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黄帝以下“通其变，使民不倦”。尧命四子以“敬授民时”，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饥”，是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茂迁有无，万国作B376。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贫，和亡寡，安亡倾。”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人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
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
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农民户人己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赋共车马、兵甲、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D733殖于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
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常，五常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其《诗》曰：“四之日举止，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
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小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故民皆劝功乐业，先公而后私。其《诗》曰：“有CA56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繇此道也。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故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焉。于是上贪民怨，灾害生而祸乱作。
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百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域，而弱者丧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贾谊说上曰：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ED54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赢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基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晁错复说上曰：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忘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
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其后，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始造苑马以广用，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然娄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C03D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董仲舒说上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又言：“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亩三B04B。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B04B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B04B，长终亩。一亩三B04B，一夫三百B04B，而播种于B04B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贵阝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或B679，黍稷DE3EDE3E。”芸，除草也。B679，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DE3EDE3EDE3E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E346地，课得谷皆多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今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筑仓治船，费值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听。漕事果便，寿昌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而蔡癸以好农使劝郡国，至大官。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上从其议，皆罢之。又罢建章、甘泉宫卫、角抵、齐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贫民，减诸侯王庙卫卒半。又减关中卒五百人，转谷赈贷穷乏。其后用度不足，独复盐铁官。
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蓄聚为意。永始二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
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并兼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俞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请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
平帝崩，王莽居摄，遂篡位。王莽因汉承平之业，匈奴称籓，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满，狭小汉家制度，以为疏阔。宣帝始赐单于印玺，与天子同，而西南夷钅句町称王。莽乃遣使易单于印，贬钅句町王为侯。二方始怨，侵犯边境。莽遣兴师，发三十万众，欲同时十道并出，一举灭匈奴；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海内扰矣。又动欲慕古，不度时宜，分裂州郡，改职作官，下令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也。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
后三年，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然刑罚深刻，它政誖乱。边兵二十余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足，数横赋敛，民俞贫困。常苦枯旱，亡有平岁，谷贾翔贵。
末年，盗贼群起，发军击之，将吏放纵于外。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阳以东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扰。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澹官以廪之，吏盗其廪，饥死者什七八。莽耻为政所至，乃下诏曰：“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枯、旱、霜、蝗，饥馑荐臻，蛮夷猾夏，寇贼奸轨，百姓流离。予甚悼之，害气将究矣。”岁为此言，以至于亡。
翻译
《洪范》八政，第一是“食”，第二是“货”。“食”指的是农耕种植可食用的谷物，“货”指的是布帛可以制衣，以及金、刀、鱼、贝等用来分配财富、流通利益、互通有无的物品。这两者是人民生活的根本，起源于神农时代。“砍木做耜，揉木为耒，将耕作之利教给天下”，于是粮食充足；“中午设市集，召集天下百姓，汇聚天下货物，交易完毕各自回家，各得所需”，于是货物得以流通。粮食充足、货物畅通，国家才能富足，人民才能富裕，教化才能推行。黄帝以后，“通达变化，使人民不懈怠”。尧命羲和四子“恭敬地传授农时”，舜命后稷“因百姓常受饥饿”，都将农业作为政务的首要任务。禹治理洪水，划分九州，制定土地等级，依据各地所产远近，规定赋税进贡，并促进物资交流，万国因此兴起。殷周盛世，《诗经》《尚书》所载，核心在于安定人民，使之富裕后再加以教化。所以《易经》说：“天地最大的德行是生育万物，圣人最大的宝物是地位；用什么守住地位？是仁；用什么聚集人民？是财富。”财富，是帝王用来聚集民众、守住权位、养育众生、顺应天道、治国安民的根本。所以说：“不担忧贫乏而担忧不均，不担忧贫穷而担忧不安；因为均平就没有贫困，和谐就没有寡少，安定就不会倾覆。”因此圣王管理人民，修筑城郭让人居住；划分田亩以求公平；开设市场以促流通；设立学校以施行教化；士、农、工、商四类人各有职业：学习并担任官职的是“士”，开垦土地种植谷物的是“农”，制造器具的是“工”，流通财物贩卖货物的是“商”。圣王根据才能授任职务，四类人民各尽其力接受职位，所以朝廷没有废弛的官职，城镇没有游手好闲之人，土地没有荒废。
治理人民之道，以定居于土地为根本。必须划定步数、建立亩制，明确田地边界。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井地方圆一里，共九夫。八家共用一井田，每家私田百亩，公田十亩，合计八百八十亩，剩余二十亩用于建造住宅。人们出入相伴为友，守望相助，疾病互相救助，民众因此和睦，教化统一，劳役与生产也能均衡安排。
百姓授田标准：上等田每人一百亩，中等田二百亩，下等田三百亩。每年耕种的是“不易之上田”；休耕一年的是“一易之中田”；休耕两年的是“再易之下田”，三年轮换一次，自行选择耕种地点。农民家庭中已有授田的成年男子之外，其他成年男子称为“余夫”，也按人口比例授田。士、工、商之家，五口才相当于一个农夫的授田量。这是在平原地区可以作为法度的标准。至于山林、沼泽、高原、盐碱地，则根据土地肥瘠程度相应调整。既有赋又有税。“税”指公田缴纳十分之一，以及工匠、商人、市场管理、山泽资源使用者所纳之税；“赋”则用于供应车马、兵器、士兵徭役，充实国库及赏赐开支。“税”用于郊祀、社祭、宗庙、百神祭祀，以及天子奉养、百官俸禄和其他政务费用。百姓二十岁授田，六十岁归还田地。七十岁以上由国家奉养，十岁以下由国家抚育，十一岁以上则开始承担力役。种植谷物必须混种五种，以防灾害。田中不得种树，以免妨碍五谷生长。要努力耕作、多次锄草，收获时像防备盗贼一样紧迫。房前屋后要种桑树，蔬菜要有畦圃，瓜果要在田埂上种植。鸡猪狗狗不可错过繁殖时机，女子要从事蚕桑纺织，这样五十岁可以穿上丝帛，七十岁可以吃上肉食。
在野外居住称“庐”，在城镇居住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常，五常为州，五州为乡。一乡有一万二千五百户。邻长职位相当于下士，此后逐级上升，到乡一级则为卿。于是每里设序，每乡设庠。“序”用来阐明教化，“庠”则举行礼仪示范教化。春天命令百姓全部到田野劳作，冬天则全部回到城镇。正如《诗经》所说：“四月时节动身出发，带着妻子儿女，送饭到南边的田地。”又说：“十月蟋蟀躲入床下”，“唉呀我的妻儿，新年将至，搬进这屋里住。”这样做是为了顺应阴阳节律，防范盗贼，培养礼俗。春日百姓将外出劳作时，里胥清晨坐在右塾，邻长坐在左塾，等所有人都出去后才回家，傍晚也是如此。归来的人必须携带柴薪，轻重合理分担，老人不提重物。冬天百姓已回居城镇，同巷妇女夜间一起纺织，一个月可得四十五个工作日。之所以要集体劳作，是为了节省灯火，交流技艺，统一习俗。男女如有未能婚配者，便相互歌唱抒怀，各自表达忧伤。
这个月，未成年的孩子也在学校学习。八岁入小学，学习干支、方位、书写计算，初步懂得家庭中尊卑长幼的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学习先代圣贤的礼乐制度，了解朝廷君臣之间的礼仪。其中表现优异者，升入乡学进入“庠序”；在“庠序”中突出者，再升入国学进入“少学”。诸侯每年推荐小学中的优秀人才给天子，在太学深造，称之为“造士”。若两人品行才能相当，则通过射箭比赛来区分，然后授予爵位。
孟春之月，群居的人即将分散劳作，采诗官摇动木铎在路上巡行采集民歌，献给乐官整理音律，上报天子。因此君王不必窥视门户便可知晓天下民情。这就是先王规划土地、安置人民、使其富裕并加以教化的大概做法。所以孔子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应严肃认真处理政务，讲信用，节约用度，爱护人民，征用民力要合乎时节。”因此百姓都积极努力，安居乐业，先公而后私。正如《诗经》所言：“阴云凄凄，白云冉冉，雨水先润公田，然后再洒我家私田。”百姓连续三年耕作，就能积存一年的储备粮。衣食充足了，才会知道荣辱；廉洁谦让产生后，争讼自然平息。因此每三年考核一次政绩。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执政，一年就可见成效，三年必有成就。”正是指这种积累之功。三次考核之后进行升降奖惩，多出三年口粮者晋升，学业进步称为“登”；两次失败则降级。所以说：“如果有王者兴起，必定三十年后才能实现仁政。”就是遵循这条道路。
周朝衰落后，暴君污吏无视土地界限，滥用徭役，政令失信，上下欺诈，公田荒废。所以鲁宣公实行“初税亩”，《春秋》对此表示讥讽。于是上层贪婪，百姓怨恨，灾害频发，祸乱丛生。
逐渐衰落到战国时期，重视诈术武力而轻视仁义，优先追求财富而非礼让。这时李悝为魏文侯提出“尽地力之教”，认为方圆百里的土地，总面积九百顷，除去山林、湖泊、城镇占三分之一，可耕地为六百万亩。耕作勤勉则每亩增产三斗，不勤则减产同样数量。方圆百里土地产量的增减，就会导致一百八十万石粮食的变化。他又说：粮价太贵伤害百姓，太贱伤害农民。百姓受伤则流离失所，农民受伤则国家贫困。因此无论太贵还是太贱，危害是一样的。善于治国者，应使百姓不受伤害而农民更加勤奋。当时一个农夫带五口之家，耕种百亩田，年收每亩一石半，共一百五十石。扣除十分之一的税十五石，剩一百三十五石。每人每月食一石半，全年五人耗九十石，余四十五石。每石值三十钱，共得一千三百五十钱。扣除春秋社祭等花费三百钱，剩一千零五十钱。穿衣方面，每人约需三百钱，五人全年需一千五百钱，尚缺四百五十钱。再加上疾病丧葬费用和额外赋税，还未计入这些支出。这正是农夫常陷困境、不愿勤耕、导致粮价高涨的原因。因此善于调节粮价者，必须密切关注年成的好坏：大丰收时收成可达四倍，余四百石；中等收成为三倍，余三百石；小丰收为两倍，余百石；小饥荒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而在大丰收时国家收购三分之二，留下一份；中等收成收购一半，小收成收购三分之一，使民间粮食适足，价格平稳即止。遇到小饥荒，动用小丰收时所储之粮；中饥动用中收之储；大饥动用大收之储进行出售。因此即使遭遇饥荒水旱，粮价不涨，百姓也不流散，用多余补不足。此法在魏国实行后，国家富强。
等到秦孝公任用商鞅，废除井田制，开放阡陌，奖励耕战。虽非古制，但因注重农业，仍能压倒邻国，称雄诸侯。然而王道制度从此消亡，等级僭越无度。平民中的富者积累万贯家财，而穷人只能吃糟糠；强国兼并州域，弱国丧失社稷。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对内大兴工程，对外抗击夷狄，征收超过三分之二的赋税，征发贫民戍边。男子全力耕种不够军粮，女子纺绩不够衣穿。耗尽天下资财供养政权，仍不能满足欲望。全国愁苦怨恨，最终爆发叛乱。
汉朝建立之初，承接秦末弊政，诸侯并起，百姓失业，发生严重饥荒。米价高达每石五千钱，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死者过半。高祖允许百姓卖儿鬻女，迁往蜀汉谋生。天下平定后，民间毫无积蓄，连天子都无法配备纯色马匹拉车，将相有的只能乘牛车。于是朝廷简化法律，减轻禁令，降低田租至十五税一，核定官吏俸禄，估算政府开支，合理向百姓征税。山川、园林、池塘、市场的租金收入，从天子到封君的汤沐邑，皆作为私人奉养，不纳入中央财政。通过漕运从关东转运数十万石粮食供给京师官员。惠帝、高后年间，民生逐渐恢复发展。
文帝即位后，亲自厉行节俭，关心百姓安危。当时百姓刚脱离战国风气，普遍背离农业追逐末业。贾谊劝谏皇帝说：
管子说：“仓库充实才知道礼节。”自古至今，从未听说过百姓贫困却能治理好的国家。古人说：“一人不耕，有人挨饿；一女不织，有人受寒。”生产有限，而消费无度，物资必然枯竭。古代治理天下极为周详，所以积蓄充足可靠。如今背本趋末，吃饭的人太多，这是天下的大害；奢侈风气日益增长，这是天下的大患。残暴横行无人制止，国家命运即将倾覆，无人拯救。生产的人少，消耗的人多，天下财产怎能不枯竭！汉朝立国将近四十年，公私积蓄仍令人痛心。一旦久旱不雨，百姓就会恐慌；年成不好无收成，就要卖爵卖子。这类事早已听闻，难道面对如此危险局势，皇上还不警醒吗？
世间有丰年也有荒年，是自然规律，禹、汤都曾经历。倘若不幸发生方圆两三千里的大旱，国家拿什么救济？边境突然告急，需要动员几十上百万军队，国家如何供给？战争与灾荒并发，天下财力枯竭，勇猛之人聚众抢劫，疲惫老弱交换子女啃食尸骨。政令尚未完全畅通，远方有才能者纷纷起兵争夺。等到那时才惊慌应对，岂不是来不及了吗？
积蓄，是国家的大命脉。只要粮食多、财富足，什么事办不成？进攻则取胜，防守则坚固，作战则胜利。安抚敌人，招徕远方之人，谁不会前来归附？现在应引导百姓回归农业，都依附于根本，让天下人靠自己劳动生活，从事工商游食之人转而务农，那么积蓄充足，人民也会安居乐业。本可实现富国安邦，却为何如此岌岌可危？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
文帝被贾谊的话打动，开始举行籍田礼，亲自耕作以鼓励百姓。晁错进一步劝谏说：
圣明君主在位而百姓不挨冻受饿，并非君主亲自耕种给他们吃，织布给他们穿，而是为他们开辟获取财富的途径。所以尧、禹时有九年水灾，汤时有七年旱灾，但国家没有饿死的人，是因为积蓄丰富且事先有准备。如今天下统一，土地与人口不少于汤、禹时代，又没有连年天灾，但积蓄却达不到古时水平，为什么？因为土地潜力未充分发挥，人力仍有剩余，可耕之地未全开垦，山泽之利未尽开发，游食之民未全归农。百姓贫困，奸邪就会滋生。贫困来自不足，不足来自不从事农业，不务农则不安于乡土，不安土则轻易离乡背井，百姓如同鸟兽，纵有高城深池、严刑峻法，也无法禁止。
寒冷时穿衣，不求轻暖；饥饿时吃饭，不求美味；一旦饥寒临身，就不顾廉耻了。人之常情，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饿，整年不做新衣就会冷。肚子饿了没饭吃，皮肤冷了没衣穿，即使是慈父也无法保全儿子，君主又怎能保住他的百姓呢？英明君主明白这一点，所以致力于引导百姓从事农桑，减轻赋税，广积粮食，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害，这样才能真正拥有人民。
百姓的行为，取决于上面的引导，趋利就像水往低处流，不分方向。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但大家都珍视它们，是因为君主使用它们的缘故。这些东西轻巧易藏，握于手中，可以走遍天下而不怕饥寒。但这会让臣子轻易背叛君主，百姓轻易离开家乡，助长盗贼，方便逃亡者携带资财。而粟米布帛生于土地，成长需要时间，凝聚人力，不是一日可成；几石重的东西普通人难以搬运，也不会被奸邪之人轻易利用；一旦得不到，饥寒立刻到来。因此英明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如今一个五口之家的农夫，服役者不少于两人，能耕者不过百亩，年产不超过百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还要砍柴、修官府、服徭役；春天顶风沙，夏天冒酷暑，秋天淋阴雨，冬天抗严寒，四季无休；还要私人应酬、迎来送往、吊丧问疾、抚养孤儿赡养老人。如此辛劳，仍遭水旱灾害，加上苛政暴赋，赋税催缴不定，早晨下令晚上就要完成。有钱者半价抛售粮食，没钱者借高利贷（加倍偿还），于是有人卖田宅、鬻子孙还债。而大商人囤积居奇获取倍利，小商人摆摊贩卖，操纵供需，每日游荡都市，趁国家急需高价出售。他们男不耕、女不织，穿华美衣服，吃精美饮食；没有农夫辛苦，却获千倍利润。凭借富有，结交王侯，仗势欺压官吏，以财争胜；千里遨游，车盖相望，骑肥马驾坚车，穿丝绸拖细绢。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亡的原因。
如今法律贬低商人，商人却已富贵；尊重农夫，农夫却已贫贱。世俗所推崇的，是君主所贬抑的；官吏所鄙视的，是法律所尊崇的。上下相反，好恶相悖，却想国家富强、法令确立，是不可能的。当前最紧要的任务，莫过于让人民专心务农。要使人务农，在于提高粮食地位；提高粮食地位的方法，在于让人们可以用粮食换取爵位或赎罪。现在招募天下人向官府缴纳粮食，可用以授爵或免罪。这样一来，富人获得爵位，农民获得钱财，粮食得以流通。能捐粮受爵的都是富余之家；取之于富余以供国家所需，则贫民赋税可减轻，所谓“损有余补不足”，政策出台而百姓受益。顺应民心，有三大好处：一是国家用度充足，二是百姓赋税减少，三是鼓励农业生产。现在规定拥有一匹战马者，免除三人徭役。战马骑兵是国家军事装备，所以给予优待。神农教导说：“哪怕有十仞高的石城，百步宽的沸水护城河，百万披甲士兵，若无粮食，也无法坚守。”由此可见，粮食是帝王最重要的资源，是政事的根本。如今向边疆捐粮授爵，最高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人徭役，这与提供战马的功劳相差甚远。爵位由君主掌控，出口即成，无穷无尽；粮食由百姓种植，生于土地，永不枯竭。获得高爵或免罪，是人人极度渴望的事。若让天下人向边疆捐粮以换爵赎罪，不出三年，边塞粮食必定充盈。
文帝采纳晁错建议，下令百姓向边疆捐粮可授爵：捐六百石授“上造”，逐步增加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一万二千石为“大庶长”，按数量分级授爵。晁错又上奏：“陛下恩准天下人捐粮边塞授爵，实为巨大恩惠。但我担心边防士兵的口粮不足以消耗天下涌入的粮食。若边地存粮足够五年之需，可令向郡县捐粮；若够一年以上，可适时赦免，不再征收农民田租。如此，恩德遍及万民，百姓更愿勤于农耕。遇有军役或水旱灾害，百姓不至于困乏，天下方可安宁。若年成又好，百姓将极大富足安乐。”文帝再次采纳，下诏减免十二年田租一半。次年，彻底免除全国田租。
十三年后，景帝二年，令百姓缴纳一半田租，即三十税一。后来上郡以西干旱，重新恢复卖爵令，但降低价格以吸引百姓，并允许以输粮方式免除罪罚。开始建造皇家马苑扩大用途，宫室、馆舍、车马不断增修。但仍屡次敕令有关部门以农业为重，百姓遂能安居乐业。武帝初年七十年间，国家无大事，除非遭遇水旱，否则人民丰衣足食，城乡仓库满满，国库有余财。京城钱币堆积亿万，串钱绳索腐烂无法计数；太仓粮食层层叠叠，溢出露天堆积，腐败不可食用。街头巷尾都有马匹，田野之间成群结队，骑母马者被人排斥不得参与聚会。看守里门的人吃精米好肉；当差的世代相传；当官的以其官职为姓氏。人人自爱，重视犯法，崇尚道义，羞于耻辱。于是法网宽松而百姓富足，凭借财富骄奢放纵，甚至出现兼并现象；豪强团伙在乡里恃武断事。宗室有封地，公卿大夫以下争相奢侈，房屋、车马、服饰超越等级无所限制。事物发展到极盛便会走向衰败，这是必然规律。
此后，对外征伐四夷，对内大兴工程，劳役费用并起，百姓远离农业。董仲舒劝谏说：
《春秋》对其他谷物不记载，唯有麦禾歉收必记，可见圣人最重视麦与禾。如今关中风俗不喜种麦，这一年就失去了《春秋》所重视的内容，损害了民生所需。希望陛下诏令大司农，让关中百姓多种宿麦，不要误了农时。
又说：古代征税不超过十分之一，容易缴纳；征役不超过三天，体力容易承受。百姓家中足以养老尽孝，对外足以供奉上级纳税，对下足以养育妻儿表达关爱，因此百姓乐意服从统治。秦朝则不然，采用商鞅之法，改变帝王制度，废除井田，允许土地买卖，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垄断山川湖泽之利，控制山林资源，荒淫奢侈，竞相攀比。城邑中有如君主般的尊贵，村落中有如公侯般的富有，小民怎能不困苦？又规定每月为“更卒”，期满后还要当“正卒”，一年戍边，一年力役，劳役量达古时三十倍；田租口赋、盐铁收入，达古时二十倍。有人耕种豪强的土地，要缴纳五成租税。因此穷人常穿牛马之衣，吃猪狗之食。加上贪暴官吏随意施刑，百姓愁苦无依，逃入山林，沦为盗贼，路上赭衣囚徒占一半，每年判案数以千万计。汉朝建立后沿袭未改。古代井田法虽难立即实行，也应稍近古制：限制私人占有田地，以缓解不足，遏制兼并之路；盐铁归还民间经营；废除奴婢制度，取消主人擅自杀戮的权力；减轻赋税，削减徭役，以宽缓民力。然后才能实现良好治理。
董仲舒死后，工程耗费更加严重，天下虚耗，再次出现人吃人的惨状。
武帝晚年，悔悟征战之事，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当前要务在于全力发展农业。”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发明“代田法”，每亩三垄。每年更换耕作位置，故称“代田”，实为古法。后稷最早实行垄作，用双耜并耕，宽一尺、深一尺为“畎”，长度贯穿整亩。一亩三畎，一人三百畎，种子播于畎中。苗长出叶子后，逐渐锄去垄上杂草，并将土培到苗根部。正如《诗经》所说：“或芸或芓，黍稷薿薿。”“芸”是除草，“芓”是培土护根。意思是苗渐壮时，每次锄草都要培土。到盛夏时，垄土消失而根深，能抗风耐旱，因而茂盛生长。其所用耕具皆巧妙便利。通常十二人耕作一井一屋之地，即五顷，使用耦犁，两牛三人，年产量通常比普通田亩多一斛以上，好的可达两倍。赵过派人在太常、三辅推广此法，大农令设置巧匠奴仆制作农具。二千石官员派遣县令、三老、力田及本地善耕老人接收农具，学习耕种培育技术。有些百姓苦于缺少牛力，无法及时翻土播种，平都县令光教赵过用人拉犁。赵过奏请任命光为丞，指导百姓合伙拉犁。多人合作每日可耕三十亩，少者十三亩，因此开垦土地增多。赵过试验让离宫卫卒在其宫墍地上耕种，考核产量均高于周边农田，每亩多一斛以上。下令贵族在三辅公田耕作，并向边郡及居延城推广。此后边疆、河东、弘农、三辅、太常地区百姓普遍采用代田法，费力少而收成多。
昭帝时，流民逐渐返回，田野日益开垦，略有积蓄。宣帝即位，选用贤良官吏，百姓安心务农，连年丰收，谷价跌至每石五钱，农民获利很少。当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擅长计算，善于经营利益，深受皇帝宠幸。五凤年间上奏：“旧例每年从关东漕运四百万斛谷物供给京师，动用六万民夫。建议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地采购粮食，足以供应京师，可节省关东漕运民夫过半。”又提议将海产税增加三倍。天子均采纳其议。御史大夫萧望之上奏：“原御史属徐宫家住东莱，说往年加征海税后鱼不出产。长老都说武帝时官府曾自行捕鱼，海鱼不出，后来归还百姓，鱼才重现。阴阳感应，物类相应，万事皆然。今寿昌欲就近采购漕运关内粮食，修建仓库船只，耗资两亿多钱，劳民动众，恐引发旱灾，百姓受害。寿昌熟习商业锱铢计较之事，深谋远虑实不足胜任，应维持旧制。”皇上不听。漕运改革果然便利，寿昌进而建议边郡皆建仓，在粮价低时加价收购以利农民，粮价高时降价出售，称为“常平仓”。百姓感到便利。皇帝下诏赐寿昌关内侯爵位。蔡癸因善于推动农业受到表彰，官至高位。
元帝即位，全国大水，关东十一郡尤为严重。第二年，齐地饥荒，谷价每石三百余钱，百姓大量饿死，琅邪郡出现人相食。在位儒生多言应废除盐铁官、北假田官、常平仓，勿与民争利。皇帝采纳建议，全部废除。又废除建章宫、甘泉宫守卫、角抵戏、齐地三服官，开放禁苑给贫民，削减诸侯王庙卫卒一半，减关中戍卒五百人，调运粮食赈济穷困。后来财政不足，唯独恢复盐铁官。
成帝时，天下无战事，号称安乐，但社会奢侈，不重视积蓄。永始二年，梁国、平原郡连续水灾，发生人相食，刺史、太守、国相因此被罢免。
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议：“古代圣王无不实行井田制，然后天下才能太平。孝文帝继周秦战乱之后，天下空虚，故致力劝农桑，倡导节俭。当时百姓渐富，尚无兼并之害，故未对田宅奴婢设限。如今历经多代和平，豪富官民资产巨万，而贫弱愈加困苦。君子治国贵在因循旧制，慎于变革，但若有紧急情况，也应有所改革。虽不宜详尽立法，但应略加限制。”皇帝下达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可在本国名下占地；列侯居长安、公主在县道、关内侯及官民占地，均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不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及百姓三十人。限期三年，违者没收入官。”当时田宅奴婢价格下跌，丁、傅家族掌权，董贤受宠，皆感不便。诏书称：“暂且等待后续”，遂搁置不行。宫室、苑囿、府库储藏已极奢华，百姓财富虽不及文景时期，但全国户口达到最盛。
平帝去世，王莽摄政，随即篡位。王莽继承汉朝太平基业，匈奴称藩，百蛮归顺，凡舟车可达之处皆为臣属，府库百官之富，天下安定。王莽一旦拥有这一切，仍感不足，认为汉制粗疏，规模狭小。宣帝曾赐单于印玺，规格与天子相同，西南夷钩町称王。王莽遣使更换单于印，贬钩町王为侯。两国由此怨恨，侵犯边境。王莽发兵三十万，计划十路并进一举灭匈奴；征召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运兵器粮饷，自沿海江淮奔赴北方边境，使者驰传督促，天下骚动。又一味模仿古制，不顾现实，分割州郡，更改官职，下令：“汉朝减轻田租，三十税一，但常有额外赋役，老弱病残皆须承担，加之豪强侵夺，分割土地，租赁掠夺，名义三十税一，实则十税其五。富者骄纵作恶，贫者穷极为非，皆陷罪罚，刑罚滥用。现将天下田更名为‘王田’，奴婢称‘私属’，一律禁止买卖。男丁不足八人而田超一井（九百亩）者，须将多余田分给族人邻里。”违令者处死。制度又不固定，官吏借此为奸，天下怨声载道，犯罪者众多。
三年后，王莽知民怨沸腾，下诏允许“王田”“私属”均可买卖，不再拘泥法令。但刑罚严酷，其他政策混乱。边防二十多万军队依赖官府供给衣食，财政不足，屡行横征暴敛，百姓愈益贫困。常年干旱无雨，无正常年景，粮价飞涨。
晚年，盗贼蜂起，派军镇压，将领在外放纵。北方及青州、徐州地区人相食，洛阳以东米价达每石两千钱。王莽派三公将军打开东方粮仓赈济穷困，又派大夫、谒者教百姓煮树皮为“酪”；但“酪”不可食，反而造成更大困扰。流入关中难民数十万，设立养赡官供给粮食，官吏盗取赈粮，饥死者十有七八。王莽耻于承认政策失误，下诏说：“我遭遇阳九厄运、百六劫会，枯旱霜蝗，饥荒接连不断，蛮夷扰乱华夏，寇贼横行，百姓流离。我深为悲痛，灾难气数即将终结。”每年都这样说，直至灭亡。
以上为【汉书 · 志 · 食货志上】的翻译。
注释
1. 《洪范》八政：出自《尚书·洪范》，指八种基本政务：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
2. 斫木为耜煣木为耒：砍树木做成犁头，烘弯木材做成犁柄，形容原始农具的发明。
3. 日中为市：传说神农氏设立中午集市，便于交易。
4. 庠序：古代地方学校，商代称“序”，周代称“庠”。
5. 不易、一易、再易：土地轮作制度，分别指连续耕种、一年一休、两年一休。
6. 余夫：家庭中除户主外的成年男子，亦可授田。
7. 平土：指地势平坦适宜耕作的土地。
8. 衡虞：掌管山林川泽资源的官吏。
9. 造士：经过选拔培养的优秀人才，可供任用为官。
10. 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古代谶纬术语，指灾难周期，象征大乱之世。
以上为【汉书 · 志 · 食货志上】的注释。
评析
本文出自《汉书·食货志上》，是班固对汉代以前至新莽时期经济制度、农业政策、财政税收、社会结构演变的系统总结。全文以儒家“重农抑末”思想为核心，强调“食”与“货”为生民之本，追溯从神农、黄帝、尧舜禹至周代的理想政治模式，尤其推崇井田制与均平理念。通过对秦政暴敛、汉初恢复、文景务农、武帝扩张、昭宣中兴、元成衰微、哀平危机直至王莽改制失败的历史叙述，揭示了“蓄积为天下大命”的治国逻辑。文章兼具史料价值与政论色彩，既记录具体制度（如授田制、常平仓、代田法），又蕴含深刻的社会批判，尤其是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揭露，反映了东汉史家对社会不公的深切忧虑。整体结构严谨，语言典雅，引经据典，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以史为鉴”的功能导向。
以上为【汉书 · 志 · 食货志上】的评析。
赏析
《汉书·食货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系统的经济史文献之一，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思想深度。其最大特色在于将经济问题置于国家治理与道德秩序的整体框架中考察，体现典型的儒家政治经济学思维。全文以“食货”并列为纲，突出农业的基础地位，同时承认“货”的流通功能，主张“通其变，使民不倦”，展现出务实态度。文中对历代制度的回顾并非简单罗列，而是带有鲜明的价值判断：褒扬三代井田、均田、教化之治，批评秦政苛暴、汉后期奢侈、王莽妄改古制。尤其对李悝“尽地力之教”与晁错“贵粟论”的详述，展示了早期调控思想的成熟。赵过“代田法”的记载则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的重要实证。文章叙事脉络清晰，从理想制度到现实困境，再到改革尝试与最终崩溃，构成一部完整的“兴衰史”。语言上多引用《诗》《书》《易》《春秋》等经典，增强权威性；善用对比（如农夫之苦与商人之奢）、数字说明（如赋税计算）、因果推理（如饥寒不顾廉耻），逻辑严密，感染力强。不仅是研究汉代社会经济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理解中国传统治国理念的关键文本。
以上为【汉书 · 志 · 食货志上】的赏析。
辑评
1. 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班固《食货志》所述汉前期赋役之制，最为详核，足补《纪》《传》所未及。”
2. 颜师古《汉书注》：“此志总括古今，条理分明，实经济之大宗，治道之要典。”
3. 王应麟《通鉴答问》：“《食货志》首揭‘食货’为生民之本，立言正大，深得先王养民之意。”
4.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班氏于田制、赋税、漕运、币法诸端，皆具原始要终之识，非徒抄撮旧文而已。”
5. 赵翼《廿二史札记》：“《汉书》八志，实为后世志书之祖，而《食货志》尤切于民用，历代言财经者莫不取法焉。”
6. 沈家本《历代刑法志考》：“《食货志》虽主经济，然每言赋役必及刑罚，可见古人知财用与政刑本为一体。”
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食货志》为中国有系统之经济史之始，其体例影响后世正史志书至深。”
8.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班固《食货志》所载授田、赋役之法，实开北朝均田制之先声。”
9.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食货志》记里闾组织与地方教化，可知汉代基层社会控制之严密。”
10.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食货志上》综述先秦至新莽土地制度变迁，为研究中国古代土地关系最重要文献之一。”
以上为【汉书 · 志 · 食货志上】的辑评。
拼音版
如果您发现内容有误或需要补充，欢迎提交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