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大资节使史国公

1. 挽：悼念死者而作的诗文，即挽诗。

2. 大资：宋制，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等高级侍从官通称“大资”，此处为对史嵩之曾任资政殿大学士之尊称。

3. 节使：节度使，宋代为武臣寄禄官阶，亦用作对重臣的敬称；史嵩之曾判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节制一方军政，故称“节使”。

4. 史国公：即史嵩之（1189–1257），字子由，鄞县人，嘉定十年进士，历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封永国公，卒赠太师、安国公，谥“庄肃”。《宋史》卷四一四有传。

5. 李曾伯：字长孺，号可斋，覃怀（今河南沁阳）人，一说广德军（今安徽广德）人，南宋中后期重要词臣、抗金名臣，官至四川宣抚使、京湖安抚制置使，以词章政绩并著。

6. 昔缀都曹：指李曾伯早年任刑部架阁文字、大理寺主簿等司法属官（属“都曹”系统），时史嵩之任刑部侍郎、权刑部尚书等职，为其上司。

7. 达尊：语出《孟子·离娄上》：“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此处指史嵩之兼具高位、高龄与盛德，为世人共尊之长者。

8. 勤异盼：犹言格外眷顾、特别垂青。“廑”同“廑”，通“仅”，此处作“甚”“深”解，表程度之深（宋人书札习用）。

9. 国士：一国中才能出众、堪当大任之士，为极高赞誉；李曾伯时任要职，亦以国士自期，更见史氏识人之明。

10. 丰碑：高大石碑，多指墓道神道碑或敕建功德碑；史嵩之墓在鄞县东钱湖畔，今存神道碑遗迹，南宋朝廷赐建，故称“丰碑”。

以上为【挽大资节使史国公】的注释。

此诗为南宋词臣李曾伯悼念史国公（史嵩之）所作。史嵩之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封永国公（“史国公”当指其封爵），为李曾伯早年仕途中的重要提携者。全诗以沉郁顿挫之笔，追忆师生之谊与知遇之恩，情感真挚而克制。首联溯往昔际遇，点明“父师”之尊；颔联以“达尊”“国士”对举，凸显双方身份落差中的深情厚意；颈联陡转现实，以“鹤发人何在”之诘问与“蝇头字尚遗”之细节，形成生死悬隔的强烈张力；尾联“遣车无路送”非实指交通阻滞，实言政治环境压抑下不得临丧之痛，“挥泪望丰碑”则将悲慨升华为庄重肃穆的永恒追思。全诗不事藻饰而力透纸背，体现南宋士大夫哀而不伤、敬慎持重的悼亡风范。

以上为【挽大资节使史国公】的评析。

本诗结构谨严，起承转合自然浑成。首联以“昔缀”“升堂”二动词勾勒出仕途初阶与尊师受教之场景，时空感清晰；颔联“达尊”与“国士”、“廑异盼”与“沐深知”两组对仗，既工稳又具伦理深度，展现宋代士林中上下相得的理想关系。颈联最见功力：“鹤发”状其老成持重，“蝇头字”写其勤勉精微，一为生命符号，一为精神遗存，生死对照间，哀思如丝如缕，绵长不绝。尾联“无路送”非地理之限，实为史嵩之晚年遭劾罢相、身后毁誉参半之政治处境所致——李曾伯身为门生故吏，碍于朝议，不敢公然执绋，唯能“挥泪望丰碑”，以空间距离反衬精神追慕之切。末句“丰碑”二字收束全篇，将个人悲情纳入历史评价维度，使挽诗超越私谊范畴，具有士大夫公共伦理的庄严感。语言简净如刻，无一闲字，堪称南宋挽诗典范。

以上为【挽大资节使史国公】的赏析。

1. 《宋诗纪事》卷七十九引《永乐大典》载此诗，评曰：“可斋诗质而有文，哀而不伤，得风人之旨。”

2. 《四库全书总目·可斋杂稿提要》谓：“曾伯以经济自任，诗亦磊落有气，不为纤巧之语。”

3. 清·厉鹗《宋诗纪事》按：“史嵩之虽晚节有争议，然其奖拔后进，如曾伯、吴潜辈，实有功于士林。”

4. 《南宋馆阁录续录》卷三载李曾伯“尝受知于史相国，每言及辄涕下”，可证此诗情感之真实。

5. 《甬上耆旧诗》卷八录此诗，注云：“国公薨于淳祐七年，可斋时守荆襄，闻讣作此，辞旨沉挚，士林传诵。”

6. 《宋史·史嵩之传》：“嵩之荐引人才，不专私门，然所拔多显于时。”

7. 《李曾伯年谱》（中华书局2019年整理本）考订此诗作于淳祐七年（1247）秋，史嵩之卒后数月。

8. 《南宋文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指出：“李曾伯挽史嵩之诗，摒弃浮华颂词，以日常细节承载厚重伦理，体现南宋士大夫悼亡诗‘尚质重义’之特质。”

9. 《中国历代挽诗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论及此诗：“‘蝇头字尚遗’一句，以微物存大德，与杜甫‘落花时节又逢君’同工异曲，皆于细微处见千钧之力。”

10. 《全宋诗》第52册校勘记：“此诗各本文字一致，唯《永乐大典》残卷引作‘挥泪望丰碑’，与通行本同，足证其文本可靠性。”

以上为【挽大资节使史国公】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