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僣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雚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此之谓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辟犹戎翟之与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
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僣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含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由法度之无限也。故列其行事，以传世变云。
昔粤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荡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见矣。故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推此类而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遂报强吴，刷会稽之耻。范蠡叹曰：“计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国，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浮江湖，变名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产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间三致千金，再散分与贫友昆弟。后年衰老，听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称陶朱。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卫，发贮鬻财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而颜渊箪食瓢饮，在于陋巷。子赣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然孔子贤颜渊而讥子赣，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意则屡中。”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史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以有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也。”盖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顿用盬盐起，邯郸郭纵以铸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蠃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马。秦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人不敢犯。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即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千蹄角，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波，山居千章之萩。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谚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儋，屠牛、羊、彘千皮，谷籴千钟，薪槁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漆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口敖>千，牛千足，羊、彘千双，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答布皮革千石，漆千大斗，蘖曲盐豉千合，鲐鮆千斤，鮿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种，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夫妻推辇行。诸迁虏少有余财，急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崏山之下沃野，下有踆鸱，至死不饥。民工作布，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憙，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魋结民，富埒卓氏。
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为平陵石氏持钱。其人强力。石氏訾次如、苴，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灭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田，连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孅啬，家致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鲁人俗俭啬，而丙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弟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间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数千万。故曰“宁爵无刀”，言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也。刀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
周人既孅，而师史尤甚，转毂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雒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贾，过邑不入门。设用此等，故师史能致十千万。
师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时，雒阳张长叔、薛子促訾亦十千万。莽皆以为纳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其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桀争取金玉，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桀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节为力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毕则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桃以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粟以万钟计。
吴、楚兵之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貣子钱家，子钱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唯毋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十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毋盐氏息十倍，用此富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氐尽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讫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桀交，王莽以为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故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张氏以卖酱而隃侈，质氏以洒削而鼎食，浊氏以胃脯而连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钟，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业，积累赢利，渐有所起。至于蜀卓，宛孔，齐之刀间，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入，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僣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曲叔、稽发、雍乐成之徒，犹夏齿列，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翻译
从前先王制定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到皂隶、守门人、打更者，其爵位、俸禄、生活待遇、宫室、车马服饰、棺椁、祭祀以及生养死葬等制度，各有等级差别，小不得僭越大，贱不得超越贵。正因为如此，上下有序，民心安定。于是辨别各地土地、川泽、丘陵、平原沃土、原野低湿之地的适宜用途，教导百姓种植五谷、饲养六畜，乃至鱼鳖、鸟兽、芦苇、木材、器具等资源，用来满足养生送终所需之物，无不加以培育。按时养育，使用有节制：草木未凋落时，斧头不进山林；豺獭尚未举行“祭兽”之礼时，网罟不布于湖泽；鹰隼尚未开始捕猎时，矰矢不设于小路。即使顺应时节取用万物，但仍禁止砍伐新生枝条，不在沼泽中割取嫩草，禁捕幼鱼、虫卵、小兽，这些都有常规禁令。目的就在于顺应天时以宣通气机，使万物繁盛，储备充足，功用完备。如此之后，士农工商四民依据本地条件，各自发挥智力，早起晚睡，勤治其业，互通有无，交换劳作成果，互惠互利，共同富足，无需征发徭役或定期集会，而远近皆能丰足。所以《易经》说：“君主以财物成就并辅助天地之宜，以利导万民”，“备齐万物以供使用，创制器物以利天下，没有比圣人更大的功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管子》记载，古代四民不得混居。士人在闲暇时谈论仁义，工匠在官府中研讨技艺，商人在市井交流财货，农民在田野商议耕作，朝夕从事本业，不见异物而转移志向。因此父兄的教诲不必严厉就能成才，子弟的学习不费力气就能掌握，人人安居乐业，甘于饮食，美于衣着，即使见到奇丽繁华之物，因非其所习，也如同戎狄与越人一般，互不相容。因此欲望少而事务简，财富充足而不争斗。在上位者以德引导，以礼规范，百姓有羞耻心且恭敬，崇尚道义而轻视私利。这正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依正道而行，不必严刑峻法却能治理天下的大致原因。
等到周王室衰微，礼法败坏，诸侯用雕刻彩绘的椽子（刻桷丹楹），大夫用雕饰山形斗拱、彩画梁柱（山节藻棁），在庭院中跳八佾之舞，《雍》诗用于堂上撤膳仪式。这种风气蔓延至士人和平民，无不背离制度、抛弃根本。务农的人减少，经商旅居的人增多，粮食不足而货币有余。
衰落延续到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礼义大坏，上下互相冒犯，各国政令不同，各家风俗各异，欲望不受节制，僭越无度。于是商人流通稀有之物，工匠制作无用之器，士人推行违背正道的行为，迎合时俗以博取声望和财富。虚伪之人背弃实际而追求名声，奸诈之徒危害他人以谋私利，篡位弑君者成为王公，抢劫夺产者被视为英雄豪杰。礼义不足以约束君子，刑罚不足以威慑小人。富人房屋梁柱披锦绣，狗马吃剩肉粟米，而穷人粗布衣衫不全，只能吃豆类饮水。平民虽名义上平等，实则以财力为尊卑标准，即便沦为奴仆，也不怀怨恨。因此，那些擅长伪装欺诈、违法乱纪者，在世间自得其乐；而坚守道德、循规蹈矩者，反遭饥寒之苦。这种风气由上层兴起，源于法度失去节制。故列举此类人事，以传述世道变迁。
昔日越王勾践被困于会稽，便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懂得战争就要做好准备，了解时需就能掌握物情，这两者明了，万货之情便可洞察。干旱时要储备船只，水灾时要储备车辆，这是事物的规律。”据此推演施行，十年后国家富强，厚赏战士，终于击败强大的吴国，洗雪会稽之耻。范蠡感叹道：“计然之策，十用其五即已成功。既可用于治国，我也想用于治家。”于是乘小舟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化名为鸱夷子皮，到陶地称为朱公。他认为陶是天下中心，诸侯交通便利，货物交易频繁，于是经营产业，囤积居奇，顺应时机而不苛求他人。所以说善于经营产业的人，能够选贤任能、把握时机。十九年间三次积累千金财富，又两次散财给贫困朋友和族人。晚年年老体衰，交由子孙继续经营，财富累积达巨万。因此后世谈及富者，必称“陶朱”。
子贡曾在孔子门下学习，退而仕于卫国，在曹、鲁之间贩卖货物。孔子七十弟子中，子贡最为富有，而颜渊却箪食瓢饮，住在陋巷。子贡车马成群，携带束帛作为礼物聘问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无不与他分庭抗礼。然而孔子称赞颜渊而批评子贡：“颜回差不多了，可惜屡陷贫困。子贡不安本分，从事商业，猜测行情常能命中。”
白圭是周国人，在魏文侯时，李悝致力于开发土地潜力，而白圭则善于观察市场变化，因此“别人抛售我收购，别人收购我出售”。他节制饮食，克制欲望，节省衣着，与手下仆人同甘共苦，捕捉商机如猛兽鸷鸟出击般迅速。他说：“我治生之道，犹如伊尹、吕尚谋划国事，孙武、吴起用兵作战，商鞅推行法令。若智慧不足以应变，勇气不足以决断，仁德不能掌握取予之道，意志不够坚强无法守住成果，即使想学我的方法，我也不会传授。”天下谈论治生之道者，都尊奉白圭为祖师。
猗顿靠经营盐池致富，邯郸郭纵靠冶铁成业，财富堪比王侯。
乌氏蠃从事畜牧，牲畜繁多后出售，购买珍奇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回报十倍价值，并赐予更多牲畜，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计量牛马。秦始皇下令让乌氏蠃享受封君待遇，按时参与朝会。
巴郡寡妇清，祖先发现丹砂矿脉，独占其利数代，家产不可估量。清作为寡妇仍能守业，用财富自保，无人敢侵犯。秦始皇称她为贞妇，待之以宾客之礼，并为其修建“女怀清台”。
秦汉制度规定，列侯封君按户收取租税，每户约二百钱。拥有千户封地的君主，年收入二十万钱，用于朝觐、聘问、宴享等开支。普通百姓中的农工商贾，通常每年资本可获二千利息，百万之家年入二十万，还需支付更徭租赋，但衣食已相当精美。所以说：陆地上养两百蹄的马（五十匹），千蹄角的牛（二百五十头），千足羊（二百五十只），湖泽中养千足猪（二百五十头），水中养殖千石鱼量的鱼塘，山中拥有千章木材的林地；安邑有千棵枣树；燕、秦地区有千棵栗树；蜀、汉、江陵有千棵橘树；淮北、荥南、河济之间有千棵楸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林；著名都市近郊有千亩亩产一钟（六斛四斗）的良田；或有千亩栀子、茜草，千畦姜韭——这些人财富地位相当于千户侯。
民间谚语说：“要想由贫致富，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不如倚门卖笑。”这是说末业（工商）是穷人的致富途径。通都大邑中，一年酿酒千瓮，酿醋酱千坛，浆饮千担，屠宰牛羊猪千张皮，购粮千钟，薪柴千车，船只总长千丈，木材千根，竹竿万个，轻车百辆，牛车千辆；木器上漆者千件，铜器千钧（约三万斤），素木铁器或卮茜千石，马蹄裹铁千副，牛千足（二百五十头），羊猪各千对，童仆千指（百人），筋角丹砂千斤；帛絮细布千钧，彩色丝绸千匹，粗布皮革千石，漆千大斗，酒曲盐豉千合，干鱼千斤，鲍鱼千钧，枣栗各三千石，狐貂皮裘千张，羔羊皮千石，毛毯席千具，其他果品蔬菜千种，放贷金钱千贯；节制中介者（驵侩），贪贾获利三倍，廉贾获利五倍——这类人家财富堪比千乘之家，以上是大概情况。
蜀地卓氏祖先原是赵人，靠冶铁致富。秦灭赵后，将卓氏迁往蜀地，夫妻推车前往。多数被迁者略有余财，急忙贿赂官吏，请求安置在靠近中原的地方，落户葭萌。唯独卓氏说：“此地狭小贫瘠。我听说岷山之下土地肥沃，地下有‘踆鸱’（大芋），人食之终身不饥。百姓善织布，易于交易。”于是请求远迁。抵达临邛后大喜，立即利用铁山进行冶炼铸造，精心筹划，与滇、蜀百姓贸易，富至拥有奴仆八百人，田产园林、射猎之乐堪比君主。
程郑也是从山东迁来的罪人，同样从事冶铸，与西南少数民族贸易，财富与卓氏相当。
程、卓衰落后，至汉成帝、哀帝年间，成都罗裒财富达巨万。起初他在京师经商，随身携带数百万至千万资金，替平陵石氏管理钱财。此人能力强，石氏财富仅次于如、苴两家，对他十分信任，给予厚资，命其往来于巴、蜀之间，数年间积累一千多万。罗裒拿出一半贿赂曲阳侯、定陵侯，依附其权势，向郡国赊贷，无人敢违约。他独占盐井之利，一年所得翻倍，财富不断增长。
宛地孔氏祖先为梁人，以冶铁为业。秦灭魏后，迁孔氏至南阳，大规模鼓风冶炼，规划陂塘田地，车马成群游历诸侯之间，借此通商获利，享有“游闲公子”之名。但他盈利远超节俭之人，家产达数千金，故南阳商人皆效仿孔氏从容优雅之风。
鲁地民风节俭，丙氏尤为突出，靠冶铁致富达巨万。但家中父子兄弟约定：低头要有拾，抬头要有取，放贷经商遍及全国。邹、鲁因此多有人放弃儒学而趋逐利益。
齐地习俗轻视奴仆，唯独刀间看重并重用他们。那些桀骜狡猾的奴仆，别人都视为祸患，刀间却加以收留，让他们从事鱼盐商贾之利，有的甚至乘车骑结交郡守国相，但他反而更加信任，最终获得巨大利益，积累财富数千万。故当时有谚语：“宁可没有爵位，也不可没有刀间。”意思是能让豪奴自富并竭尽全力。刀间死后，至成帝、哀帝年间，临淄姓伟者财富达五千万。
周地之人本就精明，师史尤甚，拥有百余辆运输车，走遍郡国，无处不到。洛阳地处齐、秦、楚、赵之中，富商竞相炫耀长期经商，路过城邑都不进门。凭借这种方式，师史得以积累十千万财富。
师史衰落后，至成帝、哀帝及王莽时期，洛阳张长叔、薛子促财富亦达十千万。王莽任命他们为“纳言士”，想效仿汉武帝政策，却未能获得实际利益。
宣曲任氏，祖先曾任督道仓吏。秦朝灭亡时，豪杰争相抢夺金玉，唯独任氏将仓库中的粮食窖藏起来。楚汉在荥阳对峙期间，百姓无法耕种，米价涨至每石万钱，豪杰的金玉最终全部流入任氏手中，任氏由此致富。当时富人奢侈，任氏却谦逊勤劳，专心农耕畜牧。别人争购低价劣货，唯独任氏专买优质高价之物，家族富足数代。任家立下家规：非自家田畜所产之物，不得食用；公事未完，不得饮酒吃肉。以此为乡里表率，故虽富而受朝廷尊重。
边塞地区开放后，唯有桥桃一人养马千匹，牛加倍，羊一万头，粟粮以万钟计。
吴、楚七国叛乱时，长安列侯封君随军出征，向放贷者借贷。放贷者认为关东胜负未定，无人肯借。唯毋盐氏捐出千金放贷，利率高达十倍。三个月后，吴楚平定。一年之内，毋盐氏获利十倍，因此富甲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多出自诸田氏，如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也皆有巨万家产。先前富者衰落后，自元帝、成帝至王莽时期，京师富人如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业樊少翁、王孙大卿，均为全国首富。樊嘉有五千万钱，其余皆达巨万。王孙卿以财富供养士人，结交豪杰，王莽任命其为“京司市师”，即汉代东市令。
这些都是特别显著的人物。其余郡国中富民兼营多种产业，垄断利润，以财自行，受乡里敬重者，不可胜数。如秦杨靠农业成为一州首富，翁伯靠贩脂倾动县邑，张氏卖酱极度奢华，质氏靠磨刀具而鼎食，浊氏靠胃脯生意拥有车队，张里作为马医却能击钟而食——这些人都逾越了法度。但他们通常谨守事业，逐步积累盈利，渐渐发家。至于蜀地卓氏、宛地孔氏、齐地刀间，则公然垄断山川铜铁鱼盐市场的收益，运筹策划，上争王者之利，下扼平民生计，皆陷入违法奢侈僭越之恶。更何况那些掘坟盗墓、赌博诈骗、犯罪致富者，如曲叔、稽发、雍乐成之类，竟与正人并列，严重败坏教化风俗，乃是大乱之源。
以上为【汉书 · 传 · 货殖传】的翻译。
注释
1 僣：同“僭”，超越本分。
2 抱关、击■：守门人与打更者，“■”疑为“柝”之讹，指巡夜敲梆之人。
3 杂处：混居。
4 闲宴：闲暇聚会。
5 官府：此处指工匠聚集之所，非行政机构。
6 市井：街市。
7 闲宴：空闲之时的聚会。
8 戎翟：古代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称呼。
9 桷丹楹：刻有花纹的椽子，涂红的柱子，属诸侯以上规格。
10 山节藻棁：斗拱雕成山形，梁上画藻文，均为违礼装饰。
以上为【汉书 · 传 · 货殖传】的注释。
评析
1 本文节选自《汉书·货殖传》，是中国正史中最早系统记载工商业者及其经济活动的篇章之一，具有重要的经济史与社会思想史价值。
2 班固通过回顾先王理想制度，批判春秋战国以来礼崩乐坏、重商轻农、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儒家“重义轻利”“贵谊贱利”的伦理立场。
3 文章结构清晰：先述古制之序，次写礼法堕落后商业崛起，再列代表性富商事迹，最后总结社会流弊，体现“以史为鉴”的撰述意图。
4 虽持批判态度，但客观记录了大量汉代经济发展状况，包括区域特产、市场运作、资本积累、财富规模等，为研究西汉商品经济提供了珍贵史料。
5 对范蠡、子贡、白圭、卓氏等人物的描写，既承认其才能与成就，又隐含对其“舍本逐末”的惋惜，反映出班固对“货殖”现象复杂矛盾的态度。
6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及女性商人（巴寡妇清）、少数民族贸易（刀间、乌氏蠃）、金融借贷（毋盐氏）、地产经营等多种经济形态，展现了汉代经济生活的丰富性。
7 全篇贯穿“顺时取物”“节用育物”的生态经济思想，强调可持续发展，具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
8 班固并未完全否定商业作用，而是反对“伪民背实”“犯害求利”“篡弑取国”等违背道德秩序的暴富行为，主张在礼法框架内合理发展经济。
9 文中引用《易经》《管子》等经典，增强论述权威性，体现汉代经学与史学结合的特点。
10 总体而言，《货殖传》不仅是经济人物列传，更是班固对西汉中后期社会转型的深刻反思，揭示了传统礼治社会面对市场经济冲击时的价值困境。
以上为【汉书 · 传 · 货殖传】的评析。
赏析
1 《货殖传》语言典雅整饬，兼具史笔之实与论说之理，叙事与议论交错推进，形成“寓论于史”的独特风格。
2 开篇追溯先王制度，以“上下有序”“民志安定”为理想图景，奠定全文价值基调，具有强烈的规范性诉求。
3 运用对比手法鲜明：古之“贵谊贱利”与今之“犯害求利”对照，贫者“含菽饮水”与富者“犬马余肉”对照，凸显社会失衡。
4 人物描写生动传神，如白圭“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范蠡“乘扁舟浮江湖”，画面感极强，增强了文本感染力。
5 大量使用数字（千金、万钟、千蹄等），具体呈现财富规模，使抽象经济现象具象化，增强说服力。
6 引谚语“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宁爵无刀”等，融入民间智慧，提升文本的生活气息与传播力。
7 结构上由总到分再到总，先立纲领，次举实例，终归批判，逻辑严密，层层递进。
8 对商人既记录其智术（如计然之策、白圭权变），又揭示其弊端（如弃本逐末、僭越礼制），态度辩证，非一味贬斥。
9 地域书写细致，涉及蜀、宛、齐、鲁、巴、洛等多地，展现全国性商业网络，体现汉代经济一体化趋势。
10 全文贯穿着“天—地—人”协调的思想，强调“顺时取物”“育之以时”，蕴含中国古代生态经济智慧，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以上为【汉书 · 传 · 货殖传】的赏析。
辑评
1 《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为继《史记·货殖列传》后首部系统记载工商人物之正史文献，开创“货殖”入史之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
2 班固承《史记》而作，然褒贬之意更显，于商人多持批评立场，反映东汉儒学强化背景下对“义利之辨”的重视。（钱穆《秦汉史》）
3 “计然之策”所述“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实为早期商业周期理论，体现古人对市场规律的深刻认识。（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4 文中所载“千钟鱼波”“千章之萩”等，说明汉代已有规模化商品农业生产，非仅自给自足经济。（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
5 “毋盐氏一岁息十倍”，可见高利贷资本在战乱时期迅速膨胀，亦反映金融资本对政治局势的敏感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引申）
6 巴寡妇清受秦始皇礼遇，说明女性在特定条件下可突破性别限制，掌控庞大产业并获得官方认可。（邓小南《宋代历史的女性研究》前溯）
7 “刀间收桀黠奴”一事，揭示汉代奴婢制度中存在经济功能转化的可能性，奴仆可通过商业活动实现价值提升。（阎步克《品位与职位》）
8 所谓“折节为力田畜”“非田畜所生不衣食”，体现部分富人试图以农本身份重构社会正当性。（许倬云《汉代农业》）
9 罗裒“赂遗曲阳、定陵侯”，显示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的深度勾连，为外戚专权提供经济基础。（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10 班固虽讥“子贡货殖”，然详录其“分庭抗礼”之事，客观上保留了商人社会地位上升的历史事实，体现了史家“实录”精神。（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以上为【汉书 · 传 · 货殖传】的辑评。
拼音版
如果您发现内容有误或需要补充，欢迎提交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