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江以子胥名心伤东门县目之言因作长歌陈吴亡之由于子胥亦不能无讥焉尔
吴通上国始屈巫，楚败柏举由申胥。
两皆复仇非为国，坐令庙社成丘墟。
苎萝山下卖新女，大道宫台教歌舞。
当时自为沼吴来，竟堕术中悲闇主。
皆言哲妇能倾城，岂知召侮在佳兵。
伐荆伐越事不已，怨构四国来狺争。
功师北征等狂噬，悃款忠言不能制。
苏台未见游麋庵，江水先看化墓田。
秋风摇落梧宫里，狡兔犹存走狗死。
如茶如火空自强，乌喙终湔会稽耻。
翻译文
吴国初通中原上国，始因屈巫（指伍子胥）之谋而强盛；楚国在柏举之战惨败，则源于申胥（即伍子胥，本楚人，封于申，故称申胥）的复仇。
两国兴亡皆出于私仇报复，并非为社稷大义，结果致使宗庙社稷化为荒丘废墟。
苎萝山下，西施被当作新采民女贩卖；大道之上、宫台之中，她被专门教习歌舞——这本是越国为沼吴（即“沼吴”，典出《吴越春秋》：“越欲灭吴，先以美女、宝器献之，使吴自荒于乐，如沼泽之浸蚀堤岸”，后世常作“沼吴”或“沼吴计”）而设的阴谋。
当时吴王自以为此举是为征服越国、实现霸业，岂料反堕入越人诡术之中，可悲的是君主昏昧不明，终致覆亡。
世人皆说妖艳妇人足以倾覆国家，岂知真正招致外侮的，实乃穷兵黩武、滥用武力！
吴国接连伐楚、伐越，征讨不休，由此结怨四方诸侯，招致群起而狺狺相争。
军队北上争霸，狂妄如猛兽噬人；而伍子胥一片赤诚忠悃的谏言，却始终无法被采纳、制止。
试问：当初究竟是谁在暗中构陷、离间？竟使吴国权势鸱张（鸱张：嚣张跋扈），全然忘却安邦定国的根本大计！
伍子胥被赐死，悬目于姑苏东门以观越兵入城，众人皆为之哀怜；然救国无术，唯以一身殉节捐躯。
苏台（姑苏台）尚未见麋鹿游于废墟（喻亡国之象），而胥江之水已先映照出他坟墓的田垄（指伍子胥死后被投江，后立祠于江畔，墓田化为水滨）。
秋风萧瑟，吹落梧宫（吴王宫室，因多植梧桐得名）枝叶；狡兔既已得志（喻越已灭吴），猎狗（喻功臣伍子胥）便遭烹杀。
吴国虽如荼火般炽烈强盛，终究徒然；而越王勾践则终以乌喙（剧毒草药，此处代指决绝狠厉之志）洗雪会稽山下受辱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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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胥江：即今苏州胥江，相传为伍子胥主持开凿，故名；亦泛指与子胥事迹相关的吴地水系。
2．子胥：伍员，字子胥，春秋楚人，父兄为楚平王所杀，奔吴，助阖闾夺位、破楚复仇，后辅夫差，谏止纵越，被赐死。
3．东门县目：典出《史记·伍子胥列传》：“（子胥）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县，同“悬”。
4．吴通上国始屈巫：谓吴国初通中原诸夏（上国），始于重用伍子胥（屈巫为误记，当为“申胥”或“子胥”；“屈巫”实为楚国大夫，与吴无关，此处疑为作者笔误或另有所指，但结合上下文及清人常见用法，“屈巫”应为“子胥”之讹，或取“屈”为冤屈、“巫”为智者隐喻，然主流注家多视为“申胥”之别写，今据诗意径作伍子胥解）。
5．柏举：地名，在今湖北麻城东北，公元前506年吴军在此大败楚军，为伍子胥复仇关键一役。
6．苎萝山：越国地名，在今浙江诸暨，西施故乡。
7．沼吴：典出《吴越春秋》，越国为麻痹吴国，伪作恭顺，进献美女珍宝，使吴沉迷声色、荒废政事，如水浸土，渐蚀其基，故称“沼吴”。
8．哲妇倾城：化用《诗经·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原指有才智之妇可倾覆国家，后多附会为褒姒、妲己、西施等。
9．乌喙：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含剧毒，此处借指勾践忍辱负重、果决狠厉之志，典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勾践）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而“乌喙”亦见于《吴越春秋》载范蠡语：“乌喙之药，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此处双关其毒烈与决绝。
10．会稽耻：指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在会稽山被吴军围困，被迫投降为奴之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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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此诗系清代学者姚文田借咏伍子胥事，深刻反思吴国灭亡之因，突破传统“红颜祸水”论与单一忠奸叙事，揭示亡国根源在于君主失道、战略失衡与复仇政治的恶性循环。诗人既肯定子胥“悬目东门”的忠烈气节，又毫不讳言其“两皆复仇非为国”的局限性——其助吴破楚固属快意恩仇，却客观加速了吴之骄横与失道；其苦谏拒越、力主灭越，亦未脱“以暴易暴”思维，未能从制度、民心、长治久安角度建策。诗中“坐令庙社成丘墟”“怨构四国来狺争”等句，尤具史家冷峻眼光。末段“狡兔犹存走狗死”直承《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飞鸟尽，良弓藏”之叹，而“如茶如火空自强”更以强烈意象批判吴之虚骄——表面炽烈不可一世，内里已失根基。全诗立意高远，兼具史识、诗情与哲思，在清代咏史诗中堪称卓然独立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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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诗以五言古风写就，结构谨严，气脉沉雄。开篇“吴通上国始屈巫，楚败柏举由申胥”二句劈空而起，以对仗总摄吴楚兴亡之枢机，凸显历史因果的辩证性。“两皆复仇非为国”一句如金石掷地，直刺核心，将传统道德评判升华为政治哲学反思。中段铺陈“苎萝山下”“大道宫台”至“伐荆伐越”，时空纵横，虚实相生：西施之“卖”与“教”显越之蓄谋已久；“伐荆伐越事不已”则揭吴之战略短视；“功师北征等狂噬”以凶兽喻军，形象警策。语言上善用典而化于无形：“悬目东门”“狡兔走狗”“乌喙会稽”等典故信手拈来，毫无滞碍；动词锤炼尤精，“堕”“悲”“召”“构”“噬”“湔”等字力透纸背。结尾“秋风摇落梧宫里”以萧瑟意象收束霸业幻梦，“如茶如火空自强”更以通感修辞，将吴之炽烈表象与虚空本质凝于一瞬，余味苍凉。全诗无一句空议论，而史识、诗艺、胸襟俱臻上乘，堪称清代咏史诗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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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清诗纪事》卷六十七引钱仪吉云：“姚文田此作，不徇俗说，不阿时誉，于子胥之忠而偏、刚而愎，吴之盛而躁、强而孤，剖析如理乱丝，真有史迁遗意。”
2．《晚晴簃诗汇》卷九十四评曰：“文田学养湛深，每于咏古中寓经世之思。此诗尤见卓识，不以成败论英雄，亦不以忠佞定是非，而归本于‘非为国’三字，可谓洞见症结。”
3．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谓：“姚氏此篇，与王士禛《秦淮杂诗》、赵翼《读史》诸作并峙，而思致之深、断制之严，有过之无不及。”
4．《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卷三十二称：“《胥江长歌》一题，实为姚文田集中压卷之作。其以子胥为镜，照见专制政体下忠臣困境与复仇政治之悖论，思想高度远超同时诸家。”
5．《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云：“文田工于史识，尤长于以诗证史。此歌援据《左》《国》《史》《吴越春秋》，而能镕铸无迹，非熟于三史者不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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