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患者久矣。
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又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也。”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为次,孟坚为甚。自魏、晋已还,年祚转促,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此则后来逾烦,其失弥甚者矣。
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辄求其本意,略而论之。何者?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盟而始赴。苟异于是,则无得而称。鲁史所书,实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南,地僻界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故载其行事,多有阙如。且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
此丘明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约者哉!
及汉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无思不服。会计之吏,岁奏于阙廷;輶轩之使,月驰于郡国。作者居府于京兆,征事于四方,用使夷夏必闻,远近无隔。故汉氏之史,所以倍增于《春秋》也。
降及东京,作者弥众。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门甲族,代多髦俊。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牒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此中兴之史,所以又广于《前汉》也。
夫英贤所出,何国而无?书之则与日月长悬,不书则与烟尘永灭。是以谢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于三吴;陈寿偏委蜀中,巴、梁语详于二国。如宋、齐受命,梁、陈握纪,或地比《禹贡》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夫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适使作者采访易洽,巨细无遗,耆旧可询,隐讳咸露。此小国之史,所以不减于大邦也。
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且必谓丘明为省也,若介葛辨犠于牛鸣,叔孙志梦于天压,楚人教晋以拔旆,城者讴华以弃甲。此而毕书,岂得谓之省邪?且必谓《汉书》为烦也,若武帝乞浆于柏父,陈平献计于天山,长沙戏舞以请地,杨仆怙宠而移关。此而不录,岂得谓之烦邪?由斯而言,则史之烦省不中,从可知矣。
又古今有殊,浇淳不等。帝尧则天称大,《书》惟一篇;周武观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犠止画八卦,文王加以《系辞》。俱为大圣,行事若一,其丰俭不类,悬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黄帝交战阪泉,施于春秋,则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穷篡夏,少康中兴,施于两汉,则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灭,句践霸世,施于东晋,则桓玄、宋祖之事也。张仪、马错为秦开蜀,施于三国,则邓艾、锺会之事也。而往之所载,其简如彼;后之所书,其审如此。若使同后来于往世,限一概以成书,将恐学者必诟其疏遗,尤其率略者矣。而议者苟嗤沈、萧之所记,事倍于孙、习;华、谢之所编,语烦于班、马,不亦谬乎!故曰:“论史之烦省者,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言有缺书,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其斯之谓也。
翻译文
从前荀子曾说:“谋略远者则记载简略,记述近者则内容详尽。”由此可知,史书详略不均所引发的弊端,由来已久。
及至干宝(字令升)著《史议》,逐一批评各家史著,唯独盛赞《左传》,称:“左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篇幅,囊括二百四十年之史事,毫无遗漏。这堪称立言之最高典范,著述之优良楷模。”又张辅(字世伟)撰《班马优劣论》指出:“司马迁叙述三千年史事,仅用五十万言;而班固叙述二百四十年史事,却用八十万言。可见班固不如司马迁。”如此看来,自古评论史书繁简得失者,皆以《左传》为得当,司马迁《史记》次之,班固《汉书》最为冗繁。自魏、晋以来,国祚日益短促,而所修国史篇幅却不减《汉书》,此即后世史书愈发繁冗、其弊愈益严重之明证。
我以为,近世史书芜杂累赘,确有其事;但亦如古今制度、社会情势不同,实为时势使然。今试探求其本意,略加申论:何以如此?春秋之时,诸侯割据争雄,各自封锁边境、拒斥往来,关隘不通、梁津断绝。他国吉凶大事,若非借道通行方得听闻,便是因结盟通好始获通报;除此二途,则无从知晓。鲁国史官所记,正依循此一实际限制。至于秦、燕据西北边陲,楚、越拓东南荒域,地处偏远,与诸戎接壤,人迹罕至中原诸国,故其行事多付阙如。且《春秋》经文自宣公、成公以前,三纪(约三十年)才成一卷;至昭公、襄公以后,数年即占一篇。足见地理阻隔者,记载必然简略;年代切近者,撰录自然周备。
此乃丘明随耳闻目见而作传,并非刻意追求简约!
及至汉朝统一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郡国会计之吏,岁岁赴京奏报;朝廷輶轩(轻车)之使,月月巡行郡国。史家居京师府署,征事于四方,遂使夷夏之事必达于史馆,远近之闻无有间隔。因此汉代史书篇幅倍增于《春秋》,势所必然。
降至东汉(东京),史家愈众。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门甲族,代出俊彦。乡邑父老、地方贤达,竞相编撰别录;世家大族,各修家牒宗谱,私传纷起。于是史家采择笔削之材料,所见所闻愈加丰富。故东汉中兴之史,又较《前汉书》更为广博。
天下英贤,何国无之?载之史册,则与日月同辉;弃而不书,则随烟尘俱灭。是以谢承详记江左(吴地)旧事,而京洛之事反在三吴文献中缺略;陈寿偏重蜀中史实,故巴郡、汉中之语详于魏、吴二国。宋、齐受命代晋,梁、陈相继握纪(执掌国政),或疆域仅当《禹贡》所列九州之一州,或享国仅如秦朝二世之短暂。然地虽褊小、年虽迫促,反而使作者采访便捷、巨细无遗,耆旧可询、隐讳毕露。故小国之史,篇幅并不逊于大国。
凡论史书之繁简,但当审视:所载之事是否虚妄失实、苦于芜杂丛生;所阙之言是否关键缺失、伤于过分简略——如此而已。若必欲按时代“厚薄”(指事件丰寡、史料多寡)来限定篇卷多少,于理不通。况且,若一定说《左传》简省,那么介葛卢在牛鸣声中辨识犠牛、叔孙穆子梦天压身而志之、楚人教晋军拔旗退兵、城者讴歌华元弃甲之事,皆一一详载,岂可谓“简”?若一定说《汉书》繁冗,那么汉武帝向柏父乞浆、陈平献计于天山、长沙王以戏舞请地、杨仆恃宠擅移函谷关等事,若皆不录,又岂可谓“繁”?由此观之,以“烦”“省”二字机械衡定史书优劣,其失当已昭然若揭。
再者,古今异势,风俗淳薄不一:帝尧法天而行,至大至公,《尚书·尧典》仅一篇;周武王孟津观兵,誓师之辞仅存三篇(《泰誓》上中下);伏羲但画八卦,文王后加《系辞》以阐其理。四者皆为大圣,所行皆关乎天下治乱,然文字之丰俭悬殊至此。若必以古例今、持彼喻此:蚩尤、黄帝战于阪泉,若置于春秋,则相当于城濮、鄢陵之战;有穷氏篡夏、少康中兴,若置于两汉,则类于王莽篡汉、光武中兴;夫差败亡、勾践称霸,若置于东晋,则正如桓玄篡位、刘裕(宋祖)代晋;张仪、司马错为秦开蜀,若置于三国,则恰似邓艾、钟会灭蜀。然而往昔所载,简略如此;后代所书,审慎如此。倘若强令后世史书效法古史之简,统一标准、限篇勒字,则学者必将讥其疏漏遗佚,责其粗率简略。而议论者若一味讥笑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所记史事倍于孙盛《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华峤《后汉书》、谢承《后汉书》所叙文字繁于班固、司马迁,岂非荒谬之极!故曰:“论史之烦省者,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言有缺书,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此言诚哉斯言!
以上为【史通·内篇·烦省第三十三】的翻译。
注释
1 荀卿:即荀子,名况,战国末期儒家代表人物,著有《荀子》。“远略近详”语出《荀子·非相》,原文为“远举则病缪,近举则病陋”,刘知几此处化用其意,强调史家对远近史事处理应有区别。
2 干令升:干宝,字令升,东晋史学家、文学家,著《晋纪》《搜神记》,《史议》为其史学评论著作,已佚,此引文见于《史通》转述。
3 张世伟:即张辅,西晋学者,字世伟,撰《班马优劣论》,推崇司马迁而贬抑班固,原文亦佚,赖《史通》保存片段。
4 丘明:左丘明,春秋末鲁国史官,《左传》作者(传统说法)。
5 辐辏二百四十年:指《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255年;刘知几取约数称“二百四十年”,与《春秋》经传时间基本吻合。
6 三纪:古以十二年为一纪,三纪即三十六年。《春秋》隐、桓、庄三公共三十六年,而《左传》相应部分仅一卷,对比昭、襄二公共四十五年却占多篇,凸显详近略远之实。
7 輶轩:古代使臣所乘轻便车,代指朝廷派出的采风使者。《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代仍设类似制度。
8 谢承:三国吴人,撰《后汉书》(已佚),尤重江东(江左)人物事迹;三吴指吴郡、吴兴、会稽,即今苏南浙北,为六朝文化重心。
9 陈寿:西晋史学家,著《三国志》,以蜀汉为正统,故于蜀事记载最详,尤重巴、汉(巴郡、汉中)人物言行。
10 禹贡一州:《尚书·禹贡》将天下分为九州,宋齐梁陈疆域常不及其中一州(如南朝宋全境约当扬州、荆州一部),极言其地狭小。
以上为【史通·内篇·烦省第三十三】的注释。
评析
刘知几《史通·烦省》篇,是唐代史学批评史上最具辩证思维与历史意识的经典论著。全文紧扣“史书繁简”这一表层问题,层层深入,破除机械比附、厚古薄今之陋习,建立起以“实录精神”为内核、以“时代条件”为依据、以“史家裁断”为枢纽的史书评价新范式。文章首先引述前人成说,树立靶标;继而揭示《左传》之“省”实为客观受限而非主观刻意,汉、晋以下之“烦”实为信息通达、史料丰赡之必然结果;进而指出地域、政权规模、时代久近等结构性因素对史书体量的深刻影响;最终升华至方法论高度:评判史书,当以“事有妄载”(真实性)、“言有阙书”(完整性)为根本尺度,而非拘泥于字数多寡、卷帙厚薄。尤为可贵者,在于其以大量具体史例(如介葛卢辨牛、武帝乞浆等)解构抽象标签,以历史比较法(阪泉—城濮、有穷—王莽等)打通古今脉络,彰显出卓越的历史理解力与理性批判精神。此文不仅驳斥了当时盛行的“贵古贱今”史观,更实质性推动了中国史学从经学附庸走向独立学科的自觉进程。
以上为【史通·内篇·烦省第三十三】的评析。
赏析
本文以严密逻辑结构与磅礴史例支撑,展现出罕见的思想张力与语言张力。开篇以荀子名言立论,迅即转入对干宝、张辅等前人观点的辩证扬弃,起势峻拔。中间主体部分采用“现象—原因—例证—推论”四重递进:先指出现象(近史芜累),再剖析三重深层原因(地理阻隔致古简、交通畅达致汉繁、私家著述致晋广),继以谢承、陈寿等实例印证“小国不减大邦”的特殊规律,终以“妄载”“阙书”为唯一准绳完成价值重估。其语言骈散结合,善用对比(“三纪一卷”与“数年一篇”、“乞浆”与“移关”)、排比(“夫英贤所出……书之则……不书则……”)、设问(“岂得谓之省邪?”“岂得谓之烦邪?”),节奏铿锵,气势贯注。尤为精妙者,在于以“介葛卢辨犠牛”等看似琐碎却具典型性的细节,解构“简省”神话;又以“阪泉—城濮”等跨越千年的历史类比,打通古今认知壁垒,使抽象史论获得具象生命力。全篇无一句空泛议论,处处扎根史实土壤,堪称中国古代史论散文的巅峰之作。
以上为【史通·内篇·烦省第三十三】的赏析。
辑评
1 刘知几《史通》为中国首部系统性史学理论专著,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称:“《史通》之书,盖史家之律令格式也。”
2 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高度评价:“刘氏《史通》,实为史学界之‘离骚’,其忧患深,其思理密,其持论坚,其立言卓。”
3 近人吕思勉《史学研究法》指出:“《烦省》一篇,实破千古史家厚古薄今之锢见,其识力远过宋明诸儒。”
4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论及《史通》云:“知几之史观,重在通变,不泥陈迹,尤以《烦省》《邑里》《品藻》诸篇,最见其卓识。”
5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三卷评曰:“《烦省》篇标志着中国史学批评从经验感悟走向理性自觉,其历史主义方法论具有划时代意义。”
6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指出:“刘知几对史料来源、传播条件与史书体例关系的分析,已具现代史学社会学视野之雏形。”
7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一论《史通》云:“《烦省》一篇,反复申明,无一字苟下,其于史家利病,可谓洞见症结。”
8 严耕望《治史三书》强调:“读《烦省》,当知史书繁简非优劣之判,实为时代信息密度之镜像,此真通人之见也。”
9 汪荣祖《史传通说》指出:“刘知几反对以字数衡史,主张以‘事核’‘言直’为本,此乃中国实录精神之理论升华。”
10 唐代刘知几《史通·烦省》原文载于《四部丛刊》本《史通》,中华书局1978年浦起龙《史通通释》点校本为通行善本。
以上为【史通·内篇·烦省第三十三】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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