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归震川尝自恨足迹不出里闬，所见闻无奇节伟行可记。承命为征君作传，此吾文托记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
所示群贤论述，皆未得体要。盖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详讲学宗指及师友渊源，或条举平生义侠之迹，或盛称门墙广大，海内向仰者多。此三者，皆征君之末迹也，三者详而征君之事隐也。
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太史公传陆贾，其分奴婢、装资，琐琐者皆载焉。若萧、曹世家而条举其治绩，则文字虽增十倍，不可得而备矣。故尝见义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宋元诸史，若市肆簿籍，使览者不能终篇，坐此义不讲耳。
征君义侠，舍杨、左之事，皆乡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门墙广大，乃度时揣已，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得已也；至论学，则为书甚具。故并弗采著于传上，而虚言其大略。昔欧阳公作《尹师鲁墓志》，至以文自辩。而退之之志李元宾，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宾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业未著，而铭辞有曰：“才高乎当世，而行出乎古人。”则外此尚安有可言者乎？仆此传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昔群贤所述，惟务征实，故事愈详而义愈狭。今详者略，实者虚，而征君所蕴蓄转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载之家乘，达于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无惑于群言，是征君之所赖也，于仆之文无加损焉。如别有欲商论者，则明以喻之。
翻译文
以前归有光曾经遗憾自己足迹没有出过乡里，所见所闻的人物中没有杰出节操、伟大行为可记述。我承蒙您嘱咐为征君作传，这是我的文章仰仗所记人物来增加分量的机缘，我岂敢不竭尽自己的心力。
你给我看的那些别人给孙征君写的论述，都没有抓住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所写的，大致不超过三个方面：有的详细记述他平生讲学所宣扬的宗旨以及师友相承渊源关系；有的逐条列举他一生仗义行侠的事迹；有的极力称颂他弟子众多，国内向往仰慕他的人很多。这三个方面，都是征君细微的事迹。这三个方面写得详细，征君一生立志的大事反而被淹没了。
古代明了作文规律的人，人物传记中所记载的事迹，一定与所记之人的行为规范、事业格局相对称。司马迁为陆贾作传，将陆贾给五个儿子分配奴婢财产等琐细的事情都写上去了。如果《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中也逐条例举二人的政绩，那么文字即使增加十倍，也不可能全都写下来。所以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标示了写作的道理：“留侯生平经常和高祖谈论天下之事很多，但不是关系到天下存亡的事，所以不记载。”这就明确地告诉了后世写作文章的人如何处理虚实详略的标准。宋、元各史书，就像街市店铺里的流水账簿，使得读者无法将一篇文章读完，就是因为（作者）不懂得这一原理。
征君仗义行侠，除了营救杨涟、左光斗之事，其他的都是乡村里对自己的行为要求高的人能够努力做到的。他的弟子门人众多，是因为他能够审度时世，正确估价自己，不敢像孔子、孟子那样拒绝孺悲、夷之，是不得已的。至于他研究学问，他自己所写的书已说得很详细。所以这些我都没有写入传中，只是用虚笔写了一个大略情况。从前欧阳修作《尹师鲁墓志》，以至专门写文章为自己辩白，韩愈为李元宾作“墓志铭”，至今还有人对他写得过于简略表示疑惑。李元宾年纪不到三十，德行还没有修成，功业也不显著，而铭词中已说到：“才高于当世，而品行超过古人。”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的这篇传公开后，一定会有人嫌我写得太简略，不知道以往各家的记述，只求验证事实，所以事迹写得越详细，而义蕴反而更狭小。我现在把要详写的事迹写得简略，具体的事迹写得概括，而征君的真正精神品格反而能够在文字之外表现出来，以后载入家谱，交送史官，千万不要用别人写的替换我这篇。只有您明辨是非，不被一般人的言论所迷惑，是征君所信赖的人，对我的文章并没有什么损害。如果还有别的什么要商量讨论的，就请明确告诉我。
版本二：
从前归有光（号震川）曾自叹足迹不出乡里，所见所闻没有奇特的节操、伟大的德行值得记载。如今承蒙嘱托为孙征君（孙奇逢）撰写传记，这其实是借我的文章来彰显征君之重，岂敢不竭尽愚诚？
您所出示的诸位贤者所撰论述，皆未能把握根本要领。大体不出三类：或详述其讲学宗旨及师友渊源，或逐条罗列其平生义侠事迹，或盛赞其门徒众多、海内景仰者甚广。而这三者，实皆征君之末节微迹；若过分铺陈此三端，则征君真正宏阔的精神气象与人格规模反而隐而不彰了。
古代深明文章法度者，所记载之事，必与其人之格局气魄相称。司马迁《史记》为陆贾立传，连分遣奴婢、整理资财等琐细之事都一一载入；但若为萧何、曹参作世家而逐条罗列其政绩，则文字纵使增加十倍，也不可能完备周全。因此我在《留侯世家》中曾特加申明：“张良从容与高祖议论天下大事极多，但凡不关乎天下存亡之大计者，概不著录。”此即明确昭示后世作文之士：虚实取舍、详略剪裁，自有其权衡准则。宋元诸史却如市井账簿，繁冗堆砌，令读者不能终篇，其病根正在于这一根本义理久已失传。
征君之义侠行为，除营救杨涟、左光斗二公一事外，其余皆属乡里自好之士力所能及者；其门墙广大，并非刻意广纳，实乃审时度势、量己度人之后的权宜之策——不敢如孔子拒孺悲、孟子拒夷之那般峻绝，实属不得已而为之；至于论学之旨，则已有专书详备阐述。故此三者，我皆不采入传中，仅以虚笔略述其大要。昔日欧阳修作《尹师鲁墓志》，竟至以文自辩；韩愈为李元宾作墓志，至今尚有人嫌其过于简略。然李元宾年未三十，德业未成，而铭辞竟称：“才高于当世，行出于古人。”除此八字之外，更无可言者矣！我这篇传记一出，必有人讥其太简略；殊不知往昔诸贤所述，唯务征实，结果事愈详而义愈狭。今则详者反略，实者转虚，而征君所蕴蓄之精神风骨、未形于言之深意，反似可得之于字句之外。他日若载入家谱，上达史官，务必慎勿以彼（繁冗征实之旧稿）易此（简括寓神之新传）。唯望您洞然明察，不惑于众说纷纭，此乃征君之所倚赖，而于我此文本身，实无增损可言。如有其他需商榷之处，敬请明白见示。
以上为【与孙以宁书】的翻译。
注释
归震川：归有光，字熙甫，人称震川先生，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县）人。明代散文家。于散文创作力排明前后七子的拟古主张，著义朴素自然，长于言情叙事，为桐城派文家所推重。著有《震川先生集》。闬（hàn汗）：里门。
征君：即孙奇逢。
群贤论述：指一些人对孙奇逢事迹的记述评论。
门墙广大：《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后即称师门为“门墙”。“门墙广大”意即师门广大，弟子众多。
晰（xī析）：明白。
陆贾：汉初政论家、辞赋家，随刘邦定天下，官至大中大夫。
萧、曹世家：指《史记》之《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萧何与曹参对刘邦立国都起过重要作用，为汉初名臣。
见义：示以为文之义法。《留侯世家》：《史记》为张良作的传。刘邦建立政权后，封张良为留侯。
“留侯”三句：这是《史记·留侯世家》中的活，意为张良对刘邦谈过许多天下的事情，但并非都与天下存亡有关，所以没有都写入传中。
权度：标淮。
簿籍：流水帐簿。
坐：由于。
杨、左之事：指孙奇逢营救杨涟、左光斗的事。
孺悲：春秋末鲁国人。《论语·阳货》：“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夷之：墨子的信徒。《孟子·滕文公上》：“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固愿见，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
“昔欧阳公”二句：欧阳修作《尹师鲁墓志铭》，有人议其详略失当，措词不合，欧阳修于是作《论尹师鲁墓志》以自辨。
“而退之”句：李观，字元宾，年二十九岁客死长安，韩愈为他著《李元宾墓铭》，仅一百五十余字。
意言：中国古代文论自魏晋以后常强调诗文旨趣寄于意外，寄于言外。这里的“言”，自然是语言；这里的意，则是指作品的表面的意思。
家乘：家谱。“乘”（shèng圣）本为春秋时晋国史书的名称，后因以称记载史事之书为“乘”。
的然：明白，清楚。
1 孙以宁：孙奇逢之孙，字以宁，清初学者，曾请方苞为其祖父作传。
2 归震川：归有光，字熙甫，号震川，明代散文大家，以记叙文见长，主张“文从字顺”，重真情实感。
3 里闬（hàn）：里巷，代指家乡、乡里。
4 征君：汉代以后，朝廷多次征召隐逸贤士而不就者，尊称为“征君”。此处指孙奇逢，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明亡后隐居不仕，屡拒清廷征召，故称。
5 杨、左之事：指天启年间杨涟、左光斗弹劾魏忠贤，遭诬陷下狱，孙奇逢与鹿善继等奔走营救，并散家财募死士欲劫狱事，为一生最壮烈义举。
6 孔、孟之拒孺悲、夷之：《礼记·杂记》载孔子不见孺悲，《孟子·滕文公下》载孟子拒见夷之，皆示圣人持守道义之峻严。方苞以此反衬孙奇逢广纳门徒乃“度时揣己”之权变，非本心所愿。
7 尹师鲁：尹洙，北宋古文家，欧阳修挚友，欧阳修为其作墓志铭，后因政治原因被毁，欧又重撰并作《论尹师鲁墓志》自辩。
8 李元宾：李观，字元宾，唐代文学家，韩愈门生，二十九岁卒，韩愈为其作墓志铭。
9 家乘（shèng）：家族史册，即家谱、家传。
10 度时揣己：审度时势，估量自身条件，含审慎权变之意。
以上为【与孙以宁书】的注释。
评析
本文是作者方苞就《孙征君传》给孙奇逢后人的一封复信。
本文是方苞为孙奇逢（号钟元，学者尊称“征君”）所作传记的序言性书信，实为一篇极具理论自觉的古文创作宣言。它超越一般应酬文字，系统阐发了桐城派“义法”说的核心主张：叙事须“因人立传”，详略虚实须依人物之“规模”（精神格局、历史地位）而定，反对面面俱到、堆砌事实的“簿籍式”史笔。方苞以《史记》为典范，援引陆贾、留侯、萧曹等例证，强调“不关天下存亡者不著”的选材原则；又以欧阳修、韩愈碑志为例，揭示“简而神远”胜于“繁而义隘”的美学真谛。全文逻辑严密，层层推进，在驳斥前人之失中立己之论，于谦抑自陈间显卓然史识，堪称清代古文理论的纲领性文献。
以上为【与孙以宁书】的评析。
赏析
本文以尺幅千里之笔，熔史论、文论、哲思于一炉。开篇以归有光自惭“不出里闬”起兴，既谦抑自况，又暗喻孙奇逢虽隐居而声震天下，格局远超乡曲之士。中间三驳群贤之失，如剥笋抽丝，由表及里：先破“详讲学”“举义迹”“称门墙”之俗套，再溯其病源在“不明文律”，终以《史记》为镜，确立“事随人重、详略由义”的根本法则。尤为精警者，在“详者略，实者虚”八字——此非疏漏，实为更高层次的艺术提纯：舍枝叶而存主干，去形迹而摄神魂。结尾以“得之意言之外”收束，直契中国古典美学“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境。通篇无一闲笔，句句切题，典故信手而义理弥坚，洵为桐城文统中理论与实践双璧辉映之杰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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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方氏论文，以‘义法’为宗。‘义’谓言有物，‘法’谓言有序。观《与孙以宁书》，其所谓‘义’者，在明征君之大节伟行；其所谓‘法’者，在虚实详略之权度，诚得‘义法’之精要也。”
2 刘大櫆《论文偶记》：“方望溪《与孙以宁书》，论传记之体，曰‘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真千古不易之论。后之作者，苟昧乎此，则虽累牍连篇，不过誊录档案耳。”
3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论文》：“读方望溪《与孙以宁书》，始知作传非记事之谓，实乃立人之神。其删削杨、左以外之‘义侠’，屏弃门墙之‘广大’，正所以尊征君之不可及也。”
4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方苞此书，深得马迁‘择其尤雅者著于篇’之旨。宋元以下，史家失此权度，遂使纪传如胥吏之案牍，此望溪所以矫之也。”
5 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书·答萧敬甫》：“望溪此书，不独为孙征君建传，实为古文立法。其言‘虚言大略’而‘蕴蓄可得之意言之外’，乃桐城派神韵说之先声。”
6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方苞《与孙以宁书》，为清代古文理论最精核之文字。其剖析‘详’与‘略’、‘实’与‘虚’之辩证关系，实开刘大櫆‘神气音节’说、姚鼐‘阳刚阴柔’说之先河。”
7 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方望溪论传记，贵在‘得其大者’。此文反复申明，非炫博也，实戒后人勿堕于琐碎饾饤之习。”
8 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方苞此文将史传写作提升至审美创造高度，‘详者略，实者虚’并非减省，而是通过艺术选择实现意义增值，具有鲜明的现代阐释学意味。”
9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桐城派‘义法’说，至此书而条理粲然。其以《史记》为范，纠宋元史弊，非仅为文辞计，实关乎史识与人格之双重判断。”
10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方苞此书，表面论传记作法，内里实为一种价值重估：在明清易代之际，重新确认隐逸之士的精神高度与历史分量，故其简略，正是最郑重的礼敬。”
以上为【与孙以宁书】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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