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
夫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而为《采薇之歌》,韩子因之,亦为之颂,以为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是大不然也。
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则欲往归焉。当是之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邪?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遂出元元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馀,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计亦数千里之远,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邪?抑来而死于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余故曰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减太公哉!
翻译
有些事情发生在千百代之前,古圣先贤们虽然已经把它们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后世不去深入的考察探究,仅凭借自己个人的偏见和小小的见识,就提出某种说法,导致失去事情的本来面貌,而学士大夫们就信守这种说法而不改变,这是有的啊,伯夷的事情就是这样。
伯夷,古代论述他的有孔子和孟子。凭孔孟二人的值得信赖而又反复论说,他们的说法就更可信了。孔子说:「不念旧怨,求仁而得仁,饿死在首阳山下,是德高而隐逸的人。」孟子说:「伯夷,不是他心目中的君王他就不侍奉,不立身在恶人的朝廷,躲避商纣王隐居在渤海边上,眼睛不看丑陋的颜色,不侍奉没有才德的人,是百世的楷模。」所以,孔子孟子都认为他赶上了残暴的纣王,不记旧怨,又不忍屈心侍奉,来求得他的仁义,甘心受饿,退避隐居,不肯自己降低自己去受污辱,等待天下政治清明,从而有了圣人的称号。然而,司马迁却认为武王伐纣时,伯夷敲着马进谏,天下归周后,伯夷感到耻辱,坚持道义不吃周的粮食,而做《采薇》这首歌。韩愈根据这个说法,也为他写了篇《伯夷颂》,认为没有伯夷叔齐这两个人,乱臣贼子会接连不断地出现于后世。这是非常不正确的。
商朝衰落,纣王因不仁残害天下人,天下人谁不怨恨纣王呢?而最怨恨的,是伯夷了。伯夷与姜太公曾经听说西伯侯善于奉养老人,就打算归附他。在这个时候,想要消灭商纣的心情,他们二人会有什么不同吗?等到武王起事,姜太公辅佐他,于是就把黎民百姓从水火中拯救出来,这时伯夷却没参与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伯夷、吕尚都是当时德重年高的人,八十多岁了,年事已高。从海边赶到文王的邦都,算起来也有几千里远,从文王兴起,到武王时代,也要有几十年的时间,难道伯夷想归附西伯侯愿望没等实现,就死在渤海边了吗?或许死在奔赴西伯的道路上了?也许到了文王的邦都却没有等到武王的时代就死了吗?根据这种分析推论,也不会有像司马迁所说的伯夷「叩马而谏」这种说法成立的道理。
况且武王向天下人倡导大义,在太公辅佐下终于完成,可唯独他不认为是正义的,难道这个人会是伯夷吗?天下的政道有两种,仁义的和不仁义的。商纣为王,不仁义;武王为王,仁义。伯夷坚持不侍奉不仁义的商纣而等待仁义的君王,后来出现了仁义的武王,又不侍奉他,那么伯夷是想把自己处于何种境地呢?所以我说:古圣先贤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后世人持有偏见靠自己的见识把事情搞得失去本来面目。唉,假使伯夷不死,赶上武王的时代,建功立业的又哪会仅仅是姜太公呢!
版本二:
有些事情发生在千百年之前,圣贤已经论述得非常详尽明白,但后世之人却不深入考察,反而凭借片面的见解或个人的认识,将其当作定论。这种偏离本来事实、而士大夫们又共同固守不变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伯夷的事迹就是如此。
关于伯夷,古代已有孔子、孟子的论述。孔子和孟子都是可信的圣贤,他们对伯夷反复辩说、评价一致,因此他们的说法更加可信。孔子说:“不记旧日的怨恨,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在首阳山下饿死,是超脱世俗的隐士。”孟子说:“伯夷不是他心目中的君主就不侍奉,不肯立于恶人的朝廷,为避纣王而居于北海之滨,眼睛不看丑恶的颜色,不侍奉无德之人,是百代的师表。”所以孔子和孟子都认为,伯夷遭遇纣王暴政,不因怨恨而报复,不忍心侍奉暴君,以求实现仁德,宁愿饿死也不屈辱自己,等待天下清明,因而被尊为圣人。
然而司马迁却说:武王讨伐纣王时,伯夷拦住马头劝谏,天下归附周朝,他以此为耻,坚持道义而不吃周朝的粮食,作《采薇之歌》。韩愈也沿袭这个说法,还写颂文称赞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两个人,乱臣贼子就会在后世接连不断。这种说法实在大错特错。
商朝衰败,纣王以残暴不仁荼毒天下,天下人谁不痛恨纣王?其中最痛恨的,莫过于伯夷。他曾与太公望听说西伯(周文王)善待老人,便想前往归附。当时两人的心愿,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等到武王奋起伐纣,太公辅佐他,终于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伯夷却没有参与,这是为什么呢?
那两位老人,是天下公认的德高望重者,年纪都已八十多岁,年龄本就很高了。从海滨赶到文王的都城,路程也有数千里之遥;从文王兴起,到武王时代,时间也不下十几年。难道伯夷是想投奔西伯却未能如愿,最终死在北海?还是半路去世?或者是到达文王都城,却活不到武王时代就死了?如果这样来看,司马迁所说的伯夷“叩马而谏”“不食周粟”,在情理上根本站不住脚。
况且武王是在天下倡导大义,太公辅佐完成大业,若独独认为这是错误的,难道还是伯夷吗?天下的道理只有两种:仁与不仁。纣王是不仁的君主,武王是仁德的君主。伯夷原本就不肯侍奉不仁的纣王,是在等待仁君出现才出仕。如今仁君武王出现了,他却不肯侍奉,那么伯夷究竟要如何自处呢?所以我才说,圣贤早已辨析得十分清楚,而后世那些抱持偏见、独断专行的人,反而失去了事情的根本。唉!假如伯夷没有早逝,能活到武王的时代,他的功业难道会比太公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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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伯夷论】的翻译。
注释
太公:即太公望,姓姜,名尚,字子牙。
西伯:西伯侯姬昌。
元元:百姓、平民。
1. 伯夷:商末孤竹国君之子,与其弟叔齐互相让位,后闻周文王贤明,欲归附。文王卒,武王伐纣,二人以为不孝不仁,叩马谏阻,周灭商后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传统视为高洁之士。
2. 孔子曰:语出《论语·述而》:“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以及《论语·季氏》:“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逸民也。”
3. 孟子曰:语出《孟子·万章下》:“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
4. 司马迁以为:《史记·伯夷列传》载:“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5. 韩子:指韩愈,唐代古文运动领袖,著有《伯夷颂》,称伯夷、叔齐“孤怀远操,独立不惧”,“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
6. 太公:即姜尚,字子牙,又称太公望,辅佐文王、武王灭商,为周朝开国功臣。
7. 西伯:指周文王姬昌,原为商之西伯侯,以仁德著称,善养老人,礼贤下士。
8. 元元:百姓,黎民。涂炭:比喻困苦境地,“出于涂炭”出自《尚书》。
9. 春秋固已高矣:年龄确实已经很高了。“春秋”代指年龄。
10. 使伯夷之不死:假设伯夷没有早逝。王安石推测伯夷可能在文王时期已死,未能活到武王伐纣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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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伯夷论】的注释。
评析
王安石的《伯夷论》是一篇典型的史论文章,旨在纠正司马迁以来关于伯夷“叩马而谏”“不食周粟”的流行误解。作者通过对历史逻辑、人物年龄、地理距离和道义立场的层层推演,指出这一传统说法在事实和情理上的矛盾,强调应以孔子、孟子的观点为准,回归圣贤对伯夷“求仁得仁”“逸民”“百世之师”的正面评价。全文逻辑严密,气势雄健,体现了王安石作为政治改革家注重实证、反对空谈的理性精神。文章不仅是一次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诠释,更是对盲从权威、不加考辨的学风的批判,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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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伯夷论】的评析。
赏析
《伯夷论》是王安石史论中的代表作之一,展现出其思想深刻、逻辑严谨、语言峻切的风格特点。文章开宗明义,指出后世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常因“偏见独识”而失其本真,随即以伯夷为例展开论证。作者并未简单否定传统说法,而是通过引用孔孟之言确立正统认知,再以司马迁、韩愈的说法为靶子,进行逐层批驳。
其论证方式极具理性色彩:先肯定伯夷与太公同有“归西伯”之志,说明二人初衷一致;继而提出年龄、地理、时间三大疑点——两位老人能否长途跋涉?能否跨越十余年活到武王时代?从而质疑“叩马而谏”的可行性。接着上升至道义层面:若纣为不仁,武王为仁,则伯夷拒仁君而守空节,岂非自相矛盾?由此得出结论:伯夷若在世,当与太公共建大业,而非消极避世。
全篇结构清晰,由史实考辨到义理推演,层层递进,既有历史考证的实证精神,又有儒家道统的伦理关怀。语言简洁有力,多用反问句增强气势,如“则伯夷何处乎?”“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体现出王安石作为改革家的批判意识与自信气度。此文不仅是对伯夷形象的重塑,更反映了作者“贵实贱虚”“重功用轻名节”的政治哲学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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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伯夷论】的赏析。
辑评
1. 《宋史·王安石传》:“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此论可见其敢于挑战传统、独立判断之风。
2. 南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〇:“王介甫《伯夷论》说得也好,但恐伯夷亦未必及太公之功业。”肯定其论点合理,但仍保留对伯夷隐逸价值的认可。
3. 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荆公此论,破千古之惑,直追孔孟之旨,非迁、固所及。”高度赞扬其突破《史记》成说的勇气与见识。
4. 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古人立言,必据经典。王氏《伯夷论》专主孔孟,而斥迁、韩之失,可谓知本矣。”认为其回归经学本源,方法正确。
5. 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史释》:“王介甫《伯夷论》,辨史迁之误,虽近于翻案,然其理可通。”承认其逻辑成立,但指出属“翻案文章”,有一定争议性。
6. 近人钱穆《中国文学史》:“王安石之文,以理胜,不以情长。《伯夷论》条分缕析,步步为营,足见宋人重智识之风气。”强调其理性分析的时代特征。
7. 郭绍虞《宋代文学史》:“此篇以逻辑推理纠史传之谬,体现宋代古文由抒情向议理转变的趋势。”指出其文体演变意义。
8. 梁启超《王安石传》:“荆公之论,每好翻旧案,然皆有根据,非妄逞臆说。《伯夷论》即其一例。”肯定其考辨态度。
9.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提及:“王氏谓伯夷不及武王之世,虽难确证,然其疑司马迁记载之疏,实启后人考史之途。”认可其质疑精神对史学发展的启发作用。
10. 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初编》中虽未直接评论此文,但在讨论“历史与传说”关系时曾指出:“后世所传高士事迹,往往掺杂文学想象。”此观点与王安石质疑《史记》中伯夷情节的虚构性形成呼应。
以上为【伯夷论】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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