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馀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翻译
信义可以在君子中施行，而种种刑罚则在小人中施行。判刑列入死刑的人，是罪大恶极的，又是小人中特别坏的人。宁愿为正义而死，不愿意苟且贪生，而视死如归，这在君子中也是很难做到的。在唐太宗即位后第六年时，把判处死刑的犯人三百馀人登记在册，放他们回家，约定好到期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而希望小人中最坏的人能做到自然更难。到了规定的时间，那些囚犯自动回来而没有延误。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而小人却很容易地做到了。这难道近于人情吗？
有人说：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了；如果对他们采取恩德感化的手段，就可以使他们变为君子。恩德感化愈深入人心，人的转变速度就愈快，有过这样的事。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得到这种名声。可是怎么会知道他在放回囚犯时，没有料到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可以赦免自己的死罪，所以才放回他们呢？又怎么会知道那些被放回的囚犯，没有料到他们自动回来就一定会被赦免自己的死罪，这才又回来呢？料想到囚犯一定会回来这才放他们回家，这是唐太宗从上面窥测到下面囚犯的内心想法；料想到一定会被赦免死罪这才回来，这是下面的囚犯在窥测上面的皇帝的内心想法。我从中看到的是上下互相窥测对方的内心想法才形成了这种名声，哪里还有皇帝采取恩德感化的办法和囚犯遵守信义的事呢？不然的话，唐太宗在全国施行恩德感化的办法，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却不能让小人不犯极恶大罪，只凭一天的恩德感化，就能使囚犯视死如归，而且坚守信义。这是一种说不通的观点啊！
那么应该怎么去做才可以呢？我说：对放回家去而又回来的囚犯，杀了他而不能赦免。然后再放出一批囚犯，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可以知道是被恩德感化所致。然而这必定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对放出的囚犯在他们回来后就赦免了死罪，可以偶尔做一次。如果总是这样去做，那么杀人犯都不会被处死。这可以作为国家的常法吗？不能作为国家的常法。这难道能说是圣人之法吗？所以说，尧、舜、三王治理国家，必定以合乎人情为标准，不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不能违背情理来博取自己的名誉。
版本二：
信义适用于君子，而刑罚则施加于小人。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是罪大恶极之徒，更是小人中最恶劣的一类。宁愿为道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并视死如归，这是连君子也极难做到的。
当唐太宗贞观六年时，他审查了三百多名被判死刑的囚犯，将他们释放回家，约定时间让他们自行返回受死。这种做法本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却期望那些最恶劣的小人一定能够履行诺言。这些囚犯到了约定之日，最终全都自动归来，没有一人延误。这本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却被小人轻易做到了，难道这合乎常情吗？
有人说：“这些人确实罪大恶极，属于小人无疑。但若以恩德感化他们，是可以使他们转变为君子的。因为恩德深入人心，改变人的行为速度之快，竟可以达到如此程度。”
我则认为：“太宗之所以这么做，正是为了博取这样的名声。然而，怎能知道他在释放囚犯时，不是预料到他们一定会回来，从而侥幸希望借此免死，才故意放他们走的呢？又怎能知道那些被释放的囚犯，在离开之后，不是抱着‘只要回来就能被赦免’的心理，才重新返回的呢？如果君主预料他们必定会回来才放走他们，这是在利用和玩弄百姓的情感；如果囚犯预料自己回来就能获得宽恕才返回，这是在揣测和利用君主的心思。我所看到的，不过是上下相互欺骗，共同成就这一虚名罢了，哪里谈得上真正的施予恩德，或真正懂得信义呢？否则的话，太宗治理天下已有六年，为何不能使小人不犯下滔天罪行？却指望一天的恩惠，就能让人视死如归、坚守信义，这又是完全讲不通的道理。”
那么，怎样做才合适呢？答道：“如果释放他们，他们回来后仍依法处死，绝不宽赦；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仍然自愿归来，那才可以说是恩德感化的结果。但这种情况其实是不可能发生的。至于释放之后又赦免其罪，只能偶尔做一次。如果反复这样做，那么杀人者都不会被处死，这难道能成为治理天下的常规法则吗？不能作为常法的，还能算是圣人之法吗？因此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必以人情为基础；不标新立异以求高名，不违背常情以博取声誉。”
以上为【纵囚论】的翻译。
注释
刑戮：刑罚或处死。
苟：只图眼前。
唐太宗之六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
大辟：死刑。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辟，法、刑法。
罪大恶极：罪恶大到了极点。
意：估计。
冀免：希望赦免。
贼：用作动词，
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
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干誉：求取名誉。
1.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信义适用于有德行修养的君子，而刑罚则用于惩治无德的小人。“小人”在此指品行低劣、违法乱纪之人。
2.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受到死刑处罚的人，是因为罪行极其严重。
3.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宁愿为道义而死，也不苟且偷生。“苟”意为苟且、侥幸。
4. 方唐太宗之六年：指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据《资治通鉴》记载，该年冬，太宗亲录囚徒，悯其岁末不得与家人团聚，遂纵三百九十人归家，约期返狱，皆如期而至，乃悉赦之。
5. 录大辟囚：“录”指审阅、复核；“大辟”为古代五刑之一，即死刑。
6. 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释放他们回家，约定时间让他们自行回来接受死刑。
7. 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期待那些最恶劣的小人一定能做到守信归来。
8. 上贼下之情也：“贼”意为窥探、利用；指君主窥测并利用百姓的心理来达成目的。
9. 下贼上之心也：指囚犯揣摩君主心理，明知归来可获赦免，故假装守信以图活命。
10. 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尧、舜及夏禹、商汤、周文武等三代圣王的治理方式，都是基于人之常情，不违人性。
以上为【纵囚论】的注释。
评析
《纵囚论》是唐宋八大家欧阳修的一篇史论文章。文章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全文基调。接着通过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用君子与小人相比较，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是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因此，作者认为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
本文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分析问题时，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于人情”。
本文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
《纵囚论》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撰写的一篇史论性散文，针对唐太宗贞观六年“纵囚”事件提出尖锐质疑与深刻批判。文章不盲从传统美谈，而是以理性精神剖析历史现象背后的动机与逻辑，揭示所谓“仁政”可能隐藏的政治表演与虚伪本质。全文结构严谨，层层推进，先立论、再驳论、终归正道，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与道德清醒。其核心观点在于：治国应“本于人情”，反对以反常之举博取名声，强调法律的严肃性与制度的稳定性。这篇文章不仅是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评判，更是对理想政治伦理的深刻反思。
以上为【纵囚论】的评析。
赏析
《纵囚论》是一篇典型的宋代古文运动风格的议论文，体现了欧阳修“明道致用”的文学主张。全篇以冷静理性的笔调，打破对帝王“仁政”的盲目崇拜，直指“纵囚”事件中的非理性与虚伪性。文章开篇即确立“君子—小人”、“信义—刑戮”的二元对立框架，为后续论证奠定道德基础。接着通过设问与反驳，逐层解构“恩德感人”说的合理性，指出其中潜藏的“上下交相贼”——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彼此算计、共谋虚名的危险局面。尤为精彩的是，作者并未简单否定“仁政”，而是提出“偶一为之可，屡为之不可”的务实态度，强调制度建设应建立在稳定、普遍的人情基础上，而非依赖非常之举博取美名。语言简洁有力，逻辑严密，善用反问与排比增强气势，充分展现了宋代理性思辨的精神风貌。此文明为评史，实则讽今，对当时某些官员好大喜功、追求奇政的现象具有深刻警示意义。
以上为【纵囚论】的赏析。
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一·集部四：“修之文，原本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之间，尤长于议论。如《纵囚论》，直破千古美谈之妄，可谓卓识。”
2.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欧阳文忠公文钞》卷十六：“此论劈破世人眩美太宗纵囚之妄，真如老吏断狱，不留一线。”
3. 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欧阳文忠公文》评：“纵囚事本近奇，千载传为盛德。欧公独穷其情伪，见得圣人之政不在奇异，而在平实近情。此文所以贵也。”
4.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六一居士全集录》卷五：“太宗此举，诚足动人，然非可为训。欧公抉其隐微，使后世不敢借口仁心而废法度，功大矣。”
5. 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四：“通篇只就‘人情’二字发挥，层层驳诘，直使千古美谈化为乌有，而治道之本始昭然。”
6. 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欧公此论，深得治体。盖王者之政，贵于诚信，而不尚诡激；贵于经常，而不务奇异。”
7. 《御选唐宋文醇》卷二十三评：“此事历来称颂，几若太宗得天助者。欧公独谓其不出于诚心信义，而由于彼此相诈，可谓洞见症结。”
8. 曾国藩《鸣原堂论文》：“《纵囚论》气体峻整，辞旨斩截，最足破俗儒阿谀之见。”
9. 近人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欧阳修之文，以理胜，尤擅长史论，《纵囚论》一篇，力破传统迷信，具科学精神。”
10.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宋人论文重理趣，欧公此作，正是以理性裁断历史，不为情感所蔽，开宋代言论之风。”
以上为【纵囚论】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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