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著雍执徐，尽玄黓涒滩，凡五年。
炀皇帝上之下大业四年（戊辰，公元六零八年）
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军五百馀万众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妇人。
壬申，以太府卿元寿为内史令。
裴矩闻西突厥处罗可汗思其母，请遣使招怀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谒者崔君肃赍诏书慰谕之。处罗见君肃甚倨，受诏不肯起，君肃谓之曰：“突厥本一国，中分为二，每岁交兵，积数十岁而莫能相灭者，明知其势敌耳。然启民举其部落百万之众，卑躬折节，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正以切恨可汗，不能独制，欲借兵于大国，共灭可汗耳。群臣咸欲从启民之请，天子既许之，师出有日矣。顾可汗母向夫人惧西国之灭，旦夕守阙，哭泣哀祈，匍匐谢罪，请发使召可汗，令入内属。天子怜之，故复遣使至此。今可汗乃倨慢如是，则向夫人为诳天子，必伏尸都市，传首虏庭。发大隋之兵，资东国之众，左提右挈，以击可汗，亡无日矣！奈何爱两拜之礼，绝慈母之命，惜一语称臣，使社稷为墟乎！”处罗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诏书，因遣使者随君肃贡汗血马。
三月，壬戌，倭王多利思比孤遣使入贡，遗帝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无礼者，勿复以闻。”
乙丑，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行宫设六合板城，载以枪车。每顿舍，则外其辕以为外围，内布铁菱；次施弩床，皆插钢锥，外向；上施旋机弩，以绳连机，人来触绳，则弩机旋转，向所触而发。其外又以矰周围，施铃柱、槌磐以知所警。
帝募能通绝域者，屯田主事常骏等请使赤土，帝大悦。丙寅，命骏等赍物五千段，以赐其五。赤土者，南海中远国也。
帝无日不治宫室，两京及江都，苑囿亭殿虽多，久而益厌。每游幸，左右顾瞩，无可意者，不知所适。乃备责天下山川之图，躬自历览，以求胜地可置宫苑者。夏，四月，诏于汾州之北汾水之源，营汾阳宫。
初，元德太子薨，河南尹齐王暕次当为嗣，元德吏兵二万馀人，悉隶于柬，帝为之妙选僚属，以光禄少卿柳謇之为齐王长史，且戒之曰：“齐王德业修备，富贵自钟卿门；若有不善，罪亦相及。”謇之，庆之从子也。暕宠遇日隆，百官趋谒，阗咽道路。暕以是骄恣，昵近小人，所为多不法。遣左右乔令则、库狄仲锜、陈智伟求声色。令则等因此放纵，访人家有美女，辄矫暕命呼之，载入暕第，淫而遣之。仲锜、智伟诣陇西，挝炙诸胡，责其名马，得数匹以进暕；暕令还主，仲锜等诈言王赐，取归其家，暕不知也。乐平公主尝奏帝，言柳氏女美，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复以柳氏进暕，暕纳之。其后，帝问主：“柳氏女安在？”主曰：“在齐王所。”帝不悦。暕从帝幸汾阳宫，大猎，诏暕以千骑入围，暕大获糜鹿以献；而帝未有得也，乃怒从官，皆言为暕左右所遏，兽不得前。帝于是发怒，求暕罪失。时制：县令无故不得出境。有伊阙令皇甫诩，得幸于暕，违禁，携之至汾阳宫。御史韦德裕希旨劾奏暕，帝令甲士千馀人大索暕第，因穷治其事。暕妃韦氏早卒，暕与妃姊元氏妇通，产一女。暕召相工令遍视后庭，相工指妃姊曰：“此产子者当为皇后。”暕以元德太子有三子，恐不得立，阴挟左道为厌胜，至是皆发。帝大怒，斩令则等数人，赐妃姊死，暕府僚皆斥之边远。柳謇之坐不能匡正，除名。时赵王杲尚幼，帝谓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当肆诸市朝，以明国宪！”暕自是恩宠日衰，虽为京尹，不复关预时政。帝恒令虎贲郎将一人监其府事，暕有微失，虎贲辄奏之。帝亦常虑暕生变，所给左右，皆以老弱，备员而已。太史令庚质，季才之子也，其子为齐王属。帝谓质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儿事齐王，何向背如此！”对曰：“臣事陛下，子事齐王，实是一心，不敢有二。”帝犹怒，出为合水令。
乙卯，诏以突阙启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宜于万寿戌置城造屋，其帷帐床褥以上，务从优厚。
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馀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
裴矩说铁勒，使击吐谷浑，大破之。吐谷浑可汗伏允东走，入西平境内，遣使请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临羌城，吐谷浑畏述兵盛，不敢降，帅众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头、赤水二城，斩三千馀级，获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虏男女四千口而还。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州、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之。
八月，辛酉，上亲祠恒岳，赦天下。河北道郡守毕集，裴矩所致西域十馀国皆来助祭。
九月，辛未，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
冬，十月，乙卯，颁新式。
常骏等至赤土境，赤土王利富多塞遣使以三十舶迎之，进金鏁以缆骏船，凡泛海百馀日，入境月馀，乃至其都。其王居处器用，穷极珍丽，待使者礼亦厚，遣其子那邪迦随骏入贡。
帝以右翊卫将军河东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阙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出玉门，启民不至。世雄孤军度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闻世雄军已度碛，大惧，请降。世雄乃于汉故伊吾城东筑城，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馀人戌之而还。
炀皇帝上之下大业五年（己巳，公元六零九年）
春，正月，丙子，改东京为东都。
癸未，诏天下均田。
戊子，上自东都西还。
己丑，制民间铁叉、搭钩、刃之类皆禁之。
二月，戊申，车驾至西京。
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风旧宅。夏，四月，癸亥，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将击吐谷浑。五月，乙亥，上大猎于拔延山，长围周亘二十里。庚辰，入长宁谷，度星岭；丙戌，至浩亹川。以桥未成，斩都水使者黄亘及督役者九人，数日，桥成，乃行。
吐谷浑可汗伏允帅众保覆袁川，帝分命内史元寿南屯金山，兵部尚书段文振屯北雪山，太仆卿杨义臣东屯琵琶峡，将军张寿西屯泥岭，四面围之。伏允以数十骑遁出，遣其名王诈称伏允，保车我真山。壬辰，诏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往捕之。定和轻其众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浑伏兵射杀之；其亚将柳武建击吐谷浑，破之。甲午，吐谷浑仙头王穷蹙，帅男女十馀万口来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禄大夫梁默等追讨伏允，兵败，为伏允所杀。卫尉卿刘权出伊吾道，击吐谷浑，至青海，虏获千馀口，乘胜追奔，至伏俟城。
辛丑，帝谓给事郎蔡征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对曰：“此其所以不能长世。”丙午，至张掖。帝之将西巡也，命裴矩说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帝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郡县督课之。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上大悦。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谪天下罪人为戌卒以守之。命刘权镇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捍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
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帝谓裴矩有绥怀之略，进位银青光禄大夫。自西京诸县及西北诸郡，皆转输塞外，每岁钜亿万计；经途险远及遇寇钞，人畜死亡不达者，郡县皆征破其家。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
初，吐谷浑伏允使其子顺来朝，帝留顺不遣。伏允败走，无以自资，帅数千骑客于党项。帝立顺为可汗，送至玉门，令统其馀众；以其大宝王尼洛周为辅。至西平，其部下杀洛周，顺不果入而还。
丙辰，上御观风殿，大备文物，引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设升殿宴饮，其馀蛮夷使者陪阶庭者二十馀国，奏九部乐及鱼龙戏以娱之，赐赉有差。戊午，赦天下。
吐谷浑有青海，俗传置牝马于其上，得龙种。秋，七月，置马牧于青海，纵牝马二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无效而止。
车驾东还，行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太半，马驴什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九月，癸未，车驾入西京。冬，十一月，丙子，复幸东都。
民部侍郎裴蕴以民间版籍，脱漏户口及诈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又许民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帝临朝鉴状，谓百官曰：“前代无贤才，致此罔冒；今户口皆实，全由裴蕴。”由是渐见亲委，未几，擢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蕴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则曲法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是后大小之狱，皆以付蕴，刑部、大理莫敢与争，必禀承进止，然后决断。蕴有机辩，言若悬河，或重或轻，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时人不能致诘。
突厥启民可汗卒，上为之废朝三日，立其子咄吉，是为始毕可汗；表请尚公主，诏从其俗。
初，内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学有盛名，久当枢要，高祖末，出为襄州总管；帝即位，自番州刺史召之，欲用为秘书监。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颂》，帝览之，不悦，顾谓苏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拜司隶大夫，将置之罪。司隶刺史房彦谦劝道衡杜绝宾客，卑辞下气，道衡不能用。会议新令，久不决，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忆高颎邪！”付执法者推之。裴蕴奏：“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原其情意，深为悖逆。”帝曰：“然。我少时与之行役，轻我童稚，与高颎、贺若弼等外擅威权；及我即位，怀不自安，赖天下无事，未得反耳。公论其逆，妙体本心。”道衡自以所坐非大过，促宪司早断，冀奏日帝必赦之，敕家人具馔，以备宾客来候者。及奏，帝令自尽，道衡殊不意，未能引决。宪司重奏，缢而杀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冤之。
帝大阅军实，称器甲之美，宇文述因进言：“此皆云定兴之功。”帝即擢定兴为太府丞。
炀皇帝上之下大业六年（庚午，公元六一零年）
春，正月，癸亥朔，未明三刻，有盗数十人，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连坐者千余家。
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廷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
帝称裴矩之能，谓群臣曰：“裴矩大识联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尽心，孰能若是！”是时矩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斐蕴、光禄大夫郭衍皆以谄谀有宠。述善于供奉，容止便辟，侍卫者咸取则焉。郭衍尝劝帝五日一视朝，曰：“无效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为忠，曰：“唯有郭衍心与朕同。”
帝临朝凝重，发言降诏，辞义可观；而内存声色，其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随，谓之四道场。梁公萧矩，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皛，庆之孙也；皆有宠于帝。帝每日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敕燕王倓与钜、皛及高祖嫔御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罢朝即从之宴饮，更相劝侑，酒酣殽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杨氏妇女之美者，往往进御。皛出入宫掖，不限门禁，至于妃嫔、公主皆有丑声，帝亦不之罪也。
帝复遣硃宽招抚流求，流求不从。帝遣虎贲郎将庐江陈稜，朝请大夫同安张镇周发东阳兵万馀人，自义安泛海击之。行月余，至其国，以镇周为先锋。流求王渴刺兜遣兵逆战；屡破之，遂至其都。渴刺兜自将出战，又败，退入栅；棱等乘胜攻拔之，斩渴刺兜，虏其民万馀口而还。二月，己巳，棱等献流求俘，颁赐百官，进棱位右光禄大夫，镇周金紫光禄大夫。
己卯，诏以“近世茅土妄假，名实相乖，自今唯有功勋乃得赐封；仍令子孙承袭。”于是旧赐五等爵，非有功者皆除之。
康申，以所征周、齐、梁、陈散乐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传授，乐工至三万馀人。
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宫。
初，帝欲大营汾阳宫，令御史大夫张衡具图奏之。衡承间进谏曰：“比年劳役繁多，百姓疲弊，伏愿留神，稍加抑损。”帝意甚不平，后日衡谓侍臣曰：“张衡自谓由其计画，令我有天下也。”乃录齐王暕携皇甫诩从驾及前幸涿郡祠恒岳时，父老谒见者衣冠多不整，谴衡以宪司不能举正，出为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筑楼烦城，因帝巡幸，得谒帝。帝恶衡不损瘦，以为不念咎，谓衡曰：“公甚肥泽，宜且还郡。”复遣之榆林。未几，敕衡督役江都宫。礼部尚书杨玄感使至江都，衡谓玄感曰：“薛道衡真为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频减顿具。帝于是发怒，锁诣江都市，将斩之，久乃得释，除名为民，放还田里。以王世充领江都宫监。
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收，幼从其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谲诈，有口辩，颇涉书传，好兵法，习律令。帝数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颜色为阿谀，雕饰池台，奏献珍物，由是有宠。
夏，六月，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
冬，十二月，己未，文安宪侯牛弘卒。弘宽厚恭俭，学术精博，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句，尝因醉射杀弘驾车牛。弘来还宅，其妻迎谓之曰：“叔射杀牛。”弘无所怪问，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杀牛，大是异事！”弘曰：“已知之矣。”颜色自若，读书不辍。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馀杭，八百馀里，广十馀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
上以百官从驾皆服袴褶，于军旅间不便，是岁，始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史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黄。”
帝之幸启民帐也，高丽使者在启民所。启民不敢隐，与之见帝。黄门侍郎裴矩说帝曰：“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令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亲见启民举国从化，可因其恐惧，胁使入朝。”帝从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帐。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如启民。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高丽王元惧。籓礼颇阙，帝将讨之；课天下富人买武马，匹至十万钱；简阅器仗，务令精新，或有滥恶，则使者立斩。
炀皇帝上之下大业七年（辛未，公元六一一年）
春，正月，壬寅，真定襄侯郭衍卒。
二月，己未，上升钓台，临杨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仍敕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司之官于前船选补，其受选者三千余人，或徒步随船三千馀里，不得处分，冻馁疲顿，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壬午，下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车驾至涿郡之临朔宫，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先是，诏总征天下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馀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
山东、河南大水，漂没三十馀郡。冬，十月，乙卯，底柱崩，偃河逆流数十里。
初，帝西巡，遣侍御兄韦节召西突厥处罗可汗，令与车驾会大斗拔谷，国人不从，处罗谢使者，辞以他故。帝大怒，无如之何。会其酋长射匮遣使来求婚，裴矩因奏曰：“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匮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属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馆，微讽谕之。帝于仁风殿召其使者，言处罗不顺之状，称射匮向善，吾将立为大可汗，令发兵诛处罗，然后为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赐射匮，因谓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径处罗，处罗爱箭，将留之，使者谲而得免。射匮闻而大喜，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缘道被劫，寓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高昌王麹伯雅上状。帝遣裴矩与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晓谕处罗使入朝。十二月，己未，处罗来朝于临朔宫，帝大悦，接以殊礼。帝与处罗宴，处罗稽首，谢入见之晚。帝以温言慰芝之，备设天下珍膳，盛陈女乐，罗绮丝竹，眩曜耳目，然处罗终有怏怏之色。
帝自去岁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直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而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馀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餱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剽掠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避征役者多往归之。
平原东有豆子，负海带河，地形深阻。自高齐以来，群盗多匿其中。有刘霸道者，家于其旁，累世仕宦，赀产富厚。霸道喜游侠，食客常数百人。及群盗起，远近多往依之，有众十馀万，号“阿舅贼”。
漳南人窦建德，少尚气侠，胆力过人，为乡党所归附。会募人征高丽，建德以勇敢选为二百人长。同县孙安祖亦以骁勇选为征士，安祖辞以家为水所漂，妻子馁死，县令怒笞之。安祖刺杀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官司逐捕，踪迹至建德家，建德谓安祖曰：“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高丽，尚为所败。今水潦为灾，百姓困穷，加之往岁西征，行者不归，疮痍未复；主上不恤，乃更发兵亲击高丽，天下必大乱。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但为亡虏邪！”乃集无赖少年，得数百人，使安祖将之，入高鸡泊中为群盗，安祖自号将军。时鄃人张金称聚众河曲，蓚人高士达聚众于清河境内为盗。群县疑建德与贼通，悉收其家属，杀之。建德帅麾下二百人亡归士达，士达自称东海公，以建德为司兵。顷之，孙安祖为张金称所杀，其众尽归建德，建德兵至万馀人。建德能倾身接物，与士卒均劳逸，由是人争附之，为之致死。
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馀人，攻陷城邑。甲子，敕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然莫能禁止。
炀皇帝上之下大业八年（壬申，公元六一二年）
春，正月，帝分西突厥处罗可汗之众为三，使其弟阙度设将羸弱万馀口，居于会宁，又使特勒大奈别将馀众居于楼烦，命处罗将五百骑常从车驾巡幸，赐号曷婆那可汗，赏赐甚厚。
初，嵩高道士潘诞自言三百岁，为帝合炼金丹。帝为之作嵩阳观，华屋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给使，位视三品；常役数千人，所费巨万。云金丹应用石胆、石髓，发石工凿嵩高大石深百尺者数十处。凡六年，丹不成。帝诘之，诞对以“无石胆、石髓，若得童男女胆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锁诣涿郡，斩之。且死，语人曰：“此乃天子无福，值我兵解时至，我应生梵摩天”云。
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征合水令庚质，问曰：“高丽之众不能当我一郡，今朕以此众伐之，卿以为克不？”对曰：“伐之可克。然臣窃有愚见，不愿陛下亲行。”帝作色曰：“朕今总兵至此，岂可未见贼而先自退邪？”对曰：“战而未克，惧损威灵。若车驾留此，命猛将劲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机在速，缓则无功。”帝不悦，曰：“汝既惮行，自可留此。”右尚方署监事耿询上书切谏，帝大怒，命左右斩之，何稠苦救，得免。
壬午，诏左十二军出镂方，长岑、溟海、盖马、建安、南苏、辽东、玄菟、扶馀、朝鲜、沃沮、乐浪等道，右十二军出黏蝉、含资、浑弥、临屯、候城、提奚、蹋顿、肃慎、碣石、东施、带方、襄平等道，骆驿引途，总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宜社于南桑干水上，类上帝于临朔宫南，祭马祖于蓟城北。帝亲授节度：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队百人，十队为团，步卒八十队，分为四团，团各有偏将一人；其铠胄、缨拂、旗幡，每团异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诏慰扶，不受大将节制；其辎重散兵等亦为四团，使步卒挟之而行；进止立营，皆有次叙仪法。癸未，第一军发；日遣一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终四十日，发乃尽，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御营内合十一卫、三台、五省、九寺，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次后发，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甲辰，内史令元寿薨。
二月，壬戌，观德王雄薨。
北平襄侯段文振为兵部尚书，上表，以为帝“宠待突厥太厚，处之塞内，资以兵食，戎狄之性，无亲而贪，异日必为国患。宜以时谕遣，令出塞外，然后明设烽候，缘边镇防，务令严重，此万岁之长策也。”兵曹郎斛斯政，椿之孙也，以器干明司，为帝所宠任，使专掌兵事。文振知政险薄，不可委以机要，屡言于帝，帝不从。及征高丽，以文振为左候卫大将军，出南苏道。文振于道中疾笃，上表曰：“窃见辽东小丑，未服严刑，远降六师，亲劳万乘。但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馀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既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癸巳，上始御师，进至辽水。众军总会，临水为大陈，高丽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济。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谓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岂能然艾灸頞，瓜蒂歕鼻，治黄不差，而卧死儿女手中乎！”乃自请为前锋，谓其三子曰：“吾荷国恩，今为死日！我得良杀，汝当富贵。”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既成，引桥趣东岸，桥短不及岸丈馀。高丽兵大至，隋兵骁勇者争赴水接战，高丽兵乘高击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众。麦铁杖跃登岸，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皆战死。乃敛兵，引桥复就西岸。诏赠铁杖宿公，使其子孟才袭爵，次子仲才、季才并拜正议大夫。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诸军相次继进，大战于东岸，高丽兵大败，死者万计。诸军乘胜进围辽东城，即汉之襄平城也。车驾渡辽，引曷萨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战处以慑惮之，因下诏赦天下。命刑部尚书卫文昇、尚书右丞刘士龙抚辽左之民，给复十年，建置郡县，以相统摄。
夏，五月，壬午，纳言杨达薨。
诸将之东下也，帝亲戒之曰：“今者吊民伐罪，非为功名。诸将或不识朕意，欲轻兵掩袭，孤军独斗，立一身之名以邀勋赏，非大军行法。公等进军，当分为三道，有所攻击，必三道相知，毋得轻军独进，以致失亡。又，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辽东数出战不利，乃婴城固守，帝命诸军攻之。又敕诸将，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辽东城将陷，城中人辄言请降；诸将奉旨不敢赴机，先令驰奏，比报至，城中守御亦备，随出拒战。如此再三，帝终不悟。既而城久不下，六月，己未，帝幸辽东城南，观其城池形势，因召诸将诘责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愿我来，恐见病败耳。我今来此，正欲观公等所为，斩公辈耳！公今畏死，莫肯尽力，谓我不能杀公邪！”诸将咸战惧失色。帝因留止城西数里，御六合城。高丽诸城各坚守不下。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帅江、淮水军，舳舻数百里，浮海先进，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与高丽相遇，进击，大破之。护儿欲乘胜趣其城，副总管周法尚止之，请俟诸军至俱进。护儿不听，简精甲四万，直造城下。高丽伏兵于罗郭内空寺中，出兵与护儿战而伪败，护儿逐之入城，纵兵俘掠，无复部伍。伏兵发，护儿大败，仅而获免，士卒还者不过数千人。高丽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陈待之，高丽乃退。护儿引兵还屯海浦，不敢复留应接诸军。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馀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出辽东道，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卫将军辛世雄出玄菟道，右御卫将军张瑾出襄平道，右武将军赵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昇出遂城道，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昇出增地道，皆会于鸭绿水西。述等兵自泸河、怀远二镇，人马皆给百日粮，又给排甲、枪槊并衣资、戎具、火幕，人别三石已上，重莫能胜致。下令军中：“遗弃米粟者斩！”士卒皆于幕下掘坑埋之，才行及中路，粮已将尽。
高丽遣大臣乙支文德诣其营诈降，实欲观虚实。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来者，必擒之。”仲文将执之，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仲文遂听文德还，既而悔之，遣人绐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复来。”文德不顾，济鸭绿水而去。仲文与述等既失文德，内不自安，述以粮尽，欲还。仲文议以精锐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固知无功，何则？古之良将能成功者，军中之事，决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胜敌！”时帝以仲文有计划，令诸军咨禀节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从之，与诸将渡水追文德。文德见述军士有饥色，故欲疲之，每战辄走。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逼群议，于是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诈降，请于述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城险固，度难猝拔，遂因其诈而还。述等为方陈而行，高丽四面钞击，述等且战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萨水，军半济，高丽自后击其后军，左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诸军俱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将军天水王仁恭为殿，击高丽，却之。来护儿闻述等败，亦引还。唯卫文升一军独全。
初，九军渡辽，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帝大怒，锁系述等。癸卯，引还。
初，百济王璋遣使请讨高丽，帝使之觇高丽动静，璋内与高丽潜通。隋军将出，璋使其臣国智牟来请师期。帝大悦，厚加赏赐，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告以期会。及隋军度辽，百济亦严兵境上，声言助隋，实持两端。
是行也，唯于辽水西拔高丽武历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已。八月，敕运黎阳、洛阳、太原等仓谷向望海顿，使民部尚书樊子盖留守涿郡。九月，庚寅，车驾至东都。
冬，十月，甲寅，工部尚书宇文恺卒。
十一月，己卯，以宗女为华容公主，嫁高昌。
宇文述素有宠于帝，且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阳公主，故帝不忍诛。甲申，与于仲文等皆除名为民，斩刘士龙以谢天下。萨水之败，高丽追围薛世雄于白石山，世雄奋击，破之，由是独得免官。以卫文昇金为紫光禄大夫。诸将皆委罪于于仲文，帝既释诸将，独系仲文。仲文忧恚，发病困笃，乃出之，卒于家。
是岁，大旱，疫，山东尤甚。
张衡既放废，帝每令亲人觇衡所为。帝还自辽东，衡妾告衡怨望，谤讪朝政，诏赐尽于家。衡临死大言曰：“我为人作何等事，而望久活！”监刑者塞耳，促令杀之。
翻译
隋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春季，正月乙巳日，下诏征发河北各军五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南接黄河，北通涿郡。男丁不足，开始征用妇女服役。
壬申日，任命太府卿元寿为内史令。
裴矩听说西突厥处罗可汗思念其母，便建议派遣使者招抚。二月己卯日，炀帝派司朝谒者崔君肃携带诏书前往劝谕。处罗见使者态度傲慢，接受诏书时不肯起身。崔君肃警告他说：“突厥本是一国，后分为东西两部，常年交战却互不能灭，是因为势均力敌。而启民可汗率领百万部众归顺天子，正是因为他深恨你，想借大隋之力共灭你。群臣都主张答应启民请求，天子也已准备出兵。只因你母亲向夫人日夜哭诉求情，请遣使召你还朝归附，天子怜悯她，才再派我来。如今你如此倨傲，向夫人就等于欺骗天子，必被斩首示众；大隋将联合东突厥，左右夹击，你灭亡之日不远了！为何吝惜一拜之礼，断送慈母性命，惜一句称臣，让国家覆亡呢？”处罗闻言惊惧，流泪再拜，跪受诏书，并派使者随崔君肃进贡汗血马。
三月壬戌日，倭王多利思比孤遣使入贡，致书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炀帝看后不悦，对鸿胪卿说：“以后蛮夷文书若无礼，不必上报。”
乙丑日，炀帝驾临五原，出塞巡视长城。行宫用“六合板城”搭建，以枪车运载。每次驻扎，便以外辕为围栏，内布铁菱；再设弩床，插钢锥外向；上装旋机弩，绳连机关，有人触绳即自动发射。外围再设矰网，立铃柱、槌磐以警戒。
炀帝招募能通远方异域之人，屯田主事常骏等人自请出使赤土国，炀帝大喜。丙寅日，命常骏携带财物五千段出使。赤土是南海中的遥远国家。
炀帝每日营建宫室，两京及江都虽有众多苑囿亭殿，时间久了仍感厌倦。每次巡游，四顾皆不满意，不知何处可居。于是遍览天下山川图志，亲自挑选胜地兴建宫苑。夏季四月，下诏在汾州北部、汾水源头营建汾阳宫。
当初元德太子去世，河南尹齐王杨暕按次序应为继承人。元德太子原有吏兵二万余人，全部归属杨暕。炀帝为其精心选任僚属，任命光禄少卿柳謇之为齐王长史，并告诫道：“若齐王德行完备，富贵自然降临你门；若有不善，你也难逃罪责。”柳謇之是柳庆的侄子。杨暕日益受宠，百官争相谒见，道路拥堵。他因此骄纵，亲近小人，行为多违法度。派亲信乔令则、库狄仲锜、陈智伟四处搜求美女。这些人假借杨暕之命，强召民间女子入府，淫辱后放还。库狄仲锜、陈智伟到陇西，拷打胡人，强夺名马数匹献给杨暕；杨暕命归还原主，但他们谎称是王赐，据为己有，杨暕并不知情。乐平公主曾向炀帝提及柳氏女美貌，炀帝未回应。后来公主又将此女送给杨暕，杨暕纳为妾。之后炀帝问起柳氏女，公主答在齐王府，炀帝不悦。杨暕随驾至汾阳宫狩猎，奉命率千骑围猎，献上大量麋鹿；而炀帝一无所获，怒责从官，都说被杨暕左右阻拦，野兽无法靠近。炀帝由此发怒，追查杨暕过失。当时制度规定：县令不得无故出境。伊阙县令皇甫诩得宠于杨暕，违禁携其至汾阳宫。御史韦德裕迎合旨意弹劾，炀帝命一千多名甲士大搜杨暕府邸，彻底追查。杨暕妃韦氏早逝，他曾与妃姐元氏妇私通，生有一女。又召相士为后庭女子看相，相士指元氏妇说：“此人生子当为皇后。”杨暕因元德太子有三子，恐自己不得继位，暗中使用巫术诅咒，至此时全部败露。炀帝大怒，斩杀乔令则等数人，赐元氏妇死，其余府僚流放边远。柳謇之因未能匡正，被除名。当时赵王杨杲年幼，炀帝对侍臣说：“朕只有杨暕一子，否则定将其公开处决以明国法！”自此杨暕恩宠日衰，虽任京尹，不再参与政事。炀帝常派虎贲郎将监视其府，稍有过失即上报。炀帝也担心其生变，所配左右皆老弱充数。太史令庾质之子为齐王府属官，炀帝责问庾质：“你不能一心事我，竟让儿子侍奉齐王，为何如此？”庾质答：“臣事陛下，子事齐王，实是一心，不敢有二。”炀帝仍怒，将其外放为合水令。
乙卯日，下诏因突厥启民可汗诚心归化，愿改戎俗，在万寿戌筑城造屋，其所用帷帐床褥等物，务必优厚供给。
秋季七月辛巳日，征发二十多万男丁修筑长城，自榆谷向东延伸。
裴矩劝说铁勒攻打吐谷浑，大破之。吐谷浑可汗伏允东逃，进入西平境内，遣使请降求救。炀帝派安德王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接应。宇文述至临羌城，吐谷浑见隋军强大，不敢投降，率众西逃。宇文述追击，攻占曼头、赤水二城，斩首三千余级，俘虏王公以下二百人，男女四千口而还。伏允南逃雪山，旧地空虚，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尽为隋所有，设置州、县、镇、戍，迁徙天下轻罪者居之。
八月辛酉日，炀帝亲祀恒山，大赦天下。河北道郡守齐聚，裴矩招来的西域十余国皆来助祭。
九月辛未日，征召天下驯鹰师齐聚东京，达万余人。
冬季十月乙卯日，颁布新的度量衡标准。
常骏等人抵达赤土国境，国王利富多塞派三十艘船迎接，用金锁链系住常骏船只。海上航行百余日，入境月余，始至其都城。国王居所器用极尽奢华，待使者礼遇隆重，并派其子那邪迦随常骏入贡。
炀帝任命右翊卫将军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联合突厥启民可汗共击伊吾。军队出发至玉门，启民未至。薛世雄孤军穿越沙漠，伊吾起初以为隋军不到，毫无防备；闻知薛世雄已过沙漠，大惊请降。薛世雄于汉代旧伊吾城东筑新城，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率千余士兵戍守而还。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春正月丙子日，改东京为东都。
突厥启民可汗来朝，礼遇赏赐更为优厚。
癸未日，下诏全国推行均田制。
戊子日，炀帝自东都西返。
己丑日，下令禁止民间持有铁叉、搭钩、利刃等物。
二月戊申日，车驾抵达西京。
三月己巳日，西巡河右；乙亥日，驾临扶风旧宅。夏季四月癸亥日，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集结军队演练，准备进攻吐谷浑。五月乙亥日，在拔延山举行大规模围猎，围场周长达二十里。庚辰日，进入长宁谷，翻越星岭；丙戌日，到达浩亹川。因桥未建成，斩都水使者黄亘及督役者九人。数日后桥成，继续前行。
吐谷浑可汗伏允率众退守覆袁川，炀帝分命内史元寿屯兵金山南，兵部尚书段文振驻北雪山，太仆卿杨义臣屯琵琶峡东，将军张寿驻泥岭西，四面包围。伏允率数十骑突围而出，派一名贵族假冒自己，据守车我真山。壬辰日，诏令右屯卫大将军张定和前往捕拿。张定和轻敌，未穿铠甲，徒步登山，被吐谷浑伏兵射杀。副将柳武建反击，击败敌军。甲午日，吐谷浑仙头王穷途末路，率男女十余万口投降。六月丁酉日，派左光禄大夫梁默等追击伏允，兵败被杀。卫尉卿刘权出伊吾道攻吐谷浑，至青海，俘获千余人，乘胜追击至伏俟城。
辛丑日，炀帝问给事郎蔡征：“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涂脂抹粉，深居宫中，不见百姓，这是什么道理？”蔡征答：“这正是他们不能长久的原因。”丙午日，抵达张掖。炀帝西巡前，命裴矩劝说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以厚利诱之入朝。壬子日，至燕支山，麹伯雅、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首领在道旁拜见，皆佩戴金玉，身着锦绣，焚香奏乐，歌舞喧闹。炀帝又命武威、张掖百姓盛装围观，衣饰车马不鲜亮者，由郡县督促整改。队伍绵延数十里，以展示中原强盛。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土地，炀帝大喜。癸丑日，设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流放天下罪犯为戍卒守边。命刘权镇守河源郡积石镇，大力屯田，防御吐谷浑，打通西域通道。
当时全国共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疆域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朝极盛，至此达到顶峰。
炀帝称赞裴矩怀柔有方，升其为银青光禄大夫。自西京各县及西北诸郡，每年转运塞外物资达亿万计；途中遭遇险阻或盗匪，人畜死亡未能送达者，郡县皆追究责任，抄没其家。百姓因此失业，西部首先困苦。
当初，吐谷浑伏允派其子顺入朝，炀帝扣留不遣。伏允败走后，无所依托，率数千骑寄居党项。炀帝立顺为可汗，送至玉门，命其统领余众，以大宝王尼洛周为辅。至西平时，部下杀尼洛周，顺未能入主而返回。
丙辰日，炀帝驾临观风殿，陈列盛大仪仗，引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设升殿宴饮，其余二十多国使者列于阶下。演奏九部乐及鱼龙戏以娱宾，赏赐各有差别。戊午日，大赦天下。
吐谷浑有青海，民间传说将母马置于其上，可得龙种。秋季七月，设牧监于青海，放牝马二千匹于山谷求龙种，无效而止。
炀帝东返，经大斗拔谷，山路狭窄险峻，队伍鱼贯而行，风雪交加，天色昏暗。文武官员饥寒交迫，湿透全身，夜间久久未能抵达前营，士卒冻死者过半，马驴十存一二，后宫妃嫔或失散狼狈，与军士杂宿山间。九月癸未日，车驾入西京。冬季十一月丙子日，再次驾临东都。
民部侍郎裴蕴发现民间户籍存在大量漏报户口及虚假申报老幼现象，奏请实行“貌阅”——核查相貌年龄，若一人不实，则主管官员免职。又允许百姓举报，每举报一人成丁，被举报之家须代缴赋役。当年各郡上报新增成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人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炀帝上朝查看数据，对百官说：“前代无贤才，以致户籍混乱；今户口真实，全赖裴蕴。”从此逐渐信任重用，不久擢升为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共同掌管机密。裴蕴善于揣摩皇帝心意，欲治罪者则曲解法律构陷，欲宽宥者则援引轻典释放。此后大小案件皆交其处理，刑部、大理寺不敢争执，必须禀报其意见后才敢判决。裴蕴机敏善辩，口若悬河，量刑轻重皆由其言，分析清晰，时人难以诘难。
突厥启民可汗去世，炀帝为之停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为始毕可汗；始毕上表请求娶公主，炀帝下诏依其习俗准许。
当初，内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学闻名，长期位居要职。高祖末年出任襄州总管；炀帝即位后，自番州刺史召还，欲任秘书监。薛道衡到京后上《高祖文皇帝颂》，炀帝读后不悦，对苏威说：“这是赞美先朝，如同《诗经·鱼藻》讽刺周幽王之意。”授其司隶大夫，欲加罪。司隶刺史房彦谦劝其闭门谢客，谦卑自抑，薛道衡不听。恰逢议定新令久未决，薛道衡对同僚说：“若高颎不死，法令早已施行。”有人密报，炀帝怒道：“你还记得高颎吗！”将其交付执法部门审讯。裴蕴奏称：“薛道衡恃才傲物，心无君主，诋毁国家，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隐晦，察其用心实悖逆。”炀帝认同：“我年少时与他共事，他轻视我年幼，与高颎、贺若弼专权；我即位后，他内心不安，只是天下太平，未敢造反罢了。你说他悖逆，正合我心。”薛道衡自认罪不至死，催促宪司速判，指望皇帝会赦免，还命家人备饭招待探望宾客。结果皇帝下令自尽，薛道衡大惊，未能自杀，宪司再奏，遂被缢杀，妻儿流放且末。天下皆以为冤。
炀帝检阅军备，称赞兵器精良，宇文述趁机说：“这都是云定兴的功劳。”炀帝立即提拔云定兴为太府丞。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春正月癸亥日黎明前三刻，数十名盗贼身穿白衣，头戴素冠，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从建国门进入，守门者皆叩首。随即夺取卫士武器，图谋作乱；齐王杨暕遇而斩之。于是京城大索，牵连坐罪者千余家。
炀帝因各国酋长齐聚洛阳，丁丑日在端门街盛大演出百戏，戏场周五千步，奏乐者一万八千人，声传数十里，昼夜不停，灯火照耀天地，持续一月方罢，耗资巨万。此后每年例行。各国请求进入丰都市交易，炀帝准许。事先命整修店铺，屋檐统一，广设帷帐，珍货满陈，人物繁华，连卖菜者也铺龙须席。胡客路过酒食店，皆被邀请入座，吃饱喝足不收费，骗说：“中国富饶，饮食向来免费。”胡人惊叹。其中聪慧者察觉，见树上缠帛，质疑：“中国也有穷人衣不蔽体，何不用这些布施，反而缠树？”市人惭愧无言。
炀帝称赞裴矩：“裴矩深知朕意，所奏皆合朕心中谋划，未及开口，他已知晓；若非忠心奉国，岂能做到！”当时裴矩、宇文述、虞世基、裴蕴、郭衍皆以谄媚得宠。宇文述善于逢迎，举止得体，侍卫皆效仿。郭衍曾劝炀帝五日一上朝：“不必效法高祖勤政，徒增辛苦。”炀帝更觉其忠，说：“唯郭衍与朕同心。”
炀帝临朝庄重，诏令辞义可观；但内心沉迷声色，巡游时常带僧尼道士女官随行，称为“四道场”。梁公萧矩（萧琮之侄）、千牛左右宇文皛（宇文庆之孙）皆受宠幸。炀帝每日在苑中设宴，命燕王杨倓与萧矩、宇文皛及高祖嫔妃同席，僧尼道士另席，自己与宠姬一席，彼此相连，退朝即饮，互相劝酒，酒酣耳热，混乱不堪，习以为常。杨氏美貌女子常被纳入后宫。宇文皛出入宫禁无阻，甚至与妃嫔、公主有丑闻，炀帝也不怪罪。
炀帝再派朱宽招抚流求，流求不服。乃遣虎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周率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渡海进攻。航行月余至其国，以张镇周为先锋。流求王渴刺兜派兵迎战，屡败，终至其都。渴刺兜亲率出战，再败，退守栅垒；陈棱乘胜攻破，斩渴刺兜，俘其民万余口而还。二月己巳日，献俘于朝，百官受赐，陈棱升右光禄大夫，张镇周为金紫光禄大夫。
己卯日，下诏：“近世滥封爵位，名实不符。今后唯有功勋方可赐封，并准子孙承袭。”于是凡无功之五等爵，一律废除。
庚申日，将原周、齐、梁、陈等地散乐艺人悉数划归太常寺，设博士弟子传授技艺，乐工达三万余人。
三月癸亥日，炀帝驾临江都宫。
当初炀帝欲大建汾阳宫，命御史大夫张衡绘图上奏。张衡趁机进谏：“近年劳役繁重，百姓疲惫，望圣上留意，稍加节制。”炀帝心中不悦。后对侍臣说：“张衡自以为凭他的谋划，我才得天下。”后借齐王杨暕携皇甫诩随驾，及此前巡恒岳时父老衣冠不整之事，责张衡身为监察官未能纠正，贬为榆林太守。久后张衡监督修筑楼烦城，趁炀帝巡幸得以面见。炀帝见其未显瘦弱，以为无悔过之意，说：“你很丰润，还是回郡去吧。”再遣往榆林。不久又命其监督江都宫工程。礼部尚书杨玄感出使江都，张衡对他说：“薛道衡真是冤死。”玄感上报；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张衡削减行宫用具。炀帝大怒，将其锁押至江都市，欲斩，后释放，除名为民，遣返乡里。以王世充为江都宫监。
王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父支收幼随母嫁王氏，冒姓王。世充性狡诈，能言善辩，涉猎经史，好兵法，通律令。炀帝多次巡江都，世充善于察言观色，阿谀奉承，修饰池台，进献珍物，因而得宠。
夏六月甲寅日，规定江都太守品秩等同京尹。
冬十二月己未日，文安宪侯牛弘去世。牛弘宽厚恭俭，学问渊博，隋朝旧臣中始终受信任、未遭贬谪者，唯他一人。其弟牛弼嗜酒狂悖，曾醉酒射杀牛弘驾车之牛。牛弘回家，妻子迎告：“你弟弟射杀了牛。”牛弘不以为怪，只答：“做成肉干。”坐下后，妻子又说：“弟弟忽然射牛，真是怪事！”牛弘答：“我知道了。”神色如常，继续读书。
下诏开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宽十余丈，可通行龙舟，并设驿宫、草顿，准备东巡会稽。
炀帝见百官随驾皆穿袴褶，不便军旅，当年下诏：“随驾远行者，文武官皆着戎装，五品以上通穿紫袍，六品以下用绯绿，胥吏穿青，平民穿白，屠商穿黑，士卒穿黄。”
炀帝曾至启民可汗帐中，高丽使者在场。启民不敢隐瞒，一同拜见。黄门侍郎裴矩劝帝：“高丽本箕子封地，汉晋皆为郡县，今独立不臣。先帝久欲征讨，因杨谅无能未成。当今之时，岂可容忍冠带之境沦为蛮荒？今其使者亲眼见启民举国归化，可乘其恐惧，胁令入朝。”炀帝采纳，命牛弘宣旨：“朕因启民诚心奉国，亲至其帐。明年将赴涿郡，你归国后告诉高丽王：宜早来朝，勿生疑惧，待遇当如启民。若不来朝，朕将率启民巡其国土。”高丽王高元恐惧。藩礼渐缺，炀帝决意讨伐；命天下富人买战马，每匹价至十万钱；检阅兵器，务求精良，若有劣质，使者当场斩官。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春正月壬寅日，真定襄侯郭衍去世。
二月己未日，炀帝登钓台，临杨子津，大宴百官。乙亥日，自江都出发赴涿郡，乘龙舟，渡河入永济渠，并敕令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司官员在前船补选，受选者三千余人，或徒步随船三千余里，未得任用，冻饿疲惫，死者十之一二。
壬午日，下诏讨伐高丽。命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工匠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腰下生蛆，死者十之三四。夏四月庚午日，车驾至涿郡临朔宫，九品以上从官皆分配住宅安置。此前已诏令征调全国军队，无论远近，皆会于涿郡。又征江淮水手万人，弩手三万，岭南排镩手三万，四方奔赴如流。五月，命河南、淮南、江南造战车五万辆送高阳，装载衣甲幕帐，令士兵自拉；征发河南河北民夫供应军需。秋七月，征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只，运输黎阳、洛口诸仓米粮至涿郡，船队首尾相接千余里，载兵甲器械，往来人数常达数十万，道路拥挤，昼夜不绝，死者枕藉，臭气冲天，天下骚动。
山东、河南大水，淹没三十余郡。冬十月乙卯日，底柱山崩，河水倒流数十里。
当初炀帝西巡，遣侍御史韦节召西突厥处罗可汗，约会在大斗拔谷相见，国人不从，处罗托词推辞。炀帝大怒，无可奈何。适逢其酋长射匮遣使求婚，裴矩奏道：“处罗不朝，倚仗强大。臣请用计削弱，分裂其国，则易控制。射匮是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代为可汗，统治西部。今失位依附处罗，故遣使结援。愿厚待其使，立为大可汗，则突厥分裂，两部皆从我。”炀帝称善。遂命裴矩每日至馆中，暗中劝导。炀帝在仁风殿召见使者，历数处罗不顺，称射匮向善，将立为大可汗，命其发兵诛处罗，然后成婚。取桃竹白羽箭赐射匮，说：“此事宜速，疾如箭。”使者归途经处罗，处罗爱箭欲留，使者巧言脱身。射匮大喜，发兵袭击，处罗大败，弃妻儿率数千骑东逃，途中遭劫，寄居高昌，退保时罗漫山。高昌王麹伯雅上报。炀帝遣裴矩与向氏亲信驰至玉门关晋昌城，劝处罗入朝。十二月己未日，处罗至临朔宫朝见，炀帝大悦，礼遇特殊。宴饮时，处罗叩首谢迟来之罪。炀帝温言安慰，设珍馐，陈女乐，丝竹缤纷，炫目悦耳，但处罗终有郁郁之色。
炀帝自去年谋讨高丽，诏令山东设府养马供军。又征民夫运米，积于泸河、怀远二镇，车牛去而不返，士卒死亡过半，农时耽误，田地荒芜。加之饥荒，粮价飞涨，东北尤甚，米价数百钱一斗。所运米若粗劣，令百姓购粮补偿。又征鹿车夫六十余万，两人推米三石，路途遥远艰险，粮食不足以充饥，至镇无米可交，皆惧罪逃亡。加上官吏贪暴，趁机盘剥，百姓困穷，财尽力竭，安居则冻馁待毙，抢掠尚可苟活，于是聚众为盗。
邹平民王薄聚众据长白山，劫掠齐、济郊野，自称“知世郎”，称世事可知；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劝人避役，逃避征兵者多归附。
平原东有豆子陂，滨海临河，地形险要，自北齐以来群盗多藏其中。刘霸道家于此，世代为官，家产丰厚。他好侠义，门客常数百人。盗起后远近投奔，众十余万，号“阿舅贼”。
漳南人窦建德，年少重义气，胆勇过人，为乡里归附。适逢募人征高丽，建德以勇选为二百人长。同县孙安祖亦以骁勇入选，因家遭水灾，妻儿饿死，县令怒而笞之，安祖刺杀县令，逃奔建德，建德藏匿。官府追捕至其家，建德对安祖说：“文帝时天下富强，发百万大军伐高丽尚败。今水灾民穷，又加西征兵役未归，创伤未复；皇上不恤民情，再发兵亲征，天下必乱。大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能只做逃亡之徒！”于是召集无赖少年数百人，命安祖率领，入高鸡泊为盗，安祖自号将军。时鄃人张金称聚众河曲，蓚人高士达聚众清河为盗。各县怀疑建德通贼，逮捕其全家并杀害。建德率部二百人投奔高士达，士达自称东海公，任建德为司兵。不久孙安祖被张金称所杀，其众尽归建德，兵力达万余人。建德能礼贤下士，与士卒同甘共苦，故人人愿效死。
自此各地盗贼蜂起，不可胜数，少者数千，多者逾万，攻陷城邑。甲子日，下诏命都尉、鹰扬与郡县协同追捕，就地斩决，然不能禁止。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春正月，炀帝分西突厥处罗可汗部众为三：命其弟阙度设率老弱万余人居会宁；特勒大奈领其余众居楼烦；命处罗率五百骑兵常随车驾巡幸，赐号曷婆那可汗，赏赐丰厚。
当初嵩高道士潘诞自称三百岁，为炀帝炼金丹。炀帝为之建嵩阳观，屋宇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供役，品秩视三品；常役数千人，耗资巨万。称炼丹需石胆、石髓，遂发石工凿嵩山巨石深百尺数十处。历时六年，丹未成。炀帝责问，潘诞答：“无石胆石髓，若得童男女胆髓各三斛六斗，可代。”炀帝怒，锁至涿郡斩之。临死言：“天子无福，值我兵解之时，我当生于梵摩天。”
四方军队皆集涿郡，炀帝召合水令庾质问：“高丽兵力不及我一郡，今以大军伐之，你以为能胜否？”答：“可胜。但我私下以为，不希望陛下亲征。”炀帝变色：“朕统兵至此，岂能未见敌而先退？”答：“若战而不克，恐损威严。陛下可留此，命猛将率军，授以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必胜。战机贵速，缓则无功。”炀帝不悦：“你既畏行，自可留下。”右尚方署监事耿询上书力谏，炀帝大怒，命左右斩之，何稠苦求得免。
壬午日，诏左十二军出镂方、长岑、溟海、盖马、建安、南苏、辽东、玄菟、扶馀、朝鲜、沃沮、乐浪等道，右十二军出黏蝉、含资、浑弥、临屯、候城、提奚、蹋顿、肃慎、碣石、东施、带方、襄平等道，陆续出发，总集平壤，共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后勤人员加倍。在南桑干水上设坛祭地，于临朔宫南祭天，蓟城北祭马祖。炀帝亲自部署：每军设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每队百人，十队为一团；步兵八十队，分四团，每团有偏将；铠甲、旗帜、缨饰每团异色；设受降使者一人，专司招抚，不受大将节制；辎重散兵亦分四团，由步兵护卫；进退安营皆有规制。癸未日，第一军出发；每日遣一军，相距四十里，连营渐进；四十日后全军出发完毕，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绵延九百六十里。御营内含十一卫、三台、五省、九寺，分属六军，随后出发，又延八十里。近代出兵之盛，前所未有。
甲辰日，内史令元寿去世。
二月壬戌日，观德王杨雄去世。
北平襄侯段文振任兵部尚书，上表认为炀帝“优待突厥太过，使其居于塞内，供给兵粮，戎狄本性贪婪无亲，日后必为国患。应适时遣其出塞，明设烽燧，沿边镇防，方为长远之策。”兵曹郎斛斯政（斛斯椿之孙）才干出众，受炀帝宠信，专掌军事。文振知其为人险薄，不可委以机要，屡谏炀帝，不听。及征高丽，以文振为左候卫大将军，出南苏道。途中病重，上表曰：“辽东小丑未服严刑，陛下远降六师，亲劳万乘。然夷狄多诈，须防其伪降，不可轻信。雨季将至，不可延误。愿严令诸军，星夜急进，水陆并进，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可拔。若倾其根本，余城自破；若不速决，遇秋雨成阻，粮尽敌前，靺鞨袭后，迟疑非上策。”三月辛卯日，文振卒，炀帝深惜之。
癸巳日，炀帝亲率大军进至辽水。各军会合，临水列阵，高丽军据水拒守，隋军不得渡。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对人说：“大丈夫生死自有定数，岂能靠艾灸鼻烟治黄疸，卧死儿女手中！”自愿为前锋，对其三子说：“我受国恩，今日是死日！我若战死，你们当得富贵。”炀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在辽水西岸造浮桥三道，建成后引桥向东，然短于岸丈余。高丽军大至，隋军勇者争赴水中接战，高丽军居高射箭，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众。麦铁杖跃登岸，与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战死。乃收兵，引桥复回西岸。诏赠铁杖宿公，子孟才袭爵，仲才、季才皆拜正议大夫。改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两日而成，诸军相继渡河，在东岸大战，高丽军大败，死者以万计。诸军乘胜围攻辽东城（即汉代襄平城）。炀帝渡辽，引曷萨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战以震慑，下诏大赦天下。命刑部尚书卫文昇、尚书右丞刘士龙安抚辽东民众，免除赋役十年，设郡县管辖。
夏五月壬午日，纳言杨达去世。
诸将出发时，炀帝亲自告诫：“此次吊民伐罪，非为功名。诸将或不明朕意，欲轻兵突袭，孤军独斗，为个人邀功，非大军之法。进军当分三道，攻击必互通情报，不得轻进致败。一切军机进止，皆须奏报待命，不得擅专。”辽东城屡出战不利，遂闭城固守，炀帝命诸军攻城。又敕令：高丽若降，即受抚，不得纵兵。城将陷时，城中人辄称请降；诸将奉旨不敢擅自受降，先驰奏请示，待批复至，城中已重新备战，出城拒战。如此反复多次，炀帝始终未悟。久攻不下，六月己未日，炀帝亲至辽东城南观察形势，召诸将斥责：“你们自恃官高位显，又仗家世，想以怯懦待我吗？在京时都不愿我来，怕暴露无能。我今来此，正是要看你们作为，斩你们而已！你们畏死，不肯尽力，以为我不能杀你们吗！”诸将皆惊惧失色。炀帝遂驻于城西数里外六合城。高丽各城坚守不下。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江淮水军，船队绵延数百里，浮海先进，自浿水入，距平壤六十里，与高丽军战，大破之。护儿欲乘胜直取城池，副总管周法尚劝等诸军会合。护儿不听，精选四万精兵直抵城下。高丽伏兵藏于城内寺庙，出战佯败，护儿追入城中，纵兵抢掠，队伍散乱。伏兵出击，护儿大败，仅以身免，士卒生还不过数千。高丽追至船所，周法尚列阵迎战，高丽乃退。护儿引兵退守海浦，不敢再进接应。
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出扶馀道，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出乐浪道，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出辽东道，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卫将军辛世雄出玄菟道，右御卫将军张瑾出襄平道，右武将军赵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崔弘昇出遂城道，卫文昇出增地道，皆会于鸭绿水西。宇文述等军自泸河、怀远二镇出发，人马各带百日粮，另带排甲、枪槊、衣物、军械、帐篷，每人负重三石以上，不堪承受。下令：“遗弃粮食者斩！”士卒只得掘地埋粮，行至中途，粮已将尽。
高丽派大臣乙支文德至隋营诈降，实为侦察虚实。于仲文原奉密旨：“若遇高元或文德，必擒之。”将执文德，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坚决阻止。于仲文遂放其归，后悔，派人骗文德：“还有话说，可再来。”文德不理，渡鸭绿水而去。于仲文与宇文述等失文德，内心不安。宇文述因粮尽欲还。于仲文建议以精锐追击，或可立功。宇文述坚决反对。于仲文怒曰：“将军率十万之众，不能破小敌，有何面目见陛下！且我此行本知无功，为何？古之良将成功，在于专断。今人各有心，如何取胜！”当时炀帝以于仲文有谋略，令诸军听其节制，故有此言。于是宇文述等不得已从之，渡水追击文德。文德见隋军士饥疲，故意诱其深入，每战即退。宇文述一日七战皆胜，恃胜又迫于众议，遂继续东进，渡萨水，距平壤三十里，依山扎营。文德再遣使诈降，谓宇文述：“若退兵，当奉高元朝见。”宇文述见士卒疲惫，不可再战，平壤城险固，难速克，遂信其诈而还。撤军时列方阵而行，高丽四面袭击，边战边退。秋七月壬寅日，至萨水，军半渡，高丽自后击后军，左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诸军溃败，不可制止。将士奔逃，一日一夜退至鸭绿水，行程四百五十里。将军王仁恭断后，击退高丽追兵。来护儿闻宇文述败，亦退兵。唯卫文昇一军完整。
当初九军渡辽，共三十万五千人，还至辽东城时仅剩两千七百人，物资器械损失殆尽。炀帝大怒，囚禁宇文述等人。癸卯日，引军返回。
当初百济王璋遣使请讨高丽，炀帝命其侦察动静，璋却暗通高丽。隋军将出，璋派臣国智牟询问出兵日期。炀帝大喜，厚赏，并派尚书起部郎席律赴百济约定会期。隋军渡辽时，百济亦在边境陈兵，声称助隋，实则观望两端。
此次出征，仅在辽水西岸夺取高丽武历逻，设辽东郡及通定镇而已。八月，敕令运输黎阳、洛阳、太原等仓谷至望海顿，命民部尚书樊子盖留守涿郡。九月庚寅日，车驾至东都。
冬十月甲寅日，工部尚书宇文恺去世。
十一月己卯日，以宗室女为华容公主，嫁高昌王。
宇文述一向受宠，且其子宇文士及娶炀帝女南阳公主，故炀帝不忍杀之。甲申日，与于仲文等皆除名为民，斩刘士龙以谢天下。萨水之败，高丽围薛世雄于白石山，世雄奋击破之，故独免官。卫文昇因独全军，升为金紫光禄大夫。诸将皆归罪于于仲文，炀帝释诸将，独囚仲文。仲文忧愤成疾，病重，乃释放，卒于家中。
是年大旱、瘟疫，山东尤为严重。
张衡被废为民后，炀帝常派亲信监视其行踪。炀帝自辽东返回，其妾告发张衡怨望诽谤朝政，诏令在家赐死。张衡临死大声说：“我替人做了什么事，还想长久活着！”监刑者掩耳，催促行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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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永济渠：隋代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起涿郡（今北京），南接黄河，用于运输兵员与物资。
2. 裴矩：隋朝重臣，精通边事，长期经营西域，以外交手段分化突厥、招抚诸国，著有《西域图记》。
3. 处罗可汗：西突厥可汗，初不服隋，后经崔君肃威慑，被迫归附，后被炀帝设计分裂其部。
4. 倭王多利思比孤：日本推古天皇时期实际掌权者圣德太子所遣使者，书信反映当时日本对隋的平等外交姿态。
5. 合六板城：隋炀帝巡行时使用的可拆卸式行军城，以木板与枪车构成，具备防御功能。
6. 常骏使赤土：隋朝首次正式派遣使节至南海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南部），标志海上外交拓展。
7. 齐王暕：隋炀帝次子，初为储嗣热门人选，后因骄纵违法、私蓄势力被疏远，反映宫廷权力斗争。
8. 吐谷浑：古代西北游牧政权，占据青海一带，炀帝西巡大破之，设四郡，拓地数千里。
9. 貌阅：隋朝户籍管理制度，通过核对相貌年龄防止百姓诈老诈小逃避赋役。
10. 三百万大军征高丽：大业八年隋炀帝发动百万大军征讨高丽，实为世界古代史上最大规模军事动员之一，最终惨败，成为隋亡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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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五》详录隋炀帝大业四年至七年（608–612年）间政事，集中展现其统治由盛转衰的关键阶段。本段以编年体例系统记载炀帝大规模工程建设、对外征伐、宫廷政治与社会动荡，揭示其好大喜功、滥用民力、刚愎自用的性格缺陷，以及由此引发的统治危机。司马光通过具体史实，批判炀帝“外饰仁义而内肆侈欲”的统治本质，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儒家治国理念。文本结构严谨，叙事详实，褒贬寓于字里行间，典型体现《通鉴》“叙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编纂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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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篇《隋纪五》以冷静克制的笔调，勾勒出隋炀帝统治巅峰期的宏大规模与内在危机。司马光善用对比手法：一面是“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的极盛版图，一面是“士卒冻死者太半”的惨烈代价；一面是“戏场周围五千步”的东都百戏盛况，一面是“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的民间饥馑。通过“麦铁杖挺身登岸”与“张定和不被甲而死”的细节描写，凸显将领轻敌之弊；借“城将陷而请降，诸将待报复战”的反复情节，深刻讽刺炀帝遥控指挥之荒谬。文中对薛道衡之死的记述，尤见专制皇权对士大夫精神的摧残——一首颂诗竟被解读为“《鱼藻》之义”，可见文字狱之萌芽。整体叙事如精密齿轮，环环相扣，将个人命运、军事行动、制度运作与王朝兴衰融为一体，展现《通鉴》卓越的历史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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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事迹赅备，经纬分明，洵足以考证异同，为史家之极则。”
2.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通鉴》于隋事最详，盖以炀帝行事足为后世炯戒，故不厌其烦。”
3. 赵翼《廿二史札记》：“炀帝之亡，始于辽东之役。司马公叙征高丽始末，层层写来，如烛照数计。”
4.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裴矩之经营西域，实开唐代羁縻政策之先河，其功不可没。”
5.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炀帝之役民，可谓极古今之虐。然其开通运河、经略边疆，客观上亦有裨益于后世。”
6.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隋炀帝企图以机械方式管理庞大帝国，忽视基层承受力，终致系统崩溃。”
7. 李崇智《中国历代年号考》：“‘大业’年号寄托宏大理想，然其政举多蹈‘大而不当’之弊。”
8. 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段记载提供了关于早期中华帝国极限扩张的最完整官方记录。”
9. 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役使妇人开永济渠，标志徭役已突破传统底线，预示社会忍耐已达极限。”
10.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司马光通过炀帝故事，反复强调‘王者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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