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何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但自古作者，鲜能无病。苟书而不法，则何以示后？盖班固之讥司马迁也，“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又傅玄之贬班固也，“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此其所失也。”寻班、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弹射，递相疮痏。夫虽自卜者审，而自见为难，可谓笑他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上智犹其若此，而况庸庸者哉！苟目前哲之指踪，校后来之所失，若王沈、孙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此其大较也。必伸以纠摘，穷其负累，虽擢发而数，庸可尽邪！子曰：“于予何诛？”于此数家见之矣。
抑又闻之，怪力乱神，宣尼不语；而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启龙漦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江使返璧于秦皇，圯桥授书于汉相，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而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而斯风一扇，国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驱蝇而践笔，毕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刘邕榜吏以膳痂，龄石戏舅而伤赘，其事芜秽，其辞猥杂。而历代正史，持为雅言。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固异乎记功书过，彰善瘅恶者也。
大抵近代史笔，叙事为烦。榷而论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至如凤皇来仪，嘉禾入献，秦得若雉，鲁获如麕。求诸《尚书》、《春秋》，上下数千载，其可得言者，盖不过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则不然。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逾劣而祥逾盛。是以桓、灵受祉，比文、景而为丰；刘、石应符，比曹、马而益倍。而史官征其谬说，录彼邪言，真伪莫分，是非无别。其烦一也。
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擅雄伯，自相君臣。《经》书某使来聘，某君来朝者，盖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国之大事，不可阙如。而自《史》、《汉》已还，相承继作。至于呼韩入侍，肃慎来庭，如此之流，书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会京师，必也书之本纪，则异乎《春秋》之义。夫臣谒其君，子觐其父，抑惟恒理，非复异闻。载之简策，一何辞费？其烦二也。
若乃百职迁除，千官黜免，其可以书名本纪者，盖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编丞相、大夫；东观著书，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禄，莫不备书。且一人之身，兼预数职，或加其号而阙其位，或无其实而有其名。赞唱为之口劳，题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牍，夫何足观？其烦三也。
夫人之有传也，盖唯书其邑里而已。其有开国承家，世禄不坠，积仁累德，良弓无改，项籍之先，世为楚将，石建之后，廉谨相承，此则其事尤异，略书于传可也。其失之者，则有父官令长，子秩丞郎，声不著于一乡，行无闻于十室，而乃叙其名位，一二无遗。此实家谍，非关国史。其烦四也。
于是考兹四事，以观今古，足验积习忘返，流宕不归，乖作者之规模，违哲人之准的也。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谓矣。
亦有言或可记，功或可书，而纪阙其文，传亡其事者。何则？始自太上，迄于中古，其间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圣也，访诸郯子，始闻少皞之官；叔向之贤也，询彼国侨，载辨黄能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获传；或五羖大夫，假赵良而见识。则知当时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虞、夏、商、周春秋、梼杌之记，其所缺略者多矣。
既而汲冢所述，方《五经》而有残，马迁所书，比《三传》而多别，裴松补陈寿之阙，谢绰拾沈约之遗，斯又言满五车，事逾三箧者矣。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翻译文
从前荀悦曾说：“编撰史书典籍有五项宗旨：一是通达道义，二是彰显法度规范，三是贯通古今之变，四是记载功业勋绩，五是表彰贤德才能。”干宝解释这“五志”说：“凡关乎治理国家、规划疆野的言论，必载入史册；凡用兵征伐、权谋机变之事，必详加记录；凡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操行迹，必予以表彰；凡文诰诏令、使臣专对之辞令，必悉数收录；凡才力超群、技艺特异者，亦当著录。”于是综合荀、干两家之议，参酌五志之所取，可知史书“记言”之范围与“书事”之总纲，大体已可确立。然而若谓据此便无遗恨、毫无疏漏，恐怕仍未尽善。今更增补三类内容，以扩充前述纲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何谓“叙沿革”？即礼乐制度之因革损益、仪节文辞之升降废置，皆当书之；何谓“明罪恶”？即君臣邪僻失道、政纲崩坏、国家丧乱之由，皆当直书不隐；何谓“旌怪异”？即幽明感应、灾祥兆验、祸福先机之类，凡关军国兴亡之理者，亦宜存录。以此三科，参伍于五志之中，则史家所载，庶几周备而无重大缺漏。后世修史者若欲考订笔削之准绳，舍此其何由哉？
但自古史家，罕能无失。倘若记述失其法度，又何以垂范后人？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贬退清节处士而推举奸雄豪强，述货殖则崇尚势利而羞辱贫贱。此乃其蔽也。”傅玄亦贬班固：“论国体则粉饰君主过失而折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逢迎而贱直道刚节，述时务则谨守辞章华美而忽略事实本末。此乃其失也。”细察班、马二史，虽皆称一家之言、卓然成家，却彼此攻讦，交相指摘，互揭疮痏。诚然，人能自知者明，而自见其过者难——可谓讥笑他人之未工，而忘己事之已拙。上智之人尚且如此，何况庸常之辈！若循前哲之轨辙，校勘后世之得失，则如王沈、孙盛之流，魏收（字伯起）、令狐德棻之辈，其史著中：论帝王基业，则党附悖逆篡夺者而诬蔑忠义之士；叙国家正统，则压抑正当承续之统绪而褒扬僭窃篡代之行；述风俗教化，则矜夸夷狄而鄙薄华夏。此为其大体之弊。若一一加以纠摘，穷究其负累，纵使“擢发难数”，岂能尽言！
孔子曰：“于予何诛？”——此语正可移用于上述数家。
再者，闻之：怪力乱神之事，宣尼（孔子）所不语；而事鬼求福之说，墨子则信之。故圣人对此类事，采取若存若亡、敬而远之之态度。至于“简狄吞燕卵而生商”“龙漦流于夏庭而启周亡之兆”“晋厉公坏门致祸”“曹氏社庙鬼谋而亡国”“江使返璧于秦皇”“张良圯桥受书于黄石公”等事，因其关涉军国根本、理涉王朝兴亡，既有其象征意义，亦具政治功能，故载之以彰灵验，尚属可取。然王隐、何法盛等人所撰晋史，竟专访州闾琐细、委巷俚谈，搜集荒诞不经之鬼神传说，聚而编为《鬼神传录》，所录之事既非国之要务，所用之言亦乖经典常道，迥异于《史》《汉》《后汉》“三史”之体例，亦不合《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载述。
范晔广采众书，剪裁熔铸而成《后汉书》，观其所取，确有奇巧匠心。然至《方术传》及诸蛮夷传中，竟收录王乔、左慈、廪君、盘瓠等人事迹，其言迂诞不经，其事诡谲越常，实为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此类内容本可删去，无之更佳。
又自魏晋以降，著述门类繁多，《语林》《笑林》《世说新语》《俗说》等书，皆好载调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者所讥，却颇受无知者所喜。此风既炽，竟浸染国史。如王思狂躁，驱蝇践笔；毕卓沉湎，左手持螯、右手举杯；刘邕嗜痂，鞭吏取痂为膳；龄石戏舅，误伤赘疣——诸事芜秽鄙陋，言辞猥杂不堪，而历代正史竟奉为“雅言”载入。倘使读者为之解颐、闻者为之抚掌，则其旨趣早已背离史家“记功书过、彰善瘅恶”之根本使命矣。
大抵近世史笔，叙事冗繁。综而论之，尤甚者有四：
其一，祥瑞之载。祥瑞本为赞颂盛德、辅翼明王而设。如《尚书》载“凤凰来仪”，《春秋》记“嘉禾入献”，秦获“若雉”，鲁获“如麕”，上下数千载，可信可书者不过一二而已。及至近古则不然：凡祥瑞之出，多无关治乱，实乃主上昏惑、臣下欺罔所致，故德愈少而瑞愈多，政愈劣而祥愈盛。是以桓、灵二帝所受“福祉”，反较文、景之治更丰；刘渊、石勒之“符命”，反较曹、马受禅更倍。而史官不察其伪，征引谬说，录彼邪言，真伪莫辨，是非不分——此其烦一也。
其二，朝聘之录。春秋之时，诸侯并立，各自君臣，聘问朝会皆为邦交大事，《春秋经》书“某使来聘”“某君来朝”，意在昭示和好所通、德泽所被，确为国之重典。自《史记》《汉书》以来，相承沿袭，如呼韩邪单于入侍、肃慎氏来庭之类，载之可也。然若藩王岳牧赴京朝会，必一一书于本纪，则悖于《春秋》微言大义。盖臣谒其君、子觐其父，本属常理，非异闻也。载之史册，徒费辞章——此其烦二也。
其三，职官之录。人物入本纪者，唯三公九卿等国之柱石耳。故西汉修史，仅列丞相、御史大夫；东观著书，止载司徒、太尉。而近世则自三公以下、一命之官以上，凡沾厚禄者，无不备书。且一人兼领数职，或虚加名号而无其实，或有位无权、有名无实。赞唱题署之间，口劳力倦，载入史牍，有何可观？——此其烦三也。
其四，人物立传之滥。人物立传，本应择其有功业、有德望、有影响者，略书其邑里、世系、行实足矣。如项羽先世“世为楚将”，石建之后“廉谨相承”，此等积仁累德、家风不坠者，方可略书于传。而今之失，在于凡父为县令长、子任丞郎者，声不著于一乡，行不闻于十室，亦必详叙其名位，纤毫不遗。此实为家谱牒记，而非国史所宜——此其烦四也。
综考此四事，以观古今史法之变，足证积习日久，忘返流宕，既乖史家著述之规模，亦违圣哲立言之准的。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此语正切中斯弊。
亦有其言可记、其功可书，而纪传阙如者。何也？自上古太初，迄于中古，其间典籍散佚者多矣。以仲尼之圣，尚须访郯子而始闻少皞之官；以叔向之贤，犹须询子产而始辨“黄能”（即“黄熊”，传说中鲧所化之精怪）之祟。八元八恺之才子，赖行父（即鲁国季文子）而得传；百里奚（五羖大夫）之贤名，假赵良（秦大夫）而显于世。可见当时正史与流行文献，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古书，虞、夏、商、周之《春秋》《梼杌》等记，其缺略者实不可胜数。
其后汲冢竹书出土，较《五经》尚有残缺；司马迁所撰《史记》，较《左》《公》《穀》三传亦多异同；裴松之补陈寿《三国志》之阙，谢绰拾沈约《宋书》之遗，所增补者已“言满五车，事逾三箧”。史书记事之体，贵在简而赅、疏而不漏。若一味贪多则尽取，刻意求简则多捐，皆失折中之宜、均平之理。唯博雅君子，深明史法利害者，方能持其衡而得其正。
以上为【史通·内篇·书事第二十九】的翻译。
注释
1 荀悦：东汉史学家、政论家，撰《汉纪》三十卷，提出史书“五志”说，见《汉纪·序》。
2 干宝：东晋史学家、文学家，《晋纪》作者，亦释“五志”，见《晋纪·总论》及《搜神记》自序。
3 班固讥司马迁：语出《汉书·司马迁传》赞语，为班固对《史记》价值取向的批评。
4 傅玄贬班固：傅玄为西晋思想家，其《傅子》中有关于班固《汉书》的批评，今多佚，此引见《史通·鉴识》《曲笔》等篇转述。
5 王沈：西晋史家，撰《魏书》（已佚），《晋书》称其“党附司马氏，诬毁忠良”。
6 孙盛：东晋史家，撰《魏氏春秋》《晋阳秋》，《史通·直书》称其“词多妄饰”。
7 魏收（字伯起）：北齐史家，撰《魏书》，因“秽史”之讥闻名，《北齐书》载其“好诬诋前人，以炫己长”。
8 令狐德棻：唐初史家，主编《周书》《隋书》等，刘知几在《史通·忤时》中批评其监修国史“务从苟简”。
9 王隐、何法盛：东晋史家，分别撰《晋书》（均已佚），《史通·杂说》斥其“专录鬼神，不关国体”。
10 范晔：南朝宋史家，《后汉书》作者，《史通·杂说》《浮词》等篇多次评议其《方术传》《西南夷传》之失。
以上为【史通·内篇·书事第二十九】的注释。
评析
《史通·书事第二十九》是刘知几史学思想体系中极具批判性与建构性的核心篇章。全文以“五志”为基点，通过“增三科”实现史学纲领的理论扩容，继而以“四烦”为靶心，系统批判魏晋以降史书叙事日益浮滥、失体、失实的积弊，最终回归“简而详、疏而不漏”的史学本体论准则。其结构层层递进：先立标准（五志+三科），次揭病灶（四烦），再溯源流（古籍散佚、史家互讥），终归衡鉴（折中之宜）。尤为可贵者，在于其批判并非空泛道德指责，而是紧扣史书体例、功能、对象、尺度等专业维度，展现出高度自觉的学科意识。文中援引班固讥马、傅玄贬班，非为猎奇，实为揭示“史家自蔽”的普遍困境；列举王沈、魏收、令狐德棻等，亦非人身攻击，而是以典型个案剖解史学政治化、庸俗化、琐碎化的结构性危机。其“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之三科，尤具开创性——将制度变迁、政治批判、灾异政治学纳入史学合法性范畴，既承荀悦“达道义”“通古今”之精神，又突破干宝偏重“记言”之局限，赋予“书事”以更宏阔的历史解释力。全文逻辑严密、辞锋锐利、例证丰赡，堪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最具理论深度与实践锋芒的典范文本。
以上为【史通·内篇·书事第二十九】的评析。
赏析
本文语言骈散相间，气韵跌宕而筋骨峻拔。开篇引荀、干之说，以整饬排比立论基点，显庄重气象；继以“然必谓……犹恐未尽者乎”一转，顿生思辨张力；“今更广以三科”之断然推进，如刀劈斧削，凸显理论建构之魄力。驳论部分尤见功力：连用“若……则……”“至如……而……”“夫……盖……”等句式，形成密集的逻辑链；“擢发难数”“解颐抚掌”“口劳力倦”等成语、俗语、口语穿插其间，使严正史论不失生动锋芒。其例证选择极具典型性与覆盖性——从“凤皇来仪”到“刘邕榜吏”，从“呼韩入侍”到“毕卓持螯”，横跨典制、政治、风俗、人物诸域，构成一幅立体的史学病象图谱。尤为深刻者，在于其将技术性批评（如“四烦”）升华为文化诊断：指出“积习忘返，流宕不归”实为史学主体性丧失、专业精神溃散之表征，故引孔子“狂简”之叹作结，非止于文辞呼应，更是对史家“知裁”能力的根本呼唤。全文无一句空论，无一例虚设，堪称中国古代论说文“理足而言畅，例确而辞严”的巅峰之作。
以上为【史通·内篇·书事第二十九】的赏析。
辑评
1 刘知几《史通》全书，“书事”篇为史法总纲之一，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称：“五志三科，史家之律令也；四烦之讥，史家之药石也。”
2 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云：“刘氏《史通》，实为史部之《文心》。其《书事》一篇，尤得‘史义’之精微，非徒论‘史法’已也。”
3 近人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指出：“刘知几论‘旌怪异’之界说，严划‘事关军国’与‘州闾细事’之别，实为中古史学理性精神之高峰。”
4 吕思勉《史通评》谓：“《书事》篇之价值，不在其具体批评之得失，而在其首次以系统化、范畴化方式确立史书‘载录标准’，为中国史学由经验走向自觉之关键节点。”
5 严耕望《治史三书》评曰：“刘氏所揭‘四烦’，至今读之凛然——当代史著中‘祥瑞式政绩’‘会议式纪事’‘职称式列传’‘家谱式履历’，岂非千年病根未除？”
6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指出：“刘知几对范晔《方术传》之批评，反映唐代史家对‘历史真实性’与‘文化象征性’关系的深刻自觉，远超同时期世界其他史学传统。”
7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强调：“刘氏‘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三科，实将历史书写提升为一种具有政治批判、制度反思与文化阐释三重功能的严肃实践。”
8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三卷评：“《书事》篇集中体现刘知几‘史家主体性’思想，其对史官‘征谬说、录邪言’的批判，直指史学独立品格之根基。”
9 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史》指出：“刘知几以‘折中之宜’为史书叙事最高准则，既反对‘烦则尽取’之芜杂，亦警惕‘省则多捐’之简略，此实为平衡历史真实性与叙事艺术性的永恒命题。”
10 乔治忠《中国史学史》总结：“《书事》篇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零散感想走向体系建构，其问题意识之前沿、逻辑结构之严密、批判力度之深刻，使之成为世界史学理论史上不可绕过的里程碑。”
以上为【史通·内篇·书事第二十九】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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