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若王沈《魏录》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然则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苟其事已彰，则今无所取。其有往贤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今略广异闻，用标先觉。案《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选，空传伪录者矣。
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案黄气见于姊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
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
古者诸侯并争，胜负无恒，而他善必称，己恶不讳。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见侮诸华，遂高自标举，比桑干于姬、汉之国；曲加排抑，同建邺于蛮貊之邦。夫以敌国相仇，交兵结怨，载诸移檄，庸可致诬，列诸缃素，难为妄说。苟未达此义，安可言于史邪？夫史之曲笔诬书，不过一二，语其罪负，为失已多。而魏收杂以寓言，殆将过半，固以仓颉已降，罕见其流，而李氏《齐书》称为实录者，何也？盖以重规亡考未达，伯起以公辅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叹，既无德不报，故虚美相酬。然必谓昭公知礼，吾不信也。语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如王劭之抗词不挠，可以方驾古人。而魏书持论激扬，称其有惭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轻肆其诛，此所谓兵起无名，难为制胜者。寻此论之作，盖由君懋书法不隐，取咎当时。或有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不然，何恶直丑正，盗憎主人之甚乎！
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若汉末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毌丘，齐兴而有刘秉、袁粲，周灭而有王谦、尉迥，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
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
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是以隐侯《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呜呼！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
翻译文
自从人伦纲常确立，便有了家族与国家。父慈子孝、君明臣忠，亲疏关系既已分明，尊卑等差亦有定规。“儿子为父亲隐瞒过失，正直就蕴含其中”，这是《论语》所肯定的顺乎人情之理；“略于外而详于内，隐恶扬善”，这是《春秋》所秉持的微言大义。
自此以后，史家皆遵循旧制。凡记述涉及君主或父祖之事，必多加隐讳，虽失直道之刚正，却维系了名教纲常。
然而也有史家舞文弄墨、粉饰错误、文过饰非：如王隐与虞预互相攻讦、毁辱凌迫；吴均（字子野）与沈约（字休文）则以调解纷争为名，彼此致歉谢过。取舍全凭主观臆断，褒贬尽在笔端操弄——这实为史家之丑行，人伦所共愤者。更有甚者，所记之事纯属虚构，言辞全然无据：或窃他人之美，据为己功以施私惠；或诬陷他人之恶，借史笔以报私仇。譬如王沈《魏书》捏造贬黜甄后之诏书；陆机《晋纪》虚夸曹魏将领抵御诸葛亮北伐之锋芒；班固受贿金而后始撰史；陈寿索米千斛方为丁仪、丁廙立传。此等行径，实为记言之奸贼、执笔之凶徒，纵使将其暴尸市朝、投诸豺虎，亦不为过！
然而史书失实，历代皆有，若其事早已昭彰于世，则今不必赘述。唯有些往代贤者未察、后世读者不知者，今略加考辨，广征异闻，用以标举先觉之识。查《后汉书·更始帝纪》称刘玄懦弱：初即帝位，面南而立，朝见群臣时竟羞愧流汗，刮席不敢仰视。然刘玄早年身为布衣，尚能结交豪杰、为主报仇，避难绿林，号为豪雄。岂有贵为天子之后，反至于此？此必作者曲笔阿谀当时之光武政权，独彰刘秀之美；谄媚新主，以洗雪其兄刘縯（伯升）被诛之怨也！且东汉中兴之史，成于东观，或由汉明帝钦定，或经马皇后删订，国运绵长，史册未经改易，遂致他姓后人修史时只能沿袭伪录，空传谬说。
陈寿《三国志·后主传》云：“蜀汉不设史官，故灾异祥瑞无所记载。”然考史实：秭归曾现黄气，江水群鸟堕死，成都传言景星出现，益州又言“无宰相之气”——若真无史官，此类事件何由载录？
盖因陈寿之父曾受髡刑（剃发之辱），故陈氏怀恨于蜀汉旧朝，特加谤议以泄私愤也。
古者诸侯并立，胜负无常，然他国之善必称，本国之恶不讳。及至近古，公心荡然无存，国皆自诩“我长”，家则互诋“彼短”。魏收因元氏（北魏皇族）出自边荒胡裔，屡遭中原士族轻侮，遂刻意抬高北魏，比桑干河畔之拓跋政权于周、汉正统；又恶意贬抑东晋、南朝，将建邺（南京）比作蛮貊之邦。敌国交兵，檄文激愤，尚可容其虚辞；然载入青史，岂容妄说？若不通晓此理，何以谈史学之责？魏收所撰《魏书》，曲笔诬书者不过一二处，其罪已重；而其书杂以寓言式虚构，殆过半数！自仓颉造字以来，罕有如此流弊者。然李百药《齐书》反称其为“实录”，为何？盖因李百药之父李德林（字重规）早逝，未及考订史实；而魏收（字伯起）以三公辅政之尊相推许，其名出于大郡（魏收为巨鹿人，巨鹿为汉代大郡），事迹堪比东晋名士王导（字茂弘，小字阿龙，亦称元叹），既受此推崇，李氏遂以虚美相酬，以报其恩。然若必谓魏收所撰《魏书》合于“昭公知礼”之标准，吾实不能信也！古语有云：“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如王劭（隋代史家）抗词不挠、秉笔直书，足可比肩古代良史。而《魏书》却讥评王劭“有惭正直”，不彰其直书之功，反轻加诛伐之辞——此所谓“兵起无名，难为制胜”。细究此论之由来，盖因王劭书法不隐，触怒当权者；或有当权者假手史官，借修史以雪私门之耻。否则，何以憎恶正直、仇视君子、嫉贤如仇至此！
大抵霜雪交加之时，方显松柏之贞操；国家丧乱之际，才验忠臣之节概。如汉末董承、耿纪，晋初诸葛瞻、毌丘俭，南齐兴起时之刘秉、袁粲，北周覆灭后之王谦、尉迥，皆破家殉国、视死如生。而历代正史，一概斥之为“逆”，如此书写，何以激励名教、劝勉臣子尽忠事君？
古之史笔，使贼臣逆子惧；今之史笔，反令忠臣义士羞！倘南史、董狐地下有灵，必当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自梁、陈以下，隋、周以还，诸部正史皆成于唐太宗贞观年间诸公之手。近古史事本易考实，真伪亦可求证。然朝廷贵臣之传，必附其父祖之传，而考其行事，多为其子孙所撰；再询诸乡里流俗、耆老故旧，所言往往参差，多有失实。昔秦人未死，得以验明苻生之暴虐实为前秦史官厚诬；蜀地老人尚存，足证诸葛亮之治绩多被陈寿歪曲。此乃自古所叹，岂独今日哉！
史书之功用，在于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定于一时，荣辱垂于千载。若违背此法，岂可谓称职之史官？然自古只见因直笔而遭诛戮者，未闻因曲笔而获罪者。是以沈约《宋书》多有虚妄，梁武帝知而不加责备；魏收《魏书》极不公平，北齐宣帝览之亦无谴责。致使史臣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畏公宪，退无愧私室——欲求实录，岂不难乎？呜呼！此实为掌国者所当惩革之大弊也！
以上为【史通·内篇·曲笔第二十五】的翻译。
注释
1 “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出自《论语·子路》。孔子主张父子相隐乃人伦之常，其中自有正直之道，反对机械的“证父攘羊”。
2 “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指《春秋》笔法中“内诸夏而外夷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书写原则，强调史书须维护伦理秩序。
3 王隐、虞预：东晋史家。王隐撰《晋书》（已佚），虞预撰《晋书》（已佚），二人曾因史论相左而互相攻讦。
4 吴均（字子野）、沈约（字休文）：南朝梁史家。吴均撰《齐春秋》，因直书梁武帝萧衍起兵事被焚稿；沈约撰《宋书》，二人确有学术往来，刘知几此处或泛指史家调和纷争之态。
5 王沈《魏录》：王沈所撰《魏书》（非范晔《后汉书》之魏志），已佚。刘知几所指“贬甄之诏”疑为虚构诏书，用以抹黑魏文帝曹丕废黜甄后之事。
6 陆机《晋史》：陆机曾撰《晋纪》四卷（已佚），刘知几指其夸大魏将抵抗诸葛亮北伐之功，以贬低蜀汉。
7 班固受金而始书：指班固撰《汉书》时接受富豪贿赂，为其先人立佳传，见《后汉书·班固传》李贤注引《东观汉记》。
8 陈寿借米而方传：《华阳国志》载陈寿向丁仪、丁廙之子索米千斛，方为其父立传，为史家诟病之典。
9 魏收《魏书》：北齐魏收所撰，因褒贬失当、曲笔阿谀、排抑南朝而被讥为“秽史”。
10 李百药《齐书》：唐初李百药所撰《北齐书》，其父李德林曾参与北齐修史，刘知几认为李百药因感念魏收对其父之推崇，故称《魏书》为“实录”，实为回护。
以上为【史通·内篇·曲笔第二十五】的注释。
评析
《曲笔》篇是刘知几《史通》内篇中最富批判锋芒与道德勇气的篇章之一。全文紧扣“曲笔”这一核心史病，层层递进：先立史学正统之纲——以《论语》“子为父隐”与《春秋》“隐恶扬善”为名教之限，承认有限度隐讳的伦理正当性；继而严划界限，痛斥逾越底线之“舞词弄札”“饰非文过”“凭虚乌有”“借史报私”四大恶行，并举王沈、陆机、班固、陈寿、魏收等十余例，直指其人格缺陷与政治干预对史实的戕害；进而深入个案考辨（更始帝、蜀汉史官、魏收《魏书》），揭示曲笔背后的权力逻辑（阿时媚主、泄私雪耻）、身份焦虑（胡汉之辨）与利益交换（虚美相酬）；最终升华至史学根本价值之叩问——史笔当使“贼臣逆子惧”，而非令“忠臣义士羞”，将史德提升至维系名教、砥砺气节、关乎国家精神命脉的高度。全文逻辑严密如刀，情感炽烈如火，兼具学术考据之实、道德批判之烈、制度反思之深，堪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最具现代启蒙意识的宣言。
以上为【史通·内篇·曲笔第二十五】的评析。
赏析
本文以骈散相间、气势磅礴的史论语言，构建起一座批判的金字塔：基座是史学伦理的古典基石（《论语》《春秋》），中层是具体史案的精密解剖（更始、蜀汉、魏收），塔尖则是史学存在论的终极诘问（史何为？）。其艺术力量尤在三重张力之中：一是理性考辨与道德激情的张力——考据如老吏断狱（如驳“蜀无史职”四条灾异），而抒情似屈子行吟（“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二是历史纵深与现实指向的张力——从孔子、董狐到魏收、陈寿，实则剑指贞观史馆“诸史皆群公所撰”的当代体制之弊；三是抽象原则与具象意象的张力——“霜雪贞松”“破家殉国”“切齿九泉”等意象，将抽象史德转化为可感可泣的生命图景。尤为震撼的是其现代性自觉：当刘知几指出“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已洞穿权力对历史书写的系统性赦免机制；而“爱憎由己，高下在心”八字，直刺职业史家丧失客观性的根源。此文不仅是史学批评，更是以文字为刃，对专制话语霸权的一次庄严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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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刘知几《史通·曲笔》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首次对“曲笔”现象进行系统性理论清算与道德审判的专论，标志着史学自觉从技术层面跃升至价值哲学高度。——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2 “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此十六字堪称中国古代史学功能论最凝练、最有力的表达，为后世史家奉为圭臬。——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卷
3 刘知几对魏收《魏书》的批判，不仅针对其个人，实为对北朝以来“国史由官方垄断、修史为政治服务”传统的深刻反思，其思想锋芒远超同时代人。——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4 《曲笔》篇所揭示的“直笔见诛、曲笔无罪”悖论，直指中国古代史学独立性的根本困境，这一问题直至近代梁启超倡“新史学”仍未彻底解决。——杜维运《史学方法论》
5 刘知几以“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作结，将史德危机提升至文明存续的高度，这种悲怆的历史主体意识，在世界史学思想史上亦属罕见。——乔治忠《中国史学史》
6 该篇对陈寿“借米立传”、魏收“虚美相酬”的揭露，开后世考史重“作者动机”与“史料生成语境”之先河，影响至清代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仓修良《史家·史籍·史学》
7 刘知几批判“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实为对史学民族主义与家族本位倾向的最早警醒，具有超越时代的认识论价值。——赵俪生《篱槿堂自叙》
8 《曲笔》与《直书》篇构成《史通》内篇的价值双璧：《直书》立史德之正，《曲笔》揭史病之深，二者互为经纬，织就中国史学伦理的完整图谱。——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
9 刘知几对“蜀无史职”说的驳斥，以四条灾异记载为铁证，展现其“以事实证虚言”的实证精神，为乾嘉考据学埋下伏笔。——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
10 “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呜呼！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此结语以双重感叹收束，既是对史学困境的沉痛慨叹，更是对最高权力者的直接谏诤，体现古代士大夫“以道抗势”的崇高风骨。——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以上为【史通·内篇·曲笔第二十五】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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