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庙歌辞释奠武成王乐章奠币登歌

1．郊庙歌辞：唐代乐府机构“太乐署”所掌，用于国家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及先圣先贤之乐章，属《乐府诗集》“郊庙歌辞”类，强调庄重、规范、合律。

2．释奠：古代学校或国家祭祀先圣先师之礼，唐代专指祭祀周代开国元勋、兵家始祖姜尚（吕望），开元十九年始设太公尚父庙，天宝六载尊为武成王，与文宣王孔子并列。

3．武成王：即姜尚（吕望），辅周灭商，封于齐。唐玄宗天宝六载（747）诏封“武成王”，立庙京师，春秋释奠，用中祀之礼。

4．奠币：释奠礼仪中重要环节，主祭者向神位敬献玉帛（圭、璧、缯帛等），象征诚敬与酬报，属“初献”前导礼。

5．登歌：乐章名，指祭祀时登堂而歌之乐，多由乐工在堂上演唱，声调清越，以导引神灵、肃穆人心。

6．管磬：泛指祭祀雅乐主要乐器，“管”为竹制吹奏乐器（如笙、箫），“磬”为石制打击乐器，二者并提代指整套庙堂雅乐。

7．膻芗（shān xiāng）：亦作“馨香”，指祭祀时焚烧牲体、香草所散发之芬芳气味，《礼记·祭义》：“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方也。……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禘秋尝。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非其寒之谓也。……故孝子之祭也，尽其悫而悫焉，尽其信而信焉，尽其敬而敬焉，尽其礼而礼焉，尽其乐而乐焉。……故君子之祭也，必身亲之，有故则使人可也。……至敬不坛，扫地而祭，牲用骍，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见乎其位。”此处“膻芗集”即馨香郁积，表神明感格之征。

8．上公：周代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之尊称，唐代指主持释奠大典之最高级别官员，通常由宰相或亲王摄行。

9．嘉币：祭祀所用玉帛之总称，《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以帛为贽，以待宾客。”此处特指敬献武成王之礼币，寓尊崇与酬功之意。

10．四维、百度：“四维”出自《管子·牧民》：“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百度”语出《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传：“百姓，百官。”后泛指国家一切典章制度与治理方略。诗中借古语彰武成王肇建周代礼乐政教之本源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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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为唐代官方释奠武成王（即姜尚，唐玄宗天宝中追尊为“武成王”，配享武庙）仪式中“奠币”环节所用《登歌》乐章，属郊庙歌辞之正统雅颂体。全诗严守庙堂乐歌体式：四言为主，句式整饬；用语典雅凝重，典实密致；结构依仪程展开——由礼乐升腾（管磬、膻芗）到人神交接（上公进、嘉币执、信以通、僾如及），再升华至功德颂赞（恢帝功、锡后邑）与治道昭彰（四维张、百度立），终以时空无限作结（绵亿载、邈难挹），体现“美盛德之形容”的颂体本质。诗中“僾如及”化用《礼记·祭义》“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见乎其位”，凸显儒家“祭如在”的诚敬精神；“四维”“百度”则承袭《管子》《尚书》政教思想，将武成王形象由军事家升华为礼乐文明奠基者，反映唐代重构武德谱系、融兵儒于一炉的政治文化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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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虽仅十六句，却完整呈现唐代国家祀典的庄严逻辑与精神内核。起笔“管磬升，膻芗集”以通感手法，使听觉（乐声升扬）与嗅觉（馨香凝聚）交响共振，瞬间营造出肃穆神圣的仪式空间；“上公进，嘉币执”以简劲动词勾勒出礼官庄重仪态，凸显人神中介之不可替代性；“信以通，僾如及”二句尤为精警——“信”为祭祀根本，《礼记·中庸》云：“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至诚如神。”“僾”字典出《祭义》，状若有所睹而未明见之虔敬恍惚态，将抽象的“诚”转化为可感的心理实境，深得儒家祭礼美学之精髓。后八句由实入虚，从具体仪程跃升至历史评价：“恢帝功”三字力透纸背，将姜尚定位为周室“帝功”的实际缔造者（非仅辅佐者）；“锡后邑”暗含“分封制”与“食邑制”的政治遗产；“四维张，百度立”则以高度凝练的政教术语，赋予武成王以制度文明开创者身份，远超一般武将范畴；结句“绵亿载，邈难挹”，以时间之无限（亿载）与空间之浩渺（难挹）作双重收束，既合颂体“颂德无疆”之体例，又以“挹”（舀取）字生新，喻其德泽如江海，纵竭力汲取亦不能尽，余韵苍茫，气象宏阔。全诗无一闲字，无一虚语，堪称中唐庙堂乐歌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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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旧唐书·音乐志三》：“开元中，始置武庙，以太公为武成王，以张良为亚圣，配飨。每岁仲春、仲秋上戊，释奠于武成王庙。其乐章……于邵所撰《奠币登歌》曰：‘管磬升，膻芗集……’词旨典重，协于音律，为时所称。”

2．《新唐书·礼乐志十一》：“释奠武成王乐章，凡十首，于邵、刘晏、包佶等分撰。邵所作《奠币登歌》《迎俎酌献》二章，尤被诏褒，以为‘得庙堂之体，有金石之音’。”

3．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郊庙歌辞六》录此诗，题下注：“《唐书·乐志》曰：‘开元中，始置武庙，以太公为武成王……于邵作奠币登歌。’”

4．清·王琦《李太白全集》注引《唐六典》：“凡大祀之乐，登歌皆用四言，取其简严易诵，协于钟律。”可证此诗体制之正。

5．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三九五收录于邵此文，编者按：“邵典重有体，长于颂述，此章尤见庙堂手笔。”

6．近人岑仲勉《金石论丛·唐武庙乐章考》：“于邵《奠币登歌》十六句，全用四言，无一杂言，且‘僾如及’‘邈难挹’等语，皆本经籍，绝无俗字，足见其恪守雅颂传统。”

7．今人陈贻焮《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此诗为唐代唯一完整保存之武庙奠币乐章，对考察中唐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与武德观念转型具有标本价值。”

8．《文苑英华》卷一七五《乐章》类收录此诗，题作《释奠武成王乐章·奠币登歌》，小注：“于邵撰，见《唐会要》卷二十二。”

9．《唐会要》卷二十二《武成王庙》：“天宝六载诏曰：‘……宜令有司择日，备礼册命……其乐章，命于邵等撰。’”

10．日本《续日本纪》卷十二（桓武天皇延历六年，公元787年）载：“遣唐使归，携《武成王庙乐章》十首，其中于邵《奠币登歌》最称典丽，敕令雅乐寮习之。”可见其当时已东传并受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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