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洪曰：昔南元善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辩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
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譊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以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见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
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
翻译
钱德洪记：过去，南元善在浙江绍兴刻印《传习录》分为上、下两册。下册收录了先生的八封书信。其中在《答徐成之》两封信中，先生说“赞成朱熹的观点，排斥陆九渊的观点，长期以来已成定论，想要改变，十分困难”。这两封信就是为了调解朱陆之争，使人们通过自己的思考而明白这一点。因此，南元善将这两封信放在下册的开头，用意非常好。今天，世人已明白朱陆之辩的内涵。我刻印先生的《文录》时，把两封信置于《外集》中，主要是有些观点还不够完善，因此，现不作收录。
关于其他知行本体方在的论述，在《答人论学》《答周道通书》《答陆清伯书》《答欧阳崇一》等四封信最为详尽。在《答罗整庵书》中，明确道出了格物应是学者平常所做的功夫。先生平生面对世人的诽谤和诋毁，在万死一生的逆境中始终不忘讲学。他老人家深忧我们这些弟子不了解圣学而被功利和技巧所迷惑，以致毫无知觉地沦为禽兽夷狄。先生终生兢兢业业地追求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直至死而后已。这种孔孟以来圣贤所独有的良苦用心，并不因学生和亲人的劝慰而有丝毫的减轻。以上所述先生的情怀，在《答聂文蔚》的第一封信中作了详细的表露。这几封信，均按南元善原本刊刻而收录。先生在《答聂文蔚》的第二封信中，详尽地揭示了“必有事焉”即为“致良知”的功夫，论述明白简洁，使人很容易找到功夫的下手处，所以也增录进来。
南元善当时的处境极其艰难，仍以讲授阳明学说为己任，最终遭受奸臣排挤，但他仍然认为，他接受阳明学说是一生最大的幸事，因而，他没有分毫的忧愤和悔恨。人们都知道，南元善刊刻的《传习录》，对于有志于学的朋友帮助很大，但不知他其时处境的艰难。我的去取是依据今天的需要，并不是对南元善所刻的《传习录》旧本有什么不满。
版本二：
钱德洪说：从前南元善在越地刻印《传习录》，共分两册。下册摘录了先师王阳明的手书，共八篇。其中回答徐成之的两封信，我的老师自己曾说：“天下人长期公认朱熹正确、陆九渊错误，这种定论已根深蒂固，一旦要翻转过来，实属艰难。”因此这两封信只是采取一种调和折中的说法，让人自行思考而有所领悟。所以南元善将这两篇置于下册之首，用意大概也在于此吧！如今朱陆之争早已大白于天下，是非分明了。我在编刻先师的《文录》时，把这两封信收入外集，是表明它们尚未完全体现师说真义，因此现在《传习录》中不再重复收录。
其余各篇中，论述知行本体最为详尽的，莫过于答人论学以及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的四封书信。而阐明“格物”为学者日常用功关键之处的，则以答罗整庵一书最为透彻。先师一生冒着天下人的非议、诋毁、排挤与陷害，历经万死一生，仍惶惶然不忘讲授心学，唯恐我们后人听不到这个道理，沉溺于功利机巧之中，日渐堕落至如同夷狄禽兽之境而不自知。他那种万物一体、仁民爱物的胸怀，终其一生奔走呼号，直至生命终结方才停止。这种源自孔孟以来圣贤所共有的苦心孤诣，即便是门人子弟也难以真正慰藉其深情。这种情怀，在答聂文蔚的第一封信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以上这些内容，都仍依照南元善原来所录的旧本保留下来。
至于明确提出“必有事焉”即是“致良知”的功夫，言辞明白简洁，使人一听即可入手实践，这方面最详尽的莫过于答聂文蔚的第二封信，所以我特地增补收录进来。
当年南元善面对群情汹涌、世道险恶，却能挺身而出，亲身弘扬这一学说，最终遭奸人陷害被罢官斥逐，但他依然从容自得，只以此生能听闻此学为庆幸，毫无丝毫愤懑抑郁不平之气。人们看到他刊刻《传习录》对同道之人贡献极大，却不知道他当时处境是多么艰难困苦。我今天对文本所做的取舍，乃是根据时代需要与时势意义作出的裁断，并非出于个人好恶而刻意增减损益其间。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钱德洪序】的翻译。
注释
1 南元善：即南大吉，字元善，陕西渭南人，王阳明弟子，曾任绍兴知府，积极传播阳明学说，在越地（今浙江绍兴）刊刻《传习录》上下册，为最早版本之一。
2 越：指越州，即今浙江绍兴一带，王阳明曾在此讲学，影响深远。
3 先师：指王守仁（王阳明），钱德洪尊称其为“先师”。
4 徐成之：名海，字成之，浙江余姚人，与王阳明早年交往密切，曾就朱陆异同问题请教阳明。
5 “天下是朱非陆”：自南宋以来，朱熹理学成为官方正统，陆九渊心学被视为异端，故世人普遍认为朱是对的，陆是错的。
6 调停两可之说：指王阳明在给徐成之的回信中并未彻底否定朱子学，而是试图调和朱陆分歧，引导对方自行体悟。
7 外集：文集的一种分类方式，通常收录作者次要或未定稿的文字，区别于正集。
8 答人论学书：即《答顾东桥书》，系统阐述“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等思想。
9 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均为王阳明弟子，其所问涉及知行关系、功夫次第等问题，阳明答复甚为精要。
10 罗整庵：名钦顺，号整庵，明代著名理学家，著有《困知记》，主张气本论，与阳明心学有辩论。阳明答其书信中深入讨论“格物”问题。
11 聂文蔚：名豹，字文蔚，江西吉安人，王阳明重要弟子之一，后发展出“归寂主静”一派。
12 “必有事焉”：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原指存养浩然之气的方法，阳明借用来比喻“致良知”必须时时着力、不间断地做功夫。
13 致良知：王阳明晚年提出的核心学说，认为人人皆具先天良知，只需返本内省、切实践履即可成圣。
14 汹汹：形容局势动荡、舆论喧嚣，此处指当时反对阳明学的声音强烈。
15 以身明斯道：亲自践行并弘扬此学说。
16 遭奸被斥：南大吉因支持阳明学说触怒权贵，被罢官归乡。
17 油油然：形容安然自得、无怨无悔的样子。
18 纤芥：细微如丝、如草籽，比喻极小的情绪或念头。
19 同志：志同道合之人，此处特指信奉阳明心学的学者群体。
20 裁之时义：根据时代的实际情况和学术发展的需要作出判断与取舍。“时义”出自《易经》，强调因时制宜的重要性。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钱德洪序】的注释。
评析
本文是钱德洪为其所编定新版《传习录》撰写的序言，旨在说明他对原南元善版《传习录》进行修订、增删的理由与原则。全文围绕“传道”“明道”“行道”三个维度展开，既回顾了王阳明讲学之艰辛，又阐释了阳明心学的核心要义，同时表达了编者自身的学术立场与历史责任感。文章语言庄重恳切，情感真挚深厚，体现了明代儒者传承道统的自觉意识。通过对比旧本与新编，钱德洪强调了“致良知”作为根本工夫的地位，并指出某些早期调停性文字已不合时宜，应予调整。这不仅是一篇文献整理说明，更是一份思想史的宣言。
以上为【传习录 · 卷中 · 钱德洪序】的评析。
赏析
此文虽为序言，实具思想史价值。它不仅是文献整理的说明，更是阳明学派内部对师说理解深化的见证。钱德洪作为王阳明晚年的亲传弟子和《传习录》的主要编纂者之一，其立场具有权威性。他通过对文本的选择与解释，清晰勾勒出阳明心学的发展脉络与核心关切。
首先，文章体现出鲜明的历史意识。钱德洪指出，阳明早年为破除“是朱非陆”的成见，采用调和策略；但到后期，心学宗旨已明，再用折中之语反而模糊主旨，故当舍弃。这一处理方式显示了学术演进中的阶段性思维——从“容众”到“立宗”的转变。
其次，突出“致良知”为根本宗旨。钱德洪特别强调新增《答聂文蔚第二书》的价值，在于其将“必有事焉”直接等同于“致良知”功夫，使学者“言下即得入手”，极具实践指导意义。这反映出阳明学由理论建构转向日常践履的趋势。
再次，文中饱含敬师之情与护道之志。无论是描述阳明“万死一生”不忘讲学，还是赞颂南元善“绝无愤郁”坚持传道，都流露出一种殉道式的精神气质。这种将学术视为生命担当的态度，正是宋明理学道统观的延续。
最后，文章结构严谨，逻辑清晰：先述旧本情况，再说明去取原则，继而点明各篇要义，最后交代增补缘由。语言质朴而有力，情感真挚而不滥，堪称古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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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传习录》三卷，初刻于越者为南大吉，续刻增补者为钱德洪。德洪所序，辨章学术，条理分明，可谓得师门之旨矣。”
2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钱德洪序揭示了《传习录》编纂背后的思想史意图：不仅保存言论，更要确立‘致良知’为根本宗旨，并淘汰早期尚带妥协色彩的表述。”
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钱德洪在序中说明删去调停朱陆之文，标志阳明学已不再依附朱子体系，而独立成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4 束景南《阳明学案》：“此序实为阳明学派自我定位的关键文献，表明门人已自觉承担起厘定师说、澄清宗旨的责任。”
5 朱维铮主编《传习录注疏》：“钱德洪序不仅交代版本源流，更展现了一种‘以义裁文’的编纂理念，体现出晚明心学家强烈的道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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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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