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卤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错认》、《摩尼珠》、《燕子笺》三剧，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至于《十错认》之龙灯、之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戏，《燕子笺》之飞燕、之舞象、之波斯进宝，纸札装束，无不尽情刻画，故其出色也愈甚。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如就戏论，则亦镞镞能新，不落窠臼者也。
翻译
阮圆海家的戏班一定会讲解重要剧情，讲通里面的情理，讲清里面的转折连接，这与其他戏班的粗疏很不同。然而，阮圆海的戏班所演的剧本，又都是由主人自己创作的，字斟句酌，用心良苦，这又和其他戏班的粗糙很不一样。所以他的戏班表演的戏剧，每个剧本、每个章节、每一出戏、每一向残词、每一个字，都很出色。
我在他家看过《十错认》《摩尼珠》《燕子笺》三部剧，其中的情节结构的串联架构、滑稽玩笑以及人物神情，都给演讲述清楚。演员们领会了他的意思和指教，因此演戏时的每个动作、表情和每向台词，表现得意味悠长。甚至《十错认》的龙灯、紫姑，《摩尼珠》的走解、猴戏，《燕子笺》的飞燕、舞象、波斯进宝，即使是纸扎的道具，都尽善尽美，所以他家的戏班的表演也越来越出色。
阮圆海才华横溢，遗憾的是心噪不净，他所编写的剧本中，十分之七是愤世嫉俗，十分之三是解朝，大多诋毁东林党人，为魏忠贤奸党的罪行辩护，遭士人君子唾弃，所以他的传奇都不出名。如果仅论戏剧，他能推陈出新，不落俗套。
版本二：
阮圆海家中的戏班，在表演时讲究剧情结构、情理逻辑、情节转折，与一般戏班草率粗疏的做法大不相同。而且他们所演出的剧本，又都是由主人亲自创作，每一笔都精雕细琢，倾注了极大的苦心，这又和那些随意搬演、不加修饰的戏班截然不同。因此他们演出的剧目，每一本都很精彩，每一出都很出色，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字都表现得极为精妙。我曾在阮圆海家中观看《十错认》《摩尼珠》《燕子笺》三部戏剧，剧中情节的衔接、结构的安排、插科打诨的设计，以及演员的眼神、表情、姿态，主人都一一细致讲解，使演员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与宗旨，因而表演时抑扬顿挫、含蓄有味，令人回味无穷。至于《十错认》中的龙灯舞、紫姑神，《摩尼珠》中的走索解数、猴戏表演，《燕子笺》中的飞燕舞、大象起舞、波斯进宝等场面，无论纸扎道具还是服装装扮，无不极尽刻画之能事，因此演出效果尤为精彩。阮圆海才华横溢，可惜用心不够端正，他所编写的诸多剧作，十七分在讥讽世人，三分在自我解嘲，多有诋毁东林党人、为魏忠贤一党辩解开脱的内容，因而被正直的士人君子所唾弃，所以他的传奇作品未能广泛流传。但如果单从戏曲艺术本身来评价，他的作品确实锐意创新，绝不落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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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阮圆海：即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石巢、百子山樵。南直隶安庆府桐城县（今安徽省枞阳县）人。是明末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东阁大学士、戏曲名作家。阮大铖以进士居官后，先依东林党，后依魏忠贤，崇祯朝以附逆罪去职。明亡后在福王朱由崧的南明朝廷中官至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东阁大学士，对东林、复社人员大加报复，南京城陷后降于清，后病死于随清军攻打仙霞关的石道上。所作传奇今存《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和《牟尼合》，合称“石巢四种”。
1. 阮圆海：即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南直隶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明末著名戏曲家、政治人物。曾依附魏忠贤阉党，后降清，在南明弘光朝任兵部尚书，声名狼藉。
2. 家优：家中豢养的私人戏班。明代士大夫贵族常蓄养优伶供娱乐。
3. 关目：戏曲术语，指剧情结构、关键情节的设计。
4. 筋节：比喻情节发展的关键转折处，如同筋骨关节般重要。
5. 院本：原指金元时期的戏曲脚本，此处泛指演出的剧本。
6. 孟浪：草率、轻率，无深思熟虑之意。
7. 串架斗笋：比喻戏剧结构严密，如同建筑中构件榫卯相接，严丝合缝。
8. 插科打诨：戏曲中穿插的滑稽动作或语言，用以调节气氛。
9. 意色眼目：指演员的表情、眼神、神态等非语言表演技巧。
10. 纸札装束：用纸、竹、布等材料制作的道具和服饰，如龙灯、假象等舞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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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文是张岱《陶庵梦忆》中的一则笔记，记述了明末文人阮大铖（号圆海）家养戏班的艺术成就及其个人品行之间的矛盾。文章以细腻笔触描绘了阮家戏班在剧本创作、舞台表演、道具服饰等方面的精致考究，充分肯定其戏曲艺术上的高度成就；但同时亦毫不掩饰地批评其政治立场偏颇，尤其是对东林党的攻击与对阉党魏忠贤集团的辩护，导致其人格遭士林唾弃，作品也因此未能传世。全文体现出张岱“重艺而不掩德”的评判标准：既欣赏艺术之美，又坚持道德之衡，反映了晚明士人在文化审美与政治伦理之间的复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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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短小精悍，层次分明，先扬后抑，展现出张岱高超的叙事技巧与价值判断力。开篇极力称赞阮家戏班的艺术造诣——从剧本创作到舞台呈现，从情节设计到演员表演，无不“出色”，甚至达到“字字出色”的极致境界，足见其艺术水准之高。作者亲身观剧的经历增强了叙述的真实感与感染力。尤其对《十错认》《摩尼珠》《燕子笺》三剧的具体描写，生动再现了当时戏曲演出的盛况，具有重要的戏剧史价值。
然而笔锋一转，指出阮大铖“恨居心勿静”，其剧作充满政治情绪，“骂世十七，解嘲十三”，且“诋毁东林，辩宥魏党”，触犯了士人道德底线。这一转折不仅揭示了艺术与道德的冲突，也体现了张岱作为遗民文人的政治立场与文化操守。他虽承认阮氏“镞镞能新，不落窠臼”的艺术创造力，但仍因其人品问题而否定其作品的正当性，所谓“不之著焉”。
这种“因人废言”的态度，在传统儒家文化中颇具代表性。文章最后“如就戏论，则亦镞镞能新”一句，实为难得的公允之语，说明张岱并未完全抹杀其艺术价值，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更为复杂的评价体系之中。整篇文章兼具文学性、史料性与思想深度，堪称晚明小品文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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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存目》：“岱尝游大铖之门，然于其依附阉党，亦深致讥贬，持论颇正。”
2. 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张陶庵《梦忆》诸则，叙风物、记声伎，皆极妍尽态，而于阮圆海一则，褒其技而贬其人，可谓不没其实。”
3. 近人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大铖才学冠绝一时，其所制词曲，至今犹传，然终以党附逆阉，为清流所不齿。张岱此记，实得其平。”
4.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虽未直接评论此文，但称：“明季曲家，以阮大铖为最工结构，其《燕子笺》等剧，布局缜密，科白生动。”可与此文互证。
5.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阮大铖以文学饰奸，其曲词虽工，而士林羞称之，盖以其人而废其言也。”
6. 黄裳《前尘梦影新录》：“《陶庵梦忆》记阮家优事，语极称许，而终以‘居心勿静’四字断之，可谓一字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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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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