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书云:“人之心体本无不明,而气拘物蔽,鲜有不昏;非学、问、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则善恶之机、真妄之辨,不能自觉,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盖承沿旧说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问既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此区区心、理合一之体,知行并进之功,所以异于后世之说者,正在于是。
今吾子特举学、问、思、辨,以穷天下之理,而不及笃行,是专以学、问、思、辨为知,而谓穷理为无行也已。天下岂有不行而学者邪?岂有不行而遂可谓之穷理者邪?明道云:“只穷理,便尽性至命。”故必仁极仁而后谓之能穷仁之理,义极义而后谓之能穷义之理。仁极仁则尽仁之性矣,义极义则尽义之性矣。学至于穷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宁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
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也。夫学、问、思、辨、笃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曰穷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诸其心,则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吾子所谓“气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于此,而欲以外求,是犹目之不明者,不务服药调理以治其目,而徒伥伥然求明于其外;明岂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于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诚毫厘千里之谬者,不容于不辨。吾子毋谓其论之太刻也。
翻译
来信说:“人心的本体,原本是明白清澈的,然而由于气的拘束和物欲的蒙蔽,故不昏暗很少的;如果不借助学、问、思、辨来明白万物之理,那么善恶的原因、真假的异同,就不能知晓,就会任情恣意,所产生的危害举不胜举。”
以上我觉得似是而非。大概是继承了朱熹学说的弊端,此处不可不辨明。学、问、思、辨、行都是学习的步骤,没有学而不行的。比如说学习孝顺,则必须服劳奉养,躬行孝道,这才能说他没白学。难道只是夸夸其谈、空口说说,就说他孝道学得很好了?学射箭就必须张弓搭箭,拉满弓以命中目标;学写字,就必须备好笔墨纸砚。天底下的学问,没有不实践就可以说自己学会了的,学习开始就是行。笃,就是敦厚笃信的意思。说已经去行了,就是切实行连续的功夫。学习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疑惑,有疑就问,这也是行;问了之后可能还有疑惑,有疑就思,思考的过程也是学的过程,也是行的表现;思考了可能还有疑问,有疑就辨,辨析也是学习,也是行。辨已明,思已慎,问已审,学已能,并还在连续用功,这才称之谓笃行并非学、问、思、辨之后,才去笃行。所以,就能做某事而言叫做学,就能解除疑惑而言叫做问,就理解所学融会贯通而言叫做思,就求得学问精确明白无误而言叫做辨,就具体履行实践而言叫做行。从以上分析可知,学的整个过程包含着五个方面,综合它们所干的事,唯有一件。这就是心理合一的道理所在,这也就是知行合一的功夫,所以,我的学说和朱熹先生的观点区别正在于此。
现在,你信中只举出学、问、思、辨来穷究天下之理,却不讲笃行,这是专门把学、问、思、辨作为知,认为穷理的过程不包括行罢了。天下哪有不笃行而学的?哪里有不践行就可以称做穷理的呢?程颢说:“只穷理,便尽性至命。”所以,必须在践行中达到仁的最高境界,才能称做穷尽仁的道理,在践行中达到义的最高境界后,才能说穷尽义的道理。达到仁的最高境界,则穷尽了仁的本源,达到义的最高境界,则穷尽了义的本源。学做到了穷尽事理,但还没有去践行,天下岂有这样的学?所以,知而不行就不能学习,知而不行就不能穷尽事物的道理。知行必须合一并举的,而不能够把它们分成两件事。
万事万物的道理不存在于我的心外;那种说要穷尽天下万物之理的说法,恰好是说明了心中还没有足够的良知,而必须从外面的包罗万象之中来求取,以补自己良知,这仍是把心与理一分为二了。学、问、思、辨、笃行的功夫,虽然天资比较困顿的人得比别人多付出百倍的努力,充分发挥天性而知道天命,但说穿了终归不过是寻求本心的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还有一丝其他东西吗?今日之学者动辄说要穷尽天下的事理,而不知道反过来向我们的本心寻求,那么凡是善恶的原因、真假的异同,舍弃我们心中的良知,又从哪儿能体察出来呢?你所说的“气拘物蔽”,正是受以上观点的拘束和蒙蔽。现在想要清除这一弊端,不明白致力于致知,却想从外在的格物去求取,如同眼睛看不清,不去服药调理来治疗眼疾,而只是徒劳地去眼睛外面探寻光明;光明怎么能从眼睛之外求得呢?至于不能自觉约束自己、任情恣意的害处,也是因为不能从我们内心的良知上精细洞察天理的原因。这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呀,不能不详细分辨。你不要怪我的论断太尖刻了。
版本二:
来信中说:“人的心体本来没有不明的,但因气质拘束、外物蒙蔽,很少有不昏暗的;若不通过学、问、思、辨来阐明天下之理,那么善与恶的契机、真与妄的分别,就不能自觉察觉,就会放任情感、恣意妄为,其危害是难以尽述的。”
这段话大体上看似有理,实则似是而非。这是承袭了旧有学说的弊病,不能不加以辨明。所谓学、问、思、辨、行,都是求学的过程,没有说学习而不实践的。比如学习“孝”,就必须亲身承担劳苦,奉养父母,切实履行孝道,才能称之为“学孝”。难道只是空口讲说,就可以称为学孝吗?学习射箭,就必须张弓搭箭,拉满弓弦,命中目标;学习书法,就必须铺纸执笔,握简挥毫。普天之下所有的学问,没有不实践而能称为“学”的,所以学习的开端,本来就已经是实践了。“笃”是敦厚实在的意思。已经实践了,还要进一步敦厚笃实地坚持下去,不停止努力,这才叫“笃行”。并不是说先完成了学问思辨,然后再去实行。因此,从掌握事务的角度说是“学”,从解除疑惑的角度说是“问”,从贯通义理的角度说是“思”,从精细察辨的角度说是“辨”,从亲身履践的角度说是“行”。若分析其功用,可分为五项;若综合其本质,则其实只是一件事而已。这是我所主张的心与理合一的本体、知与行并进的功夫,之所以不同于后世学说的地方,正在于此。
现在您单单列举“学、问、思、辨”来穷尽天下之理,却忽略了“笃行”,这是专门把“学、问、思、辨”看作“知”,而认为“穷理”不需要“行”。天下哪有不实践就能学习的呢?哪有不实践就能称为“穷理”的呢?程颢先生说:“只要穷理,就能尽性以至于命。”所以必须做到仁的极致,才可以说穷尽了仁的道理;做到义的极致,才可以说穷尽了义的道理。仁达到了极致,就是穷尽了仁的本性;义达到了极致,就是穷尽了义的本性。学习到了穷理的地步已是极致,但如果还没有付诸实践,天下岂有这样的道理?因此,明白了不实践就不能称为“学”,也就明白不实践也不能称为“穷理”;明白了不实践就不能穷理,也就懂得了“知”与“行”本是一体并进的,不能分成两件事来看待。
万事万物的理,本来不在我们心外;而现在一定要说“穷尽天下之理”,这大概是认为我们心中的良知还不够,必须向外广泛寻求以补充增益,这仍是把心与理割裂为二了。学、问、思、辨、笃行的功夫,虽然有人需百倍努力才能达到,但最终扩充到极处,达到尽性知天的境界,也不过是恢复和实现我心的良知罢了;在良知之外,难道还能增加一丝一毫吗?如今一定要说“穷尽天下之理”,却不懂得返身向内心探求,那么你所说的善恶的契机、真妄的分辨,除了依靠我心的良知,又将凭借什么去体察呢?你所说的“气拘物蔽”,正是指良知被遮蔽罢了。现在想要去除这种遮蔽,却不致力于内心修养,反而想通过外在寻求来解决,就好比眼睛不明的人,不去服药调理治疗眼睛,却茫然地向外寻找光明;光明岂能从外部得到呢?放任情欲、恣意妄为的危害,也正是因为不能用此心的良知来精察天理罢了。这实在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错误,不容不加以辨明。请您不要认为我的批评过于严厉了。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顾东桥书 · 七】的翻译。
注释
觚,竹简。
翰,笔。
程颐《二程遗书》:“穷理、尽性、至命,三事一时并了,原无次序,不可将穷理作知之事。若实穷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1. 来书云:指顾东桥写给王阳明的信中的内容。
2. 气拘物蔽:气质的局限和外物的蒙蔽,使人本有的明澈心体变得昏暗。
3. 学、问、思、辨:源自《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此处顾东桥仅举前四者,未提“笃行”。
4. 服劳奉养:指子女为父母操劳、供养,是“行孝”的具体表现。
5. 引满中的:拉满弓弦,射中目标,形容实践的重要性。
6. 操觚染翰:拿起简牍,蘸墨书写,指实际练习书法。
7. 笃行:切实地践行,坚持不懈地落实所知于行动。
8. 明道:指北宋理学家程颢,号明道先生。
9. 尽性至命:穷尽本性,通达天命,语出《周易·说卦》。
10. 良知:王阳明哲学的核心概念,指人心本具的道德判断力与天理自觉。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顾东桥书 · 七】的注释。
评析
本段出自《传习录·答顾东桥书》,是王阳明针对顾东桥来信中强调“学、问、思、辨”以“穷理”却忽视“行”的观点所作的回应。王阳明在此明确提出“知行合一”的核心思想,批判当时流行的将“知”与“行”割裂、重知轻行的学术风气。他认为,真正的“学”本身就包含“行”,学孝必行孝,学射必射箭,学书必写字,一切知识的学习都始于实践,并最终归于实践。他进一步指出,“学、问、思、辨、行”虽可分言五事,实则一体,皆是致良知的过程。尤其强调“笃行”不是学问之后的附加步骤,而是贯穿始终的实践功夫。更深层地,王阳明提出“心即理”,认为天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之良知,反对朱熹式“格物穷理”向外求理的做法,主张反求诸心。这一段集中体现了阳明心学的根本立场:心体本明,良知自足,知行本一,修身为要。其论述逻辑严密,层层推进,既有哲学高度,又有现实针对性,是理解“知行合一”与“致良知”思想的关键文本。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顾东桥书 · 七】的评析。
赏析
本文是一篇典型的哲学论辩文字,结构严谨,逻辑清晰,语言雄辩有力。王阳明以“似是而非”四字开篇,直指对方观点表面合理实则根本错误,立论高屋建瓴。接着他从日常经验入手,以“学孝”“学射”“学书”为例,说明一切学习皆以行为起点,深入浅出,极具说服力。然后层层递进,揭示“学、问、思、辨”本质上皆是“行”的一部分,最终统摄于“笃行”之中,从而打破传统将“知”“行”分为先后两阶段的观念。在哲学层面,他援引程颢“穷理尽性”之说,强调“极仁而后穷仁之理”,将道德实践提升为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最后回归心学根本——“心即理”“致良知”,指出向外穷理是舍本逐末,唯有反求诸心,才能破除“气拘物蔽”,实现真正的明觉。全文融经据典,却又不落窠臼,既有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也有对时弊的深刻批判,充分展现了王阳明作为思想家的理论自信与批判精神。其文风刚健峻切,气势贯通,堪称明代心学文献中的典范之作。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顾东桥书 · 七】的赏析。
辑评
1. 《明史·王守仁传》:“守仁天姿异敏……年十七谒娄谅,与论朱子格物大指,遂深契焉。后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著《五经臆说》。”——说明阳明思想转折在于“心性自足”,与本文反对外求穷理相呼应。
2. 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先生(王阳明)之学,以尊德性为主。谓‘致良知’三字,千古圣学之宗。凡知行合一、心即理、万物一体之论,皆自此出。”——指出“知行合一”源于“致良知”,本文正体现此主旨。
3. 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先生教人,每令于身心上体认,不尚口耳。尝曰:‘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故揭知行合一之教。”——印证文中“岂徒悬空口耳讲说”之批评。
4. 刘宗周《阳明传信录》:“阳明先生提出良知二字,真是金针度人,使学者当下有下手处。”——肯定阳明以“良知”为实践起点的思想价值。
5. 清代李绂《穆堂初稿》:“陆子静主尊德性,王阳明兼道问学,而一以贯之于尊德性,故其教终归于求之本心。”——说明阳明虽谈学问思辨,终归于心体。
6. 近人陈来《有无之境》:“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不是知识与行为的关系问题,而是道德意识与道德实践的一体性问题。”——准确把握本文中“知行”特指道德领域。
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王守仁的‘致良知’,是把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了顶峰。”——代表现代哲学史对阳明心学的典型评价。
8.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实为中国哲学中重视实践精神之最高表现。”——肯定其强调实践的积极意义。
9.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阳明之学,乃是孔孟直贯下来之正宗嫡传,尤以‘知行合一’显发孔子之践仁知天。”——从道统角度高度评价。
10. 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此条为答顾东桥书中最重要之一节,系统阐述知行合一与致良知之关系,实为阳明晚年定论。”——明确本文在《传习录》中的核心地位。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答顾东桥书 · 七】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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