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頫撰并书篆。
佛以大慈悲，随机说法，为世舟航，所以付嘱其徒者摄为五分：曰素呾缆则阿难受持；曰毗奈耶则邬波离受持；曰阿毗达磨则迦多演那受持，即所谓经律论也；曰般若、曰陀罗尼，则付之文殊、普贤二大士，其教虽殊，其觉悟群迷则一而已。佛灭度后二千余岁，有修其教者曰广裕，实通经律论藏，蔚然为四众所宗。世家绛之稷山，俗姓郝氏。幼敏慧，肄讲肆，日记三千言，发轫于戒经，决策于众经，论顿口于唯识因明。年二十，众推为座元，讲说法要，人服其精诣。出世住寿圣寺，修千佛洞佛阁殿堂，大辟讲席，听众逾百，檀施云兴。次住华严院，且营且讲，如住寿圣时，次住十方仁寿寺，肇建夏安居讲堂，安众百五十。又建冬安居静讲堂，安众五百。重修佛阁法堂、僧堂，视住寿圣、华严，日益大以肆。于是，移住金仙寺。寺大而废久，住持者难其人。师立志弘毅，百废具举。修大佛阁，造弥勒大像，高百尺，广三之一，饰以黄金，置大藏经及唯识钞疏四十部。又修法堂、僧廊、香积，檐楹户牖，金碧辉映，为晋伟观。寺东临浍，师虑惊涛冲啮，盘石为岸，高丈又寻，袤八十步。住金仙三十余年，终师之世。讲下常不减百众。最后住胜因寺，创建法堂廊庑三十余间，凡常住所宜有者，无不悉备。师前后受四众请，更五住持，一日必口讲亦不辍。四方檀施金粟币帛，一委常住，所至有余积而已，无私焉。以其赢余施十方僧。又约其同伦为上生会，精修密行，誓生兜术，示寂之日面如生时。其住持胜因也，陕州、闻喜各建大会，请师为四众受戒阿阇黎，四方请疏，常以百计。住金仙日，值世祖皇帝设资戒大会，师于大内说法，默契圣心，赐以袈裟。住寿圣日，感圣僧化供，帑廪常溢。是则，教中所谓志行精专有感斯应者矣。
师生九岁，从显公和尚落发。出家又十一年而受具足戒，又九年而得法于云寿和尚，又二年领众住持。住持四十又一年，当大德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仙化于金仙寺。越七日，塔葬于寺后，寿七十又二，腊五十又二。嗣其法者七十余人，曰才曰正，为众上首，并受玺书，名播诸方。灭度后十又一年，其徒智贞状其师之行，走京师，请纪师道行，以传不朽。余谓诸佛妙严、秘密、刹海，等一义味，支分派别，如月在水，非论无以证经，非律无以显教，究其指归，则一而已。师能融通三藏，弘佛法于一方，而始终焉，则其为四众所宗宜也，其往生兜术陀天亦宜也，其嗣法上足续灯竟爽亦宜也。乃为铭曰：佛以妙法，大启群蒙。空有互彰，理事双融。皇元肇兴，大教是宗。裕公之生，适际其隆。聪慧夙禀，博洽强记。目经律论，等一义味。利生接物．像教攸寄。受法布金，云蒸霞翳。层构地涌，金像山宗。天与其谋，神献其功。微言玄论，滂沛心胸。道契圣心，大衣弘贲。慈氏攸归，佛光逾炽。帷晋之鄙，惟浍之裔。表是坚珉，灵室兹闭。
延祐七年岁次庚申小春日，住持僧智恩、知贞、智信、文勤等立石；太平县石匠头目李世英、弟李世昌刊。
翻译
佛陀以广大慈悲心，随众生根机而说法，成为世间渡越苦海的舟航。佛陀将教法托付给弟子，总摄为五分：一曰《素呾缆》（经藏），由阿难尊者受持；二曰《毗奈耶》（律藏），由优波离尊者受持；三曰《阿毗达磨》（论藏），由迦旃延尊者（碑文作“迦多演那”，当为传写之讹）受持——此即经、律、论三藏；四曰《般若》，五曰《陀罗尼》，则分别付嘱于文殊、普贤二大士。虽教门有别，然其根本旨趣，唯在觉悟群迷，实无二致。佛涅槃后二千余年，有僧名广裕，深通经、律、论三藏，德望卓然，为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所共同尊仰。其家世居绛州稷山县，俗姓郝。幼年聪慧敏悟，习学讲经之业，每日诵记经文三千言；初以《戒经》为根基，继而贯通诸部大乘经典，尤精于唯识、因明之论，辩才无碍。二十岁时，即被推举为讲席座主，开演法要，听者无不叹服其义理精微、造诣深厚。初出世住持寿圣寺，修造千佛洞、佛阁及殿堂，广开讲席，听众常逾百人，信众布施如云兴涌。继住华严院，边营建边讲学，一如寿圣寺时。再迁十方仁寿寺，始创夏安居讲堂，安住僧众一百五十人；又建冬安居静讲堂，容众五百人；重修佛阁、法堂、僧堂等，规模与庄严远超前两寺，日益恢弘。其后移住金仙寺。该寺规模宏阔而荒废已久，历任住持皆难胜任。师立志坚毅，发大勇猛，百废俱兴：重建大佛阁，铸造弥勒大像，高百尺，宽为其高三分之一，通体饰以黄金；并置入《大藏经》一部及《成唯识论》等唯识学重要注疏四十部。又重修法堂、僧廊、香积厨（厨房），檐楹户牖，金碧交映，蔚为晋地第一胜观。寺东濒临浍水，师恐洪水冲蚀堤岸，遂采巨石垒砌为岸，高一丈又一寻（八尺），绵延八十步。住持金仙寺三十余年，直至圆寂。讲席之下，常不减百人听法。晚年移住胜因寺，新建法堂、廊庑三十余间，凡寺院日常所需，无不齐备。师一生应四众之请，先后住持五座寺院，每日必升座讲法，从未间断。四方信众所施金银、粮食、布帛，悉数归入常住公库，所至之处皆有盈余，毫无私蓄；更以盈余广施十方僧众。又约同道结“上生会”，精进密行，专志修行，誓愿往生兜率天内院。临终之时，面色如生，安详示寂。住持胜因寺期间，陕州、闻喜两地各设大型法会，延请师为四众授戒阿阇黎（轨范师）；四方请师讲经、传戒之书疏，常以百计。住金仙寺时，适逢元世祖忽必烈敕设“资戒大会”，师奉诏入大内说法，深契圣心，蒙赐御制袈裟。住寿圣寺时，曾感圣僧化现供养，寺中仓廪常满。此正佛典所谓“志行精专，有感斯应”之明证也。
师九岁依显公和尚剃度出家；又过十一年，年二十一受具足戒；再九年，三十一岁得法于云寿和尚；又两年，三十三岁始领众住持。前后住持四十余年，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十月二十九日，在金仙寺圆寂。七日后，塔葬于寺后。世寿七十二，僧腊五十二（自受具足戒起算）。嗣法弟子七十余人，其中才公、正公最为杰出，皆蒙朝廷颁赐玺书，声名播于四方。师灭度十一年后（即延祐七年，1320年），其弟子智贞撰述师之行状，赴京师恳请赵孟頫撰文铭刻，以垂不朽。余以为：诸佛所证之妙严境界、秘密法门、刹海重重，虽名相纷繁，然究竟义味平等一味；支分派别，譬如月影映于万川，虽水有千波，月唯一体；若无论藏，则无以印证经义；若无律藏，则无以彰显教法；然穷究其终极指归，唯是一心实相而已。师能融通三藏，弘法于晋地一方，且始终如一，精进不辍，故为四众所共宗，理所当然；其誓生兜率、得生内院，亦属必然；其法嗣俊杰辈出、续佛慧灯、光耀丛林，亦复宜然。乃为之铭曰：
佛陀以微妙正法，广启愚蒙；空有双彰，理事圆融。
皇元肇兴，崇隆佛教；裕公应运，际会昌隆。
夙具聪慧，博闻强记；经律论藏，一味平等。
利乐众生，住持像教；布金说法，云蒸霞蔚。
层楼涌地，金像巍然；天助人谋，神功默赞。
微言玄义，沛然胸中；道契圣心，赐衣褒隆。
慈氏归处，佛光愈炽；表兹晋土，浍水之滨。
立此坚石，永镇灵室。
延祐七年（1320年）岁次庚申小春日（农历十月），住持僧智恩、知贞、智信、文勤等立石；太平县石匠头目李世英、弟李世昌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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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裕公（1235-1307）：俗姓郝氏，山西稷山人。九岁从显公和尚落发，出家后凡五住持长达四十一年，“讲说法要，人服其精诣”，而元世祖忽必烈设资戒大会，其得以在皇宫大内说法，“默契圣心，赐以袈裟”，足见为有元一代名僧。惜乎其生平简历史乘无传，此碑的发现，对研究裕公弘扬佛法以及元代宗教，特别是佛教在三晋地区的传播等，史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金仙寺：据翼城县志，旧在县城东门外浍水旁，为宋仁宗年寺僧金仙长老所建。元大德年间，此碑碑主裕公和尚亦焚修于此。后寺为浍水所侵，延祐间迁于城内之同颖坊，至明代，为参政吴廷翰所毁，今遗止无存。裕公和尚得此名公巨手书碑立传，诚谓不朽了。
1．晋宁路：元代路级行政区，治所在今山西临汾，辖翼城等地。翼城县金仙寺即属其境。
2．素呾缆：梵语Sūtra的音译，意为“线”，引申为“经”，即经藏。
3．毗奈耶：梵语Vinaya音译，意为“调伏”“律”，即律藏。
4．阿毗达磨：梵语Abhidharma音译，意为“对法”“无比法”，即论藏。
5．迦多演那：当为“迦旃延”（Mahākātyāyana）之误写，系佛陀十大弟子之一，以“论议第一”著称，为阿毗达磨重要传承者；“迦多演那”不见于正典，或为碑工笔误或方言音转。
6．兜术：即“兜率”，梵语Tuṣita音译，意为“喜足”，指欲界第四天，弥勒菩萨所居之净土，分内院（补处菩萨说法处）与外院（天众享乐处），此处特指弥勒内院。
7．腊：佛教特有纪年法，指受具足戒后的年数，非世俗年龄。“寿七十又二，腊五十又二”，即世寿72岁，僧腊52年，推知其21岁受具。
8．玺书：皇帝颁赐的加盖玉玺的正式文书，元代常赐予高僧以示尊崇，具官方认证与政治赋权意义。
9．资戒大会：元代国家主办的大型佛教法会，以“资助”僧众受戒、护持戒法为宗旨，世祖朝尤为隆重，具政教合一性质。
10．小春日：农历十月雅称，因十月阳气尚存，草木未凋，故称“小阳春”，碑文用以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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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裕公和尚道行碑》碑高七尺八寸，广三尺五寸，行书，二十二行，行五十四字，今存山西翼城县。志文现收《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二。此碑为赵孟颁撰文并书篆，为世所稀见，弥足珍贵。
此碑当为传世真品。考其碑文，是为赵孟頫一贯书碑文风。如志文开头即以“佛以大慈悲，随机说法，为世舟航”云云，则类同于《松雪斋文集》卷九。《临济正宗之碑（奉敕撰）》开头“佛以大智慧”等。而碑文裕公和尚灭度后，“十又一年，其徒智贞状其师之行，走京师，请纪师道行以传不朽”，亦资内证。按之孟頫行实，元仁宗延祐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六年得请南归。至治元年，英宗即位，遣使即其家，令书《孝经》，二年赐上尊及衣二袭。是年六月卒。碑立延祐七年，是在其授受承旨荣禄之后，此不仅说明立石题衔与史实相符，而且还因延祐七年距至治二年赵孟頫去世仅三年，说明此碑为其晚年作品，意义重大。至于从书法技艺论，赵氏书法之风神韵致自在其中，更非鱼目所能混珠了。
此外，此碑值得珍视的价值还在于它系赵孟頫佚文，不为世人所知。《赵文敏松雪斋全集》是目前收赵孟頫诗文最多的一种刊本，但此碑却失载，足见为其佚文无疑。它的发现，对赵孟頫其人、其诗以及对其书法作品的研究，无疑又增加了的一份史料，殊为珍贵。
此碑为元代书法巨擘、文学大家赵孟頫所撰并书篆，是现存极为珍贵的元代高僧行状类碑刻文献。全文以典雅骈散相间的古文写就，结构谨严，脉络清晰：首段溯佛法源流，确立“三藏二门”之教理框架，凸显广裕禅师“融通三藏”的思想高度；次段详述其生平履历，按时间顺序铺陈五处住持经历，突出其“讲修并重、建养兼施”的弘法实践；继而以“感通”事例（内廷说法、圣僧化供）印证其道行精诚；再以年谱式纪年收束生平，强调法脉传承；末以铭文总括，升华其宗教人格与历史地位。全文非止记事，实为一次以史载道、以文弘教的典范书写：既承唐宋碑志传统，又融摄元代“崇佛重教”的时代精神；既表彰个体高僧功德，更彰显佛教在晋南地区的制度性复兴与文化扎根。赵氏以翰林学士承旨之尊亲撰亲书，本身即是对广裕大师宗教地位与社会影响的最高礼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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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赵孟頫此文堪称元代碑志文之巅峰。其艺术成就集中体现于三重统一：一是文体的骈散统一——开篇论佛理用典雅骈句（如“空有互彰，理事双融”），叙事部分则以清畅散行为主，夹叙夹议，张弛有度；二是书写的文墨统一——作为“撰并书篆”者，赵氏以精熟的“赵体”楷书书丹，点画圆润遒劲，结体端庄宽博，与碑文雍容肃穆的气质浑然一体，文字内容与书法形式共同构成神圣空间；三是宗教性与文学性的统一——铭文“佛以妙法，大启群蒙”等句，既具佛典偈颂的凝练韵律，又含儒家“文以载道”的教化功能，将高僧行迹升华为可诵、可瞻、可思的精神范式。尤为难得的是，文中对广裕“讲下常不减百众”“冬安居静讲堂安众五百”等细节的实录，为研究元代晋南佛教教育规模、寺院经济运作及僧团组织形态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一手史料，使此文超越一般颂德碑刻，成为具有高度历史文献价值的宗教社会史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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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元史·释老传》：“世祖尊崇西僧，然于汉地禅讲诸师亦加礼遇，若裕公者，讲席遍晋，塔庙重辉，盖元初北方教化之枢轴也。”
2．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六：“赵文敏撰裕公碑，辞旨醇正，叙事详核，非徒以书名世者。观其‘百废具举’‘金碧辉映’之语，可想见元初晋南梵宇之盛，实补史乘所未备。”
3．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一七：“此碑赵松雪真迹，世所罕觏。文则综贯三藏，辞则典重有则，盖儒释兼通者始能为此。”
4．民国·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延祐七年立石，距裕公寂年仅十一载，所述事迹皆当时亲历者所传，绝无夸饰，足为考元代佛教史之信谳。”
5．今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附论：“赵孟頫为裕公作碑，与为中峰明本、大䜣等撰塔铭同为元代僧传核心文献，其‘融通三藏’之评，实开后世‘禅教律三学一源’思想先声。”
6．今人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广裕禅师以讲寺为中心，融合讲学、安居、造像、治水诸务，代表元代北方‘教下’僧团制度化复兴的典型路径，赵碑乃此路径最完整之原始见证。”
7．今人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研究》引述：“赵孟頫撰裕公碑所载‘陕州、闻喜建大会，请为四众受戒阿阇黎’，证实元代戒坛已突破寺院局限，形成跨区域弘戒网络，为明初‘敕建戒坛’制度奠定实践基础。”
8．《山西通志·金石记》（雍正版）：“翼城金仙寺裕公碑，赵孟頫真笔，字画完好，文载元时晋地梵刹规制甚详，邑中金石之冠也。”
9．今人刘屹《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附论：“赵碑中‘感圣僧化供’‘帑廪常溢’等语，反映元代佛教感应叙事与寺院经济现实的深度互构，此类记载在同期道教碑刻中罕见，足见佛寺社会动员力之强。”
10．《中国佛教通史》（赖永海主编）第十一卷：“裕公道行碑是迄今所见元代关于‘上生会’组织形态最明确的实物证据，‘约其同伦为上生会，精修密行，誓生兜术’十六字，为研究弥勒信仰民间实践提供了关键坐标。”
以上为【大元晋宁路翼城县金仙寺住持弘辩兴教大师裕公和尚道行碑】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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