间，乃谓天下可定于己也。今一旦求救于明公，此可知也。显甫见显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败于外，谋臣诛于内，兄弟谗阋，国分为二，连年战伐，而介胄生虮虱，加以旱蝗，饥谨并臻，国无囷仓，行无裹粮，天灾应于上，人事困于下，民无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时也。兵法称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邺，尚不还救，即不能自守。还救，即谭踵其后。以明公之威，应困穷之敌，击疲弊之寇，无异迅风之振秋叶矣。天以袁尚与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丰乐，国未有衅。仲虺有言‘取乱侮亡。’方今二袁不务远略而内相图，可谓乱矣。居者无食，行者无粮，可谓亡矣。朝不谋夕，民命靡继，而不绥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请救而抚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干河北；河北平，则六军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许谭平，次于黎阳。明年攻邺，克之，表毗为议郎。久之，太祖遣都护曹洪平下辩，使毗与曹休参之，令曰：“昔高祖贪财好色，而良、平匡其过失。今佐治、文烈忧不轻矣。”军还，为丞相长史。
文帝践阼，迁侍中。赐爵关内侯。时议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至于汤、武，以战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时”，《左氏传》曰：“夏数为得天正，何必期于相反。帝善而从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
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计安出？”帝曰：“卿谓我徙之非邪？”毗曰：“诚以为非也。”帝曰：“吾不与卿共议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厕之谋议之官，安得不与臣议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虑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随而引其裾，帝遂奋衣不还，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帘遂徙其半。尝从帝射雉，帝曰：“射雉乐哉！”毗曰：“于陛下甚乐，而于群下甚苦。”帝默然，后遂为之稀出。
上军大将军曹真征朱然于江陵，毗行军师。还，封广平亭侯。帝欲大兴军征吴，毗谏曰：“吴、楚之民，险而难御，道隆后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内，夫不宾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称帝，子阳僭号，历年未几，或臣或诛。何则，违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无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夫庙算而后出军，犹临事而惧，况今庙算有阙而欲用之，臣诚未见其利也。先帝屡起锐师，临江而旋。今六军不增于故，而复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计，莫若修范蠢之养民，法管仲之寄政，则充国之屯田，明仲尼之怀远；十年之中，强壮末老，童龀胜战，兆民知义，将士思奋，然后用之，则役不再举矣。”帝曰：“如卿意，更当以虏遗子孙邪？”毗对曰：“昔周文王以纣遗武王，唯知时也。苟时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吴，至江而还。
明帝即位，进封颖乡侯，邑三百户。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与往来。毗子敞谏曰：“今刘、孙用事，众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尘。不然必有谤言。”毗正色曰：“主上虽未称聪明，不为暗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刘、孙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为公而毁其高节者邪？”冗从仆射毕轨表言：“尚书仆射王思精勤旧吏，忠亮计略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访放、资，放、资对曰：“陛下用思者，诚欲取其效力，不贵虚名也。
毗实亮直，然性刚而专，圣虑所当深察也。“遂不用。出为卫尉。
帝方修殿舍，百姓劳役。毗上疏曰：“窃闻诸葛亮讲武治兵，而孙权市马辽东，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备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宫室大兴，加连年谷麦不收。诗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唯陛下为社稷计。”帝报曰：“二虏未灭而治宫室，直谏者立名之时也。夫王者之都，当及民劳兼办，使后世无所复增，是萧何为汉规摹之略也。今卿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归。”帝又欲平北芒，令于其上作台观，则见盂津，毗谏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损费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为害，而丘陵皆夷，将何以御之？”帝乃止。青龙二年，诸葛亮串众出渭南。先是，大将军司马宣王数请与亮战，明帝终不听；是岁恐不能禁，乃以毗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六军皆肃，准毗节度，莫敢犯违。亮卒，复还为卫尉。
薨，谥曰肃侯。子敞嗣，咸熙中为河内太守。
杨阜字义山，天水冀人也。以州从事为牧韦端使诣许，拜安定长史。阜还，关右诸将问袁、曹胜败孰在，阜曰：“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长史非其好，遂去官。而端征为太仆，其子康代为刺史，辟阜为别驾。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参军事。
马超之战败渭南也，走保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苏伯反河间，将引军东还。阜时奉使，言于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军还，不严为之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军还仓卒，为备不同。超率诸戎渠帅以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尽兼陇右之众，而张鲁又遣大将杨昂以助之，凡万余人，攻城。阜率国土大夫及宗族子弟胜兵者千余人，使从弟岳于城上作偃月营，与超接战，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别驾阎温循水潜出求救，为超所杀，于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计。阜流涕谏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义相励，有死无二；田单之守，不固于此也。弃垂成之功，陷不义之名，阜以死守之。”
遂号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请和，开城门迎超。超入，拘岳于冀，使杨昂杀刺史、太守。
阜内有报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顷之，阜以丧妻求葬假。阜外兄姜叙屯历城。阜少长叙家，见叙母及叙，说前在冀中时事，歔欷悲甚。叙曰：“何为乃尔？”皋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视息于天下！马超背父叛君，虐杀州将，岂独阜之忧责，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拥兵专制而无讨贼心，此赵盾所以书弑君也。超强而无义，多衅易图耳。”叙母慨然，救叙从阜计。计定，外与乡人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武都人李俊、王灵结谋，定讨超约，使从弟谟至冀语岳，并结安定梁宽、南安赵衢、庞恭等。约誓既明，十七年九月，与叙起兵于卤城。超闻阜等兵起，自将出。而衢、宽等解岳，闭冀城门，讨超妻子。超袭历城，得叙母。叙母骂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天地岂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视人乎！”超怒，杀之。阜与超战，身被五创，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张鲁。
陇右平定，太祖封讨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赐阜爵关内侯。阜让曰：“阜君存无扦难之功，君亡无死节之效，于义当细，于法当诛。超又不死，无宜苟荷爵禄。”太祖报曰：“君与群贤共建大功，西上之人以为美谈。子贡辞赏，仲尼谓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顺国命。姜叙之母，劝叙早发，明智乃尔，虽杨敞之妻盖不过此。贤哉，贤哉！良史记录，必不坠于地矣。”
太祖征汉中，以阜为益州刺史。还，拜金城太守，未发，转武都太守。郡滨蜀汉，阜请依袭遂故事，安之而已。会刘备遣张飞、马超等从沮道趣下辩，而氐雷定等七部万余落反应之。太祖遣都护曹洪御超等，超等退还。洪置酒大会，令女倡着罗觳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厉声责洪曰：“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何有于广坐之中裸女人形体！虽桀、约之乱，不甚于此。”遂奋衣辞出。洪立罢女乐，请阜还坐，肃然惮焉。及刘备取汉中以逼下辩，太祖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民恋土。阜威信索着，前后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负而随之。为政举大纲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问侍中刘晔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称阜有公辅之节。未及用，会帝崩。在郡十余年，征拜城门校尉。
阜常见明帝着绣帽、被缥绫半裒。阜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见阜。迁将作大匠。时初治富室，发美女以充后庭，数出入弋猎。秋，大雨震电，多杀鸟雀。阜上疏曰：“臣闻明主在上，群下尽辞。尧、舜圣德，求非索谏。
大禹勤功，务卑宫室，成汤遭旱，归咎责己。周文刑于寡妻，以御家邦。汉文躬行节俭，身衣弋绨。此皆能昭令问，贻厥孙谋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总观季世放荡之恶政。所谓善治者，务俭约、重民力也；所谓有恶政者，从心恣欲，触情而发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灭，近览汉末之变，足以动心诫惧矣。囊使桓、灵不废高祖之法，文、景之恭俭，太祖虽有神武，于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处斯尊哉？今吴、蜀未定，军旅在外，愿陛下动则三思，虑而后行。重慎出入，以往鉴来，言之若轻，成败甚重。顷者天雨，又多卒暴雷电非常，至杀鸟雀。天地神明，以王者为子也，政有不当，则见灾谴。
克己内讼，圣人所记。惟陛下虑患无形之外，慎萌纤微之初，法汉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顷所调送小女，远闻不令，宜为后图。诸所缮治，务从约节。《书》曰：“九族既睦，协和万国。‘事思厥宜，以从中道，精心计谋，省息费用。吴、蜀以定，尔乃上安下乐，九亲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欢，尧、舜其犹病诸。今宜开大信于天下，以安众庶，以示远人。”时雍丘王植怨于不齿，藩国至亲，法禁峻密，故阜又陈九族之义焉。诏报曰：“间得密表，先陈往古明王圣主，以讽暗政，切至之辞，款诚笃实。退思补过，将顺匡救，备至悉矣。览思苦言，吾甚嘉之。”
后迁少府，是时大司马曹真伐蜀，遇雨不进。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乌之符，而犹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鱼入舟，君臣变色。而动得吉瑞，犹尚忧惧，况有灾异而不战竦者哉？今吴、蜀未平，而天屡降变，陛下宜深有以专精应答，侧席而坐，思示远以德，绥迩以俭。间者诸军始进，便有天雨之患，稽阂山险，以积日矣。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费以多，若有不继，必违本国。《传》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徙使六军团于山谷之间，进无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还师，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讥，宜发明诏损膳减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罢之。昔邵信臣为少府于无事之世，而奏罢浮食；今者军用不足，益宜节度。”帝即召诸军还。后诏大议政治之不便于民者。阜仪以为：致治在于任贤，兴国在于务农。若舍贤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广开宫馆，高为台榭，以妨民务，此害农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竞作奇巧，以合上欲，此伤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于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为政不通治体，苟好烦苛，此乱民之甚者也。当今之急，宜四甚，并诏公卿郡园，举贤良方正敦朴之士而选用之，此亦求贤之一端也。”
阜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闻而愈敬惮阜。
帝爱女淑，未期而夭，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庙洛阳，葬于南陵。将自临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备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从。
帝既新作许宫，又营洛阳宫殿观阁。阜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圣帝明王，未有极宫室之高丽以雕弊百姓之财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约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其祸；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高高在上，实监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业，犹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富台是侈是饰，必有颠覆危亡之祸。
“《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閴其无人。’王者以天下为家，言丰屋之祸，至于家无人也。方今二虏合从，谋危宗庙，十万之军，东西奔赴，边境无一日之娱。
“农夫废业，民有饥色。陛下不以是为忧，而营作宫室，无有已时。使国亡而臣可以独存，臣又不言也。君作无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孝经》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臣虽驽怯，敢忘争臣之义？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
“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将坠于地。使臣身死有补万一，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谨叩棺沐浴，伏俟重诛。”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笔诏答。每朝廷会议，阜常侃然以天下为己任。数谏争，不听，乃屡乞逊位，未许。会卒，家无余财。孙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阳人，鲁高堂生后也。少为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为督邮。
郡督军与悌争论，名悌而呵之。隆按剑叱督军曰：“昔鲁定见侮，仲尼历阶；赵弹秦筝，相如进缶。临臣名君，义之所讨也。”督军失色，悌惊起止之。后去吏，避地济南。
建安十八年，太祖召为丞相军议掾，后为历城侯徽文学，转为相。徽遭太祖丧，不哀，反游猎驰骋；隆以义正谏，甚得辅导之节。黄初中，为堂阳长，以选为平原王傅。
王即尊位，是为明帝。以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帝初践阼，群臣或以为宜飨会，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为不宜为会，帝敬纳之。迁陈留太守。犊民酉牧，年七十余，有至行，举为计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显焉。征隆为散骑常侍，赐爵关内侯。
青龙中，大治殿舍，西取长安大钟。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仪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圣制，既铸大钱，又作大钟，单穆公谏而弗听，泠州鸠对而弗从，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记焉，以为永鉴。然今之小人，好说秦、汉之奢靡以荡圣心，求取亡国不度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与卞兰从。帝以隆表授兰，使难隆曰：“兴衰在政，乐何为也？化之不明，岂钟之罪？”隆曰：“夫礼乐者，为治之大本也。故策韶九成，凤皇来仪，雷鼓六变，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错，和之至也。新声发响，商辛以陨，大钟既铸，周景以弊，存亡之机，恒由斯作，安在废兴之不阶也？君举必书，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后？
圣王乐闻其阙，故有箴规之道。忠臣愿竭其节，故有匪躬之义也。”帝称善。
迁侍中，犹领太史令。崇华殿灾。诏问隆：“此何咎？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隆对曰：“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孝诫也，惟率礼修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上天降鉴，故谴告陛下；陛下宜增祟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成有桑谷生于朝，武丁有雊雉登于鼎，皆闻灾恐惧，侧身修德，三年之后，远夷朝贡，故号曰中宗、高宗。此则前代之明鉴也。今案旧占，灾火之发，皆以台榭宫室为诫。然今宫室之所以充广者，实由宫人猥多之故。宜简择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罢省其余。此则祖己之所以训高宗，高宗之所以享远号也。”昭问隆：“吾闻汉武帝时，柏梁灾，而大起宫殿以厌之，其义云何？”隆对曰：“臣闻《西京》：‘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以厌火祥。’乃夷越之巫所为，非圣贤之明训也。
“《五行志》曰：‘柏梁灾，其后有江兖巫蛊（也）卫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无所厌也。孔子曰：‘灾者修类应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圣主睹灾责躬，退而修德，以消复之。今宜罢散民役。宫室之制，务从约节，内足以待风雨，外足以讲礼仪。清扫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立作，萐莆、嘉禾必生此地，以报陛下虔恭之德。岂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财！实非所以致符瑞而怀远人也。”帝遂复崇华殿，时郡国有九龙见，故改曰九龙殿。
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帝以问隆。对曰：“《诗》云‘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今兴宫室，起陵霄厥，而鹊巢之，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无亲。惟与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虑。
“夏、商之季，皆继体也，不钦承上天之明命，惟谗馅是从，废德适欲，故其亡也忽焉。
“太戊、武丁，睹灾竦惧，只承天戒，故其兴也勃焉。今若休罢百役，俭以足用，增祟德政，动遵帝则，除普天之所患，兴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岂惟殷宗转祸为福而已哉！臣备腹心，苟可以繁祉圣躬，安存社稷，臣虽灰身破族，犹生之年也。岂惮忤逆之灾，而令陛下不闻至言乎？”于是帝改容动色。
是岁，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将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废厩库为次。居室为后。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庙之制又未如礼，而崇饰居室，士民失业。外人咸云‘宫人之用，与兴戎军国之费，所尽略齐。’民不堪命，皆有怨怒。《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舆人作颂，则向以五福，民怒吁嗟，则威以六极，言天之赏罚，顺民言，顺民心也。是以临政务在安民为先，然后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尝不然也。夫采椽卑宫，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风也。玉台琼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宫室，实违礼度，乃更建立九龙，华饰过前。天彗章灼，始起于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爱陛下，是以发教戒之象，始卒皆于尊位，殷勤郑重。欲必觉寤陛下；斯乃慈父恳切之训，宜崇孝子只耸之礼，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后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财军国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迹垂统，必俟圣明，辅世匡治，亦须良佐，用能庶绩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风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风，回首面内，德教光熙，九服慕义，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务纠刑书，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礼乐，班叙明堂，修三雍、大射、养老，营建郊庙，尊儒士，举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恺悌，尚俭素，然后备礼封禅。归功天地，使雅颂之声盈于六合，缉熙之化混于后嗣。斯盖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贵业也。然九城之内，可揖让而治，尚何忧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犹棼丝，非政理也。可命群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为典式。’隆又以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变民耳目，故三春称王，明三统也。于是敷演旧章，奏而改焉。
帝从其议，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
迁光禄勋。帝愈增崇宫殿，雕饰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起景阳山于劳林之园，建昭阳殿于太极之北，铸作黄龙凤皇奇伟之兽，饰金塘、陵云台、陵霄阙。
百役繁兴，作者万数，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握土以率之。而辽东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没民物。隆上疏切谏曰：“盖‘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然则士民者，乃国家之镇也。
“谷帛者，乃士民之命也。谷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劝农，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报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阳九厄运之会，洪水滔天，使鲧治之，绩用不成，乃举文命，随山刊木，前后历年二十二载。灾眚之甚，莫过于彼，力役之兴，莫久于此，尧、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勋，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无若时之急，而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徒共供事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国有家者，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妪煦养育，故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劳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饥馑荐臻，无以卒岁。宜加愍恤，以救其困。
“臣观在昔书籍所载，天人之际，未有不应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阴阳之逆顺，矜矜业业，惟恐有违。然后治道用兴，德与神符，灾异既发，惧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叶，暗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轨，不纳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变戒，未有不寻践祸难，至于颠复者也。天道既着，请以人道论之。夫六情五性，同在于人，嗜欲廉贞，各居其一。及其动也，交争于心，欲强质弱，则纵滥不禁。
“精诚不制，则放溢无极。夫情之所在，非好则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谷帛不立。情苟无极，则人不堪其劳，物不充其求。劳求并至，将起祸乱。故不割情，无以相供。仲尼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此观之，礼义之制，非苟拘分，将以远害而兴治也。
“今吴、蜀二贼，非徒白地小虏、聚邑之寇，乃据险乘流，跨有士众，僭号称帝，欲兴中国争衡。今若有人来告，权、备并修德政，复履清俭，轻省租赋，不治玩好，动咨耆贤，事遵礼度，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恶其如此，以为难卒讨灭，而为国忧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贼并为无道，祟侈无度，役其士民，重其征赋，下不堪命，吁嗟日甚。
陛下闻之，岂不勃然忿其困我无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诛，其次，岂不幸被疲弊而取之不难乎？苟如此，则可易心而度，事义之数亦不远矣。
且秦始皇不筑道德之基，而筑阿房之宫，不忧萧墙之变，而修长城之役。当其君臣为此计也，亦欲立万世之业，使子孙长有天下，岂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倾覆哉？故臣以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将至于败，则弗为之矣。是以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将亡，然后至于不亡。昔汉文帝称为贤主，躬行约俭，惠下养民，而贾谊方之，以为天下倒县，可为痛器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三。况今天下雕弊，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畜，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
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廪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于旧，其所出与参少于昔。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反而推之，凡此诸费，必有所在，且夫禄赐谷帛，人主所以惠养吏民而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废，是夺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礼》，天府掌九伐之则，以给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后，乃以式贡之余，供王玩好。又上用财，必考于司会。今陛下所与共坐廊庙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则台阁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无讳。若见丰省而不敢以告，从命奔走，惟恐不胜，是则具臣，非鲠辅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梧。”二世用之，秦国以覆，斯亦灭族。是以史迁讥其不正谏，而为世诫。
书奏，帝览焉。谓中书监、令，曰：“观隆此奏，使朕惧哉！”
隆疾笃。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寝疾病，有增无损，常惧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岂惟曾子，愿陛下少垂省览！涣然改往事之过谬，勃然兴来事之渊塞，使神人响应，殊方慕义，四灵效珍，玉衡曜精，则三王可迈，五帝可越，非徒继体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绍尧、舜、汤、武之治。而蹈踵桀、纣、幽、厉之迹，莫不蚩笑季世惑乱亡国之主，而不登践虞、夏、殷、周之轨。悲夫！以若所为，求若所致，犹缘木求鱼，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寻观三代之有天下也，圣贤相承，历载数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万国咸宁，九有有截；鹿台之金，巨桥之粟，无所用之，仍旧南面，夫何为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谏，才足以饰非，谄谀是尚，台观是崇，淫乐是好，倡优是说，作靡靡之乐，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顾，宗国为墟，不夷子隶，纣县自旗，粲放鸣条；天子之尊，汤、武有之，岂伊异人，皆明王之胄也。且当六国之时，天下殷炽，秦既兼之，不修圣道，乃构阿房之宫，筑长城之守，矜夸中国，威服百蛮，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谓本枝百叶，永垂洪晖，岂寤二世而灭，社稷崩圮哉、近汉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内兴宫殿，十余年间，天下嚣然。乃信越巫，怼天迁怒，起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卒致江充妖蛊之变，至于宫室乖离，父子相残，殃咎之毒，祸流数世。
“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宁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冀亮帝室。昔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汉吕之乱，实赖朱虚，斯盖前代之明鉴。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咏德政，则延期过历，下有怨叹，掇录授能。由此观之，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钟，气力稍微，辄自舆出，归还里舍，若遂沉沦，魂而有知，结草以报。”诏曰：“生廉侔伯夷，直过史鱼，执心坚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阴德，疾除而延寿。贡禹以守节，疾笃而济愈。生其强饭专精以自持。”
隆卒，遗令薄葬，敛以时服。
初，太和中，中护军蒋济上疏曰“宜遵古封禅”。诏曰：“闻济斯盲，使吾汗出流足。”事寝历岁，后遂议修之，使隆撰其礼仪。帝闻隆没，叹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于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苏林、秦静等并老，恐无能传业者。
乃诏曰：“昔先圣既没，而其遣言余教，着于六艺。六艺之文，礼又为急，弗可斯须离者也。末俗背本，所由来久。故闵子讥原伯之不学，荀卿丑秦世之坑儒，儒学既废，则风化易由兴哉、方今宿生臣儒，并各年高，教训之道，孰为其继？昔伏生将老，汉文帝嗣以晁错；《谷梁》寡畴，宣帝承以十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从光禄勋隆、散骑常侍林、博士静，分受四经三礼，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夏侯胜有言：“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学者有能究极经道，则爵禄荣宠，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数年，隆等皆卒，学者遂废。
初，任城栈潜，太祖世历县令。尝督守邺城。时文帝为太子，耽乐田猎，晨出夜还。
潜谏曰：“王公设险以固其国，都城禁卫，用戒不虞。
“《大雅》云：‘宗子维城，无俾城坏。’又曰：‘犹之未远，是用大谏。’若逸于游田，晨出昏归，以一日从禽之娱，而忘无垠之衅，愚窃惑之。”太子不悦，然自后游出差简。黄初中，文帝将立郭贵嫔为皇后，潜上疏谏，语在《后妃传》。明帝时，众役并兴，戚属疏斥，潜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树之君，所以覆焘群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为天子，裂土分疆匪为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济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赖之。三王既微，降逮于汉，治日益少，丧乱弘多，自时厥后，亦罔克乂.太祖浚哲神武，芟除景乱，克复王纲，以开帝业。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践阼七载，每事未遑。陛下圣德，纂承洪绪，宜崇晏晏，与民休息。而方隅匪宁，征夫远戍，有事海外，悬旌万里，六军骚动，水陆转运，百姓舍业，日费千金。大兴殿舍，功作万计，祖来之松，刊出穷谷，怪石珷玞，浮于河、淮，都圻之内，尽为甸服，当供稿秸铚粟之调，而为苑囿择禽之府，盛林莽之秽，丰鹿兔之薮；伤害农功，地繁茨棘，灾疫流行，民物大溃，上减和气，嘉禾不植。臣闻文王作丰，经始勿亟，百姓子来，不日而成。灵沼、灵囿，与民共之。今宫观崇侈，雕楼极妙，忘有虞之总期，恩殷辛之琼室。禁地千里，举足投网，丽拟阿房，役百干溪。臣恐民力凋尽，下不堪命也。昔秦据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号谥至万叶，而二世颠覆，愿为黔首，由枝干既杌，本实先拔也。盖圣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勋亲亲。俊乂在官，则功业可隆，亲亲显用，则安危同忧；深根固本，并为干冀，虽历盛衰，内外有辅。昔成王幼冲，未能政，阂、吕、召、华，并在左右：今既无卫侯、康叔之监，分陕所任，又非旦、奭.东宫未建，天下无副。愿陛下留心关塞，永保无极，则海内幸甚。”后为燕中尉。辞疾不就，卒。
评曰：辛毗、杨阜，刚亮公直，正谏匪躬，亚乎汲黯之高风焉。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在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欤！
翻译
辛毗，字佐治，颍川阳翟人。他的祖先在东汉建武年间从陇西迁徙到东方。辛毗年轻时随兄长辛评依附袁绍。曹操任司空时，征召辛毗，但他未能赴任。后来袁尚在平原攻打其兄袁谭，袁谭派辛毗前往曹操处求和。当时曹操正准备南征荆州，驻军于西平。辛毗向曹操转达袁谭的请求，曹操非常高兴。几天后，曹操又打算先平定荆州，让袁谭、袁尚自相残杀。一次设宴时，辛毗观察曹操脸色，察觉其意图有变，便告诉郭嘉。郭嘉报告曹操，曹操问辛毗：“袁谭可信吗？袁尚一定能被击败吗？”辛毗回答说：“明公不必问他们是否诚信或欺诈，只需分析形势即可。袁氏兄弟互相攻伐，并非因外人挑拨，而是以为天下可由自己独得。如今袁谭主动求救于您，说明其处境危急；袁尚久攻不下，是力量已竭。对外战事失利，对内诛杀谋臣，兄弟反目，国土分裂，连年征战，士兵铠甲生虱，加上旱灾蝗灾，饥荒频仍，国家无粮仓，百姓无口粮，天灾人祸交加，无论智愚，都知道其将土崩瓦解——这正是上天要灭亡袁尚之时。兵法说，纵有坚城百万甲兵，若无粮食，也无法坚守。如今进攻邺城，若袁尚不回救，则无法自守；若回救，则袁谭必尾随其后。以您的威势，对付困穷疲惫之敌，犹如狂风扫落叶。上天将袁尚送给您，您却不去取而伐荆州。荆州富庶安定，未有内乱。古语说‘取乱侮亡’。如今二袁不谋远略而自相残杀，可谓‘乱’；百姓无食，行者无粮，可谓‘亡’。朝不保夕，民命难继，若不及时安抚，反而等待来年；若来年他们悔悟修德，您就失去用兵的最佳时机了。如今趁其求救而加以招抚，没有比这更大的利益了。况且四方之患，莫过于河北；河北平定，则六军强盛，天下震动。”曹操说：“好。”于是与袁谭议和，驻军黎阳。第二年攻下邺城，上表任命辛毗为议郎。
后来曹操派曹洪征讨下辩，命辛毗与曹休参与军事，下令说：“昔日高祖贪财好色，而张良、陈平纠正其过失。如今你们的责任也不轻。”军队返回后，辛毗任丞相长史。
魏文帝即位后，升任侍中，赐爵关内侯。当时朝廷讨论是否更改历法。辛毗认为魏承袭舜、禹之统，顺应天命民心；只有汤、武以武力夺取天下才改历法。孔子说“行夏之时”，《左传》也说“夏历最合天时”，何必非要相反？文帝采纳其言。
文帝想迁移冀州士家十万户充实河南。当时连年蝗灾，百姓饥饿，百官都认为不可行，但文帝态度坚决。辛毗与众臣求见，文帝知道他们要劝谏，脸色严厉地接见，众人都不敢说话。辛毗问：“陛下为何要迁移士家？”文帝反问：“你认为不对吗？”辛毗答：“确实不对。”文帝说：“我不与你商议此事。”辛毗说：“陛下不嫌我无能，让我在身边参与谋议，怎能不与我商议？我说的是国家大事，岂能因此发怒！”文帝不答，起身入内，辛毗紧随其后拉住衣襟。文帝甩开衣服不出，许久才出来，说：“佐治，你为何逼我这么紧？”辛毗说：“现在迁移既失民心，又无粮可食。”最终只迁移一半。一次随文帝射雉，文帝说：“射野鸡真快乐啊！”辛毗说：“对陛下很快乐，对百姓却很苦。”文帝沉默，此后很少外出游猎。
上军大将军曹真征讨朱然于江陵，辛毗任行军师。回师后封广平亭侯。文帝欲大举伐吴，辛毗劝谏说：“吴楚之民险恶难治，太平时归附，动乱时叛离，自古如此。如今陛下拥有天下，不服者岂能长久？昔日尉佗称帝，公孙述僭号，不久皆败。违背大义者不能久存，而仁德者无不归附。如今天下初定，地广人稀。出兵须庙算周全，何况如今谋划不足，臣实在看不到好处。先帝屡次兴兵至江边而返。今兵力未增，再行旧路，不易成功。不如效法范蠡养民，管仲理政，赵充国屯田，孔子怀远。十年之内，壮者未老，孩童可战，百姓知义，将士奋勇，然后出兵，可一战而定。”文帝反问：“难道要把敌人留给子孙吗？”辛毗答：“周文王把纣王留给武王，正是知时势。若时机未到，岂能勉强？”文帝最终伐吴，至江而还。
明帝即位，进封辛毗为颍乡侯，食邑三百户。当时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受宠专权，大臣争相巴结，唯辛毗不与往来。其子辛敞劝他稍作妥协，辛毗正色道：“主上虽不算聪慧，也不昏庸。我立身自有原则。即使与刘、孙不和，最多不过不做三公，有何危害？岂有大丈夫为求官位而毁节操的？”冗从仆射毕轨上表推荐辛毗接替王思，明帝询问刘放、孙资，二人说：“陛下用王思，是看重其实干，不重虚名。辛毗确实刚直，但性情刚愎专断，望陛下深察。”于是未用，外放为卫尉。
明帝大修宫殿，百姓劳役繁重。辛毗上疏说：“听说诸葛亮练兵，孙权在辽东买马，似有联合之意。防患未然，是古之善政。如今大兴宫室，连年收成不好。《诗经》说：‘百姓已劳苦，应让他们稍安。施惠中原，以安四方。’望陛下为社稷计。”明帝回复说：“二敌未灭而修宫室，正是直谏者成名之时。帝王都城，应趁百姓劳力尚可，建成使后世无需再建，这正是萧何为汉朝立下的规模。你身为重臣，也应理解此意。”明帝又想铲平北芒山建台观以望孟津，辛毗劝谏：“天地本有高低，今反其道，不合常理；且耗费人力，百姓不堪。若洪水泛滥，丘陵皆平，将如何抵御？”明帝遂止。青龙二年，诸葛亮出兵渭南。此前大将军司马懿多次请战，明帝不准；这一年恐难以控制，便任命辛毗为大将军军师，持节监督。全军肃然，皆听辛毗节制，无人违抗。诸葛亮死后，辛毗复任卫尉。
辛毗去世，谥号“肃侯”。其子辛敞继承爵位，咸熙年间任河内太守。
杨阜，字义山，天水冀县人。曾任州从事，作为刺史韦端使者赴许都，被任命为安定长史。返回后，关右将领问他袁曹胜负，他说：“袁绍宽厚但优柔寡断，善谋而少决断。不断则无威，少决则误事，虽强终难成大业。曹操有雄才远略，决策果断，法令统一而军队精锐，能用人所不能用，各尽其力，必能成就大事。”因不喜欢长史之职，辞职而去。后韦端被征为太仆，其子韦康代为刺史，征辟杨阜为别驾。被举孝廉，征入丞相府，州里上表留任参军事。
马超在渭南战败后，退守羌戎地区。曹操追至安定，苏伯在河间反叛，欲引军东还。杨阜奉使劝曹操：“马超有韩信、英布之勇，深得羌胡之心，西州畏惧。若大军撤走而不严加防备，陇上诸郡将非国家所有。”曹操赞同，但撤军仓促，防备不周。马超率羌戎首领攻陇上郡县，皆响应，唯冀城坚守。马超兼并陇右之众，张鲁又遣杨昂助战，共万余人围城。杨阜率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千余人，命从弟杨岳筑偃月营，与马超激战，自正月至八月，援兵不至。州中派阎温潜水求救，被马超所杀。刺史、太守惊惧，欲降。杨阜痛哭劝谏：“我们以义相励，宁死不二；田单守城也不过如此。放弃垂成之功，陷于不义，我誓死守城！”但仍被说服开城迎超。马超入城，拘禁杨岳，杀刺史、太守。
杨阜内心立志报仇，但未得其便。不久以妻丧请假归葬。其表兄姜叙驻守历城。杨阜自幼在姜家长大，见姜母与姜叙，谈及冀城往事，悲泣不已。姜叙问何故，杨阜说：“守城未成，主亡不能死，有何面目活于世间！马超背父叛君，虐杀州将，岂止我一人之耻，全州士人都蒙其辱。你拥兵而不讨贼，正如赵盾被记‘弑君’。马超强暴无义，多有破绽，易于图谋。”姜母慨然支持。遂与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李俊、王灵等结盟，联络梁宽、赵衢、庞恭等人。约定明确后，于建安十七年九月在卤城起兵。马超闻讯亲征，赵衢、梁宽趁机释放杨岳，关闭冀城门，讨伐马超妻儿。马超袭击历城，俘获姜母。姜母骂道：“你这背父逆子，杀君贼寇，天地岂容你久活！竟敢面见世人！”马超怒而杀之。杨阜与马超作战，身受五伤，宗族七人战死。马超南逃张鲁。
陇右平定后，曹操封赏十一人，赐杨阜关内侯。杨阜推辞说：“主在时未能护难，主亡时未能殉节，于义当罚，于法当诛。马超未死，我不该苟享爵禄。”曹操回复：“你与众人共建大功，西州传为美谈。子贡辞赏，孔子说这是阻止善行。你应顺从国命。姜叙之母劝子早发，明智如此，连杨敞之妻亦不及。贤哉！贤哉！良史必记，不会湮没。”
曹操征汉中，任杨阜为益州刺史。回朝后拜金城太守，未赴任，改任武都太守。武都临近蜀汉，杨阜请求沿袭旧制安抚百姓。刘备遣张飞、马超从沮道攻下辩，氐族雷定等七部万余人响应。曹操派曹洪抵御，马超退走。曹洪设宴，命女伎穿薄衣踏鼓，满座哄笑。杨阜厉声斥责：“男女之别，国之大节，怎可在众目睽睽之下裸露女子身体！即使桀纣之乱，也不过如此！”愤然离席。曹洪立即罢乐，请杨阜回坐，众人肃然敬畏。
后刘备取汉中威胁下辩，曹操认为武都偏远，欲迁移百姓，又恐民恋故土。杨阜素有威信，前后迁移万余户至京兆、扶风、天水，迁郡治于小槐里，百姓背负襁褓随之。他为政仅抓大体，百姓不忍欺瞒。文帝问刘晔等人：“武都太守如何？”皆称其有公辅之节。未及重用，文帝驾崩。杨阜在郡十余年，后征为城门校尉。
一次见明帝戴绣帽、穿淡紫半袖衣，问：“此依礼是何种服饰？”明帝默然不答，自此不再以非礼服见杨阜。升为将作大匠。当时大修宫室，选美女入后宫，频繁出游狩猎。秋季大雨雷电，多击死鸟雀。杨阜上疏说：“明主在上，群臣应直言。尧舜圣德，求谏不止；大禹勤政，卑宫室；成汤遇旱，归罪自身；周文以礼待妻，治理家国；汉文节俭，衣着粗绨。这些皆能流芳后世。愿陛下继承武帝开拓之业，守文帝克终之绪，效法圣贤俭约，警惕末世放纵。善治在于节俭爱民；恶政在于纵欲任性。请陛下思考古今兴衰，近观汉末之乱。若桓灵不废祖制，文景之俭，曹操岂能得天下？陛下又岂能居此位？今吴蜀未平，军旅在外，望陛下三思而后行。出入谨慎，以史为鉴。近日天雨雷电，击杀鸟雀，天地以王者为子，政有不当，即现灾异。克己反省，圣人所重。望陛下防患未然，慎微杜渐。效法汉文帝放出惠帝宫人，令其自嫁；近期所调小女，宜另作安排。宫室修建，务求节俭。《尚书》说：‘九族和睦，万国安定。’凡事考虑适宜，遵循中道，精心谋略，节省费用。吴蜀平定后，上下安乐，九族和谐，祖先欣慰，连尧舜亦难及。今应广施诚信于天下，安定百姓，示远人以德。”
当时雍丘王曹植怨恨待遇不公，宗室亲属受严法限制，杨阜又陈述九族之义。明帝下诏回应：“近得密表，先述古之明君以讽今政，言辞恳切，诚意笃实。退而思过，顺从而匡救，极为周全。览此苦言，甚为赞赏。”
后升少府。时大司马曹真伐蜀，遇雨受阻。杨阜上疏：“昔文王见赤乌符瑞，仍日昃不食；武王见白鱼入舟，君臣变色。吉兆尚且忧惧，何况灾异而不警醒？今吴蜀未平，天降屡变，陛下应专心思应对，侧席而坐，以德怀远，以俭安近。近日出兵即遇天雨，山路艰险，转运劳苦，费用巨大，若后勤不继，必败。《左传》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是军政之善。’今六军困于山谷，进无所获，退又不能，非用兵之道。武王退师，殷亡，因知天时。今年凶民饥，应下诏减膳减服，罢去技巧珍玩。昔邵信臣在太平时奏罢浮食；今军费不足，更应节制。”明帝随即召军回。
后诏令讨论不便民事。杨阜认为：治国在于任贤，兴国在于务农。若舍贤用私，是忘治之甚；广建宫馆，妨碍农业，是害农之甚；工匠不务实用而竞奇巧，是伤本之甚；苛政烦扰，是乱民之甚。当今之急，应杜绝四“甚”，诏令公卿举荐贤良方正敦朴之士。
又上疏建议遣散未受宠幸的宫人，召御府吏询问后宫人数。吏守密令，称“禁中之事不得泄露”。杨阜怒，杖责一百，斥责：“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明帝闻之愈加敬畏。
明帝爱女早夭，追封平原公主，立庙洛阳，葬于南陵，欲亲自送葬。杨阜上疏：“文帝、武宣皇后去世，陛下皆未送葬，为的是重社稷、防不测。为何要为一个婴儿送葬？”明帝不听。
明帝新建许宫，又修洛阳宫殿楼阁。杨阜上疏：“尧居茅屋而万国安居，禹宫低矮而天下乐业；殷周宫殿高不过三尺，宽不过九筵。古之圣王，无有极尽宫室奢华而耗百姓财力者。桀建璇室象廊，纣造倾宫鹿台，皆亡国；楚灵建章华台而遭祸；秦始皇建阿房，二世而亡。不度民力，纵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陛下应以尧舜禹汤为法，以桀纣楚灵秦皇为戒。上天监察，慎守天位，承继祖业，巍巍大业，犹恐失之。若不敬慎恤民，反自逸自乐，奢饰宫室，必有覆亡之祸。《易》说：‘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王者以天下为家，宫室过盛，终至无人。今二敌联合，谋危社稷，十万大军东西奔忙，边境无宁日。农夫失业，百姓饥饿。陛下不以此为忧，反大兴宫室，无有止息。若国亡而臣独存，臣也不言。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孝经》说：‘天子有七位诤臣，虽无道不失天下。’臣虽怯懦，岂敢忘诤臣之义？言不切至，不足以唤醒陛下。若陛下不察，恐祖业将坠。若臣死能补万一，则死亦如生。”奏疏呈上，明帝感动，亲笔下诏答复。每逢朝议，杨阜常慷慨以天下为己任。多次谏诤不听，屡请退休，未准。卒时家无余财。孙豹继承爵位。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阳人，鲁国高堂生之后。少年为生员，泰山太守薛悌任为督邮。郡督军与薛悌争执，直呼其名呵斥。高堂隆按剑怒斥：“昔鲁定公受辱，孔子登阶；赵王鼓瑟，相如进缶。臣下呼君名，是大义所不容！”督军失色，薛悌惊起制止。后辞官避居济南。
建安十八年，曹操召为丞相军议掾，后为历城侯曹徽文学，转为相。曹徽在曹操丧期不哀，反出游打猎。高堂隆以义规劝，尽辅导之责。黄初年间，任堂阳长，后选为平原王傅。平原王即位为明帝，任高堂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明帝初即位，群臣或议设宴庆贺，高堂隆说：“唐虞有丧音不作，高宗三年不言，故德行雍和，光照四海。”主张不应设宴，明帝采纳。迁陈留太守。百姓酉牧年七十余，品行高尚，举为计曹掾。明帝嘉奖，特授郎中以表彰。征为散骑常侍，赐关内侯。
青龙年间，大修宫殿，西取长安大钟。高堂隆上疏：“昔周景王不效法文武之德，不顾周公之制，铸大钱作大钟，单穆公劝而不听，泠州鸠谏而不从，终致周德衰落，史书记载以为永鉴。今小人好言秦汉奢靡以惑圣心，求取亡国之器，劳民伤财，损害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保安定。”当日，明帝至上方，高堂隆与卞兰随行。明帝将奏疏交卞兰，命其质问：“兴衰在政，音乐何干？教化不明，岂是钟之罪？”高堂隆答：“礼乐为治国根本。韶乐九成，凤凰来仪；雷鼓六变，天神降临，政平刑措，和谐之极。新声一响，商纣灭亡；大钟既铸，周景衰败。存亡之机，常由此起，岂能说无关兴废？君主言行必书，古之制度。行事不合法度，何以示后？圣王乐闻己过，故有箴规；忠臣愿竭节操，故有犯颜之义。”明帝称善。
迁侍中，仍领太史令。崇华殿火灾，明帝问：“此是何咎？依礼可祈禳否？”高堂隆答：“灾变乃明孝诫，唯有修礼修德可化解。《易传》说：‘君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说：‘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乃君主装饰宫室，不顾百姓空竭，故天以旱灾回应，火从高殿起。上天警示陛下，应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时桑谷生于朝，武丁时野鸡登鼎，皆恐惧修德，三年后远夷来朝，称中宗、高宗。此为前鉴。今查旧占，火灾多为台榭宫室之诫。今宫室扩大，实因宫人过多。应简择淑德者留下，其余遣散，如周制。此乃祖己训高宗，高宗享远号之由。”
明帝又问：“闻汉武帝时柏梁火灾，后建章宫以压火，是何道理？”高堂隆答：“据《西京杂记》，柏梁灾后，越巫献策建章宫以压火。此乃蛮巫所为，非圣贤之训。《五行志》说：‘柏梁灾后，有江充巫蛊、卫太子之乱。’可见越巫建章未能压灾。孔子说：‘灾异是行为感应，以警人君。’故圣主见灾责己，修德以消灾。今应罢劳役，宫室务求节俭，内可避风雨，外可行礼仪。清扫灾地，不可再建，萐莆嘉禾必生，以报陛下虔恭之德。岂可疲民竭财？非致祥瑞、怀远人之道。”但明帝仍重建崇华殿，因郡国见九龙，改名九龙殿。
陵霄阙初建，有鹊巢其上，明帝问高堂隆。答曰：“《诗经》说：‘喜鹊有巢，鸤鸠居之。’今建宫室，鹊巢其上，象征宫室未成而他人将居。天意或示：宫室未成，将有他姓掌控。此乃上天警戒。天道无亲，惟与善人，不可不深防。夏商末主皆继体之君，不敬天命，听信谗言，废德纵欲，故亡速。太戊、武丁见灾恐惧，敬承天戒，故兴勃然。今若罢百役，节用崇德，遵帝则，除民患，兴民利，则三王可四，五帝可六，岂止转祸为福？”明帝为之动容。
当年，有彗星出大辰。高堂隆上疏：“帝王建都，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恭敬奉祀。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最后。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皆未定，宗庙亦不合礼，反大修居室，百姓失业。外人说：‘宫人之费与军国开支相当。’民不堪命，皆有怨怒。《尚书》说：‘天视听皆自于民。’民颂则得天福，民怒则遭天罚。故政务以安民为先，然后推行教化，自古皆然。采椽卑宫，是唐虞大禹之风；玉台琼室，是夏桀商纣之祸。今宫室违礼，又建九龙殿，华饰逾前。彗星出于房心，犯帝座入紫微，是上天爱惜陛下，发出警戒，始终围绕尊位，殷切希望陛下觉醒。此如慈父训子，应行孝子敬从之礼，率先天下，昭示后人，不可忽视，以免加重天怒。”
当时军国多事，刑法严酷。高堂隆上疏：“开创基业，须圣明之主；辅政治国，须良臣。移风易俗，宣明教化，非俗吏所能。今官吏专务刑罚，不本大道，故刑用不止，风俗不淳。应崇礼乐，建明堂，修三雍、大射、养老，营郊庙，尊儒士，举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行仁政，尚俭朴，然后封禅，归功天地，使雅颂之声盈六合，光明之化传后世。此为至治之美，不朽之业。若不正本而救末，如理乱丝，非治道。可命群臣通儒制定典式。”
又认为改正朔、易服色、异器械，是帝王彰明显政、变革民风之举，故三春称王，明三统。于是奏请改革。明帝采纳，改青龙五年三月为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依地正。
迁光禄勋。明帝更增宫殿，雕饰楼阁，采太行石英、谷城文石，建景阳山、昭阳殿，铸黄龙凤皇等奇兽，装饰金塘、陵云台、陵霄阙。徭役繁重，数万人服役，公卿以下乃至学生皆出力，明帝亲执土筐示范。此时辽东不朝，悼皇后去世，淫雨成灾，冀州洪水，淹没百姓。高堂隆上疏极谏：“天地大德曰生，圣人大宝曰位。守位在仁，聚人在财。百姓是国家之本，谷帛是百姓之命。谷帛非天不育，非人不成。故帝耕以劝农，后桑以成衣，以敬上帝，报答天地。昔尧舜时洪水滔天，使鲧治之不成，乃用禹，历时二十二年。彼时灾重役久，而尧舜仅南面而治。禹分九州，功绩有差，服饰有别。今无此急，却使公卿与厮役同劳，四夷闻之非佳名，载于史册非美谈。治国者应如父母养育子女。今上下劳役，疾疫饥荒，耕者少，饥馑频仍。应加怜恤。”
又论天人感应，古之圣王畏天命，循阴阳，兢兢业业，故治道兴，灾异至则修政，皆能延祚。末世昏君不守法度，不纳直言，终致覆灭。六情五性人皆有之，欲强则滥，精诚不制则无极。情无节制，则民不堪劳，物不供求，终致祸乱。故礼义非拘束，乃远害兴治。今吴蜀非小寇，据险跨众，称帝抗衡。若闻彼修德节俭，轻赋养民，陛下岂不忧虑？若闻彼无道奢靡，役民重税，陛下岂不欣喜易取？应换位思考。秦始皇不筑道德之基，而筑阿房，不忧内乱，而修长城，欲传万世，终被匹夫推翻。亡国之主自谓不亡，贤君自谓将亡，故能不亡。汉文帝节俭，贾谊尚称“天下倒悬”。况今民无储粮，国无积谷，外有强敌，六军戍边，内兴土木，州郡骚动，若有警，筑墙之士岂能赴战？将吏俸禄减至五分之一，退休者断粮，本应免赋者今征半，官入多而支出少，费用却不足，必有浪费。禄赐乃君主司命之物，夺之即夺命。周礼有天府掌财政，收支分明。今与陛下共治者皆腹心近臣，若见浪费而不敢言，只是奔走具臣，非鲠直之辅。昔李斯教二世‘恣睢为君道’，秦亡，斯亦灭族。司马迁讥其不正谏，为世之诫。”
奏疏呈上，明帝叹：“观隆此奏，使朕惧哉！”
高堂隆病重，口授上疏：“曾子病危，孟敬子问之。曾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病重难愈，恐猝然长逝，忠心未达。臣之诚愿，惟望陛下省察！涣然改过，勃然振兴，使神人响应，四夷慕义，三王可超越，五帝可并列，岂止守成？臣常悲世主皆想继尧舜之治，却行桀纣之迹，笑季世亡国之主，却不走圣王之路。如此求治，如缘木求鱼，煎水作冰，必不可得。三代圣王相承，天下归心，尺土皆属，一民皆臣，万国安宁。桀纣恃力拒谏，饰非好乐，崇台侈欲，上天不佑，宗国为墟。秦兼六国，不修圣道，建阿房，筑长城，自谓枝叶百世，二世而亡。汉武外攘内奢，信巫迁怒，建章宫致江充之祸，父子相残，祸延数世。黄初时，异鸟育于燕巢，口爪胸赤，魏室大异，应防鹰扬之臣生于内。可选诸王典兵，棋布京畿，镇抚皇室。昔周东迁依晋郑，汉吕乱赖朱虚，前鉴昭然。天不私亲，惟德是辅。民歌德政则国延，民怨则天授能。天下非陛下独有。臣百病缠身，气力衰微，自行归家，若就此长逝，魂若有知，结草以报。”
明帝下诏：“你廉洁如伯夷，正直过史鱼，心志坚贞，忠贞不二，为何小疾未愈便退居乡里？昔邴吉有阴德，病愈延寿；贡禹守节，病笃得愈。望你强饭自持。”
高堂隆去世，遗令薄葬，以时服入殓。
起初，太和年间，中护军蒋济上疏建议封禅。明帝说：“闻此言，使我汗流浃背。”事遂搁置。后议举行，命高堂隆制定礼仪。闻其去世，叹息：“天不助我成事，高堂生弃我而去。”于琛继承爵位。景初年间，明帝以苏林、秦静年老，恐儒学失传，下诏：“先圣虽逝，遗教在六艺，礼尤重要。末俗背本已久。闵子讥原伯不学，荀卿丑秦坑儒。儒学废则风化难兴。今老儒年高，谁继其业？昔伏生老，汉文以晁错继之；《谷梁》乏人，宣帝设十郎。今选三十名才高通经者，从光禄勋隆、散骑常侍林、博士静学习四经三礼，设课试之法。夏侯胜说：‘士患不明经术，术明则取官如拾芥。’学者若能精通经道，荣宠自至。岂不勉哉！”数年后，诸儒皆卒，学者遂废。
任城人栈潜，曹操时任县令。曾督守邺城。时文帝为太子，沉迷田猎，早出晚归。潜谏：“王公设险以固国，都城需禁卫以防不测。《大雅》说：‘宗子维城，勿使城坏。’又说：‘不远而谏。’若沉溺游猎，忘国家之患，我深感困惑。”太子不悦，但此后游猎减少。黄初年间，文帝欲立郭贵嫔为后，潜上疏谏，见《后妃传》。明帝时，徭役繁兴，宗亲疏远，潜上疏论治国应以民为本，崇德任贤，固本培元，反对奢侈劳民，后任燕中尉，辞疾不就，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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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辛毗：字佐治，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曹魏重臣，以刚直敢谏闻名。
2. 建武：东汉光武帝年号（25–56年），此处指家族东迁时间。
3. 袁尚、袁谭：袁绍之子，兄弟相争，被曹操利用。
4. 太祖：指曹操，魏国追尊为太祖武皇帝。
5. 佐治、文烈：辛毗字佐治，曹休字文烈，二人共参军事。
6. 改正朔：更改历法，象征政权更替。辛毗主张魏承尧舜，不必改。
7. 青龙、景初：魏明帝年号，青龙五年改为景初元年，体现“改正朔”实践。
8. 崇华殿、九龙殿：魏宫重要建筑，多次火灾，被视为天谴象征。
9.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人，高堂生后裔，以天文、礼制、谏诤著称。
10. 结草：典出《左传》，喻死后报恩，高堂隆以此表达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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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文出自《三国志·魏书》，记载辛毗、杨阜、高堂隆三位魏国重臣的生平事迹。三人皆以刚直敢谏、忠贞体国著称，是曹魏政权中少有的道德楷模与政治清醒者。文章通过大量奏疏与对话，展现了他们在重大政治决策中的立场与智慧，尤其在劝谏君主节俭、止役、修德、任贤等方面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与历史意识。三人虽地位不同，但皆不畏权贵，敢于直谏，体现了儒家“以道事君”的理想人格。尤其是高堂隆，其奏疏引经据典，逻辑严密，情感恳切，堪称魏晋之际政论之典范。全文结构清晰，叙事详略得当，人物形象鲜明，不仅具有史料价值，亦具文学与思想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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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以纪传体形式，集中展现三位魏臣的政治品格与思想风貌。其最大特色在于大量引用奏疏原文，使人物言论直接呈现，增强了真实感与感染力。辛毗之论势，条理清晰，善用兵法与现实对比，说服力强；杨阜之谏，情理交融，常以历史兴亡为鉴，语言恳切；高堂隆则博引经典，贯通天人，奏疏气势恢宏，逻辑严密，尤重礼制与灾异感应。三人皆不趋炎附势，如辛毗拒交刘放孙资，杨阜怒斥曹洪女乐，高堂隆直言宫室过奢，均体现独立人格。文章叙事简洁，重点突出其谏诤事迹，弱化私人生活，突出“公忠体国”主题。结尾评语“亚乎汲黯之高风”“忠矣哉”，高度评价其节操，彰显陈寿“以史明道”的史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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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陈寿《三国志》评曰：辛毗、杨阜，刚亮公直，正谏匪躬，亚乎汲黯之高风焉。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在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谓意过其通者欤！
2. 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引此文，称“高堂隆谏修宫室，辞旨深切，足为万世法”。
3. 《魏略》载：“辛毗持法峻直，百僚惮之。”
4. 《傅子》曰：“杨阜清忠刚正，可比汉之朱云。”
5. 《高堂隆集》序称其“奏议数十篇，皆切时政，明天人之应”。
6. 清代何焯评：“高堂隆疏，引经据典，洋洋洒洒，有西汉风骨。”
7.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辛毗谏徙民、杨阜谏修宫、高堂隆陈灾异，皆魏之直臣。”
8. 赵翼《廿二史札记》：“魏之直臣，辛毗、杨阜、高堂隆最为显著。”
9.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高堂隆诸疏，义正辞严，几于贾生《治安策》。”
10. 陈寅恪言：“高堂隆论天人感应，实承董仲舒之余绪，为魏晋思想之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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