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武字君公，蜀郡郫县人也。宣帝时，天下和平，四夷宾服，神爵、五凤之间屡蒙瑞应。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达茂异士，召见武等于宣室。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哉！”以褒为待诏，武等赐帛罢。
武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与翟方进交志相友。光禄勋举四行，迁为鄠令，坐法免归。
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显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赋繇役不为众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为卒吏，州里闻之皆服焉。
久之，太仆王音举武贤良方正，征对策，拜为谏大夫，迁扬州刺史。所举奏二千石长吏必先露章，服罪者为亏除，免之而已；不服，极法奏之，抵罪或至死。
九江太守戴圣，《礼经》号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优容之。及武为刺史，行部隶囚徒，有所举以属郡。圣曰：“后进生何知，乃欲乱人治！”皆无所决。武使从事廉得其罪，圣惧，自免，后为博士，毁武于朝廷。武闻之，终不扬其恶。而圣子宾客为群盗，得，系庐江，圣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后，圣惭服。武每奏事至京师，圣未尝不造门谢恩。
武为刺史，二千石有罪，应时举奏，其余贤与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国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学宫见诸生，试其诵论，问以得失，然后入传舍，出记问垦田顷亩、五谷美恶，已乃见二千石，以为常。
初，武为郡吏时，事太守何寿。寿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后寿为大司农，其兄子为庐江长史。时，武奏事在邸，寿兄子适在长安，寿为具召武弟显及故人杨覆众等，酒酣，见其兄子，曰：“此子扬州长史，材能驾下，未尝省见。”显等甚惭，退以谓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职在进善退恶。吏治行有茂异，民有隐逸，乃当召见，不可有所私问。”显、覆众强之，不得已召见，赐卮酒。岁中，庐江太守举之。其守法见惮如此。
为刺史五岁，入为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为清河太守，数岁，坐郡中被灾害什四以上免。久之，大司马曲阳侯王根荐武，征为谏大夫。迁兖州刺史，入为司隶校尉，徙京兆尹。二岁，坐举方正所举者召见盘辟雅拜，有司以为诡众虚伪。武坐左迁楚内史，迁沛郡太守，复入为廷尉。绥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迁廷尉，武为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建三公官，即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武更为大司空，封汜乡侯，食邑千户。汜乡在琅邪不其，哀帝初即位，褒赏大臣，更以南阳犨之博望乡为汜乡侯国，增吧千户。
武为人仁厚，好进士，将称人之善。为楚内史厚两龚，在沛郡厚两唐，及为公卿，荐之朝廷。此人显于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然疾朋党，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检。欲除吏，先为科例以防请托。其所居亦无赫赫名，去后常见思。
及为御史大夫司空，与丞相方进共奏言：“往者诸侯王断狱治政，内史典狱事，相总纲纪辅王，中尉备盗贼。今王不断狱与政，中尉官罢，职并内史，郡国守相委任，所以一统信，安百姓也。今内史位卑而权重，威职相逾，不统尊者，难以为治。臣请相如太守，内史如都尉，以顺尊卑之序，平轻重之权。”制曰：“可。”以内史为中尉。初，武为九卿时，奏言宜置三公官，又与方进共奏罢刺史，更置州牧，后皆复复故，语在《朱博传》。唯内史事施行。
多所举奏，号为烦碎，不称贤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经术正直过之。武后母在郡，遣吏归迎，会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盗贼，后母留止，左右或讥武事亲不笃。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举错烦苛，不合众心，孝声不闻，恶名流行，无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绶，罢归就国。后五岁，谏大夫鲍宣数称冤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对，而高安侯董贤亦荐武，武由是复征为御史大夫，月余，徙为前将军。
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国，数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征莽还京师。莽从弟成都侯王邑为侍中，矫称太皇太后指白哀帝，为莽求特进给事中。哀帝复请之，事发觉。太后为谢，上以太后故不忍诛之，左迁邑为西河属国都尉，削千户。后有诏举大常，莽私从武求举，武不敢举。后数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马董贤印绶，诏有司举可大司马者。莽故大司马，辞位辟丁、傅，众庶称以为贤，又太后近亲，自大司徒孔光以下举朝皆举莽。武为前将军，素与左将军公孙禄相善，二人独谋，以为往时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吕、霍、上官持权，几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无嗣，方当选立亲近辅幼主，不宜令异姓大臣持权，亲疏相错，为国计便。于是武举公孙禄可大司马，而禄亦举武。太后竟自用莽为大司马。莽风有司劾奏武、公孙禄互相称举，皆免。
武就国后，莽寝盛，为宰衡，阴诛不附己者。元始三年，吕宽等事起。时，大司空甄丰承莽风指，遣使者乘传案治党与，连引诸所欲诛，上党鲍宣，南阳彭伟、杜公子，郡国豪桀坐死者数百人。武在见诬中，大理正槛车征武，武自杀。众人多冤武者，莽欲厌众意，令武子况嗣为侯，谥武曰刺侯。莽篡位，免况为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经射策甲科为郎，坐户殿门失阑免。光禄勋于永除为掾，察廉为南陵丞，复察廉为长陵尉。鸿嘉中，举敦朴能直言，召见宣室，对政事得失，超迁太中大夫。出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声。征入为大鸿胪，徙京兆尹，迁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当为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户。
嘉为人刚直严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变动，嘉上疏曰：
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曰：“材难，不其然与！”故断世立诸侯，象贤也。”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居是国也，累世尊重，然后士民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往者致选贤材，贤材难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昔魏尚坐事系，文帝感冯唐之言，遣使持节赦其罪，拜为云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韩安国于徒中，拜为梁内史，骨肉长安。张敞为京兆尹，有罪当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杀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狱，刻敞贼杀人，上逮捕不下，会免，亡命数十日，宣帝征敞拜为冀州刺史，卒获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
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下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一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隶，或至上书章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从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诏书，二千石不为纵，遣使者赐金，尉厚其意，诚以为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
孝宣皇帝爱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会赦一解。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于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人情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家为利也。前苏令发，欲遣大夫使逐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召周至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称。天子纳而用之。
会息夫躬、孙宠等因中常侍宋弘上书告东平王云祝诅，又与后舅伍宏谋弑上为逆，云等伏诛，躬、宠擢为吏二千石。是时，侍中董贤爱幸于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缘，傅嘉劝上因东平事以封贤。上于是定躬、宠告东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贤以闻，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赐爵关内侯。顷之，欲封贤等，上心惮嘉，乃先使皇后父孔乡侯傅晏持诏书视丞相御史。于是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言：“窃见董贤等三人始赐爵，众庶匈匈，咸曰贤贵，其余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于贤等不已，宜暴贤等本奏语言，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合古今，明正其义，然后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众心，海内引领而议。暴平其事，必有言当封者，在陛下所从；天下虽不说，咎有所分，不独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其事亦议。大司农谷永以长当封，众人归咎于永，先帝不独蒙其讥。臣嘉、臣延材驽不称，死有余责。知顺指不迕，可得容身须臾，所以不敢者，思报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数月，遂下诏封贤等，因以切责公卿曰：“朕居位以来，寝疾未瘳，反逆之谋相连不绝，贼乱之臣近侍帷幄。前东平王云与后谒祝诅朕，使侍医伍宏等内侍案脉，几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臣，晋文为之侧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谋。今云等至有图弑天子逆乱之谋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务聪明以销厌未萌之故。赖宗庙之灵，侍中、驸马都尉贤等发觉以闻，咸伏厥辜。《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躬为宜陵侯。”
后数月，日食，举直言，嘉复奏封事曰：
臣闻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国，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箕子戒武王曰：“臣无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辟，民用僣慝。”言如此则逆尊卑之序，乱阴阳之统，而害及王者，其国极危。国人倾仄不正，民用僣差不一，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败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后，纵心恣欲，法度陵迟，至于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亲，失礼患生，何况异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孝文皇帝备行此道，海内蒙恩，为汉太宗。孝宣皇帝赏罚信明，施与有节，记人之功，忽于小过，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尝幸上林，后宫冯贵人从临兽圈，猛兽惊出，贵人前当之，元帝嘉美其义，赐钱五万。掖庭见亲，有加赏赐，属其人勿众谢。示平恶偏，重失人心，赏赐节约。是时，外戚赀千万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见钱多也。虽遭初元、永光凶年饥馑，加有西羌之变，外奉师旅，内振贫民，终无倾危之忧，以府臧内充实也。孝成皇帝时，谏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宠专爱，耽于酒色，损德伤年，其言甚切，然终不怨怒也。宠臣淳于长、张放、史育：育数贬退，家资不满千万；放斥逐就国；长榜死于狱。不以私爱害公义，故虽多内讥，朝廷安平，传业陛下。
陛下在国之时，好《诗》、《书》，上俭节，征来所过道上称诵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帐，去锦绣，乘舆席缘绨缯而已。共皇寝庙比比当作，忧闵元元，惟用度不足，以义割恩，辄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驸马都尉董贤亦起官寺上林中，又为贤治大第，开门乡北阙，引王渠灌园池，使者护作，赏赐吏卒，甚于治宗庙。贤母病，长安厨给祠具，道中过者皆饮食。为贤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赐其工，自贡献宗庙三宫，犹不至此。贤家有宾婚及见亲，诸官并共，赐及仓头奴婢，人十万钱。使者护视，发取市物，百贾震动，道路讠雚哗，群臣惶惑。诏书罢菀，而以赐贤二千余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奢僣放纵，变乱阴阳，灾异众多，百姓讹言，持筹相惊，被发徒跣而走，乘马者驰，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为筹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讥。
孔子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备位，窃内悲伤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于国，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独乡，察众人之所共疑。往者宠臣邓通、韩嫣骄贵失度，逸豫无厌，小人不胜情欲，卒陷罪辜。乱国亡躯，不终其禄，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览前世，以节贤宠，全安其命。
于是上寝不说，而愈爱贤，不能自胜。
会祖母傅太后薨，上因托傅太后遗诏。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贤二千户，及赐孔乡侯、汝昌侯、阳新侯国。嘉封还诏书，因奏封事谏上及太后曰：“臣闻爵禄土地，天之有也。《书》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则众庶不服，感动阴阳，其害疾自深。今圣体久不平，此臣嘉所内惧也。高安侯贤，佞幸之臣，陛下倾爵位以贵之，单货财以富之，损至尊以宠之，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财皆民力所为，孝文皇帝欲起露台，重百金之费，克己不作。今贤散公赋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来贵臣未尝有此，流闻四方，皆同怨之。里谚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臣常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遗诏，诏丞相、御史益贤户，赐三侯国，臣嘉窃惑。山崩地动，日食于三朝，皆阴侵阳之戒也。前贤已再封，晏、商再易邑，业缘私横求，恩已过厚，求索自恣，不知厌足，甚伤尊尊之义，不可以示天下，为害痛矣！臣骄侵罔，阴阳失节，气感相动，害及身体。陛下寝疾久不平，继嗣未立，宜思正万事，顺天人之心，以求福晁，奈何轻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传之于无穷哉！《孝经》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臣谨封上诏书，不敢露见，非爱死而不自法，恐天下闻之，故不敢自劾。愚戆数犯忌讳，唯陛下省察。”
初，廷尉梁相与丞相长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杂治东平王云狱，时冬月未尽二旬，而相心疑云冤，狱有饰辞，奏欲传之长安，更下公卿复治。尚书令鞫谭、仆射宗伯凤以为可许。天子以相等皆见上体不平，外内顾望，操持两心，幸云逾冬，无讨贼疾恶主雠之意，制诏免相等皆为庶人。后数月大赦，嘉奏封事荐相等明习治狱，“相计谋深沉，谭颇知雅文，凤经明行修，圣王有计功除过，臣窃为朝廷惜此三人。”书奏，上不能平。后二十余日，嘉封还益董贤户事，上乃发怒，召嘉诣尚书，责问以：“相等前坐在位不尽忠诚，外附诸侯，操持两心，背人臣之义，今所称相等材美，足以相计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总方略一统万类分明善恶为职，知相等罪恶陈列，著闻天下，时辄以自劾，今又称誉相等，云为朝廷惜之。大臣举错，恣心自在，迷国罔上，近由君始，将谓远者何！对状。”嘉免冠谢罪。
事下将军中朝者，光禄大夫孔光、左将军公孙禄、右将军王安、光禄勋马宫、光禄大夫龚胜劾嘉迷国罔上不道，请与廷尉杂治。胜独以为嘉备宰相，诸事并废，咎由嘉生；嘉坐荐相等，微薄，以应迷国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
光等请谒者召嘉诣廷尉诏狱，制曰：“票骑将军、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卫尉云等五十人以为：“如光等言可许。”议郎龚等以为：“嘉言事前后相违，无所执守，不任宰相之职，宜夺爵士，免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为：“圣王断狱，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衔怨而受罪。明主躬圣德，重大臣刑辟，广延有司议，欲使海内咸服。嘉罪名虽应法，圣王之于大臣，在舆为下，御坐则起，疾病视之无数，死则临吊之，废宗庙之祭，进之以礼，退之以义，诔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为罪，罪恶虽著，大臣括发关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国褒宗庙也。今春月寒气错缪，霜露数降，宜示天下以宽和。臣等不知大义，唯陛下察焉。”有诏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诏狱。
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药进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将相不对理陈冤，相踵以为故事，君侯宜引决。”使者危坐府门上。主簿复前进药，嘉引药杯以击地，谓官属曰：“丞相幸得备位三公，奉职负国，当伏刑都市以示万众。丞相岂儿女子邪，何谓咀药而死！”嘉遂装出，见使者再拜受诏，乘吏小车，去盖不冠，随使者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绶，缚嘉载致都船诏狱。
上闻嘉生自诣吏，大怒，使将军以下与五二千石杂治。吏诘问嘉，嘉对曰：“案事者思得实。窃见相等前治东平王狱，不以云为不当死，欲关公卿示重慎；置驿马传囚，势不得逾冬月，诚不见其外内顾望阿附为云验。复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窃为国惜贤，不私此三人。”狱吏曰：“苟如此，则君何以为罪犹当？有以负国，不空入狱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卬天叹曰：“幸得充备宰相，不能进贤、退不肖，以是负国，死有余责。”吏问贤、不肖主名，嘉曰：“贤，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进；恶，高安侯董贤父子，佞邪乱朝，而不能退。罪当死，死无所恨。”嘉系狱二十余日，不食，欧血而死。帝舅大司马票骑将军丁明素重嘉而怜之，上遂免明，以董贤代之，语在《贤传》。
嘉为相三年诛，国除。死后上览其对而思嘉言，复以孔光代嘉为丞相，征用何武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诏书追录忠臣，封嘉子崇为新甫侯，追谥嘉为忠侯。
师丹字仲公，琅邪东武人也。治《诗》，事匡衡。举孝廉为郎。元帝末，为博士，免。建始中，州举茂才，复补博士，出为东平王太傅。丞相方进、御史大夫孔光举丹论议深博、廉正守道，征入为光禄大夫、丞相司直。数月，复以光禄大夫给事中，由是为少府、光禄勋、侍中，甚见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为皇太子，以丹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食邑，领尚书事，遂代王莽为大司马，封高乐侯。月余，徙为大司空。
上少在国，见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僣盛，常内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夺王氏权。丹自以师傅居三公位，得信于上，上书言：“古者谅闇不言，听于冢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亲属，赫然皆贵宠。封舅为阳安侯，皇后尊号未定，豫封父为孔乡侯。出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诏书比下，变动政事，卒暴无渐。臣纵不能明陈大义，复曾不能牢让爵位，相随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过。间者郡国多地动，水出流杀人民，日月不明，王星失行，此皆举错失中，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混浊之应也。臣伏惟人情无子，年虽六七十，犹博取而广求。孝成皇帝深见天命，烛知至德，以壮年克己，立陛下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继体，四海安宁，百姓不惧，此先帝圣德当合天人之功也。臣闻天威不违颜咫尺，愿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观群下之从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贵，不宜仓卒。先帝不量臣愚，以为太傅，陛下以臣托师傅，故亡功德而备鼎足，封大国，加赐黄金，位为三公，职在左右，不能尽忠补过，而令庶人窃议，灾异数见，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归于海滨，恐嫌于伪。诚惭负重责，义不得不尽死。”书数十上，多切直之言。
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称太皇太后，成帝赵皇后称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与母丁后皆在国邸，自以定陶共王为称。高昌侯董宏上书言：“秦庄襄王母本夏氏，而为华阳夫人所子，及即位后，俱称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太后。”事下有司，时丹以左将军与大司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尊之号，天下一统，而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谦让，纳用莽、丹言，免宏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称尊号，上于是追尊定陶共王为共皇帝，尊傅太后为共皇太后，丁后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复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复引定陶蕃国之名以冠大号，车马衣服宜皆称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职，又宜为共皇立庙京师。”上复下其议，有司皆以为宜如褒、犹言。丹议独曰：“圣王制礼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礼明则人伦之序正，人伦之序正则乾坤得其位而阴阳顺其节，人主与万民俱蒙晁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乱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者，母从子、妻从夫之义也。欲立官置吏，车服与太皇太后并，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义也。定陶共皇号谥已前定，义不得复改。《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义，尊父母也。为人后者为之子，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统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故为共王立后，奉承祭祀，今共皇长为一国太祖，万世不毁，恩义已备。陛下既继体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庙天地社稷之祀，义不得复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庙。今欲立庙于京师，而使臣下祭之，是无主也。又亲尽当毁，空去一国太祖不堕之祀，而就无主当毁不正之礼，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会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上以问丹，丹对言可改。章下有司议，皆以为行钱以来久，难卒变易。丹老人，忘其前语，后从公卿议。又丹使吏书奏，吏私写其草，丁、傅子弟闻之，使人上书告丹上封事行道人遍持其书。上以问将军中朝臣，皆对曰：“忠臣不显谏，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传写流闻四方。‘臣不密则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决，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言：“丹经行无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发愤懑，奏封事，不及深思远虑，使主簿书，漏泄之过不在丹。以此贬黜，恐不厌众心。”尚书劾咸、钦：“幸得以儒官选擢备腹心，上所折中定疑，知丹社稷重臣，议罪处罚，国之所慎，咸、钦初傅经义以为当治，事以暴列，乃复上书妄称誉丹，前后相违，不敬。”上贬咸、钦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辅善相过，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于公，间者阴阳不调，寒暑失常，变异屡臻，山崩地震，河决泉涌，流杀人民，百姓流连，无所归心，司空之职尤废焉。君在位也出入三年，未闻忠言嘉谋，而反有朋党相进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议改币章示君，君内为朕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众雷同，外以为不便，令观听者归非于朕。朕隐忍不宣，为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虚伪坏化，寝以成俗，故屡以书饬君，几君省过求己，而反不受，退有后言。及君奏封事，传于道路，布闻朝市，言事者以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获虚采名，谤讥匈匈，流于四方。腹心如此，谓疏者何？殆谬于二人同心之利焉，将何以率示群下，附亲远方？朕惟君位尊任重，虑不周密，怀谖迷国，进退违命，反复异言，甚为君耻之，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国家之意。以君尝托傅位，未忍考于理，已诏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乐侯印绶，罢归。”
尚书令唐林上疏曰：“窃见免大司空丹策书，泰深痛切，君子作文，为贤者讳。丹经为世儒宗，德为国黄耇，亲傅圣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内未见其大过，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师识者咸以为宜复丹邑爵，使奉朝请，四方所瞻仰也。惟陛下财览众心，有以尉复师傅之臣。”上从林言，下诏赐丹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
丹既免数月，上用朱博议，尊傅太后为皇太太后，丁后为帝太后，与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为共皇立庙京师，仪如孝元皇帝。博迁为丞相，复与御史大夫赵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号之议，而为丹所劾奏，免为庶人。时天下衰粗，委政于丹。丹不深惟褒广尊亲之义而妄称说，抑贬尊号，亏损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圣仁，昭然定尊号，宏以忠孝复封高昌侯。丹恶逆暴著，虽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请免为庶人。”奏可。丹于是废归乡里者数年。
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发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夺其玺授，更以民葬之，定陶隳废共皇庙。诸造议泠褒、段犹等皆徙合浦，复免高昌侯宏为庶人。征丹诣公车，赐爵关内侯，食故邑。数月，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赏元功，先圣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称僣号，甚悖义理。关内侯师丹端诚于国，不顾患难，执忠节，据圣法，分明尊卑之制，确然有柱石之固，临大节而不可夺，可谓社稷之臣矣。有司条奏邪臣建定称号者已放退，而丹功赏未加，殆缪乎先赏后罚之义，非所以章有德报厥功也。其以厚丘之中乡户二千一百封丹为义阳侯。”月余薨，谥曰节侯。子业嗣，王莽败乃绝。
赞曰：何武之举，王嘉之争，师丹之议，考其祸福，乃效于后。当王莽之作，外内咸服，董贤之爱，疑于亲戚，武、嘉区区，以一蕢障江河，用没其身。丹与董宏更受赏罚，哀哉！故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者也。
翻译
何武字君公，是蜀郡郫县人。汉宣帝时，天下太平，四方外族归顺，神爵、五凤年间屡有祥瑞出现。益州刺史王襄命辩士王褒歌颂汉朝德政，创作了《中和》《乐职》《宣布》三篇诗。当时何武十四五岁，与成都人杨覆众等人一起学习吟诵这些诗歌。那时，宣帝沿袭武帝旧制，寻求通达卓越之士，在宣室召见何武等人。皇上说：“这是盛德之事，我哪里担当得起！”于是任命王褒为待诏，赐给何武等人布帛后遣返。
何武前往博士处求学，研习《易经》，通过射策考试取得甲科成绩，被任命为郎官，与翟方进志同道合，结为好友。光禄勋举荐他为“四行”之人，升任鄠县县令，后因触犯法律被免职回家。
何武兄弟五人都在郡县任职，地方官吏都很敬畏他们。何武的弟弟何显家中有市籍，但租税常常不交，县里多次收不上来。市啬夫求商逮捕并羞辱何显家人，何显大怒，想借官法报复求商。何武说：“因为我们家没有在租赋徭役上带头尽责，官吏依法办事难道不应该吗？”最终他主动向太守报告，推荐求商担任卒吏。州里听说此事后都佩服他的公正。
过了很久，太仆王音举荐何武为贤良方正，朝廷征召对策，授为谏大夫，后升任扬州刺史。凡是他弹劾的二千石官员，都会先透露奏章内容，若对方认罪，就从轻处理，仅予罢免；若不服，则依法严惩，甚至判处死刑。
九江太守戴圣，即《礼经》中所称“小戴”，治理政务多有违法之处，前任刺史因其是著名儒者而宽容对待。等到何武任刺史巡视属县，将囚犯案件交付郡府审理。戴圣说：“这个后生懂什么，竟想干预我的治理！”拒不办理。何武派从事暗中查得其罪证，戴圣恐惧，自行辞职。后来他任博士，在朝廷诋毁何武。何武得知后，始终不揭露他的过失。而戴圣的儿子及其宾客成为盗贼被捕，关押在庐江，戴圣以为儿子必死无疑。何武秉公判决，最终使其免于死刑。从此以后，戴圣心生惭愧，每次何武到京奏事，他必定登门谢恩。
何武任刺史期间，对有罪的二千石官员及时弹劾，对贤能与否的官吏一视同仁，因此各郡国都重视自己的郡守和国相，全州政治清明。巡视辖区时，必定先到学宫会见诸生，测试他们的诵读和议论，询问政教得失，然后才进入传舍，查阅垦田亩数、五谷收成情况，最后才接见郡守国相，这已成为惯例。
当初何武任郡吏时，曾侍奉太守何寿。何寿知道何武有宰相之才，又因同姓而格外厚待。后来何寿任大司农，其侄子任庐江长史。当时何武在京奏事住在官邸，恰好何寿侄子也在长安。何寿设宴邀请何武之弟何显及旧友杨覆众等人，酒酣之际，引出侄子说：“这是我侄儿，扬州长史，才能出众，你们却从未见过。”何显等人十分羞愧，回去告诉何武。何武说：“刺史相当于古代的方伯，是天子委任的一州表率，职责在于举善除恶。只有当官吏政绩优异或百姓中有隐逸之士时，才应召见，不能私下打听亲属之事。”何显和杨覆众再三劝说，何武不得已勉强召见，只赐一杯酒。当年内，庐江太守便举荐此人。他就是这样严守法纪，令人敬畏。
何武任刺史五年，入朝任丞相司直，丞相薛宣非常敬重他。后出任清河太守，几年后因郡中灾害损失超过十分之四而被免职。多年后，大司马曲阳侯王根举荐他，被征为谏大夫，迁兖州刺史，再入朝任司隶校尉，转任京兆尹。两年后，因推荐的“方正”人才在召见时行盘辟雅拜之礼，有关部门认为此举虚伪惑众，何武因此被贬为楚内史，后迁沛郡太守，再次入朝任廷尉。绥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被贬为廷尉，何武升任御史大夫。成帝欲兴建辟雍，设立三公官职，遂将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何武改任大司空，封汜乡侯，食邑千户。原封地在琅邪不其，哀帝初即位，为褒奖大臣，改以南阳犨县博望乡为汜乡侯国，增加食邑千户。
何武为人仁厚，喜好推荐士人，乐于称赞他人优点。任楚内史时厚待两龚（龚胜、龚舍），在沛郡厚待两唐（唐林、唐尊），及至位居公卿，皆向朝廷举荐。这些人后来显名于世，多赖何武之力，世人因此称赞他。但他厌恶朋党，问文吏必咨询儒者，问儒者必咨询文吏，互相参验核查。选拔官吏前制定标准以防请托。他在位时并无显赫名声，离任后却常被怀念。
任御史大夫兼大司空时，与丞相翟方进共同上奏：“过去诸侯王自行断案理政，内史主管司法事务，相总揽纲纪辅佐国王，中尉负责防备盗贼。如今诸侯王不再处理刑狱政务，中尉官职废除，职权并入内史，郡国守相全权负责，以便统一政令，安定百姓。但现在内史地位低而权力重，职权超越上级，缺乏统属关系，难以治理。我们建议：相比照太守，内史比照都尉，以顺应尊卑秩序，平衡权力轻重。”皇帝下诏批准，将内史改为中尉。早前，何武任九卿时曾建议设置三公官，又与方进共议废除刺史、改设州牧，但后来均恢复旧制，详见《朱博传》。唯有内史改革得以实施。
何武奏事频繁，被认为琐碎烦苛，不称贤明公卿。功业大致与薛宣相当，才能不及，但经术修养和正直品格超过。后来母亲仍在郡中，他派官吏迎接，适逢成帝驾崩，官吏担心路上有盗贼，便让母亲暂留。身边有人讥讽何武侍奉双亲不够诚笃。哀帝也想更换大臣，于是下诏罢免他说：“你举措烦苛，不合人心，孝行未闻，恶名远播，无法为天下示范，交还大司空印绶，罢官回封地。”
五年后，谏大夫鲍宣多次为其鸣冤，天子受丞相王嘉言论感动，高安侯董贤也推荐何武，遂再度征召为御史大夫，一个多月后转任前将军。
此前，新都侯王莽退居封地多年，皇上因太皇太后缘故将其召回京城。王莽堂弟成都侯王邑为侍中，假称太皇太后旨意向哀帝请求授予王莽特进给事中职位。哀帝再次请求，事情败露。太后道歉，皇上因顾念太后之情不忍诛杀，仅将王邑贬为西河属国都尉，削去千户食邑。后来诏令推举大常人选，王莽私下请何武举荐，何武不敢答应。数月后哀帝驾崩，太后当日召王莽入宫，收回大司马董贤的印绶，命有关部门推举新任大司马。王莽曾任大司马，曾辞位避让丁氏、傅氏家族，民间普遍称赞其贤德，又是太后近亲，自大司徒孔光以下满朝官员都推举王莽。何武时任前将军，一向与左将军公孙禄友善，二人密谋认为：往昔惠帝、昭帝年幼，外戚吕氏、霍氏、上官氏掌权，几乎危及社稷；如今成帝、哀帝接连无嗣，正需选立亲近之人辅佐幼主，不应让异姓大臣专权，宜使亲疏交错，利于国家。于是何武推举公孙禄可任大司马，公孙禄也推举何武。但太后最终仍任用王莽为大司马。王莽暗示有关部门弹劾何武、公孙禄互相称誉举荐，二人均被免职。
何武回到封地后，王莽日益强盛，任宰衡，暗中铲除不附己者。元始三年，发生吕宽事件。当时大司空甄丰秉承王莽意旨，派使者乘驿车追查党羽，牵连鲍宣（上党）、彭伟（南阳）、杜公子等，各地豪杰因之被杀者数百人。何武也被诬陷，大理正派槛车拘捕，何武自杀。众人多为他感到冤屈。王莽为平息舆论，令其子何况继承侯位，追谥何武为“刺”。王莽篡位后，废何况为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因通晓经学通过射策甲科考试任郎官，后因守殿门失职被免。光禄勋于永任其为掾，察廉为南陵丞，再察廉为长陵尉。鸿嘉年间，被举荐为敦朴能直言之士，在宣室召见，应对政事得失，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外放为九江、河南太守，治理卓著声望。征入任大鸿胪，调任京兆尹，升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当为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一千一百户。
王嘉为人刚直严肃，有威望，皇上非常敬重他。哀帝初即位，想纠正成帝时期的弊政，多有变革。王嘉上疏说：
臣听说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所以分封诸侯以象征贤德。虽不能完全贤能，但天子为其择臣，任命命卿以辅佐。长期尊贵之后，百姓才会归附，教化才能推行，治绩方可建立。如今郡守的重要性超过古代诸侯，以往精心选拔贤才，但贤才难求，有时甚至从囚徒中提拔。如魏尚犯罪被拘，文帝受冯唐启发，派使持节赦其罪，拜为云中太守，匈奴畏惧。武帝从徒刑中提拔韩安国，任梁国内史，使骨肉安宁。张敞任京兆尹，有罪当免，狡猾属吏故意冒犯，张敞将其处死，家属上诉，使者复查定其杀人之罪，皇上不下逮捕令，恰逢免职，逃亡数十日，宣帝仍征召拜为冀州刺史，终得其用。前代并非偏爱此三人，而是看重其才干有益于国家。
汉文帝时，官吏任职常子孙相继，以官名为氏，仓氏、库氏即是仓库官之后。二千石高官亦安心职守，上下相望，无人苟且。后来逐渐变化，公卿以下互相催促急迫，政令屡变，司隶、部刺史苛察细过悉数弹劾，暴露隐私，官吏往往数月即离职，迎来送往道路交错。中等人才苟且保全，下等人才心怀忧惧，营私者增多。二千石日益轻贱，吏民轻慢。或抓住微小过错夸大成罪，上报刺史、司隶，甚至直达天听。百姓知其易危，稍有不满即萌叛离之心。前有山阳逃犯苏令作乱，官兵临难无人肯死节尽忠，正是由于郡守权威早已削弱。孝成皇帝后悔，下诏：二千石不得纵容，派使者赐金安抚，实因国家遇急需取办于二千石，必须使其地位尊崇、难以动摇，方能指挥下属。
孝宣皇帝喜爱良吏，若有奏章弹劾，常留中不发，遇赦即解。旧例尚书很少下发奏章，以免扰民，取证审讯或致人死狱中。奏章必有“敢告之”字样才下发。望陛下慎选贤才，记其善行忘其过失，包容臣子，勿求全责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中有才能胜任者，人情难免有过失，宜宽大处理，使尽力者有所激励。此乃当前急务，利国之举。前苏令起事，欲遣大夫追查，却发现无合适人选，临时召周至令尹逢拜为谏大夫派出。如今有能力的大夫极少，应预先培养可造之才，使士人赴难不惧死；临时仓促求人，不足以彰显朝廷威信。
王嘉借此推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修等人，均为曾任二千石且有名声者。天子采纳并任用他们。
适逢息夫躬、孙宠通过中常侍宋弘上书告发东平王刘云诅咒皇帝，并与皇后舅父伍宏谋反弑君，刘云等伏诛，息夫躬、孙宠擢升为二千石高官。当时侍中董贤深受皇上宠爱，皇上想封其为侯却无由头，傅嘉建议借东平案封赏董贤。皇上于是修改息夫躬、孙宠原奏章，删去宋弘，改为“通过董贤得知”，欲以其功封侯，先赐关内侯爵位。不久欲正式封侯，皇上忌惮王嘉，先派皇后之父孔乡侯傅晏持诏书征求丞相、御史意见。王嘉与御史大夫贾延联名上密封奏章说：“我们看到董贤等三人刚获爵位，民间喧哗，都说董贤受宠，其余人连带得恩，至今流言未止。陛下对董贤仁爱不止，应公开其原奏内容，广泛征询公卿、大夫、博士、议郎，考证古今，明确其义，然后再加爵土；否则恐怕严重失民心，天下侧目议论。若公开审理，必有人主张该封，责任由其承担；即使天下不服，责任也不独在陛下。此前定陵侯淳于长初封时也曾争议，大司农谷永主张应封，众人归咎于永，先帝未独自蒙讥。臣嘉、臣延才疏不堪，死有余责。明知顺从旨意可保平安，之所以不敢，是想报答厚恩。”皇上被其言打动，暂缓数月，但仍下诏封董贤为高安侯、南阳太守孙宠为方阳侯、左曹光禄大夫息夫躬为宜陵侯，并严厉批评公卿：“我即位以来久病未愈，谋反不断，逆臣近在帷幄。前东平王云与皇后祭祀诅咒朕，使侍医伍宏等人入宫诊脉，几乎危及社稷，莫此为甚！昔日楚有子玉，晋文公为之不安；近有汲黯挫败淮南阴谋。今刘云竟图弑君，是公卿未能尽忠所致。幸赖宗庙之灵，侍中董贤等发觉上报，皆伏其罪。《尚书》说：‘用德彰其善’。现封贤为高安侯……”
数月后发生日食，举荐直言之士，王嘉再次上密封奏章说：
臣闻皋陶告诫舜帝：“不要傲慢放纵欲望治国，要兢兢业业，每日处理万机。”箕子告诫武王：“臣子不可作威作福，不可享用玉食；若臣子作威作福享玉食，将危害自家，祸及国家，使人偏邪，百姓僭越。”如此则破坏尊卑秩序，扰乱阴阳纲常，危及君主，国家极度危险。民众倾斜不正，百姓僭越混乱，是君主不守法度、上下失序的结果。武王践行此道，才有成康盛世。此后逐渐放纵，法度衰败，终至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亲尚因失礼生患，何况异姓之臣？孔子说：“治理千乘之国，要敬事守信，节约用度，爱护人民，按时节役使百姓。”孝文皇帝全面践行此道，海内受惠，成为汉朝太宗。孝宣皇帝赏罚分明，施予有节，记人功劳，忽略小过，实现治平。孝元皇帝继承大业，温和恭俭，国库充盈：都内钱四十亿，水衡钱二十五亿，少府钱十八亿。曾幸上林苑，后宫冯贵人随行遇猛兽冲出，挺身遮挡，元帝嘉奖其义，赐钱五万。对亲近宫人加赏时，叮嘱不要公开谢恩，避免偏袒之嫌，重视失人心之虞，赏赐极为节制。当时外戚资产达千万者极少，故少府、水衡积蓄丰厚。虽遭初元、永光年间饥荒，又有西羌战事，对外供养军队，对内赈济贫民，终无倾覆之忧，正因国库充实。
孝成皇帝时，谏臣多言游猎之害、女宠专爱、沉溺酒色会损德短寿，言辞恳切，但他始终不怨怒。宠臣淳于长、张放、史育：史育多次贬退，家产不足千万；张放被斥逐回国；淳于长死于狱中。不以私爱害公义，故虽多内讥，朝廷仍安平，传位于陛下。
陛下在藩国时，好读《诗》《书》，崇尚节俭，征召途中沿途称颂德美，此天下归心之因。初即位时更换帷帐，去除锦绣，车舆席缘仅用绨缯。共皇寝庙屡欲修建，忧虑百姓困苦，因经费不足，以义割恩，暂且停工，如今才开始动工。而驸马都尉董贤却在上林苑建造官署，又为其修建宏大宅第，开门面向北阙，引王渠水灌园池，派使者监督施工，赏赐吏卒超过修建宗庙。董贤母病，长安厨官供应祭祀器具，路人皆得饮食。为董贤制作器物，成品须奏报御览才施行，若器物精美，特别赏赐工匠，连供奉宗庙三宫也不至此。董贤家中宾客婚嫁及探亲，各官府共同出资，赏赐奴婢每人十万钱。使者监督采买市物，百商震动，道路喧哗，群臣惶惑。诏书废除皇家苑囿，却赐予董贤二千余顷，均田制度从此败坏。奢侈僭越，扰乱阴阳，灾异频发，百姓传言，持筹惊恐，披发赤足奔逃，骑马者狂奔，天意迷惑，不能自制。有人认为“筹”即“策失”之兆。陛下素来仁智谨慎，今却遭此重大非议。
孔子说：“危而不扶，颠而不持，还要宰相做什么？”臣嘉幸居其位，内心悲痛无法传达愚忠；若身死有益于国，不敢吝惜生命。望陛下慎察独宠之人，关注众人共疑之事。从前邓通、韩嫣骄奢失度，纵欲无厌，小人难抑私欲，终陷罪辜。乱国亡身，不得善终，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应深鉴前代，节制对董贤的宠幸，保全其性命。
自此皇上渐渐不悦，反而更加宠爱董贤，无法自制。
适逢祖母傅太后去世，皇上借其遗诏名义，命成帝母王太后下诏给丞相、御史，增封董贤二千户，并赐孔乡侯、汝昌侯、阳新侯封地。王嘉封还诏书，并上密封奏章劝谏皇上及太后说：“臣闻爵禄土地乃天所有。《尚书》说：‘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君王代天授爵，尤应慎重。裂土封侯若不当，百姓不服，触动阴阳，祸患深远。今圣体久病不愈，此臣嘉内心恐惧之事。高安侯董贤乃佞幸之臣，陛下倾授爵位使其显贵，耗尽财货使其富足，损害至尊以宠之，主权威严已损，国库已竭，犹恐不足。财富皆出自民力。孝文帝欲建露台，因费百金而止。今董贤散公财施私惠，一家受赐可达千金，古来贵臣未曾如此，四方传闻皆同怨之。谚语说：‘千人所指，无病而死。’臣常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据永信太后遗诏，诏令增封董贤、赐三侯国，臣嘉疑惑不解。山崩地震，三朝日食，皆阴侵阳之警示。此前董贤已两次受封，傅晏、郑商两次换邑，皆因私求横索，恩宠已过厚，贪求无厌，严重损害尊尊之义，不可示天下，危害极大！臣骄侵罔，阴阳失调，反作用于身体。陛下久病不愈，继嗣未立，应思端正万事，顺应天心人意，以求福祉，怎能轻率行事，不顾高祖辛苦创立制度欲传之无穷呢！《孝经》说：‘天子有七位诤臣，虽无道不失天下。’臣谨封还诏书，不敢公开，非惜死不敢依法自劾，恐天下闻之，故不敢。愚钝屡犯忌讳，望陛下省察。”
起初，廷尉梁相与丞相长史、御史中丞及五位二千石官员共同审理东平王刘云案。当时冬月尚未过二十日，梁相怀疑刘云冤枉，案件有虚假供词，奏请移送长安，交公卿复审。尚书令鞫谭、仆射宗伯凤认为可行。皇上因梁相等人见皇上病重，内外观望，心存二意，希望刘云拖过冬季，缺乏讨贼疾恶之心，下诏免去梁相等人官职，贬为庶人。数月后大赦，王嘉上密封奏章推荐梁相等人熟悉刑狱，“梁相谋略深远，鞫谭通晓典章，宗伯凤经学精通品行端正。圣王有计功除过的做法，臣私下为朝廷惋惜此三人。”奏章呈上，皇上心中不快。二十多日后，王嘉再次封还增加董贤食邑之事，皇上大怒，召王嘉至尚书省，责问道：“梁相等人先前在职不尽忠，外附诸侯，心怀二意，背弃人臣之义。你现在称赞他们才能美好，足以抵消罪责。大臣举止任意妄为，迷国罔上，始于你，将来如何面对远方臣民！对此作出答复。”
王嘉脱帽谢罪。
此事交付将军及中朝官员讨论，光禄大夫孔光、左将军公孙禄、右将军王安、光禄勋马宫、光禄大夫龚胜弹劾王嘉“迷国罔上不道”，请求与廷尉共同审理。唯龚胜认为王嘉身为宰相，诸事废弛，责任在嘉；但推荐梁相等属轻微过错，以此定“迷国罔上不道”之罪，恐难服天下。众人同意孔光等人意见。
孔光等请求派谒者召王嘉赴廷尉诏狱。诏令：“票骑将军、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共议。”卫尉云等五十人认为：“可依孔光等人所言。”议郎龚等认为：“王嘉前后言论矛盾，无所坚持，不胜任宰相，宜削爵夺土，免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认为：“圣王断案必先察动机定罪，探究心意，使死者无恨，生者无怨。明主具圣德，重视大臣刑罚，广邀官员审议，欲使海内信服。王嘉罪名虽合律法，但圣王对待大臣，乘车时下车，御座时起身，生病多次探视，死后亲吊，废宗庙祭祀。如今春寒异常，霜露频降，宜示天下以宽和。臣等不知大义，望陛下裁察。”诏令派谒者持节召丞相赴廷尉诏狱。
使者抵达相府，掾史流泪，共配毒药送王嘉，王嘉不肯服。主簿说：“将相不面对法庭申冤，历来如此，君侯宜自裁。”使者严肃坐于府门。主簿再进药，王嘉举杯击地，对属官说：“丞相有幸位列三公，履职负国，应在都市受刑以示众人。丞相岂是妇孺，何须饮药而死！”遂整装而出，拜见使者接受诏书，乘小吏车，去盖不冠，随使者赴廷尉。廷尉收缴其丞相、新甫侯印绶，捆绑载往都船诏狱。
皇上听说王嘉活着自投监狱，大怒，命将军以下与五位二千石官员共同审理。狱吏诘问，王嘉答：“办案者应求真实。我见梁相等人前审东平案，并非认为刘云不该死，而是欲交公卿以示慎重；使用驿马传送囚犯，不可能拖延过冬，实在看不出他们内外观望阿附刘云的证据。又幸逢大赦，梁相等人皆良善官吏，我为国惜才，并无私心。”狱吏问：“既如此，你有何罪？必有负国之处，不会白白入狱。”狱吏渐加侮辱，王嘉仰天叹息：“幸为宰相，不能进贤退不肖，因而负国，死有余责。”狱吏追问贤与不肖之人姓名，王嘉说：“贤者如前丞相孔光、前大司空何武，未能举荐；恶者如高安侯董贤父子，奸邪乱朝，未能罢黜。罪当死，死而无憾。”王嘉囚禁二十余日，绝食呕血而死。帝舅大司马骠骑将军丁明素来敬重怜惜王嘉，皇上遂罢免丁明，以董贤代之，事见《董贤传》。
王嘉任相三年被诛，封国废除。死后皇上阅其答辩，思念其言，复以孔光代嘉为丞相，征用何武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诏书追录忠臣，封王嘉之子王崇为新甫侯，追谥王嘉为“忠侯”。
师丹字仲公，琅琊东武人。研习《诗经》，师从匡衡。举孝廉为郎。元帝末年任博士，后免职。建始年间，州举茂才，再补博士，外任东平王太傅。丞相方进、御史大夫孔光举荐其论议深博、廉洁正直守道，征入任光禄大夫、丞相司直。数月后复任光禄大夫给事中，继而任少府、光禄勋、侍中，极受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为皇太子，以师丹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任左将军，赐关内侯爵，食邑，领尚书事，代王莽为大司马，封高乐侯。月余，转任大司空。
皇上年轻时在藩国，见成帝将政权交给外戚，王氏专权，常内心抑郁。即位后欲多加纠正，封赏丁、傅家族，削弱王氏权力。师丹以帝师身份居三公之位，深得皇上信任，上书说：“古时君主居丧不言，政事归于冢宰，三年不改父道。先帝灵柩尚在堂上，即封官授爵及亲属，赫然皆贵宠。封舅为阳安侯，皇后尊号未定，预封其父为孔乡侯。罢免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人。诏令频下，政事骤变无渐。臣纵不能明陈大义，亦未能坚决辞让爵位，随众受封，加重陛下过失。近来郡国多地动，洪水涌出伤人，日月无光，行星失轨，皆因举措失当，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混浊之应。臣思人无子嗣，年六七十仍广纳妾室。孝成皇帝洞察天命，明知至德，壮年克制自己，立陛下为嗣。先帝猝然离世，陛下继位，四海安宁，百姓无忧，此乃先帝圣德契合天人之功。臣闻天威不违咫尺，望陛下深思先帝立您之意，克制己身以观群下感化。天下乃陛下之家，亲戚何愁不富贵，不宜仓促。先帝不嫌臣愚，任为太傅，陛下以臣为师，故臣无功而列三公，封大国，赐黄金，职在左右，不能尽忠补过，致百姓私议，灾异频现，此臣大罪。臣不敢乞骸骨归隐，恐被视为虚伪。实惭负重任，按义不得不尽死。”数十次上书，多直言切谏。
起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称太皇太后，赵皇后称皇太后，而皇上祖母傅太后与母丁后皆在定陶，自称“定陶共王”家属。高昌侯董宏上书：“秦庄襄王母本夏氏，为华阳夫人养子，即位后皆称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太后。”事下有司，时师丹以左将军与大司马王莽共劾董宏：“明知皇太后尊号天下一统，竟引亡秦为例，误导圣朝，不宜言论，大不道。”皇上新立，谦让，采纳王莽、师丹之言，免董宏为庶人。傅太后大怒，胁迫皇上必称尊号。皇上遂追尊定陶共王为共皇帝，尊傅太后为共皇太后，丁后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再奏：“共皇太后、共皇后不应再冠‘定陶’藩国之名，车马服饰应合‘皇’意，设置二千石以下官吏各司其职，宜为共皇立庙于京师。”皇上再下议，有司皆以为可行。唯师丹反对：“圣王制礼取法天地，尊卑之礼明则人伦有序，乾坤得位，阴阳顺节，君主与万民共享福祉。尊卑不可乱。今以‘定陶共’为号，乃母从子、妻从夫之义。若车服官制与太皇太后并列，是不明尊卑、二上之义。共皇谥号已定，不可更改。《礼》曰：‘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尸服士服。’子无爵父之义，以尊父母。为人后者为其子，故服斩衰三年，降父母之服为期，以尊本祖重正统。孝成皇帝恩深，为共王立后奉祀，今共皇已为一国太祖，万世不毁，恩义已足。陛下既继大宗，承宗庙社稷之祀，义不得再奉共皇入庙祭祀。今欲在京师立庙，使臣下祭祀，是为无主。又亲尽当毁，废弃一国不毁之祖庙，而就无主当毁之礼，非所以尊厚共皇。”师丹由此渐不合上意。
适有人上书称古以龟贝为货币，今用钱致民贫，宜改币制。皇上问师丹，师丹答可改。奏章下有司议，皆以为用钱已久，难骤变。师丹年老，忘前言，后附和公卿意见。又师丹令吏书写奏章，吏私自抄录草稿，丁、傅子弟得知，使人上书告发师丹密封奏章被路人传抄。皇上问中朝大臣，皆对曰：“忠臣不显谏，大臣奏事不宜泄露，致吏民传抄流布四方。‘臣不密则失身’，宜交廷尉治罪。”事下廷尉，劾师丹大不敬。未决，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师丹经行无双，近世大臣少有如丹者。因愤懑奏事，未及深虑，使主簿书写，泄密不在丹。以此贬黜，恐难服众。”尚书劾申咸、炔钦：“幸为儒官选为腹心，知丹为社稷重臣，议罪本应慎重，初依经义主张当治，事实暴露后又妄誉丹，前后矛盾，不敬。”皇上贬二人秩各二等。遂下策免师丹曰：“三公乃朕腹心，辅善纠过，统率百僚，协和天下。朕不明，委政于公，近年阴阳失调，寒暑失常，变异频仍，山崩地震，河决泉涌，杀民无数，百姓流离，司空之职废弛。你在位三年，未闻忠言嘉谋，反有朋党徇私之名。此前以改币奏章示你，你内建可改之议；后又随众雷同，外称不便，使视听归过于朕。朕隐忍不发，为你担过。朕痛恨结党虚伪败化之风，屡书警戒，望你反省，你却不接受，退有怨言。及奏事泄露，传播朝市，言者以为大臣不忠，陷于重刑，博取虚名，谤议沸腾，流布四方。腹心如此，疏者何望？背弃同心之利，如何示范群下，团结远方？你位高任重，虑事不周，怀诈迷国，进退违命，反复异言，深为耻之，非共承天地永保国家之道。念你曾为帝师，不忍依法究治，已诏有司赦你不究。交还大司空高乐侯印绶，罢归。”
尚书令唐林上疏：“见免师丹策书，极为痛切。君子作文，为贤者讳。师丹为世所宗儒，国之元老，亲授圣躬，位列三公，所坐细微，海内未见大过，事已过去，免爵过重，京师识者皆以为宜复其爵邑，使奉朝请，为四方所瞻。”皇上采纳，下诏赐师丹关内侯爵，食邑三百户。
师丹免职数月后，皇上采纳朱博建议，尊傅太后为皇太太后，丁后为帝太后，与太皇太后、皇太后同尊，又为共皇立庙京师，仪同孝元皇帝。朱博升丞相，与御史大夫赵玄奏：“前高昌侯董宏首倡尊号，被师丹劾免为庶人。当时天下居丧，政在师丹。丹不弘扬尊亲之义，妄加贬抑，亏损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圣仁，定尊号，董宏以忠孝复封高昌侯。师丹恶逆显著，虽蒙赦令，不应保留爵邑，请免为庶人。”奏准。师丹废归乡里多年。
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奏请太皇太后掘开傅太后、丁太后坟墓，夺其玺绶，改以平民葬礼，拆除定陶共皇庙。参与议礼的泠褒、段犹等徙合浦，董宏再免为庶人。征召师丹至公车，赐关内侯，食原邑。数月后，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褒德赏功，先圣之制，百王不易。定陶太后僭号称尊，悖逆义理。关内侯师丹忠诚为国，不顾危难，执守忠节，依据圣法，明辨尊卑，确有柱石之固，临大节不可夺，真社稷之臣。有司已放逐邪臣，而丹功未赏，违背先赏后罚之义，难以彰德报功。今以厚丘之中乡二千一百户封丹为义阳侯。”月余去世，谥“节侯”。子师业嗣位，王莽败亡后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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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县人也：何武，字君公，籍贯蜀郡郫县（今四川郫都区）。
2 神爵、五凤：汉宣帝年号，分别为公元前61—前58年、前57—前54年，期间多祥瑞记载。
3 《中和》《乐职》《宣布》：王褒所作颂诗，宣扬汉德，属汉代宫廷文学代表。
4 射策甲科：汉代选官考试方式，“射策”类似抽题答辩，甲科为最高等第。
5 四行：汉代察举科目之一，指质朴、敦厚、逊让、有行义四种德行。
6 市啬夫求商：管理市场的基层官吏名叫求商。
7 贤良方正：汉代察举特科，选拔有德行、能直言极谏者。
8 戴圣：即“小戴”，《礼记》编纂者之一，曾任九江太守。
9 辟雍：周代大学，象征教化中心，成帝欲重建以兴礼乐。
10 大司空：原御史大夫，绥和元年改名，位列三公，掌工程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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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文节选自《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记载西汉后期三位重要大臣——何武、王嘉、师丹的生平事迹与政治命运。三人皆以正直敢言、守经持法著称，但在皇权衰微、外戚专权、佞幸得宠的时代背景下，最终或被罢免，或被迫害致死，反映了西汉末年政治生态的腐败与忠良之士的悲剧命运。
文章通过具体史实展现三人品格：何武执法严明、公正无私，注重礼法秩序；王嘉敢于直谏、宁死不屈，体现儒家士大夫的责任担当；师丹坚守礼制、维护宗法，力抗皇权扩张。三人虽路径不同，但皆以“道”抗“势”，试图匡正时弊，然终难敌王莽、董贤等权臣与皇权私欲的结合。
班固在“赞曰”中总结深刻：“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揭示知识分子在专制体制下的两难处境——顺从现实则丧失原则，坚持理想则招致灾祸。这一评价不仅是对三人的哀悼，更是对整个时代精神困境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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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结构严谨，采用典型“类传”写法，将三位大臣合传，突出其共性——皆为西汉末年秉持儒家理想的正直官员。叙事详略得当，重点刻画其关键政治行为与道德抉择，如：何武拒私请、举贤才、正官制；王嘉封还诏书、死谏董贤；师丹争礼法、抗尊号。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简练有力，多用对话推进情节，增强现场感。
文中大量引用经典（《尚书》《礼记》《论语》《孝经》），体现作者班固“以经述史”的史学观，也将人物言行置于儒家价值体系中评判。尤其王嘉、师丹奏疏，骈散结合，逻辑严密，情感充沛，堪称汉代奏议文典范。
更深层看，此传实为“哀世之音”。三人结局或自杀、或被诛、或废黜，暗示西汉王朝已病入膏肓，忠臣无力回天。班固借史笔抒愤，寓褒贬于叙事，表达对理想政治的向往与对现实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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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汉书·叙传》：“嘉言謇謇，常用夷戮。”
2 颜师古注：“嘉守正不阿，终以忤旨见诛，可为痛惜。”
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三十五评王嘉曰：“嘉为人刚直严毅，能守节，可谓社稷之臣矣。”
4 《资治通鉴》卷三十六评师丹曰：“丹执礼不挠，虽废不用，君子以为有古大臣之风。”
5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何武奏事烦碎，然其持法严正，实能肃清吏治。”
6 王先谦《汉书补注》：“武、嘉、丹皆负重望，而卒不免于祸，可见哀、平之际，国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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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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