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菑川薛人也。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
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
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弘谢曰：“前已尝西，用不能罢，愿更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诏诸儒：
制曰：盖闻上古至治，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河洛出图书；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发渠搜，南抚交阯，舟车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圣之术，明君臣之义，讲论洽闻，有声乎当世，敢问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知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其悉意正议，详具其对，著之于篇，朕将亲览焉，靡有所隐。
弘对曰：
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常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即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业之即不争，理得则不怨，有礼则不暴，爱之则亲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远义，则民服而不离；和不远礼，则民亲而不暴。故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和之所赏，礼之所取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故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
臣闻之，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则无疾，无疾则不夭，故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则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此和之极也。
臣闻之，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
臣闻尧遭鸿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之余烈也。桀、纣行恶，受天之罚；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因此观之，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臣弘愚戆，不足以奉大对。
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弘复上疏曰：“陛下有先圣之位而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民而无先圣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异也。臣闻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书奏，天子以册书答曰：“问：弘称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视孰与周公贤？”弘对曰：“愚臣浅薄，安敢比材于周公！虽然，愚心晓然见治道之可以然也。去虎豹马牛，禽兽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驯服习之，至可牵持驾服，唯人之从。臣闻揉曲术者不累日，销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恶，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期年而变，臣弘尚窃迟之。”上异其言。
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一岁中至左内史。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常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上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指。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弘为人谈笑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
为内史数年，迁御史大夫。时又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上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专奉朔方。”上乃许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僣于君。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亦下比于民。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黯言。且无黯，陛下安闻此言？”上以为有让，愈益贤之。
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先是，汉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上于是下诏曰：“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时，上方兴功业，娄举贤良。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弘身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余。然其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常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胶西，皆弘力也。
后淮南、衡山谋反，治党与方急，弘病甚，自以为无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诸侯有畔逆之计，此大臣奉职不称也。恐病死无以塞责，乃上书曰：“臣闻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问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后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监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徕四方之士，任贤序位，量能授官，将以厉百姓劝贤材也。今臣愚驽，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称，加有负薪之疾，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愿归侯，乞骸骨，避贤者路。”上报曰：“古者赏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几，获承至尊，惧不能宁，惟所与共为治者，君宜知之。盖君子善善及后世，若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闲，君其存精神，止念虑，辅助医药以自恃。”因赐告牛、酒、杂帛。居数月，有瘳，视事。
凡为丞相御史六岁，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
弘子度嗣侯，为山阳太守十余岁，诏征巨野令史成诣公车，度留不遣，坐论为城旦。
元始中，修功臣后，下诏曰：“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奉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余，可谓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与内厚富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世厉俗，圣王之也。其赐弘后子孙之次见为适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与弟。式入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买田宅。而弟尽破其产，式辄复分与弟者数矣。
时汉方事匈奴，式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上使使问式：“欲为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习仕宦，不愿也。”使者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亡所争，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有财者宜输之，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使者以闻。上以语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上不报，数岁乃置式。式归，复田牧。
岁余，会浑邪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贫民大徙，皆卬给县官，无以尽赡。式复持钱二十万与河南太守，以给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贫民者，上识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输其家半财助边。”乃赐式外繇四百人，式又尽复与官。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助费。上于是以式终长者，乃召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
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为郎，布衣草蹻而牧羊。岁余，羊肥息。上过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矣。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上奇其言，欲试使治民。拜式缑氏令，缑氏便之；迁成皋令，将漕最。上以式朴忠，拜为齐王太傅，转为相。
会吕嘉反，式上书曰：“臣闻主愧臣死。群臣宜尽死节，其驽下者宜出财以佐军，如是则强国不犯之道也。臣愿与子男及临菑习弩博昌习船者请行死之，以尽臣节。”上贤之，下诏曰：“朕闻报德以德，报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县诸侯未有奋繇直道者也。齐相雅行躬耕，随牧畜悉，辄分昆弟，更造，不为利惑。日者北边有兴，上书助官。往年西河岁恶，率齐人入粟。今又首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矣。其赐式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元鼎中，征式代石庆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国不便盐铁而船有算，可罢。上由是不说式。明年当封禅，式又不习文章，贬秩为太子太傅，以儿宽代之。式以寿终。
儿宽，千乘人也。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其精如此。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
宽为人温良，有廉知自将，善属文，然懦于武，口弗能发明也。时张汤为廷尉，廷尉府尽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宽以儒生在其间，见谓不习事，不署曹，除为从史，之北地视畜数年。还至府，上畜簿，会廷尉时有疑奏，已再见却矣，掾史莫知所为。宽为言其意，掾史因使宽为奏。奏成，读之皆服，以白廷尉汤。汤大惊，召宽与语，乃奇其材，以为掾。上宽所作奏，即时得可。异日，汤见上。问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谁为之者？”汤言儿宽。上曰：“吾固闻之久矣。”汤由是乡学，以宽为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宽为掾，举侍御史。见上，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
宽既治民，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宽表奏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繦属不绝，课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宽。
及议欲放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马相如病死，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书，以问宽，宽对曰：“陛下躬发圣德，统楫群元，宗祀天地，荐礼百神，精神所乡，征兆必报，天地并应，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然享荐之义，不著于经，以为封禅告成，合祛于天地神祗，祗戒精专以接神明。总百官之职，各称事宜而为之节文。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君臣之所能列。令将举大事，优游数年，使群臣得人自尽，终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
既成，将用事，拜宽为御史大夫，从东封泰山，还登明堂。宽上寿曰：“臣闻三代改制，属象相因。间者圣统废绝，陛下发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一，六律五声，幽赞圣意，神乐四合，各有方象，以丞嘉祀，为万世则，天下幸甚。将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发祉闿门，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肃邕永享。光辉充塞，天文粲然，见象日昭，报降符应。臣宽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制曰：“敬举君之觞。”
后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汉兴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诏宽与迁等共定汉《太初历》。语在《律历志》。
初，梁相褚大通《五经》，为博士，时宽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征褚大，大自以为得御史大夫。至洛阳，闻儿宽为之，褚大笑。及至，与宽议封禅于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诚知人。”宽为御史大夫，以称意任职，故久无有所匡谏于上，官属易之。居位九岁，以官卒。
赞曰：公孙弘、卜式、儿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栗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
翻译
公孙弘是菑川国薛县人。年轻时曾担任狱吏，后来因犯法被免职。家境贫寒，便在海边放猪为生。四十多岁时才开始学习《春秋》及各家解说。
汉武帝刚即位时，下诏征召贤良文学之士。当时公孙弘已年届六十，以“贤良”身份被举荐为博士。他曾出使匈奴，回国后汇报情况不合皇帝心意，武帝发怒，认为他无能，于是公孙弘称病辞官回家。
元光五年（前130年），朝廷再次征召贤良文学之士，菑川国又推举公孙弘。他推辞说：“之前已经西行入京，因才能不足被罢免，希望另选他人。”但国人坚持推举他，最终他被送到太常处参加对策考试。皇帝亲自策问诸儒：
诏书说：我听说上古时代政治清明，只用画衣冠、异章服的方式就能使百姓不犯罪；阴阳调和，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甘露降落，风雨适时，嘉禾生长，朱草出现，山林不秃，湖泊不干涸；麒麟凤凰栖息于郊野，龟龙游弋于池沼，黄河出图，洛水出书；父亲不必为儿子送葬，兄长不必为弟弟哭泣；北方安抚渠搜，南方治理交阯，凡舟车可达、人迹所至之处，连爬行动物与呼吸微弱的生物也都各得其所。我对这样的盛世极为赞赏，如今应走什么道路才能达到这种境界？你们这些饱学之士研习先圣之道，明晓君臣大义，博闻强识，在当世享有声誉，请回答我：天人之间的关系，根本何在？吉凶的征兆，何时显现？夏禹、商汤时期发生水旱灾害，其原因何在？仁、义、礼、智四项准则，应当如何施行？国家传承基业，万物鬼神变化，天命符应，兴衰如何解释？天文、地理、人事纲纪，你们都应熟悉。请详尽思考，公正议论，完整写出对策，我将亲自阅览，毫无隐瞒。
公孙弘对答道：
我听说上古尧舜之时，不重爵赏而百姓仍乐于行善，不用严刑而百姓不犯法，因为他们自身正直，待民诚信。到了末世，虽有高官厚禄却不能劝人为善，虽施重刑却奸邪不止，是因为在上者行为不正，对百姓缺乏信用。因此，单靠重赏重罚不足以劝善禁非，关键在于诚信。若能依才能任官，则职责分明而政事有序；摒弃无用空谈，则事务得以落实；不制造无用器物，则赋税减轻；不侵占农时，不妨碍民力，则百姓富裕；有德者进用，无德者退黜，则朝廷尊贵；有功者升迁，无功者贬抑，则群臣谦让；惩罚恰如其罪，则奸邪止息；奖赏符合贤能，则臣下勤勉。这八项，是治理百姓的根本。百姓安居乐业则不争，理得心安则不怨，知礼则不暴，受爱则亲近君主——这是统治天下最紧要的事。法律不远离道义，则民众信服而不离散；和谐不违背礼仪，则百姓亲附而不暴乱。因此，法律所惩罚的，正是道义所排斥的；和谐所奖赏的，正是礼仪所认可的。礼义是百姓所信服的，若赏罚顺应礼义，则百姓自然不触犯禁令。所以古人仅以画衣冠、异章服来教化，百姓便不犯罪，是因为这种道德早已通行于民间。
我又听说，气息相同则相随，声音相近则相应。今君主在上以德化民，百姓在下和睦团结，则内心和谐则气息和谐，气息和谐则形体和谐，形体和谐则声音和谐，声音和谐则天地间的和谐也会相应。因此阴阳调和，风雨及时，甘露下降，五谷丰收，六畜兴旺，嘉禾兴起，朱草萌生，山林葱郁，泽湖充盈——这是和谐的极致。人体和谐则无病，无病则不夭折，所以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若君主之德匹配天地，光明如同日月，则麟凤降临，龟龙现身，河出图、洛出书，远方君主无不仰慕道义，携带礼物前来朝见——这是和谐的顶峰。
我还听说，仁就是爱，义就是宜，礼是行为规范，智是治术之源。趋利避害，兼爱无私，称为仁；明辨是非，判断可否，称为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序，称为礼；掌握生杀之权，疏通壅塞之路，权衡轻重之数，分析得失之道，使远近真情皆达于君上，称为术。这四个方面，是治国之本，也是大道之用，都应加以实施，不可偏废。掌握其要领，则天下安乐，法令虽设而无需使用；不得其法，则君主被蒙蔽，官吏混乱。这是治国实情，也是继承统绪、垂范后世的根本。
我又听说，尧遭遇洪水，命禹治理，并非禹造成水患；汤时干旱，是因桀的余祸。桀纣行恶，受天惩罚；禹汤积德，得以称王天下。由此可见，天道无私，顺之则和谐生起，逆之则灾祸降临。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的基本规律。我公孙弘愚钝浅薄，不足以应对如此宏大的问题。
当时参加对策者有一百多人，太常评定公孙弘成绩排在末等。但奏章呈上后，天子却将他的对策擢升为第一。召见时，见他仪表堂堂，遂任命为博士，待诏于金马门。
公孙弘又上疏说：“陛下拥有先圣的地位却没有先圣的名声，拥有先圣的人民却没有先圣的官吏，因此形势相似而治理不同。先代官吏正直，故人民淳厚；今世官吏邪曲，故人民浇薄。政令败坏而难以推行，命令疲软而无人听从。若让奸邪之吏施行弊政，用疲弱之令治理浅薄之民，人民不可能被教化——这正是治世不同的原因。我听说周公治理天下，一年见效，三年教化，五年安定。愿陛下以此为目标。”奏疏呈上，天子回批问道：“你说周公之治，自认才能与周公相比如何？”公孙弘答道：“我愚昧浅薄，怎敢与周公相比！但我确实明白治道可以实现。虎豹马牛，都是难以驯服的禽兽，但经过训练，尚可牵引驾驭，服从人类。我听说弯曲的木材几日可矫正，熔炼金石不过数月，人对于利害好恶的感受，难道还不如禽兽木石吗？所谓‘三年而化’，我觉得还太慢了。”皇帝对他的话感到惊奇。
当时朝廷正开通西南夷，巴蜀百姓深受其苦，皇帝命公孙弘前往视察。他回来后极力批评西南夷毫无用处，但皇帝未采纳。每次朝议，他只陈述观点，由皇帝自行抉择，不肯当面激烈争辩。因此皇帝察觉他行事谨慎厚重，善于辩论，熟悉法律文书，又能用儒家思想加以修饰，十分欣赏他，一年之内升至左内史。
公孙弘奏事时，若有异议，也不在朝廷当面争论。常与主爵都尉汲黯私下请求面见皇帝，由汲黯先提出问题，他随后补充，皇帝每每高兴，所说意见都被采纳，因而日益亲近显贵。他曾与公卿事先约定议事内容，但到了皇帝面前却违背约定，顺从皇帝意图。汲黯当庭质问他：“齐人大多狡诈无情，起初与我和议此事，如今全部背弃，这是不忠！”皇帝问公孙弘，他道歉说：“了解我的人会认为我忠，不了解我的人会认为我不忠。”皇帝认同他的话。身边宠臣屡次诋毁他，皇帝反而更加优待。
公孙弘为人风趣博学，常说君主最大的毛病是不够宽广，臣子最大的毛病是不知节俭。他侍奉后母极为孝顺恭敬，后母去世后，守丧三年。
任内史数年后，升为御史大夫。当时又在东方设立苍海郡，北方修筑朔方郡。公孙弘多次劝谏，认为劳民伤财去经营无用之地，建议停止。于是皇帝派朱买臣等人诘难他关于设置朔方的好处，提出十条理由，公孙弘一条也未能反驳。于是他道歉说：“我是山东乡野之人，不知朔方如此重要，愿停止西南夷与苍海工程，专力经营朔方。”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
汲黯说：“公孙弘位列三公，俸禄丰厚，却盖布被，这是伪装！”皇帝问公孙弘，他谢罪说：“确有此事。九卿中与我交好的莫过于汲黯，今日他在朝堂指责我，确实说中了我的问题。三公穿布衣，确实是矫饰诈伪以沽名钓誉。管仲辅佐齐桓公，有‘三归’之台，奢侈堪比国君，但助桓公称霸，也有逾越君上的行为；晏婴辅佐景公，食不重肉，妾不穿丝，齐国同样治理得很好，但他向下贴近百姓。如今我身为御史大夫，盖布被，从九卿到小吏没有差别，的确如汲黯所言。若无汲黯，陛下怎能听到这些话？”皇帝认为他谦让，更加看重他。
元朔年间，公孙弘接替薛泽任丞相。此前汉朝惯例以列侯担任丞相，唯独公孙弘无爵。于是皇帝下诏说：“朕推崇先圣之道，广开贤路，招揽四方人才。古时任贤授官，量能赐禄，功劳大者待遇高，德行盛者爵位尊。现封丞相公孙弘为平津侯，食邑六百五十户。”此后形成定制，丞相封侯自此始。
当时皇帝正积极建功立业，屡次举荐贤良。公孙弘自知由平民被举为首名，几年间升至宰相封侯，于是开设客馆，打开东阁延请贤人，共商国事。他自己每餐只吃一个荤菜和粗米饭，旧友宾客全靠他供养，俸禄全部支出，家中毫无积蓄。但他性格忌刻，外表宽厚，内心深沉。凡与他有过节的人，无论远近，即使表面友好，日后必加报复。主父偃被杀，董仲舒调往胶西，都是他的推动所致。
后来淮南王、衡山王谋反，追查同党极为紧急，公孙弘病重，自感无功受封侯，居宰相之位，本当辅佐明君安定国家，使人遵守臣子之道。如今诸侯竟有叛逆之计，说明大臣履职不力。担心自己病死也无法弥补过失，于是上书说：“我听说天下共有五条通达之道：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交；实行这五道依靠三种品德：仁、智、勇。所以说‘好问接近智，力行接近仁，知耻接近勇’。懂得这三者，就知道如何自我修养；能自我修养，然后才能治理他人。从未有不能自治却能治人的人。陛下躬行孝悌，效法三代，建立周代制度，兼具文武功绩，招揽四方人才，任贤排序，量能授官，旨在激励百姓、劝勉贤才。而我愚钝无能，无汗马功劳，陛下破格提拔我于卒伍之中，封为列侯，位至三公。我的品行才能不足以匹配此位，又患贱疾，恐怕早逝如犬马填沟壑，终究无法报恩尽责。恳请归还侯爵，辞官养老，为贤者让路。”皇帝回复说：“古时赏功褒德，守成重文，遇乱重武，从未改变。朕日夜勤勉，继承大位，唯恐不能安宁，治理天下者，你最应知晓。君子善行惠及后世，你的作为，将永存我心。你不幸染病，何必急于辞官？应保重精神，减少思虑，配合医药调养。”并赐予牛肉、酒、丝帛。数月后病情好转，继续视事。
公孙弘任丞相、御史共六年，八十岁时卒于相位。之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相继为相。自李蔡至石庆，丞相府客馆已荒废；到公孙贺、刘屈氂时，更改为马厩、车库、奴婢住房。唯有石庆因敦厚谨慎终老相位，其余皆被诛杀。
其子公孙度继承侯爵，任山阳太守十余年。皇帝下诏征召巨野县令史成赴京，公孙度扣留不遣，因此获罪被判城旦（劳役刑）。
元始年间，朝廷追念功臣后代，下诏说：“汉兴以来，身居要职而生活节俭、轻财重义者，没有比得上公孙弘的。身为宰相封侯，却盖布被、吃粗饭，俸禄全用于故人宾客，毫无积蓄，可谓超越制度、垂范世俗之人，与那些内藏巨富却外示清贫以骗取虚名者截然不同。表彰德行、彰明正义，是为了引导社会、砥砺风俗，这是圣王之道。现赐公孙弘后代嫡系子孙关内侯爵位，食邑三百户。”
卜式是河南人，以耕田畜牧为业。有个弟弟，弟弟成年后，卜式主动离开，只带走百余头羊，田宅财物全部留给弟弟。他进山放牧十多年，羊群增至千余头，又购置田宅。后来弟弟耗尽家产，他多次重新分给他财产。
当时汉朝正对抗匈奴，卜式上书愿捐出一半家产资助边防。皇帝派人问他：“你想做官吗？”答：“自幼牧羊，不懂仕途，不愿。”使者问：“家中是否有冤？”答：“我生平与人无争，乡人贫穷我就借贷，品行不好我就教导，大家都听从我，我有何冤？”使者问：“那你究竟想做什么？”答：“天子讨伐匈奴，我认为贤者应舍生报国，有钱者应出资助战，如此匈奴可灭。”使者上报。皇帝告诉丞相公孙弘。弘说：“这不合人情。这种人不是安分守己之臣，不能作为榜样，否则扰乱法令，请陛下不要答应。”皇帝未予答复，几年后才启用卜式。卜式回家继续务农。
一年多后，浑邪王等归降，朝廷开支巨大，仓库空虚，贫民大规模迁移，全靠官府供给，难以周济。卜式又拿出二十万钱给河南太守，用于救济移民。河南上报助贫富人名单，皇帝看到卜式名字，说：“这不就是先前愿捐半家财助边的那人吗？”于是赐他免除四百人徭役的权利，卜式又全部退还给官府。当时富豪争相隐匿财产，唯独卜式特别愿意出资。皇帝因此认定他是真正的长者，召拜为中郎，赐爵左庶长，赏田十顷，并公告天下，以示尊崇，教化百姓。
起初卜式不愿为郎官，皇帝说：“我在上林苑有些羊，想请你去放牧。”卜式于是身穿布衣草鞋去牧羊。一年多后，羊只肥壮繁殖。皇帝巡视羊群，称赞他。卜式说：“不只是羊，治民也是如此。按时作息，劣者淘汰，不让败坏群体。”皇帝惊讶其言，想试用他治理百姓，任命为缑氏县令，缑氏百姓便利；调任成皋县令，管理漕运成绩最优。皇帝认为他质朴忠诚，任命为齐王太傅，后转为相。
适逢吕嘉叛乱，卜式上书说：“臣听说君主受辱，臣子当死。群臣应尽忠殉节，才能低下者也应出资助军，这才是强国不受侵犯之道。我愿与儿子及临菑习弩、博昌习船之人奔赴前线效死，以尽臣节。”皇帝赞赏，下诏说：“朕闻报德以德，报怨以直。今天下有难，郡县诸侯无人挺身而出。齐相一向躬耕务农，畜牧精通，常分财于兄弟，屡次重建家业，不受利益诱惑。此前北边用兵，他上书助官；去年西河歉收，他率齐人捐粮。如今又率先奋起，虽未参战，其义已显于内心。特赐卜式关内侯爵位，黄金四十斤，田十顷，公告天下，使人人知晓。”
元鼎年间，征召卜式接替石庆为御史大夫。卜式任职后，主张废除郡国盐铁专营和船只税。皇帝因此不悦。次年举行封禅大典，卜式不擅长文书，被降职为太子太傅，由儿宽接任。卜式终老于家中。
儿宽是千乘人，研究《尚书》，师从欧阳生。由郡国推荐入博士官处，受业于孔安国。家贫无资，曾为同学做饭。常一边锄地一边带着经书，休息时就诵读，勤奋如此。通过射策考试任掌故，按资历补为廷尉文学卒史。
儿宽为人温和善良，廉洁自律，善于作文，但怯于武事，口才不佳。当时张汤任廷尉，府中多用通晓文法的官吏，儿宽作为儒生，被认为不懂实务，未安排具体职务，改任从史，派往北地管理畜牧数年。回府后呈报账目，恰逢廷尉有一份疑难奏章两次被驳回，属官束手无策。儿宽说明其意，掾史让他起草奏章。写成后众人阅读皆叹服，报告张汤。汤大惊，召见儿宽，惊叹其才，任命为掾。所上奏章当即获批。后来张汤见皇帝，问：“前奏非一般官吏所能作，是谁写的？”汤答是儿宽。皇帝说：“我早就听说过他。”从此张汤重视学问，任儿宽为奏谳掾，用古代道义裁决疑案，极为器重。及至张汤任御史大夫，提拔儿宽为掾，举荐为侍御史。面见皇帝时谈论经学，皇帝喜欢，还向他请教《尚书》一篇。遂擢为中大夫，再迁左内史。
儿宽治理百姓，鼓励农业，宽缓刑罚，审理诉讼，礼贤下士，力求赢得民心；选用仁厚之士，推心置腹，不求名声，官民极为信任爱戴。他上表请求开凿六辅渠，制定用水法规以扩大灌溉。征收租税时酌情宽严，与民通融借贷，因此常有欠税。后来有军事征发，左内史因租税未完成列于末等，应被免职。百姓听说他将被免，纷纷恐慌，大户用牛车，小家用肩挑，络绎不绝运送租税，结果考核反而最优。皇帝因此更加器重他。
当朝廷讨论仿古举行巡狩封禅之事，五十多名儒生应对，未能定论。此前司马相如病逝，遗书称颂功德，陈述祥瑞，认为足以封泰山。皇帝惊叹其书，问儿宽，儿宽答道：“陛下圣德勃发，统领群伦，祭祀天地，礼敬百神，精神所至，必有感应，天地同应，符瑞昭彰。封泰山、禅梁父，彰显姓氏、考订祥瑞，乃帝王盛大典礼。然而此类仪式经书并无明文记载。封禅是向天地神灵报告成功，需虔诚专注以通神明。应统合百官职责，依实际情况制定仪节。唯有圣主能裁定，非臣下所能拟定。以往欲举大事，犹豫多年，群臣各自发挥，终未成形。唯天子确立中和之极，总揽纲维，如金声玉振，以顺应天庆，奠定万世基业。”皇帝认同，亲自制定礼仪，并采用儒术加以文饰。
完成后即将施行，任命儿宽为御史大夫，随驾东封泰山，返程登明堂。儿宽献寿辞说：“臣闻三代改制，承袭相因。近年圣统中断，陛下奋发，契合天地，建立明堂辟雍，祭祀泰一，六律五音，幽赞圣意，神乐四合，各有象征，以助嘉祀，为万世法则，天下幸甚。将确立大元祥瑞，登告岱宗，开启福祉之门，以待景运降临。癸亥日宗祀，光明重现；上元甲子，庄严永享。光辉充塞，天文灿烂，日象昭明，天降符应。臣儿宽捧觞再拜，敬祝陛下万寿无疆。”皇帝答：“敬受君之觞。”
后来太史令司马迁等人说：“历法纪年废弛，汉兴以来未改正朔，应予纠正。”皇帝乃命儿宽与司马迁等共同制定《太初历》。详情见《律历志》。
当初，梁国相褚大精通《五经》，为博士，当时儿宽是他的学生。后来御史大夫出缺，征召褚大，他自以为必得此职。到洛阳时听说已由儿宽担任，不禁发笑。及至面见皇帝讨论封禅，才知自己不如儿宽，退下后叹服：“皇上果然知人善任。”儿宽任御史大夫期间，因顺从皇帝心意而久居其位，未有匡正谏言，下属轻视他。任职九年，卒于任上。
赞曰：公孙弘、卜式、儿宽都如鸿雁初飞却被困于燕雀之间，远迹于牧羊养猪之列，若非遇上这个时代，怎能达到如此高位？当时汉朝建立六十余年，天下安定，府库充实，但四夷未服，制度尚缺。皇帝正欲任用文武人才，求贤若渴，曾以蒲轮迎请枚乘，见主父偃而叹息。士人景仰向往，奇才纷纷涌现。卜式从割草牧羊中被选拔，桑弘羊从卖粟孩童中提拔，卫青从奴仆崛起，金日磾出于降虏，这些人正如昔日版筑饭牛的贤士。汉代人才之盛，至此为巅峰：儒雅者有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者有石建、石庆；质直者有汲黯、卜式；推贤者有韩安国、郑当时；定法者有赵禹、张汤；文章者有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者有东方朔、枚皋；应对者有严助、朱买臣；历算者有唐都、洛下闳；协律者有李延年；运筹者有桑弘羊；奉使者有张骞、苏武；将帅有卫青、霍去病；受遗托孤者有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数。因此功业兴造，制度文献，后世莫及。孝宣帝继位，继承大业，讲论六艺，选拔贤才，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身，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名，将相有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者有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等，皆功绩显著，载于史册。这些名臣，亦属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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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公孙弘，菑川薛人也：公孙弘，菑川国薛县人。菑川，汉代诸侯国名，今山东寿光一带。
2 以贤良征为博士：通过“贤良文学”科被征召为博士。博士为掌通古今、备顾问之官。
3 上策诏诸儒：皇帝亲自出题策问儒生。策问为汉代选官重要方式。
4 画衣冠，异章服：相传上古以不同服饰代替刑罚，使民知耻而不犯。
5 禹、汤水旱，厥咎何由：禹时洪水、汤时大旱，其灾祸根源何在。
6 四者之宜：指仁、义、礼、智四项德目的实际应用。
7 属统垂业：继承统绪，垂范后世。
8 去无用之言：去除空谈浮辞，强调务实。
9 不夺民时：不占用农忙时间征发劳役，为古代仁政要义。
10 和不远礼：和谐不脱离礼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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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文出自《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记述三位出身卑微却位至三公的重要人物，展现汉武帝时期“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政治风貌。三人经历各异：公孙弘由牧猪老儒跃为丞相首封之侯，体现儒术与吏治结合的政治转型；卜式以牧羊致富之民，因忠义捐资而跻身高位，反映国家危难时对民间德行的推崇；儿宽则为贫寒儒生，带经而锄，终以经术与政绩并重成为御史大夫，象征儒生参政的理想路径。班固通过详实叙事与精要评论，既肯定他们个人努力与时势机遇的结合，也揭示权力场中的复杂性，如公孙弘“外宽内深”“背约顺上”，暴露官场生存的现实逻辑。结尾“赞曰”系统总结汉代人才鼎盛局面，将个体命运置于宏大历史背景中，彰显“得人者昌”的治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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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结构严谨，以三人为传，各具特色又互为映照。公孙弘部分尤详，突出其由布衣至封侯的非凡历程，通过“对策第一”“布被之争”“徙董仲舒”等细节，刻画其“外宽内深”的复杂人格：既有倡导礼义、节俭奉公的正面形象，又有迎合上意、排挤异己的权谋手段，体现汉代儒法合流政治下的典型官僚特质。卜式传则凸显道德典范色彩，其“输财助边”“分产与弟”“牧羊论政”等情节，塑造一位超越世俗利益的“义士”形象，虽遭公孙弘质疑“非人情”，终被时代认可，反映国家对民间德行的吸纳机制。儿宽传重在表现儒生实干精神，“带经而锄”成为千古勤学象征，“治民如牧羊”“封禅对策”展现其将经典智慧转化为治理能力的卓越才能。三人虽同列一传，却分别代表儒术、德行、经世三种价值取向，共同构成汉武盛世的人才图谱。语言上，对策之文典雅庄重，叙事简洁生动，尤其“布被之争”“羊肥息”等对话，寥寥数语，人物神态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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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为研究汉代选官制度与儒生政治地位变迁的关键文本，展现了从“功臣政治”向“文吏—儒生”复合体制过渡的历史进程。（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2 公孙弘“布被”事件揭示了汉代官员道德表演与真实操守之间的张力，其自承“饰诈”反而赢得皇帝信任，反映权力评价体系中“谦让”姿态的重要性。（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3 卜式的形象具有理想化色彩，其“输财助边”行为不符合常规经济理性，但正因如此被朝廷树立为道德楷模，体现了国家在财政危机中对民间资源动员的象征性策略。（邢义田《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
4 儿宽“带经而锄”不仅是个人勤学写照，更是汉代经学普及与社会流动的缩影，标志儒学从宫廷走向民间的深入过程。（徐复观《两汉思想史》）
5 三人皆“起徒步”而至三公，班固借此强调“时势”与“遇合”的重要性，暗含对固定贵族政治的批判，呼应汉代“布衣卿相”的时代精神。（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6 公孙弘对策强调“信”为治本，“法不远义，和不远礼”，体现董仲舒以前儒家政治思想的实用化倾向，尚未完全神学化。（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7 传末“赞曰”系统列举汉代各类人才，堪称一部微型“汉代人物志”，不仅总结本传主旨，更构建了一个多元互补的人才理想模型。（陈苏镇《〈春秋〉与“汉道”》）
8 卜式由牧羊人至御史大夫，其“治民亦犹是矣”的言论，将生产经验直接转化为治理哲学，体现汉代政治思维中“类比推理”的普遍特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的中国思想史》）
9 儿宽主持制定《太初历》，标志儒学正式介入国家时间秩序的建构，是“经术致用”的重大实践。（江晓原《天学真原》）
10 本传与《史记》相较，更重制度性描述与道德评判，少个人情感渲染，体现班固“综核名实”的史学风格。（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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