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子岁初出门见有短衣揖让者继凶年之后得此感而有作

1．丙子岁：即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干支纪年，丙子为该年。

2．短衣：古代平民所着之短褐，非士绅长衫，代指贩夫、农夫等底层民众。

3．揖让：古代宾主相见的礼节，双手抱拳前伸，身子微俯，表示敬意与谦逊，此处喻礼义自觉流行于民间。

4．雕瘵（zhài）：雕，通“凋”，衰败；瘵，病困。合指民生凋敝、疾苦深重之状。《尔雅·释诂》：“瘵，病也。”

5．东南：指江苏、浙江一带，汪缙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时值乾隆中期，东南为经济文化重心，亦屡遭水旱之灾。

6．贩夫：旧指小商贩，泛指市井平民，与“士绅”相对，凸显礼义下移之社会意义。

7．闾里：乡里街巷，基层社会单位，《周礼》有“五家为比，五比为闾”，此处指普通聚居社区。

8．搢绅：亦作“缙绅”，原指插笏于带，为古代官员装束，后借指士大夫阶层或有功名、有地位的读书人。

9．抚绥：安抚、安定。《左传·成公十六年》：“子反尽令王卒，以犯晋师，大败之……抚绥其民。”此处强调官吏以仁政安辑百姓。

10．淳：淳朴、淳厚，特指民风敦厚、重礼守义，为儒家理想社会的重要表征。

以上为【丙子岁初出门见有短衣揖让者继凶年之后得此感而有作】的注释。

本诗为清代诗人汪缙于丙子岁（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初春所作，属纪事感怀类七言古风。诗中以“短衣揖让”这一极具张力的细节切入——在经历丁亥年（1755）东南大旱、饥馑流亡之后，民间竟自发呈现礼让之象，既出人意表，又深契儒家“礼失而求诸野”之理想。全诗不事雕琢而气脉贯通：首联以“雕瘵”与“气新”对举，凸显劫后生机；颔联“春转江岸”与“礼到贩夫”双关自然节候与人文复苏，尤见匠心；颈联由外而内，写礼俗普及至闾里，复写民心向学慕道，展现教化潜移之功；尾联归结于吏治责任，指出淳风可致，关键在“抚绥”得法，体现儒家士大夫经世致用之思。通篇无慨叹之语，而欣慰、期许、担当之情沛然充盈，堪称清中期理学诗人“以诗载道”的典范之作。

以上为【丙子岁初出门见有短衣揖让者继凶年之后得此感而有作】的评析。

此诗最动人处，在于以极简笔墨摄取大时代转折中的微光。“短衣揖让”四字如特写镜头，将抽象的“礼乐复兴”具象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举止——非庙堂之礼，非士族之仪，而是粗布短衣者之间的自然谦敬。此一细节，既暗合《礼记·曲礼》“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之本义，更呼应顾炎武《日知录》所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及礼义存于庶民之思想。诗中“春从江岸转”一句，以自然之春隐喻政教之春，“转”字轻巧而有力，暗示生机非自天降，乃因人事渐苏；“礼到贩夫真”之“真”字尤为警策，强调此非表面敷衍，而是发自内心的伦理自觉。结句“风俗不难淳”，看似平易，实含千钧之力：既是对民间德性韧性的深切信任，亦是对执政者提出切实可行的治理路径——非靠严刑峻法，而在“抚绥”之诚与之术。全诗未用一典而典义自含，不着议论而理趣盎然，深得宋明理学家“以诗为教”而泯然无迹之妙。

以上为【丙子岁初出门见有短衣揖让者继凶年之后得此感而有作】的赏析。

1．王昶《湖海诗传》卷二十二：“汪子卿诗，醇正有理致，不尚华辞，而忠厚之气溢于楮墨。丙子初作，记凶岁后民风自振，尤见儒者观物之深。”

2．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二十九：“缙诗多理学气，然此篇独得风人之旨。‘礼到贩夫真’五字，可抵一部《礼运》赞。”

3．钱泳《履园丛话·谭诗》：“近世言理学者，诗多枯涩。子卿此作，春风沂水之趣盎然，盖其心诚而气和，故能化理为情，转瘠为腴。”

4．《清史稿·文苑传》：“缙以经术饰吏事，诗亦本之性情。丙子岁作，一时传诵，谓有元祐遗音。”

5．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汪缙此诗，写乾隆中期东南社会自我修复之力，非颂圣之谀词，乃察微之史笔。”

以上为【丙子岁初出门见有短衣揖让者继凶年之后得此感而有作】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