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幸甚。
臣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馀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虽然，以方今之势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
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沈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谓乎？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人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兔置之人，犹莫不好德，兔置之诗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则服，以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文言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与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诗人叹之曰：“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盖闵人才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庭，而复有文、武之境土。故诗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葘亩。”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道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法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子、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矣，不帅教则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约之以礼矣，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酒诰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拘执以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从无抵冒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之所能致也。盖亦以吾至诚恳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
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痒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私听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亦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丑之贱，所须士大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考试其行能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
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面顾僇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谗谄、争进之人乎？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谓也。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不徙。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
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而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盖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卒、两、师、旅之帅也。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乡里者，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边疆、宿卫，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伎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苟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常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祀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夫士尝学先王之道，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宿卫之士，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士不足恃以为安哉？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阵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严其教，高其选，则士之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阵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也。
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出于此。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失为君子；出中人以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堕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小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谓不能饶之以财也。
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苟其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苟其财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婚姻，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凡此所谓不能约之以礼也。
方今陛下躬行俭约，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贵之臣所亲见。然而其闺门之内，奢靡无节，犯上之所恶，以伤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闻朝廷有所放绌，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饮而被之以杀刑者，以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众矣，故重禁其祸之所自生。重禁祸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极省，而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此所谓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识者，以为方今官冗，而县官财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诚冗矣，然而前世置员盖其少，而赋禄又如此之薄，则财用之所不足，盖亦有说矣。吏禄岂足计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尝以困穷为患者，殆亦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方今法严令具，所以罗天下之士，可主谓密矣。然而亦尝教之以道艺，而有不帅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尝约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尝任之以职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艺，诚不可以诛其不帅教；不先约之以制度，诚不可以诛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职事，诚不可以诛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先急也，今皆不可得诛，而薄物细故，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月异而岁不同，为束者至于不可胜记，又况能一二避之而无犯者乎？此法令所以滋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谓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土，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先王之时，尽所以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士，悉使为贤良、进士，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迁，则百司庶府，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岂足恃哉？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责之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以进经术之士。然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其次则恩泽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数纣之罪，则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之路矣，顾属之以州县之事，使之临士民之上。岂所谓以贤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属任以事者，殆无二三，而当防闲其奸者，皆是也。盖古者有贤不肖之分，而无流品之别。故孔子之圣，而尝为季氏吏，盖虽为吏，而亦不害其为公卿。及后世有流品之别，则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而无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风俗之流靡，自虽士大夫之才，势足以进取，而朝廷尝奖之以礼义者，晚节末路，往往怵而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无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限其进取者乎？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于边疆、宿卫之选，则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人，又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夫责人以其所难为，则人之能为者少矣。人之能为者少，则相率而不为。故使之典礼，未尝以不知礼为忧，以今之典礼者未尝学礼故也。使之典狱，未尝以不知狱为耻，以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则相议而讪之，至于任使之不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数徙，则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簿书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数也。设官大抵皆当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远，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而后可以责其有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数日辄迁之矣。
取之既已不祥，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则又不专，而又一二以法束缚之，使不得行其意，臣固知当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权，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则放恣而无不为。虽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专，而一二以法束缚之，故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虽进之，士犹不服也。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苟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虽退之，士犹不服也。彼诚不肖而无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谓贤能者任其事，与不肖而无能者，亦无以异故也。臣前以谓不能任人以职事，而无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盖谓此也。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此之谓也。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当是之时，变置社稷，盖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脑涂地，幸而不转死于沟壑者无几耳！夫人才不足，患盖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切惑之。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馀年。伏惟三庙祖宗神灵所以付属陛下，固将为万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无穷也。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成天下之才甚易也。
臣始读孟子，见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则以为诚然。及见与慎子论齐、鲁之地，以为先王之制国，大抵不过百里者，以为今有王者起，则凡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将损之至于数十百里而后止。于是疑孟子虽贤，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数百千里之强国，一旦肯损其地之十八九，而比于先王之诸侯？至其后，观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汉亲临定其号名，辄别属汉。于是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势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后知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倾骇变乱败伤之衅。孟子之言不为过。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势非若孟子所为之难也。臣故曰：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其为甚易也。
然先王之为天下，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谓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临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则悉以其所愿得者以与之。士不能则已矣，苟能，则孰肯舍其所愿得，而不自勉以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为，患人之不能。何谓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亦未有能力行而应之者。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
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熟也，顾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为。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以利天下，而当其承弊坏之后，侥幸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不艰难也。以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幸之人亦顺悦以趋之，无有龃龉，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幸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诗曰：“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以为不若是，不可以有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诸侯，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逆所顺，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终不为之变，以为不如是，不可以有为。此其所守，盖与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然而一有流俗侥幸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而已。
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
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补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则以为当世所不能行。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之际，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盖不及也。一有及此，则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于刀笔之间，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观矣。则夫所谓迂阔而熟烂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贞观之初，人人异论，如封德彝之徒，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不足以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魏郑公一人尔。其所施设，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中国安宁，夷蛮顺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时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郑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然其效如此。贾谊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汉以观之？”然则唐太宗事亦足以观矣。
臣幸以职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驽下无以称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诚以臣蒙陛下任使，而当归报。窃谓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也。释此一言，而毛举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聪明，而终无补于世，则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义也。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
翻译
我王安石愚钝无才，承蒙皇恩被任命为一路使臣，如今又蒙陛下召还朝廷，委以重任，正应就出使之事向陛下汇报。我不自量力，明知自己难以胜任其职，却仍敢借出使之机，冒昧陈说天下大事，恳请陛下详加思虑、择取其中可取之处，实为万幸。
我私下观察，陛下具有恭敬节俭的美德，聪明睿智的才能，早起晚睡，从不懈怠一日；声色犬马、游乐玩好之事，毫无沾染；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之心，已深得天下信服；又能公正选拔天下人心所向之人担任辅政大臣，信任他们处理政务，而不受谗佞巧诈之人的干扰。即使古代二帝三王用心治国，也不过如此。理应实现家给人足、天下大治的局面。然而现实却未达此效：对内，国家社稷尚存隐忧；对外，不能无所畏惧于夷狄；国家财力日益困窘，社会风俗日渐败坏；四方有志之士，常常忧虑天下长久不得安宁。这是什么原因呢？问题在于不了解真正的法度啊！
当今朝廷法令严明，制度完备，几乎无所不包，但我却说“无法度”，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现在的法度大多不符合先王之政的缘故。孟子说：“虽有仁心仁名，但恩泽未能施及百姓，是因为施政没有遵循先王之道。”用孟子这番话来看当今的弊病，症结正在于此。
以今日之世，距离先王时代已远，遭遇的变化、面临的形势各不相同，若要一一恢复先王旧政，即便是最愚笨的人也知道这是极难做到的。但我认为今日之失，在于不效法先王之政，而我的意思是——应当效法先王的“本意”而已。二帝三王相距千余年，一治一乱，盛衰交替，他们所遇之变局、形势各异，具体措施也各不相同，但他们治理天下国家的根本宗旨、先后次序，却从未改变。所以我主张：应当效法其“本意”。若能效法其本意，则我们今日所做的改革更张，不至于惊动天下视听、招致非议，却已然合乎先王之政了。
尽管如此，以当前局势推断，即使陛下有意改革天下事务，使其合于先王之意，恐怕也难以成功。为何？因为当今天下缺乏人才。
我曾私下观察朝廷在职官员，尚未发现真正堪任大任者。上层缺乏人才，则必然有贤才埋没于民间而不被知晓。我又在乡野之间访求，也未见多少可用之才。难道不是由于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不得其道所致吗？以我此次出使所见而言，便可知一二：如今在一千里路范围内，能够推行朝廷法令、懂得轻重缓急、使百姓各尽其责者极少，而庸碌苟且、贪婪鄙陋之人却数不胜数。至于能领会先王精神并结合时势加以变通者，往往整个郡县都找不到一人。朝廷每下一令，本意虽善，但在位者无法有效推行，致使恩泽不能惠及百姓，反而让官吏借此营私舞弊，扰害民众。因此我说：在职人才不足，民间也少见可用之才。若人才不足，则即便陛下想改革天下、实现先王之治，即使有大臣愿响应圣意而担当重任，偌大的九州四海，又有谁能准确领会圣意，并逐一推行，使人人受益呢？所以说：势必难以成功。孟子说：“徒法不能以自行。”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由此可见，当今最紧迫的问题，就是人才！若真能使天下人才众多，则在职官员便可择优任用；有了合适人选，再根据时势可行与否，顺应民心疾苦，逐步改革积弊之法，趋向先王之治，也就容易多了。今日之天下，仍是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也曾众多，为何到了今日反而不足？所以说：是由于“陶冶”人才的方法不对。
商代曾天下大乱，在位者贪暴腐败，皆非其人。等到周文王兴起，天下人才一度稀少。当时文王善于培养士人，使他们都具备君子之才，然后依其才能授官任事。《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怎能不培育人才？”正是此意。待到成效显现，连卑微猎户之人也都崇尚德行，《兔罝》之诗即是明证。更何况在位之人？正因为文王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征伐则人归附，守成则天下安定。《诗经》说：“手持玉璋庄严隆重，英才俊士各得其所。”又说：“周王出征，六军随行。”说明文王用人，文武各得其才，无不胜任。到了周夷王、厉王时期，天下人才再次减少。至宣王即位，能共谋国事者仅仲山甫一人。诗人感叹：“德行轻如羽毛，唯有仲山甫能举起，他人爱莫能助。”正是哀叹人才稀少、孤立无援。宣王重用仲山甫，并推广其类，重新培养天下士人，人才才再度兴盛。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服，恢复文武时期的疆土。诗人赞美说：“采芑菜啊采芑菜，新田耕作，旧田开垦。”比喻宣王能重新培育士人，使之成为有用之才，如同农夫整治田地，使其出产丰美。由此可见，人才之成就，从来依赖君主的“陶冶”。
所谓“陶冶而成之”，不过是在“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个方面各有其道罢了。
何谓“教之之道”？古时天子诸侯，从国都到乡里皆设学校，广设教育官员，并严格选拔。朝廷的礼乐、刑政之事皆在学中讲习，学生所学皆为先王之法言德行与治国理念，凡可为国家所用者方予教授，否则不予教导。这就是“教之之道”。
何谓“养之之道”？即以财富充裕之，以礼制约束之，以法律裁制之。何谓“饶之以财”？人性若财用不足，便会贪婪卑鄙，无所不为。先王深知此理，故制定俸禄制度：凡在官之庶人，其俸足以代替耕种；逐级递增，使其足以保持廉洁，远离贪鄙。甚至推及其子孙，称为“世禄”，使其生前奉养父母兄弟妻子、婚丧交际无所缺憾，死后子孙亦无忧虑。何谓“约之以礼”？人若富足而无礼节制，便会放纵邪侈。先王因此制定制度：婚丧祭祀、宴饮享用、服饰器物等，皆依等级规定，统一于度量衡标准。等级允许而财力不足者，不可强求；财力充足而等级不允许者，一丝一毫也不得多加。何谓“裁之以法”？先王对士人，既以道艺教之，若不服从教化，则施以终身流放、永不录用之罚；既以礼制约束，若违礼行事，则施以流放或死刑。《王制》说：“擅自改变服饰者，君主应将其流放。”《酒诰》说：“若有告发群饮者，你不可放过，必须全部拘捕押送至周，我要处死他们！”群饮、改服本属小罪，却施以重刑，先王之所以忍心而不疑，是因为若不如此，便不足以统一风俗、成就治理。以真诚恳切之心身体力行，贵近之人皆顺从君主旨意，率先遵行。一旦有人违逆，必从权贵始罚。如此则上行下效，无需刑罚而恶行自止。这就是“养之之道”。
何谓“取之之道”？先王选拔人才，必从乡党、学校中推举贤能，由众人推荐，书报上级，再加以考察。果真贤能，便依其德行高低、才能大小授官。所谓“察之”，并非仅凭耳目听闻，偏信一人之言，而是问其行为以察其德，问其言论以察其才，再试之以实际事务。尧用舜，也不过如此。至于天下广大，万官亿民所需士大夫众多，君主不可能一一亲自考察，也不能专托一人于短时内考核进退。故先选拔一批德才兼备者为大官，再令其举荐同类，长期试用，考核其能力后上报，然后授予爵位俸禄。这就是“取之之道”。
何谓“任之之道”？人之才德，高下不同，任职须因材适用。先王知此，故使懂农业者任后稷，懂工艺者任共工；德厚才高者为首领，德薄才低者为佐属。任职长久，则上下熟悉事务，贤者功业可成，不肖者罪过明显。故久任其职，并以考绩之法监督。如此，则智勇之士得以施展才能，不怕事业不成；懒惰苟且者虽一时取巧，终将受辱，怎敢不努力？无能者自然辞避而去。任职日久，不胜任之罪无法幸免，谁还敢冒充任职？更不会有结党营私、谗谄争进之人。选拔详尽，任用恰当，久任专职，且充分授权，使其能行其志，尧舜之所以治理百官、使众工兴旺，正是如此。《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升降官员。”即此意。尧舜时被贬者，如四凶；被升者如皋陶、稷、契，皆终身不换职位，所谓“升”，只是加爵赐禄而已。这就是“任之之道”。
若教、养、取、任皆得其道，而君主与其大臣又能尽心竭力，诚恳实行，则臣下无疑，天下国家之事无所不成。
反观今日，州县虽有学校，不过是墙壁具存而已，无专门教官，无培养人才之实。唯太学设有教官，也未严格选拔。朝廷礼乐刑政之事，不在教学之中。学者也漠然视之，以为那是有关部门的事，非己所当知。所教内容，不过是讲解章句；近年更教以科举应试文章。此类文章，非博闻强记、耗尽精力不能精通；即便精通，大则不足以治国，小则无用于政事。因此许多人在学校白首穷经，终日苦读，一旦从政，却茫然不知所措者比比皆是。今日之教育，不仅不能成就人才，反而困苦毁坏之，使其难成大器。为何？人才成于专精，毁于杂务。先王安排百姓各专其业：工匠居官府，农民耕田亩，商人处市肆，士人居庠序，使其专心一业，不为外物所扰。士人尤甚，只授以先王之道，百家异说一律禁止。今士人本当学习治国之术，却全然不教，反教以应试文章，使其耗神费力，专事无用之学。及至授官，又突然要求其处理国家大事。古人朝夕专研治国之道尚且有能有不能，今人却将精力时间耗费于无补之学，临任政事才仓促责其为国所用，自然成才者寥寥。所以我直言：今日之教，非但不能成人之才，反而困苦毁坏之。
更严重的是，先王之时，士人所学乃文武之道。才能有大小，或可为公卿大夫，或可为士，但武事人人必学。才能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次者为闾里族党之师，亦为卒伍之帅。故边防宿卫皆由士大夫担任，小人不得窃据。今之学者，视文武为两途，只知文事，边防宿卫则委之兵卒，多为奸悍无赖之徒。凡稍有才德者，无人肯离亲别友去应募。边疆宿卫乃国家重任，君主所当慎选。故古时教士以射御为先，其他技能视其才而教，不能者不强求。唯射术，男子必学，除非疾病，无人例外。学校中常习射，宾客、祭祀、甄别士人皆以射礼进行。礼乐之事无不寓射，射亦贯穿于礼乐祭祀之中。《易经》说：“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仅以射为礼仪形式？实因其为武事之重，是威慑天下、保卫国家之具。平时以射习礼乐，战时以射从征战。士人朝夕练习，能者众多，则边疆宿卫之任可择优而任。士人既通先王之道，行义为乡里所推重，再授以军事重任，故古之君主能放心以干戈相托，内外无忧。今却将国家重任交予奸悍无赖、才德不足之人，此正是今日常怀边疆之忧、担忧宿卫不可靠之因。谁不知边防宿卫不可靠？但因天下士人以执兵器为耻，又无骑射行阵之能，除招募兵卒，何人可任？若不严其教、高其选，士人以执兵为耻、无军事技能，本属自然。以上皆“教之非其道”之证。
今日俸禄普遍微薄。除非朝廷侍从之官，家中人口稍多者，无不兼营农商以补家用。州县小吏，月薪多者八九千钱，少者四五千元，加上守选、待除、守阙等空档期，平均六年七年后才得三年俸禄，实则每月收入不足四五千元，少数甚至不及三四千元。连仆役供给亦感窘迫，而婚丧嫁娶、养生送死皆需由此支出。出身中上者，虽贫不失君子；出身中下者，虽富亦为小人。唯中等人，贫则为小人，富则为君子。天下士人中，出类拔萃者千百中无一，多数皆属中人。以今日之薄禄，欲使士人不失廉耻，实为中人所难。故大官多行贿赂、经营产业，背负贪污之名；小官则贩售货物、乞讨为生，无所不为。士人既已毁廉耻，则苟且偷安之心生，奋发自强之志息，职事怎能不废弛？治道如何能兴？更有甚者，违法受贿、侵夺百姓者，所在多有。此即“不能饶之以财”之弊。
婚丧奉养、服饰器用，皆无制度节制，天下以奢侈为荣，以节俭为耻。只要财力允许，无所不可为，官府不禁，世人反以为荣。财力不足者，不能与世俗齐平，婚丧之际常遭族人讥讽，视为耻辱。于是富者贪得无厌，贫者勉强攀比。此即士人困苦、廉耻沦丧之因。此即“不能约之以礼”之弊。
陛下躬行节俭，为天下表率，左右贵臣亲眼所见。然其家中奢靡无度，违逆陛下所恶，败坏教化者大有人在。朝廷却未闻有所罢黜以示惩戒。昔周人因群饮致祸者众，故以死刑严禁，以防祸源。重禁祸源，则刑罚省而犯罪少。今朝廷最重贪吏，却轻视奢靡之法，此乃“禁末而弛本”。世人有言官冗、财政不足，实为误判。今日入仕者固多，但前代设官少而俸薄，财政不足自有其因。官俸岂是大项？我虽不通财利，但略观前世理财大略：当以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取之以供天下之用。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患，患在理财无道。今无战事，百姓安居乐业，尽力生产，然公私皆困，实因理财不得其道，主管部门不能审时度势、通权达变。若理财得道、通其变，我虽愚，亦知增加官俸不足以伤经费。
今法令严密，网罗天下，可谓周密。然是否曾以道艺教之，并设不服教化之刑？是否曾以礼制约束，并设违礼之刑？是否曾以职事任之，并设不任事之刑？若未先教以道艺，岂可惩罚不服教化？未先约以礼制，岂可惩罚违礼？未先任以职事，岂可惩罚不任事？此三者乃先王之法所重，今皆无从惩处。反倒是琐碎细事，无关治体者，法禁月异岁更，条文繁多不可胜记，谁能全避不犯？故法令愈多而不行，小人有幸免，君子有无辜受罚。此即“不能裁之以刑”之弊。以上皆“养之非其道”之证。
今日取士，唯强记博诵、略通文辞者，称为“茂才异等”“贤良方正”，为公卿之选；记诵不必强，略通文辞兼学诗赋者称“进士”，其高者亦为公卿之选。此二科所考技能，不足以胜任公卿，不言可知。而世人却以为历来以此取士，人才常出于此，不必效法古制。此乃蔽于常理。先王尽一切方法取士，尚惧贤者难进、不肖混杂。今废弃先王取士之道，驱天下才士皆入贤良、进士之科，则真正可为公卿者，困于无用之学，终老山林者十之八九；而不肖者凭雕虫小技，竟至公卿高位。古之君主慎选公卿，得其人后，由其举荐同类，百官皆得其人。今不肖者侥幸为公卿，再引同类入朝，故朝廷多不肖之人，虽有贤智，亦困于无助，难以行其志。公卿不肖，推类至朝廷；朝廷不肖，推类至地方；地方又推类至州县。虽有“同罪举官”之科，亦不足恃，反成不肖者之资。其次有九经、五经、学究、明法诸科，朝廷已觉其无用，稍加重义。然所得大义，仍未超越旧式。今又设“明经”科以进经术之士，然所取仍为记诵略通文辞者，真正通晓先王之意、可施于天下者，未必得入选。再次为“恩泽子弟”，学校不教其道艺，官府不考其才能，父兄不保其行义，朝廷却直接授官任事。武王数纣之罪，有一条便是“官人以世”。以世袭授官，不计才行，正是纣亡之道，非治世所宜。再次为“流外”人员，朝廷已将其置于廉耻之外，限制其晋升，却委以州县事务，使其凌驾士民之上。岂非“以不肖治贤”？以我出使所见，一路数千里间，州县吏员出自流外者常见，可托以重任者不过一二，多数需防范其奸邪。古时有贤不肖之分，无流品之别。孔子曾为季氏吏，虽为吏亦不妨其为圣人。后世有流品之别，凡在流外者，自视为无廉耻，无高远之志。今风俗浮靡，士大夫尚且晚节失守，何况素无廉耻、被排斥者？其临民任职，放纵邪侈，本属自然。至于边防宿卫之选，前文已述其失。以上皆“取之非其道”之证。
今取士既不得其道，用人又不问德行是否相宜，只论出身先后；不论才能是否匹配，只看历任多少。以文学进者，使之治财；已治财者，转而典狱；已典狱者，又转而治礼。一人之身，责以百官之能，自然难为。责人以难为之事，则能者少；能者少，则相率不为。故典礼者不以不知礼为忧，因本未学礼；典狱者不以不知法为耻，因本未学法。天下渐习于失教，沉溺成俗，见朝廷用人不合资格，则群议讥笑；见用人不当其才，却无人非议。且官员频繁调动，不能久任其职，上级不熟事务，下级不服教化，贤者功业难成，不肖者罪过难显。迎新送旧之劳、文书断绝之弊，尚为小害，不足尽述。设官应久任，尤其辖区广阔、职责重大者，更应久任方可有为。而今往往数日即迁，岂能责其成效？
取之不详，任之不当，任期不长，授权不专，又以繁法束缚，使其不得行其志。我知当今在位者多非其人，稍予权力，恐其放纵。但若在位皆非其人，仅靠法令治国，自古至今未有能治者；即使皆得其人，以法束缚，不使其行其志，亦未有能治者。取、任、久、专四者皆失，则贤能与不肖无异。故朝廷明知某人贤能，若非资历相符，不敢任用，即使用之，士人亦不服；明知某人无能不肖，若无罪状，不敢罢免，即便罢免，士人亦不服。为何不服？因所谓贤能者任职，与不肖者无异。前文所谓“无任事之刑”，即指此。
教、养、取、任，有一方面失道，足以败坏人才；今四者皆失，则在职者多为不才、苟且、贪鄙之徒，不可胜数；民间亦少可用之才，不足为怪。《诗经》说：“国虽不大，有圣有否；民虽不多，有哲有谋，有肃有艾。如泉流不息，不致同归于尽。”正是此意。
在职人才不足，民间亦少可用之才，则不仅无法施行先王之政，就连社稷托付、疆土守卫，陛下岂能长久依赖天幸，而无一日之忧？汉之张角，三十六万人同日起事，各地郡国竟不能察觉；唐之黄巢横行天下，所至将吏无人敢抗。汉唐之亡，祸基于此。唐亡后五代，武夫专权，贤者隐匿，朝廷无复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社稷更替，易如弈棋，百姓肝脑涂地，幸免沟壑者无几！人才不足之患如此，而今公卿大夫无人为陛下深谋远虑，为宗庙万世计，我深感困惑。
昔晋武帝只顾眼前，不为子孙长远打算，在位者皆苟且迎合，礼崩乐坏，识者早知其将乱，后果然天下大乱，中原沦于夷狄二百余年。三庙祖宗神灵托付陛下，原望万世血食，庇佑百姓无穷。恳请陛下鉴汉、唐、五代之乱亡，警戒晋武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冶”天下之才，谋之以策，计之以数，行之以渐，务使合于当世之变，不负先王之意，则人才将不可胜用。人才众多，则陛下何求不得，何愿不成？谋之以策，计之以数，行之以渐，则成才甚易。
我初读《孟子》，见其言王政易行，心以为然。后见其与慎子论齐、鲁之地，谓先王建国不过百里，若今有王者起，必使千里诸侯之地减至数十百里。我初疑：孟子虽贤，岂能不用兵革，使强国自愿削地十之八九？后见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分封子弟，汉廷直辖，终使强藩析弱。方知：谋之以策，计之以数，行之以渐，则强者可弱，大者可小，不致剧变。孟子之言不为过。况今改革之势，远较孟子时为易。故我说：谋之以策，计之以数，行之以渐，则事甚易成。
先王治天下，不患人不为，而患人不能；不患人不能，而患己不勉。何谓“不患人不为，而患人不能”？人之所欲，善行、美名、尊爵、厚利，先王能以此激励士人。士人若能遵行，便予其所欲；不能则罢，能者岂肯舍其所欲而不自勉？故曰：不患不为，患不能。何谓“不患人不能，而患己不勉”？先王之法已尽其道，非下愚不可移者，皆可成才。然若无至诚恻怛之心推动，则无人响应。故曰：不患不能，而患己不勉。陛下若真有意成就天下之才，我愿陛下勉之。
我又见朝廷往日欲行变革，初始未深思利害，稍有流俗侥幸之人反对，便中止不敢行。法度既立，无人独享其利；先王之政虽利天下，然在衰败之后创立新规，必艰难。若创法立制而天下皆悦，则先王之法至今不废。正因其艰难，侥幸者不愿顺从，故古人欲有所为，常先征诛而后成志。《诗经》说：“征伐不已，剪除不顺，四方无违。”即文王先征伐而后得天下。先王立法以变风俗、成人才，虽有征诛之难，亦忍而为之，因不如此则无为。孔子以布衣游说诸侯，使其君臣弃旧习、逆惯性，终困于排逐，然亦不改其志，因不如此则无为。此其坚守，与文王同。上如文王，下如孔子，欲行变革，皆如此艰难。今陛下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立法非有征诛之难，虽有侥幸者反对，然顺从者众。若因流俗之言而止步，实为迷惑。陛下若真有意成才，我愿陛下果断为之。
谋之以策，计之以数，行之以渐，勉之以诚，断之以果，若仍不能成才，则据我所知，从未有过。
然我所言，流俗不讲，今人谓之迂阔陈腐。近世士大夫所关心者，非眼前利害，即以为不可行。朝廷所取士，亦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根本，先王所守者，反被忽视。偶有提及，群起而笑之，以为迂阔。朝廷专注细务，法令纠缠于文书之间，非一日矣，成效可见。然所谓“迂阔熟烂”之论，陛下亦可稍加留意。唐太宗贞观初年，人人异论，如封德彝等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不可治天下。唯魏徵能思先王之道，启导太宗。其政虽未尽合先王之意，大略已近。故数年间，天下几至刑罚不用，中国安宁，四夷宾服，三代以来未有之盛。当时风俗，亦如今日，魏徵之言，正是所谓“迂阔熟烂”，然成效如此。贾谊说：“或言德教不如法令，何不引商周秦汉以观之？”唐太宗之事，亦足为证。
我幸以职事归报陛下，不自量力，敢言国家大体，实因蒙陛下任使，当以实情相告。我以为在职人才不足，难副朝廷之望；而朝廷用人之道或有不当，士人不得尽其才，此乃我出使之见，亦陛下所当先闻者。若舍此不言，仅列举一二利害小事，徒劳陛下视听，终无益于世，则非我忠恳事君之道。恳请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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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备使一路：指王安石时任提点江东刑狱，负责一路司法监察事务。
2. 恭俭之德：称赞仁宗生活简朴，克己自律。
3. 二帝、三王：通常指尧、舜与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代表儒家理想君主。
4. 孟子曰：“有仁心仁闻……”：出自《孟子·离娄上》，强调施政必须合乎先王之道。
5. 法其意而已：王安石主张不拘泥于先王制度形式，而应继承其精神实质，体现其“变法”思想的核心。
6. 陶冶而成之：比喻君主应像冶炼金属一样培养人才，强调主动塑造。
7. 痒序：古代乡学名称，泛指地方教育机构。
8. 课试之文章：指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策论等应试文体，王安石批评其脱离实用。
9. 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出自《诗经·大雅·烝民》，形容德行轻如鸿毛，唯仲山甫能承担，喻人才难得。
10. 薄言采芑……：出自《诗经·小雅·采芑》，王安石借此比喻宣王培育人才如农夫耕田采菜。
以上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注释。
评析
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调为度支判官，王安石进京述职，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
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但宋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于嘉祐三年（1058年）向宋仁宗呈递的一篇重要政论奏疏，堪称其政治思想的纲领性文献，也被视为后来“熙宁变法”的理论先导。全文以“人才”为核心议题，系统批判了当时官僚体制在“教、养、取、任”四个环节的全面失道，指出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在于制度性的人才匮乏，而非君主无德或法令不严。文章逻辑严密，层层递进，既有历史纵深的比较分析，又有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体现出王安石作为改革家的远见卓识与强烈责任感。其语言质朴雄健，论证引经据典，气势恢宏，情感恳切，兼具儒家理想主义与务实精神。该文不仅是宋代政治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之作，也为中国古代人才制度的反思提供了典范文本。
以上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评析。
赏析
本文是一篇典型的“对策体”政论文，结构宏大，层次分明。全文以“人才不足”为总纲，分为“提出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呼吁行动”四个部分。开篇先颂仁宗之德，再转折指出“效不至于此”，引出“法度不明”之弊，进而聚焦“人才不足”，逻辑严密，极具说服力。文章大量引用《诗》《书》《孟子》等经典，既增强权威性，又构建儒家道统话语体系。其最大特色在于将“人才”问题制度化，提出“教、养、取、任”四大环节，形成系统性改革框架，远超一般就事论事的奏议。王安石敢于直斥科举弊端、官俸过薄、流外任官等敏感问题，体现出改革家的勇气。语言上，骈散结合，气势充沛，尤以排比句式增强节奏感，如“教之之道何也？……养之之道何也？”等段落，层层推进，极具感染力。结尾以唐太宗、魏徵为例，证明“迂阔”之言可成大治，巧妙回应可能的质疑，显示高超的论辩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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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宋史·王安石传》：“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2. 南宋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荆公此书，洞见一代之病原，教养取任四者，实为万世取士之准。”
3. 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此书条分缕析，如理乱丝，而气脉贯注，真宰相之文。”
4. 清代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通篇以‘人才’二字为骨，而根柢于先王之道，非徒言利害者比。”
5. 近人梁启超《王安石传》：“此书实为宋代改革运动之宣言书，其识力之远大，胆气之雄毅，古今罕匹。”
以上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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