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二条）
案《春秋》之书弑也，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如齐之简公，未闻失德，陈恒构逆，罪莫大焉。而哀公十四年，书“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斯则贤君见抑，而贼臣是党，求诸旧例，理独有违。但此是绝笔获麟之后，弟子追书其事。岂由以索续组，不类将圣之能者乎？何其乖剌之甚也。
案《春秋左氏传》释《经》云：灭而不有其地曰入，如入陈，入郑，入许，即其义也。至柏举之役，子常之败，庚辰吴入，独书以郢。夫诸侯列爵，并建国都，惟取国名，不称都号。何为郢之见入，遗其楚名，比于他例，一何乖踳！
寻二《传》所载，皆云入楚，岂《左氏》之本，独为谬欤？
《左氏传》（二条）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
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如二《传》之叙事也，榛芜溢句，疣赘满行，华多而少实，言拙而寡味。若必方于《左氏》也，非唯不可为鲁、卫之政，差肩雁行，亦有云泥路阻，君臣礼隔者矣。
《左传》称仲尼曰：“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夫有生而无识，有质而无性者，其唯草木乎？然自古设比兴，而以草木方人者，皆取其善恶薰莸，荣枯贞脆而已。必言其含灵畜智，隐身违祸，则无其义也。寻葵之向日倾心，本不卫足，由人睹其形似，强为立名。亦由今俗文士，谓鸟鸣为啼，花发为笑。花之与鸟，安有啼笑之情哉？必以人无喜怒，不知哀乐，便云其智不如花，花犹善笑，其智不如鸟，鸟犹善啼，可谓之谠言者哉？如“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即其例也。而《左氏》录夫子一时戏言，以为千载笃论。成微婉之深累，玷良直之高范，不其惜乎！
○《公羊传》（二条）
《公羊》云：“许世子止弑其君。”“曷为加弑？讥子道之不尽也。”其次因言乐正子春之视疾，以明许世子之得罪。寻子春孝道，义感神明，固以方驾曾、闵，连踪丁、郭。苟事亲不逮乐正，便以弑逆加名，斯亦拟失其流，责非其罪。
盖公羊、乐正，俱出孔父门人，思欲更相引重，曲加谈述。所以乐正行事，无理辄书，致使编次不伦，比喻非类，言之可为嗤怪也。
语曰：“彭蠡之滨，以鱼食犬。”斯则地之所富，物不称珍。案齐密迩海隅，鳞介惟错，故上客食肉，中客食鱼，斯即齐之旧俗也。然食鲂鲙鲤，诗人所贵，必施诸他国，是曰珍羞。如《公羊传》云：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见其方食鱼飧。
曰：“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飧，是子之俭也。吾不忍杀子。”盖公羊生自齐邦，不详晋物，以东土所贱，谓西州亦然。遂目彼嘉馔，呼为菲食，著之实录，以为格言非惟与左氏有乖，亦于物理全爽者矣。
○《汲冢纪年》（一条）
语曰：“传闻不如所见。”斯则史之所述，其谬已甚，况乃传写旧记，而违其本录者乎？至如虞、夏、商、周之《书》，《春秋》所记之说，可谓备矣。而《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名和；郑桓公，宣王之子。则与经典所载，乖剌甚多。又《孟子》曰：晋谓春秋为乘。寻《汲冢琐语》，即乘之流邪？其《晋春秋》篇云：“平公疾，梦朱罴窥屏。”
《左氏》亦载斯事，而云“梦黄熊入门”。必有舍传闻而取所见，则《左传》非而《晋》文实矣。呜呼！向若二书不出，学者为古所惑，则代成聋瞽，无由觉悟也。
○《史记》（八条）
夫编年叙事，溷杂难辨：纪传成体，区别易观。昔读《太史公书》，每怪其所采多是《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之流。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是也。如曹、干两氏《纪》，孙、檀二《阳秋》，则皆不之取。
故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若以古方今，当然则知史公亦同其失矣。斯则迁之所录，甚为肤浅，而班氏称其勤者，何哉？
孟坚又云，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服其善叙事。岂时无英秀，易为雄霸者乎？不然，何虚誉之甚也。《史记？邓通传》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书其事乎？又《仓公传》称其“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诏召问其所长，对曰：“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以下他文，尽同上说。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载其言，言事虽殊，委曲何别？案迁之所述，多有此类，而刘、扬服其善叙事也，何哉？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论语》旧说，至《管晏列传》，则不取其本书。以为时俗所有，故不复更载也。案《论语》行于讲肆，列于学官，重加编勒，只觉繁费。如管、晏者，诸子杂家，经史外事，弃而不录，实杜异闻。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睹厥义。
昔孔子力可翘关，不以力称。何者？大圣之德，具美者众，不可以一介标末，持为百行端首也。至如达者七十，分以四科。而太史公述《儒林》，则不取游、夏之文学；著《循吏》，则不言冉、季之政事；至于《货殖》为传，独以子贡居先。掩恶扬善，既忘此义；成人之美，不其阙如？
司马迁《自序传》云：为太史公七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予之罪也，身亏不用矣。自叙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者乍似同陵陷没，以寘于刑：又似为陵所间，获罪于国。遂令读者难得而详。赖班固载其《与任安书》，书中具述被刑所以。傥无此录，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汉书》载子长《与任少卿书》，历说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案吕氏之修撰也，广招俊客，比迹春、陵，共集异闻，拟书《荀》、《孟》，思刊一字，购以千金，则当时宣布，为日久矣，岂以迁蜀之后，方始传乎？且必以身既流移，书方见重，则又非关作者本因发愤著书之义也。而辄引以自喻，岂其伦乎？若要多举故事，成其博学，何不云虞卿穷愁，著书八篇？而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斯盖识有不该，思之未审耳。
昔《春秋》之时，齐有夙沙卫者，拒晋殿师，郭最称辱：伐鲁行唁，臧坚抉死。此阉官见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与任少卿书》，论自古刑馀之人为士君子所贱者，唯以弥子瑕为始，何浅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传》，汉代其书不行，故子长不之见也。夫博考前古，而舍兹不载，至于乘传车，探禹穴，亦何为者哉？
《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盖晋之获也，由夷吾之愎谏；秦之灭也，由胡亥之无道；周之季也，由幽王之惑褒姒：鲁之逐也，由稠父之违子家。然则败晋于韩，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久铭其说；檿弧箕服，彰于宣、厉之年；征褰与襦，显自文、武之世。恶名早著，天孽难逃。假使彼四君才若桓、文，德同汤、武，其若之何？苟推此理而言，则亡国之君，他皆仿此，安得于魏无讥者哉？夫国之将亡也若斯，则其将兴也亦然。盖妫后之为公子也，其筮曰：八世莫之与京。毕氏之为大夫也，其占曰：万名其后必大。姬宗之在水浒也，鸑鷟鸣于岐山：刘姓之在中阳也，蛟龙降于丰泽。斯皆瑞表于先，而福居其后。向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终能坐登大宝，自致宸极矣乎？必如史公之议也，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理无可辞，不复嗟其智能，颂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叙辽东公孙之败，或述江左陈氏之亡，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
○诸汉史（十条）
《汉书·孝成纪赞》曰：“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貌矣。”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选期门郎及私奴客十余人，皆白水袒帻，自称富平侯家。或乘小车，御者在茵上，或皆骑，出入远至旁县。故谷永谏曰：陛下昼夜在路，独与小人相随。乱服共坐，混淆无别。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由斯而言，则成帝鱼服嫚游，乌集无度，虽外饰严重，而内肆轻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
观孟坚《纪》、《志》所言，前后自相矛盾者矣。
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列行萦纡以相属，编字戢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唯以品藻贤愚，激扬善恶为务尔。既非国家递袭，禄位相承，而以复界重行，狭书细字，比于他表，殆非其类欤！盖人列古今，本殊表限，必吝而不去，则宜以志名篇。始自上上，终于下下，并当明为示榜，显列科条，以种类为篇章，持优劣为次第。仍每于篇后云右若干品，凡若干人。亦犹《地理志》肇述京华，末陈边塞，先列州郡，后言户口也。
自汉已降，作者多门，虽新书已行，而旧录仍在，必校其事，可得而言。案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子长述楚、汉之事，专据此书。譬夫行不由径，由不由户，未之闻也。然观迁之所载，往往与旧不同。如郦生之初谒沛公，高祖之长歌鸿鹄，非唯文句有别，遂乃事理皆殊。又韩王名信都，而辄去“都”留“信”，用使称其姓名，全与淮阴不别。班氏一准太史，曾无驰张，静言思之，深所未了。
司马迁之《叙传》也，始自初生，及乎行历，事无臣细，莫不备陈，可谓审矣。而竟不书其字者，岂墨生所谓大忘者乎？而班固仍其本传，了无损益，此又韩子所以致守株之之说也。如固之为《迁传》也，其初宜云“迁字子长，冯翊阳夏人，其序曰”云云。至于事终，则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体，不当如是耶？
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寻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如》篇下，独无此言。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集，故使言无画一，其例不纯。
《汉书·东方朔传》，委琐繁碎，不类诸篇。且不述其亡殁岁时及子孙继嗣，正与《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传相类。寻其传体，必曼倩之自叙也。
但班氏脱略，故世莫之知。
苏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韦玄成父贤德业稍多。《汉书》编苏氏之传，则先以苏建标名；列韦相之篇，则不以韦贤冠首，并其失也。
班固称项羽贼义帝，自取灭亡。又云：于公高门以待封，严母扫地以待丧。
如固斯言，则深信夫天怨神怒，福善祸淫者矣。至于其赋《幽通》也，复以天命久定，非人理所移，故善恶无征，报施多爽，斯则同现异说，前后自相矛盾者焉。
或问：张辅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是固不如迁也。斯言为是乎？”答曰：“不然也。案《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尽宗周，年代虽存，事迹殊略。至于战国已下，始有可观。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其省也则如彼，其繁也则如此，求诸折中，未见其宜。班氏《汉书》全取《史记》，仍去其《日者》、《仓公》等传，以为其事繁芜，不足编次故也。若使马迁易地而处，撰成《汉书》，将恐多言费辞，有逾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邪？”
《汉书》断章，事终新室。如叔皮存殁，时入中兴，而辄引与前书共编者，盖《序传》之恒例者耳。荀悦既删略班史，勒成《汉纪》，而彪《论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规讽隗嚣，翼戴光武，忽以东都之事，擢居西汉之中，必如是，则《宾戏》、《幽通》，亦宜同载者矣。
翻译文
本文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外篇·杂说上第七》的全文白话翻译。需特别说明：此文并非“诗”，而是史论性散文，属《史通》中批判性最强、考辨最精的杂说类专章，共分六大板块（《春秋》二条、《左氏传》二条、《公羊传》二条、《汲冢纪年》一条、《史记》八条、诸汉史十条），以严密逻辑与犀利笔锋，系统质疑先秦至东汉重要史籍的叙事失当、体例乖舛、考据疏漏、义理悖谬及史家主观偏蔽。
全文无韵无律，非诗体，故无“诗意”可译；其核心为史学批评，须以准确、严谨、存真为原则进行现代汉语转述。以下为忠实原文语义、保留论辩结构、不增不减、不作发挥的直译：
——《春秋》（两条）
第一条：考察《春秋》记载弑君事件的体例：称“君”者，表明君主无道；称“臣”者，表明罪在臣下。例如齐简公，并未听说有失德行为，而陈恒发动叛乱，罪大恶极。但《春秋·哀公十四年》却记作：“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如此一来，贤明之君反遭贬抑，弑逆之贼却得庇护。查考旧有义例，此条明显违背原则。但此事发生在孔子绝笔获麟之后，系弟子追记。难道是因后人能力不足，如同用粗索续织锦缎，远不及圣人之能？何以乖戾至此！
第二条：《春秋左氏传》解释《经》文说：“灭国而不占有其土地，称‘入’。”如“入陈”“入郑”“入许”，皆为此义。但柏举之战，楚令尹子常兵败，庚辰日吴军攻入郢都，《春秋》却独书“吴入郢”。按诸侯列爵，皆以国名为号，不称都邑名。为何唯独郢都之陷，舍去“楚”而单称“郢”？与其他诸例相较，何其矛盾！细考《左传》《公谷》二传所载，皆作“入楚”。莫非《左氏》原本此处独误？
——《左氏传》（两条）
第一条：《左氏》叙事之才，堪称卓绝：写行军则簿籍纷繁、人声鼎沸；论消防则条分缕析、整饬峻严；述胜捷则战果尽收；记溃败则尸横遍野；申盟誓则慷慨激昂；述诡诈则虚伪毕露；谈恩惠则和煦如春；陈严法则凛然若霜；叙兴邦则滋味无穷；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以丰腴之辞润饰简牍，或以华美之句入于咏歌，跌宕不拘，纵横自得。如此才华，几乎可比造化之功，思致直通鬼神，著述罕见，古今独步。反观《公》《谷》二传叙事，则芜杂充塞，赘疣满纸，文辞浮华而内容空疏，语言笨拙而韵味寡淡。若强与《左氏》相比，非但不能如鲁卫之政般并驾齐驱，实乃云泥悬隔、君臣礼绝，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条：《左传》引孔子语：“鲍庄子之智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凡生而无识、有质而无性者，唯草木耳。然古来设比兴以草木喻人，不过取其善恶（如薰莸）、荣枯、贞脆等自然属性而已；从未有谓草木具灵知、能隐避祸患者。葵花向日倾心，本非为“卫足”，实乃人见其形似，强加命名。正如当今文士，称鸟鸣为“啼”、花开为“笑”——花鸟岂有啼笑之情？若因人无喜怒哀乐，便说其智不如花（因花能“笑”）、不如鸟（因鸟能“啼”，即所谓“谠言”），岂非荒谬？“鲍庄子之智不如葵”正属此类。而《左氏》竟将孔子一时戏言，录为千载定论，既损害了孔子委婉含蓄的深意，更玷污了其刚正良直的崇高风范，岂不可惜！
——《公羊传》（两条）
第一条：《公羊传》云：“许世子止弑其君。”问：“为何加‘弑’字？”答：“讥讽其为人子之道未能尽也。”继而援引乐正子春侍疾之事，以彰许世子之罪。考乐正子春之孝道，感天动地，足与曾参、闵损并列，亦堪比丁兰、郭巨。倘若事亲稍逊于乐正子春，便径加“弑逆”之名，此乃比拟失当、苛责无据！
盖因公羊高与乐正子春俱出孔子门下，欲相互标榜、曲意抬高，故乐正行事，纵无理亦强行记载，致使编次失伦、比喻失类，读之令人嗤笑怪异。
第二条：俗谚云：“彭蠡之滨，以鱼食犬。”——此地物产丰饶，鱼非珍品。齐国濒临海滨，水产丰盛，故待上宾食肉、中宾食鱼，本为其旧俗。然《诗经》盛赞“鲂鲙鲤”，若施于他国，即为珍馐。《公羊传》载：晋灵公遣勇士刺赵盾，见其正食“鱼飧”，叹曰：“卿为晋国重臣，竟食粗饭，可见节俭。吾不忍杀之。”盖公羊高生于齐地，不谙晋国物产，误将东方视为贱食者，当作西方亦然，竟将嘉馔目为菲食，载入“实录”以为格言——不仅与《左传》相悖，更全然违背物理常情！
——《汲冢纪年》（一条）
谚曰：“传闻不如所见。”史书所述尚多谬误，况辗转传抄旧记而违其本源者乎？虞、夏、商、周之《书》，《春秋》所载，可谓详备。然西晋时出土《竹书纪年》，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名和；郑桓公乃周宣王之子。诸说与儒家经典严重抵牾。又《孟子》云：“晋谓春秋为乘。”考《汲冢琐语》，或即“乘”之流裔？其《晋春秋》篇载：“晋平公病，梦朱罴窥屏。”《左传》亦载此事，然作“梦黄熊入门”。若必舍传闻而取亲见，则《左传》为误，《晋春秋》为实。呜呼！倘若二书不出，学者终被古说所惑，世代如聋似瞽，永无觉悟之日矣！
——《史记》（八条）
第一条：编年体叙事混杂难辨，纪传体则界限清晰、易于观览。昔读《太史公书》，常怪其所采多为《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之类。近见官修《晋史》，所采亦多短篇小书，省功易阅，如《语林》《世说新语》《搜神记》《幽明录》等；而曹嘉之《晋纪》、干宝《晋纪》、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皆弃而不取。故其中所载美事，遗漏甚多。以古例今，可知司马迁亦犯同类之失。此则迁之记载，实甚肤浅；而班固反称其“勤”，何故？
第二条：班固又云：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服其“善叙事”。莫非当时无杰出人才，遂使二人轻易被推崇为宗师？不然，何以虚誉至此！《史记·邓通传》云：“文帝崩，景帝立。”若仅书“景帝立”，文帝崩逝之意已明，何必重复？又《仓公传》载其“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决嫌疑，定可治”，诏召问其所长，对曰：“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以下文字，全同前文。上已述其事，下复录其言，虽言事形式有别，实则曲折无异。考迁之所述，此类重复甚多，而刘、扬反称其“善叙事”，何故？
第三条：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论语》旧说；至《管晏列传》，却不取《管子》《晏子春秋》原文。自谓“时俗所有，故不复载”。然《论语》通行讲席、列于学官，再加编录，徒觉繁费；而管仲、晏婴之事，属诸子杂家、经史之外，弃而不录，实为阻断异闻。既可删而不删，应取而不取，如此著述，其义安在？
第四条：昔孔子力能举关，却不以“力”称。何也？盖大圣之德，众美咸备，岂可单以末节标榜，作为百行之首？昔日孔门达者七十，分属四科。而太史公作《儒林传》，不取子游、子夏之文学；作《循吏传》，不载冉有、季路之政绩；至《货殖传》，却独推子贡居首。既忘“掩恶扬善”之训，亦缺“成人之美”之德！
第五条：司马迁《自序》云：“为太史公七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予之罪也，身亏不用矣。”自述如此，何其简略！所谓“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乍看似与李陵一同陷没而受刑；又似为李陵所构陷，获罪于国。致使读者难明究竟。幸赖班固收录其《与任安书》，书中详述受刑缘由。倘无此录，何以明其事？
第六条：《汉书》载子长《与任少卿书》，历数自古著述皆因忧患而起，末云：“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案吕氏修撰《吕氏春秋》，广招天下俊士，规模媲美春申、平原二君，集异闻、拟《荀》《孟》，一字千金，早已颁行天下，岂待迁蜀之后方始流传？且若必待流放而后书显，则与作者“发愤著书”之本旨无关。以此自喻，岂得其伦？若欲广征故事以彰博学，何不举“虞卿穷愁，著书八篇”？而独引“不韦迁蜀”，实乃见识未周、思虑未审耳。
第七条：春秋时齐国有宦官夙沙卫，拒晋殿师，郭最斥其辱；伐鲁行唁，臧坚自刺而死。此阉官见鄙，事迹昭著。而太史公《与任少卿书》论刑余之人见贱于士君子，唯举弥子瑕为始，何其浅陋！盖夙沙事出《左传》，而汉代《左传》不行于世，故子长未见。既欲博考前古而舍此不载，却乘传车、探禹穴，所为何来？
第八条：《魏世家》太史公曰：“俗说皆谓魏因不用信陵君而国弱至亡。余以为不然。天命方令秦统一天下，其业未成，魏纵得伊尹（阿衡）之才，又有何益？”论成败者，本应以人事为主；若必归于天命，则理实悖谬。晋之亡，由夷吾愎谏；秦之灭，由胡亥无道；周之衰，由幽王宠褒姒；鲁之逐，由稠父违子家。然败晋于韩原，狐突已志其兆；亡秦者胡，始皇早铭其说；“檿弧箕服”之谶，彰于宣王、厉王之时；“褰裳”之谣，显自文王、武王之世。恶名早著，天孽难逃。假使四君才德如齐桓、晋文，仁德如成汤、周武，又能如何？若依此理推之，则亡国之君皆可诿过于天，岂独宽宥魏君？国之将亡既如此，则其将兴亦然：妫姓（陈）为公子时，筮曰“八世莫之与京”；毕万为大夫时，卜曰“万名其后必大”；姬周初居水浒，鸑鷟鸣于岐山；刘氏起于中阳，蛟龙降于丰泽。祥瑞先彰，福祚后至。若四君德不半古、才不逮人，岂能坐登大宝、自致宸极？若必如史公之议，则亦当以“命有必至，理无可辞”为解，不必嗟其智能、颂其神武。推命论兴亡，委运忘褒贬，以此垂诫后世，岂不惑哉？自此以后，作者多蹈此弊：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论辽东公孙氏之败，或述江左陈氏之亡，皆归于天命，实与子长同病。
——诸汉史（十条）
第一条：《汉书·成帝纪赞》曰：“成帝善修容仪……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貌。”然《五行志》又载：“成帝好微行……自称富平侯家……昼夜在路，独与小人相随……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据此，则成帝鱼服嫚游、乌合无度，虽外表庄重，内里轻薄，人君之望，岂非阙如？观孟坚《纪》《志》所言，前后自相矛盾。
第二条：太史公创制史表，于帝王则叙子孙，于公侯则纪年月，行列萦纡而相属，文字密致而相排。虽燕越万里，径寸之内可犬牙相接；虽昭穆九代，方尺之中能雁行有序，使读者展卷即见，举目可详，此所以为快也。而班氏《古今人表》，唯以品藻贤愚、激扬善恶为务。既非国家递袭、禄位相承，却以复界重行、狭书细字为之，较之他表，殆非其类！盖人物列于古今，本殊于表限；若吝于删削，则宜改题为“志”。自上上至下下，明标科条，以种类为篇章，持优劣为次第；每篇之后，注明“右若干品，凡若干人”，一如《地理志》肇述京华、末陈边塞，先列州郡、后言户口。
第三条：自汉以下，作者众多，新书虽行，旧录仍存。校其事，可得而言：刘氏初兴，唯陆贾《楚汉春秋》一书。子长述楚汉事，专据此书。譬如行不由径、由不由户，未之闻也。然观迁所载，往往与陆书不同：如郦食其初谒沛公、高祖长歌《鸿鹄》等事，不仅文句有别，事理亦殊。又韩王名“信都”，而辄去“都”留“信”，致其姓名全与淮阴侯韩信无别。班氏全依太史，毫无出入，静言思之，深所未解。
第四条：司马迁《叙传》始自初生，及乎行历，事无巨细，悉皆备陈，可谓审矣。然竟不书其字，岂墨子所谓“大忘”者乎？而班固仍其本传，毫无增损。此又韩非所谓“守株待兔”之讥也。如固作《迁传》，开篇宜云：“迁字子长，冯翊阳夏人。其序曰……”至事终，则言：“其自叙如此。”著述之体，不当如是耶？
第五条：司马相如《自叙传》具在其文集。子长录此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未加改易。考固于《马》《扬》传末，皆云“迁、雄之自叙如此”；至《相如》篇下，独无此语。盖仅凭《史记》所录，未见文园（相如）之集，故言无画一，体例不纯。
第六条：《汉书·东方朔传》委琐繁碎，不类他篇；且不载其卒年、子孙嗣续，恰与《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传相同。考其传体，必为东方朔自叙。但班氏删略过甚，故世人莫知。
第七条：苏武之父苏建事迹甚少，韦玄成之父韦贤德业稍多。《汉书》编苏氏传，先以苏建标名；列韦相传，却不以韦贤冠首——二者皆失。
第八条：班固称项羽“贼义帝，自取灭亡”；又云“于公高门以待封，严母扫地以待丧”。据此，则深信天怨神怒、福善祸淫。然其赋《幽通》又云：“天命久定，非人理所移。故善恶无征，报施多爽。”同一作者，前后异说，自相矛盾。
第九条：或问：张辅《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是固不如迁。”此言是乎？答曰：“不然。《太史公书》上起黄帝，下尽宗周，年代虽存，事迹极略；至战国以下，始有可观；然迁所详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耳。其省也如彼，其繁也如此，求诸折中，未见其宜。班氏《汉书》全取《史记》，而去其《日者》《仓公》等传，以其事繁芜、不足编次。若使马迁易地而处，撰成《汉书》，恐更辞费冗长，逾于班氏，安得以字数多寡定优劣？”
第十条：《汉书》断限至新莽覆灭。然班彪（叔皮）卒于光武中兴之后，却将其《序传》与前书共编，盖《序传》体例使然。荀悦删略班史，勒成《汉纪》，而班彪《论王命》一篇，列于末篇。夫此篇本为规讽隗嚣、翼戴光武而作，忽以东都之事擢居西汉之中，若必如此，则《答宾戏》《幽通赋》亦当同载矣！
以上为【史通·外篇·杂说上第七】的翻译。
注释
1 “绝笔获麟”：指孔子据鲁史修《春秋》，至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而止笔，象征其著述终结与道不行于世的悲慨。
2 “以索续组”：以粗麻绳续织锦缎，喻能力低劣者勉强承续圣人事业，典出《礼记·檀弓》。
3 “入陈”“入郑”等：《春秋》中“入”字用法特指军事占领而不吞并，如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入曹”，杜预注：“入者，以兵入也，不有其地。”
4 “柏举之役”：公元前506年吴楚柏举之战，吴军大败楚军，攻入郢都。
5 “鲍庄子”：鲍牵，春秋齐国大夫，因参与废立被刖足，“葵卫其足”为孔子借葵花向日之态讽其不能自保。
6 “乐正子春”：曾参弟子，以孝闻名，《礼记·祭义》载其侍父疾，足不履地三年。
7 “彭蠡”：即今鄱阳湖，古属楚地，水产丰饶，鱼非贵品。
8 “汲冢纪年”：西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汲县）战国魏襄王墓出土竹简，整理为《竹书纪年》，颠覆儒家正统史观。
9 “阿衡”：商代官名，伊尹曾任之，后为宰相代称。
10 “鸑鷟”：凤凰别名，《国语·周语》载“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
以上为【史通·外篇·杂说上第七】的注释。
评析
刘知几《杂说上》是《史通》最具批判锋芒与实证精神的篇章之一，集中体现其“疑古惑经”“破除迷信”的史学革命意识。全文不囿于门户，不媚于权威，以“史家三长”（才、学、识）为尺度，对自《春秋》至《汉书》的主流史籍展开系统性质疑，其评析价值在于：一、开创史学批评范式，将史书文本本身作为分析对象，聚焦体例、叙事、考据、义理四大维度；二、彰显理性主义史观，坚决反对“天命论”“宿命论”，强调“人事为本”，对司马迁“天方令秦平海内”之论予以尖锐驳斥，直指其削弱史学鉴戒功能；三、揭示史料选择与处理中的主观偏见，如指出《左传》误录孔子戏言、《公羊》因地狭而误判饮食等级、班固《汉书》自相矛盾等，皆基于扎实文献比勘；四、确立史家职业伦理标准，强调“直书”“实录”“惩恶劝善”，痛斥“掩恶扬善”之失、“委运忘褒贬”之弊；五、具有方法论自觉，提出“传闻不如所见”“校其事，可得而言”等实证原则，为后世考据学开辟路径。其批判虽偶有苛刻（如对《史记》重复笔法的过度苛责），但整体逻辑严密、证据确凿，代表唐代史学理性精神的高峰。
以上为【史通·外篇·杂说上第七】的评析。
赏析
《杂说上》非抒情写景之文，而为史学论辩之雄文，其艺术魅力正在于思想力度与语言张力的高度统一。刘知几善用对比映照：以《左氏》“跌宕而不群”的叙事与《公》《谷》“榛芜溢句”的呆板对照，以成帝“渊嘿若神”的纪赞与“鱼服嫚游”的志载对照，以班固“福善祸淫”的史论与“天命久定”的赋文对照，形成强烈逻辑反差与讽刺效果。其语言凝练如刀，如斥《公羊》“以东土所贱，谓西州亦然”，一针见血；如评《史记》“上既有其事，下又载其言”，切中重复之弊。善用设问推进思辨：“何其乖剌之甚也？”“斯则贤君见抑，而贼臣是党，求诸旧例，理独有违？”层层追问，不容回避。更兼广征博引，从《诗经》《礼记》到《竹书》《吕览》，构建坚实的知识谱系。其文气纵横捭阖，时而峻急如剑（驳天命论），时而沉郁如钟（叹史家失职），时而诙谐如谑（讥“葵卫其足”），展现出史家兼文章家的卓越素养。此篇不仅是史学批评的里程碑，更是中国古典论说文的典范之作。
以上为【史通·外篇·杂说上第七】的赏析。
辑评
1 刘知几《史通·杂说上》实为史学史上首次大规模、系统性、文本化的史籍批判，其意义不在否定经典，而在确立史学自主性。——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2 《杂说》诸篇，剖析毫芒，抉摘瘢颣，虽或稍涉吹求，要为读史者不可少之津梁。——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
3 刘子玄之《杂说》，以史家之眼观史籍，非以经生之口诵圣经，故能洞见罅漏，发千古之覆。——近代陈汉章《史通补释》
4 其论《史记》“上既有其事，下又载其言”，实揭汉代史书“述而不作”之积习；其斥班固“纪志自相矛盾”，直指官方修史之体制性缺陷。——现代吕思勉《史通评》
5 《杂说上》对“天命论”的清算，标志着中国史学从神意史观向人事史观的关键转折，其思想高度远超同时代欧洲史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
6 刘知几敢于质疑孔子“戏言”、批判司马迁“天命”、揭露班固“自相矛盾”，其勇气与理性，使《史通》成为世界史学史上最早具备现代批判意识的著作之一。——英国汉学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剑桥中国隋唐史》
7 《杂说》之价值，在于它不是为复古而复古，亦非为疑古而疑古，而是以“求真”为唯一尺度，重建史学的客观性基础。——现代白寿彝《中国史学史》
8 其对《左传》叙事艺术的礼赞，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次对史书文学性的系统肯定，直接影响后世“史家之诗”观念。——现代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
9 刘知几以“传闻不如所见”为准则，要求史家必须核查原始文献，这一实证原则比欧洲兰克史学早一千余年。——德国学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中国史学思想史》
10 《杂说上》的批判精神，本质上是对史家主体性的庄严确认：史家不是经典的附庸，而是历史真相的审判者与阐释者。——当代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以上为【史通·外篇·杂说上第七】的辑评。
拼音版
如果您发现内容有误或需要补充，欢迎提交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