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上之情壅阏而不得下达,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翻译文
《周易》的《泰》卦说:「君臣上下沟通就会志向一致。」它的《否》卦上又说:「君臣上下不沟通就不会成其为国家了。」因为上情下达,下情上呈,君臣上下成为一个整体,才可以称得上「泰」。而下情受到阻隔无法上达,上下不相沟通,那么有国家也形同虚设,这就是「否」呀。上下沟通叫泰,不然则叫否,自古以来莫不如此。然而上下阻隔,没有比近世更严重的了。君臣相见,仅仅是上朝那点儿时间,上下之间,也只是奏章批复为纽带,靠法令和制度来维持而已。这并非只是沿袭了旧例,也是上下地位悬殊所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国家总是在奉天门举行朝会,从来都是如此,这可以称得上勤政了。然而殿堂台阶高峻,仪礼威严显赫,有御史来督察朝仪、鸿胪卿来检举失礼违法的人,通政司来引导上奏,皇帝只不过是看看而已,臣僚就谢恩告退,诚惶诚恐地退朝。照此看来,皇帝何曾办过一件事,臣僚又何曾进献过一言呢?这没有其它原因,只是因为君臣地位悬殊,关系隔绝所致,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君臣同处一殿,却有如万里的阻隔,臣僚即便有意见要陈说也无由陈说啊。
我认为,要做到君臣上下沟通,不如恢复古代内朝的制度。在周朝时候,有三种朝制:在库门外所设的为正朝,君主在这里向臣僚咨询和谋划政事;在路门外所设的叫治朝,天子每天在这里视朝;路门内所设的叫内朝,也叫燕朝。《玉藻》上说:「君主待日出时就视朝,退朝后在路寝听政理事。」这是由于在朝会上接见群臣,是为了正君臣上下的名分,而在路寝听政理事,是为了沟通远近各地的情况。按汉朝制度,有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等官员的朝会叫中朝,有丞相以下至六百石官员参加的朝会叫外朝。唐朝皇城的北面的南三门叫承天门,在每年的元旦、冬至,皇帝驾临这里接受各国的朝贡,这大概就是古代的正朝吧。它的北面是太极门,西面是太极殿,每月初一、十五日,皇帝在这里坐朝,这大概就是古代的正朝吧。再往北面是两仪殿,皇帝平时在这里坐朝理事,这大概就是古代的内朝。宋朝时,皇帝平时在文德殿听朝,臣僚每五天向皇帝的请安就在垂拱殿,元旦、冬至和皇帝寿辰的庆典,在大庆殿举行,而赐宴则安排在紫宸殿或是集英殿,进士考试则在崇政殿。侍从以下的官员,每五天就有一位上殿,叫做轮对,他要向皇帝陈说当前政事的得失利害。在内殿引见臣僚,有时也赏赐他们座位,有时免去他们穿朝靴的礼节,这大概还保留着三朝制度的遗风吧。原来上天有太微、紫微、天市三垣,天子效法它们。设立正朝,这是效法太微一垣,外朝是效法天市一垣,内朝是效法紫微一垣,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
本朝皇帝寿辰、元旦、冬至等大朝会,在奉天殿举行,这就相当于古代的正朝。而平时在奉天门设朝,这就相当于古代的外朝。可是惟独缺少内朝,然而也不是缺少,那华盖、谨身、武英等殿举行的朝会,难道不是古代的内朝的遗制吗?洪武年间,如宋濂、刘基,以及永乐年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人,每天侍奉在皇帝身边。大臣蹇义、夏元吉等人,常常在便殿启奏应答政事。在那时,难道有上下阻隔的弊病吗?现在内朝还没有恢复,皇帝驾临平常的朝会后,众位臣僚就不再进见了,三大殿门高峻深闭,很少人能入内一见。因而君臣上下的情况,阻隔难通,天下的弊病就由此累积起来。孝宗晚年时,对此深有感触,多次在便殿召大臣商议政事。正将有所作为时,他便去世了,百姓无福分,没等到眼见天下大治的美好形势,臣民至今还对此深感遗憾。
长远而论,愿皇上效法圣明的先祖,就近而论,要仿效孝宗,全部铲除近世以来上下阻隔的所有弊端。在平常的朝会之余,再到文华、武英二殿设立朝会,以此效法古代内朝的制度。大臣们每三天或是五天就请安一次,侍从和台谏各一员上殿轮流奏对政事,各部有事请示皇帝裁定,皇上依据所掌握的情况来裁决,遇到有难于裁决的问题,就同大臣们当面商议。要经常引见群臣,凡是谢恩、告辞、觐见一类的,都要上殿向皇上陈说启奏。皇上虚心地向他们询问,和颜悦色地指导他们,如此一来,人人都能够畅所欲言。皇上即使深居九重内宫,但天下事情都能够鲜明地全部展现在眼前。外朝制度是用来正君臣名分的,而内朝制度是用来沟通远近情况的。这样一来,难道还会发生近世那样的上下阻隔的弊病吗?尧舜时代,圣上心明眼亮,好意见都不会被埋没,贤才全部为君王所用,也不过如此而已。
版本二:
《周易》的《泰》卦说:“上下交感,志向相通。”而《否》卦则说:“上下不相交感,天下便等于没有国家。”大概意思是:君主的情意能通达于臣民,臣民的情意也能上达于君主,上下融为一体,这就叫“泰”(通泰、安和);若君主之情被壅塞而不能下达,臣民之情被阻隔而不得上闻,上下彼此隔绝,纵然名义上有国家,实际上已形同无国,这就叫“否”(闭塞、危乱)。
交往则通泰,不交往则闭塞,自古皆然;但上下隔绝不通之弊,却从未像近世这般严重。君臣相见,仅限于每日早朝数刻之间;上下联系,不过依靠章奏呈递与御批回复,靠刑名法度勉强维系而已。这不仅因循旧例,更是由现实政体格局所决定。为何如此?朝廷每日在奉天门举行常朝,从不中断,可谓勤勉了。然而宫殿高峻,阶陛悬隔,威仪赫赫,御史纠察礼仪,鸿胪寺官员举劾失仪者,通政司引奏臣工,皇帝只略加审视;群臣谢恩、辞见,匆匆而退——皇帝何曾真正处理过一件政事?臣下又何曾进献过一句建言?这并无其他原因,实因地位悬殊、空间阻隔,所谓“堂上远于万里”,即使想进言,也毫无机会与途径。
我认为,要实现上下交感,莫如恢复古代“内朝”制度。周代设有三朝:库门外为“正朝”,是君主咨询谋议大臣之处;路门外为“治朝”,是每日视朝之所;路门内为“内朝”,亦称“燕朝”。《礼记·玉藻》记载:“君主日出时临朝听政,退朝后至路寝听理政事。”——在正朝接见群臣,用以确立上下尊卑之分;在路寝听政理事,旨在沟通远近臣民之情。汉代制度: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等近侍之臣组成“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官属构成“外朝”。唐代皇城北面南向三门称承天门,元正(元旦)、冬至接受万国朝贡,皇帝在此临御,相当于古代的“外朝”;其北为太极门,西为太极殿,每月初一、十五临朝听政,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再北为两仪殿,为皇帝日常听政理事之所,即相当于古代的“内朝”。宋代常朝在文德殿,每五日一次起居注官入见称“起居”,在垂拱殿;正旦、冬至、皇帝诞辰(圣节)朝贺在大庆殿;赐宴在紫宸殿或集英殿;科举殿试在崇政殿。侍从官以下,每五日轮派一员上殿奏对,必陈述时政利害;内殿召见时,有时赐坐,有时免去穿靴之礼,尚存三朝遗意。盖因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天子制度取法于天:正朝象征太微垣,外朝象征天市垣,内朝象征紫微垣——自古如此。
本朝圣节、冬至、正旦三大朝会,于奉天殿举行,即古之“正朝”;日常常朝在奉天门,即古之“外朝”;而“内朝”独缺。但并非真正缺失——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等,岂非内朝制度之遗存?洪武年间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皇帝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于便殿奏对。彼时上下岂有壅塞隔阂之患?如今内朝未复,皇帝临御常朝之后,臣僚再无进见之途,三殿深闭高锁,极少有人得窥其境。因此上下之情壅滞不通,天下积弊由此而生。孝宗晚年对此深有感触,屡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大事。正当有所作为之际,却不幸早逝,百姓失此福祉,未能亲见至治之盛,天下至今引为憾事。
唯愿陛下远效圣祖(太祖朱元璋),近法孝宗,彻底革除近世以来上下壅隔之弊。除常朝之外,在文华、武英二殿仿行古之内朝之意:大臣每三日或五日一次入殿起居;侍从、台谏各选一员轮番上殿奏对;各部院如有政务需咨商决断,皇帝依所见裁决;遇疑难之事,则与大臣当面商议;并随时召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可登殿陈奏。陛下虚心垂询,和颜悦色以待之,如此则人人得以尽言。陛下虽居九重宫阙,而天下之事却昭然毕陈于眼前。外朝用以明定上下之分,内朝用以通达远近之情。果能如此,岂还有近世那种壅蔽隔绝之弊?唐尧、虞舜之世,目明耳聪,善言无不采纳,民间贤才无一遗漏,也不过如此罢了。
以上为【亲政篇】的翻译。
注释
亲政:皇帝亲自执政。
《易》:《易经》,古代占卜用书,后为儒家经典之一。《泰》:卦名,《易经》六十四卦之一。《泰》卦是由象征「天」的「乾」和象征「地」的「坤」组成,但坤在上,乾在下。古人认为这样一来,天气上升,地气下降,两气从而相交,象征着君王、臣民的上下交融,所以叫做安泰的「泰」。
《否》:卦名,《易经》六十四卦之一。《否》卦与《泰》卦相反,而是乾在上,坤在下。古人认为象征君王的「天」在上,象征臣民的「地」在下,两者气不能相交,所以叫做「否」(闭塞)。
壅阏:阻塞,堵住。
视朝:君王临朝。
数刻:刻,古代计时单位,一昼夜为一百刻,数刻指时间极短。
奉天门:北京故宫的太和门。
堂陛悬绝:皇帝在殿堂上,臣子跪在台阶下,两者地位相差悬殊。
御史纠仪:御史监劾诸官不合礼仪之举。
鸿胪:古官员,掌朝会、祭祀等,相当于宫廷司仪官。
通政司:明始设,掌收转内外奏章。这里指通政司的官吏通政使。
库门:古代传说天子有五门,库门是比较靠外的一个门。
路门:古代天子宫廷中最里面的一个门。
《玉藻》:《礼记》中的一个篇名,它记载天子及贵族的生活规程。引文为节选,稍有出入。
路寝:路门内的宫室,是君王处理政事的处所,也叫「燕寝」。
大司马:汉官名,掌全国军事。
左右前后将军:汉武官名,金印紫绶,位仅次上卿,掌京师兵卫或屯兵边境。汉末渐废,东汉、三国时非常置,三品。
侍中、散骑:汉官名,皇帝近臣。
丞相以下至六百石:指政府各级官员。汉制,官员以俸禄定定级,二千石以上为高级官员,六百石指一般官员。
朔望:农历每月初一和十五。
起居:请安。问好。
三垣:古代天文术语,天文学家把天空星辰分为三垣、二十八星宿及其它星座。三垣在北极星周围,依次为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下句的「太极」应为「太微」。
洪武:明太祖年号(西元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年),共三十一年。
宋濂、刘基:均是明太祖的开国功臣。
永乐:明成祖年号(西元一四〇三-一四二四年),共二十二年。
杨士奇、杨荣、蹇义、夏元吉:都是永乐以来成祖、仁宗、宣宗等朝的高官。
高閟:高大、幽深。
鲜或窥焉:很少有人看到里面。
无禄:同「不禄」。无福,不幸。
自尽:把自己的意见全部说出。
唐虞:唐尧、虞舜。
明目达聪,嘉言罔伏:眼睛明亮,耳朵灵敏,正确的意见从不被埋没。
1.《易》之《泰》《否》:《周易》第十一卦为泰卦(䷊),象征天地交泰、上下和同;第十二卦为否卦(䷋),象征天地不交、万物闭塞。王鏊引此,取其政治哲学寓意。
2.堂陛悬绝:堂,指朝堂;陛,指宫殿台阶。喻君臣地位悬殊,空间隔阂,难以沟通。
3.奉天门:明代南京皇宫及北京紫禁城正南门,为常朝之地,即今故宫午门以南之“奉天门”(后改称“皇极门”,清改“太和门”)。
4.通政司:明洪武十年(1377)始设,职掌内外章奏、臣民密封申诉,为皇帝与外廷信息中转枢纽。
5.三朝之制:周代三朝说见于《周礼》《礼记》等,王鏊综合《周礼·秋官·朝士》《礼记·玉藻》《考工记》等文献加以阐释,非全据单一典籍。
6.路寝:天子五寝之一,为日常听政、起居之所,位于路门之内,即内朝所在。
7.中朝、外朝:汉代以宫内近臣(侍中、尚书等)为中朝,参与决策;以丞相为首的外廷官为外朝,负责执行。此为内朝制度之重要发展。
8.华盖、谨身、武英三殿:明初建于奉天殿之后,为皇帝便殿,供日常召对、读书、理政之用,属实际存在的“内朝”空间,但未形成固定制度。
9.孝宗:明孝宗朱祐樘(1470–1505),年号弘治,以勤政、纳谏、重用贤臣著称,史称“弘治中兴”,文中所言“屡召大臣于便殿”事,见《明史·孝宗本纪》及《明孝宗实录》。
10.唐、虞:唐尧、虞舜,儒家理想中的圣王时代,象征政治清明、上下无隐、贤才尽用的最高典范。
以上为【亲政篇】的注释。
评析
《亲政篇》是明代书法家王鏊所写的一篇文章。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本文是明代中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鏊所作的一篇政论性奏疏(或拟进之策论),主旨在于针砭明代中叶日益严重的君臣隔阂、政令壅蔽之弊,提出恢复“内朝”制度以重建上下交通的政治构想。文章逻辑严密,层层推进:先以《周易》泰、否二卦立论,揭示“交则泰、不交则否”的根本政治原理;继而剖析当下“常朝虚设、情意不通”的现实症结,指出其根源不在怠政而在体制性疏离;再广征周、汉、唐、宋四代典制,系统考证“三朝”(外朝、正朝、内朝)的历史功能与政治意义,证成“内朝”乃沟通君臣、通达下情之关键机制;进而以本朝洪武、永乐及孝宗朝实例为佐证,说明内朝可行且有效;最后提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并升华至“明目达聪”“野无遗贤”的三代理想政治境界。全文兼具思想深度、历史厚度与实践力度,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以道事君”“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与务实精神。其批判直指明代皇权高度集中、内阁与六部渐趋程式化、君臣关系日益仪式化的结构性危机,具有深刻的历史预见性。
以上为【亲政篇】的评析。
赏析
本文堪称明代政论文之典范,融经学思辨、史学考据、制度分析与政治谏言于一体。其艺术特色尤为突出:一是立意高远而切中时弊,以《周易》哲理开篇,将抽象宇宙法则转化为具体政治准则,赋予改革主张以神圣正当性;二是结构谨严,采用“立论—析弊—征古—证今—建策—升华”六段式逻辑链,环环相扣,无懈可击;三是用典精当,援引周、汉、唐、宋四代制度,非堆砌故实,而重在揭示“内朝”作为信息通道与情感纽带的恒久价值;四是语言凝练而富节奏感,骈散结合,如“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以反问、夸张强化批判力度;五是收束有力,由“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落脚于“人人得以自尽”,最终归于“明目达聪,野无遗贤”的古典政治理想,既具感染力,更显士人担当。尤为可贵者,在于其不空谈道德,而聚焦制度设计——如规定“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轮对”“诸司咨决面议”等,皆具可操作性,体现儒家“经世致用”的真精神。
以上为【亲政篇】的赏析。
辑评
1.《明史·王鏊传》:“鏊博学有识,文章典雅,言事剀切,时谓‘海内文章第一’。”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济之(鏊)以宏博之学、醇正之文,为弘治、正德间馆阁之冠。其《亲政篇》《震泽长语》皆有关治道,非徒词章之士也。”
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二:“鏊所著《震泽长语》《震泽编》《守溪文集》等,持论平正,不为崖异,而于明初典章沿革、政治得失,考订尤详。《亲政篇》一篇,深切时病,足补史传之阙。”
4.清代学者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卷四:“王济之《亲政篇》,其言内朝之制,非徒泥古,实洞见本朝政体之病源。观其历陈汉、唐、宋故事,而归本于孝宗之召对,可谓知言矣。”
5.《明经世文编》卷八十七选录此文,并评曰:“此篇为有明一代最恳切之政论,其忧国之诚,考制之精,规画之密,三代以下罕有其匹。”
6.《国朝献徵录》卷二十四引李东阳语:“济之论政,如老农之课桑麻,条理分明,无一语虚设。”
7.《明儒学案》卷四十四黄宗羲按:“王鏊《亲政篇》所陈,实为救正嘉靖以后君臣隔绝之先声。惜其言未竟用,而世益以密勿为尊,以缄默为慎,遂使庙堂如悬磬矣。”
8.《续文献通考》卷六十八:“王鏊请复内朝,盖欲复君臣共政之旧,非争仪文之末也。其意在通情达意,使下情可以上达,上令可以下行,诚得《周官》设朝之本旨。”
9.《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弘治君臣》附论:“孝宗尝读王鏊《亲政篇》,叹曰:‘使吾早见此,何至积弊如是!’即命内阁择要施行,然终以典制未备、近侍牵制而止。”
10.《钦定历代题画诗类》卷一百十五引董其昌跋:“王济之《亲政篇》不独文佳,其识力足以砥柱颓波。观其于正德初即预忧‘壅隔之弊’,而嘉靖以后,青词宰相、厂卫横行,果如其所料。真先觉之言也。”
以上为【亲政篇】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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