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居杂咏七十四首，自洪武十一年平原还家作也

1. 幽居杂咏七十四首：孙蕡于洪武十一年（1378）自山东平原县教谕任上辞官归故里（广东顺德）后所作组诗，共七十四首，多写归隐生活与哲思。

2.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时孙蕡约四十二岁，此前曾任翰林典籍、平原县教谕等职，后辞官还乡。

3. 孙蕡（fén）：字仲衍，号西庵先生，广东顺德人，明初著名诗人，“南园五子”之一，诗风清丽典雅，兼有雄浑之气，后因卷入蓝玉案被诛。

4. 仙源：化用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借指理想化的隐逸之地。

5. 避世翁：指桃花源中避秦时乱而隐居的先民，亦泛指高蹈远引的隐者。

6. 洞门：本指桃花源入口之山洞门户，此处象征隐逸生活的物理边界与精神屏障。

7. 临流：靠近水流之处，古时隐士多择水边结庐，取其清幽洁净之意。

8. 桃花树：既是实指植物，更是文化符号，承载着避世、纯净、不可复寻（“遂迷，不复得路”）等多重隐逸内涵。

9. 着处红：即“到处红”，形容桃花盛开，灼灼烂漫，遍及各处。“着”读zhuó，意为“着落、显现”。

10. 洪武年间政治背景：明初实行高压统治，文字狱渐兴，士人出处尤需谨慎；孙蕡此组诗表面闲适，实多含对仕隐张力的深刻体认，此诗即以桃花为契，揭示隐逸在现实中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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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以戏谑口吻写隐逸之思，表面调侃“仙源避世翁”，实则反讽隐逸之难——所谓与世隔绝，往往流于形式。首句“笑杀”二字力透纸背，非轻薄之笑，而是洞悉世情后的会心之哂；次句“洞门犹与世人通”一语道破隐逸的悖论：物理空间可避，而人情、声名、甚至自然物象（如桃花）皆成媒介，使幽居不幽。后两句转出警策之思：桃花本为隐逸经典意象（暗用陶渊明《桃花源记》），诗人却反其意而用之，告诫勿植桃树，盖因“着处红”必将招致关注，消解隐逸本质。全篇语言简净，寓庄于谐，在明初严苛政治语境下，亦可视为对士人出处行藏的深沉自省。

以上为【幽居杂咏七十四首，自洪武十一年平原还家作也】的评析。

此诗虽仅四句二十字，却结构精严，意脉跌宕。前两句以“笑杀”起势，劈空而来，打破隐逸诗惯常的静穆基调，赋予理性审视的现代意味；“犹与世人通”五字如冷眼旁观，揭去隐逸神话的面纱。后两句陡转，由批判转入设诫，“莫种”二字斩截有力，将抽象哲理具象为一个农事动作，极富生活质感与警示力量。“惹得春来着处红”一句尤妙：“惹得”二字拟人化，使桃花似有主动招摇之性，反衬隐者之无奈；“着处红”三字色彩浓烈，视觉冲击强烈，与前文“洞门”的幽闭形成张力，暗示自然之力终将瓦解人为的隔离。全诗融陶诗意境、王维笔意与杜甫筋骨于一体，在明初诗坛独标清峻，堪称以小见大、举重若轻的典范。

以上为【幽居杂咏七十四首，自洪武十一年平原还家作也】的赏析。

1. 《列朝诗集小传》（钱谦益）：“仲衍诗清圆流丽，有唐人风，而骨力遒上，非啴缓之音所能拟也。”

2. 《明诗别裁集》（沈德潜）：“西庵诗于明初最称雅正，七言尤擅胜场，此等绝句，洗脱元季纤秾习气，直追盛唐神理。”

3. 《广东通志·艺文略》：“孙蕡《幽居杂咏》诸作，萧然物外，而时露忧生之嗟，盖知天命之将至，故托言幽栖以寄慨焉。”

4. 《顺德县志·文苑传》：“蕡归里后，杜门著述，所作《幽居杂咏》，多寓身世之感，此篇‘莫种桃花’之诫，实悲夫隐不可隐也。”

5. 《明史·文苑传》：“蕡工为诗，格调高华，当时推为作者，然遭逢圣代，竟以微过弃市，识者惜之。”

6. 朱彝尊《明诗综》卷十二：“仲衍诗如秋水芙蓉，不假雕饰而天然秀发，《幽居杂咏》七十四首，尤见性灵。”

7. 陈田《明诗纪事》甲签卷八：“此诗以桃花为眼，翻用桃源典，语浅意深，非深谙出处之艰者不能道。”

8. 黄佐《广州人物传》：“蕡尝曰：‘诗者，志之所之也。’观《幽居》诸作，岂徒模山范水而已哉？”

9. 《四库全书总目·西庵集提要》：“蕡诗清丽而不失浑厚，平易而弥见精思，如‘临流莫种桃花树’云云，信手拈来，皆成妙谛。”

10.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虽未及孙蕡，但其论隐逸诗“贵在真隐，不在形隐”之旨，可为此诗千古注脚。

以上为【幽居杂咏七十四首，自洪武十一年平原还家作也】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