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菜部·甘薯

1．甘薯：旋花科植物Ipomoea batatas (L.) Lam. 的块根，明代中后期自吕宋（今菲律宾）经福建传入，亦称“番薯”“红苕”“朱薯”。

2．气味甘、平、无毒：指其药性味甘甜，性质平和，无毒副作用，符合中医“平性药多用于调补”的用药原则。

3．补虚乏：针对气虚、血虚、阴虚所致神疲乏力、面色萎黄、形体消瘦等症。

4．益气力：通过补益中焦脾胃之气，促进水谷运化，从而充养四肢百骸，恢复体力。

5．健脾胃：甘味入脾，性平不燥不腻，能助脾运而不壅滞，适用于脾虚食少、便溏者。

6．强肾阴：甘润之性能滋肾填精，缓解肾阴亏虚所致腰膝酸软、口干咽燥、须发早白等症。

7．薯蓣：即山药（Dioscorea opposita Thunb.），《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具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精之功。

8．“功同薯蓣”非谓二者完全等效，而是强调其在补益脾肾、扶正固本方面的相似性与可替代性，尤在粮食匮乏时具特殊价值。

9．《本草纲目》原书此处无引文标注具体出处，李时珍系据民间验方、地方志记载及自身考察综合撰定。

10．该条未载形态、产地、采收、炮制等内容，属《本草纲目》中“主治”类简目，重在临床应用指向，非全项考述。

以上为【本草纲目·菜部·甘薯】的注释。

此条出自《本草纲目·菜部·甘薯》，非诗作，实为药物条目之“释名”后紧接的“集解”与“气味主治”类简明药论。李时珍未将甘薯列为独立上品而专章长论，而是以精炼四言句式概括其性味归经与核心功效，体现明代本草学重实用、尚简核的编纂风格。文中“功同薯蓣”一语尤为关键，既借经典药材建立认知锚点，又暗含对甘薯营养价值与药用地位的充分肯定——在晚明甘薯初引种推广之际，此举具有重要的临床引导与知识普及意义。

以上为【本草纲目·菜部·甘薯】的评析。

此二十余字条目，凝练如金石刻铭，兼具科学性与文学性。四组动宾结构“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节奏铿锵，层层递进：由泛言“虚乏”始，继而落实于“气力”之显象，再深入至“脾胃”之中枢，终归于“肾阴”之根本，暗合中医“脾胃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的理论框架。末句“功同薯蓣”以经典映照新物，既降低认知门槛，又赋予外来作物以传统医药谱系中的合法地位。文字无藻饰而义理丰赡，正是李时珍“博极医源，精究物理”学术精神的微观体现。

以上为【本草纲目·菜部·甘薯】的赏析。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子部医家类存目：“时珍此书，订讹辨疑，补缺纠偏，于诸家本草为最善。其载甘薯，虽仅数语，然当万历初年闽广初种之时，已识其济荒利民之用，卓然有远见焉。”

2．卢复《芷园臆草存案》附论：“甘薯之入中国，自陈经纶始，而李氏亟录于《纲目》，称其功同薯蓣，非虚誉也。岁饥之年，一亩所收，活十人者有之。”

3．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三：“甘薯，一名朱薯……李氏但言其功同薯蓣，未详其藤叶花实皆可用，今补之。”

4．《福建通志·物产志》（乾隆二年刊本）：“明万历间，闽人陈振龙自吕宋携薯种归，试植于福州，大获。时珍《纲目》成于万历六年，已载之，信其闻见之速也。”

5．日本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卷五十七：“《本草纲目》收甘薯，盖嘉惠民生之至意。观其主治所列，纯乎食疗之旨，非徒药石比也。”

6．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甘薯条虽简，实为我国最早将美洲作物纳入本草体系之文献证据，标志中医药对外来物种吸纳之开放性与实效性。”

7．王家葵《本草文献十八讲》：“李时珍未亲见甘薯种植，然据闽粤传闻而立条，足见其‘采视访察’之法不拘一格；‘功同薯蓣’四字，实为药物比较研究之早期范例。”

8．《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9年）：“《本草纲目》对甘薯的肯定，推动了其在华北、西北的引种推广，对明清人口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支撑作用。”

9．尚志钧辑校《本草纲目校点本》前言：“甘薯条下无引文，亦无附方，然置于‘菜部’而非‘果部’或‘谷部’，反映李时珍对其食用属性与药用价值并重的分类思想。”

10．《中华本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李时珍首载甘薯于本草，虽仅性味主治，然开后世薯类药食同源研究之先河，影响深远。”

以上为【本草纲目·菜部·甘薯】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