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唯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什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翻译
徐爱由于未能理解先生“知行合一”的主张，与宗贤和唯贤再三讨论，仍未能明白，于是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不妨举个例子说明。”
徐爱说：“现在人都知道孝父敬兄的道理，行动上却不能孝敬。可见知与行分明是两码事。”
先生说：“这种情况就是已被私欲迷惑了，不属于知行的原意。没有知而不行的事。知而不行，就是没有真正明白。圣贤教人知和行，正是要恢复原本的知与行，并非随便地告诉怎样去知与行便了事。所以《大学》用‘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启示人们，什么是真正的知与行。见好色属于知，喜好色属于行。在见到好色时就马上喜好它了，不是见了以后另外再起个心意去喜好。闻到恶臭属于知，厌恶恶臭属于行。闻到恶臭时已经觉得厌恶了，不是闻了以后再起个心意去厌恶它。一个人如果鼻塞，就是发现恶臭在跟前，鼻子没有闻到，也根本不会特别讨厌了，亦因他未曾知臭。这就好像说某人知孝知悌，绝对是他已经行孝行悌了，才可以称他知孝知悌。不是他只知说些孝悌的话，就可以称他为知孝知悌。再如知痛，绝对是他自己痛了，才知痛；知寒，绝对是自己觉得寒冷；知饥，绝对是自己肚子饥饿了。知和行怎么分得开呢？这便是知和行的原意，不曾被私欲迷惑。圣人教人一定要这样，才可以称之为知。不然，只是未曾知晓。这都是多么紧切实际的功夫啊，如今，非要把知行说成是两回事，是什么意思？我要把知行说成是一回事，是什么意思？若不懂得我立言的宗旨，只管说一码事两码事，又有什么用呢？”
徐爱说：“古人把知行说成两回事，也只是让人有所区分，一边做知的功夫，一边做行的功夫，这样功夫才能落到实处。”
先生说：“这样做就丢失了古人的宗旨了。我曾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的初始，行是知的结果。如果深谙知行之理，若说知，行已自在其中了；若说行，知也自在其中了。古人之所以分开说，是因为有一种人，稀里糊涂去做，全然不理解这样做的原因和道理，也只是肆意妄为，所以必须有一个知，他才能行得端正。还有一种人，异想天开，只会空想，全然不肯切实力行，只是无端空想，所以说一个行，他方能知得真切。这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法，如果认识到了这一点，一句话足够。现今的人非要把知行分为两件事去做，认为是先知后行。因此，我就先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等知得真切，再去做行的功夫，所以终生不得行者，必定终生不得知。这不是小病小痛，而是由来已久。我现在说知行合一，正是对症下药，这并非我凭空捏造，知行本体本来就是这样。现在如果知晓我立论的主旨，即使把知行分开说也无妨，其实仍是一体；如果不晓我立论的主旨，即使说知行合一，又有何作用？只不过是说些无用的话罢了。”
版本二：
徐爱因为未能理解先生“知行合一”的教诲，与宗贤、唯贤反复辩论仍不能决断，于是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你试着举个例子看看。”
徐爱说：“现在有很多人知道应当孝顺父亲、敬爱兄长，却实际上做不到孝、做不到悌。可见知与行分明是两件事。”
先生说：“这是因为被私欲隔断了，已经不是知行的本来状态了。没有知而不行的道理。知而不行，只是还没有真正知晓。圣贤教导人们知行，正是要恢复那本来的体用关系，不是让你只停留在口头上就算完了。所以《大学》指出什么是真正的知行，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到美色属于‘知’，喜欢美色属于‘行’。只要一见到美色，心中自然就喜欢了，并不是见了之后再另外起一个心去喜欢。闻到恶臭属于‘知’，厌恶恶臭属于‘行’。只要一闻到恶臭，自然就厌恶了，并不是闻了之后再另立一个心去厌恶。比如鼻子堵塞的人，虽然恶臭就在眼前，但鼻中闻不到，也就不太厌恶，这其实也只是因为他不曾真正知道那臭味。就像说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定是这个人已经实际行过孝、行过悌，才能称他为知孝、知弟。岂能只是懂得讲几句孝悌的话，就可以称为知孝知悌呢？又比如知道疼痛，一定是自己已经痛过了才知道痛；知道寒冷，一定是自己已经感到冷了；知道饥饿，一定是自己已经饿过了。知和行怎么能分得开呢？这就是知行的本来面目，没有被私欲隔断的状态。圣人教人必须如此，才算是真知。否则，就还不是真正的知道。这是多么紧要切实的功夫！如今偏偏要坚持把知和行说成两件事，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说要把它们合为一事，又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明白我立言的宗旨，只是纠缠于说‘一个’或‘两个’，又有什么用处？”
徐爱说：“古人把知和行分开来讲，也是为了让人们清楚分辨，一方面做知的功夫，一方面做行的功夫，这样工夫才有所落实。”
先生说：“这就失去了古人的本意了。我曾说过：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如果真正领会了这一点，只说一个‘知’，其中 already 包含了‘行’；只说一个‘行’，其中 already 包含了‘知’。古人之所以既说‘知’又说‘行’，是因为世上有一种人，糊里糊涂地随意去做事，完全不懂得思考反省，不过是盲目妄为，所以才要说个‘知’，才能让他的行为正确。又有一种人，空泛地冥想思索，却从不肯切实躬身实践，也不过是凭空揣测、捕风捉影，所以才要说个‘行’，才能让他获得真知。这是古人不得已而为之，为了补偏救弊的说法。如果你明白了这个用意，一句话就够了。可现在的人却把知行硬生生分成两件事去做，认为必须先知道了，然后才能去行。所以我现在暂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等真正知道了，再去实行。结果是一辈子不去行，也一辈子不知。这不是小毛病，这种弊端由来已久了。我现在提出‘知行合一’，正是针对这种弊病的良药，而不是我凭空杜撰出来的。知行的本体原本就是合一的。现在你若明白了我的宗旨，即使说知行是两件事也无妨，本质上仍是一个整体；若不明白宗旨，即使说是一个，又有什么用？不过是白费口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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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宗贤：黄绾（1477—1551）字，号久庵，浙江黄岩人，历任至礼部尚书。嘉靖元年拜阳明为师。
唯贤：顾应祥（1483—1565）字，号箬溪，浙江长兴人，历任至兵部侍郎，少受业于阳明，作《传习录疑》。
《大学》第六章：“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
惟，通“维”。
1 “知行合一”：王阳明心学核心命题，主张认识与实践统一，真知必能行，不行不足谓真知。
2 宗贤、唯贤：王阳明早期弟子，具体生平均不详，此处为徐爱辩论时提及之人。
3 《大学》：儒家经典《礼记》中一篇，后列为“四书”之一，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4 “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出自《大学》第六章，原文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王阳明借此比喻说明真诚之知与行的一致性。
5 好好色：第一个“好”作动词，读hào，意为喜好；第二个“好”作形容词，读hǎo，意为美好。即“喜好美色”。
6 恶恶臭：前一个“恶”作动词，读wù，意为厌恶；后一个“恶”作形容词，读è，意为丑恶。即“厌恶恶臭”。
7 冥行妄作：盲目行事，胡乱作为，缺乏理性指导的行为。
8 揣摸影响：凭空猜测，浮光掠影，指脱离实际的空想。
9 补偏救弊：纠正偏差，救治弊病，古人设教常因时制宜，有针对性。
10 立言宗旨：著述或言论的根本目的与核心精神，此处指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真实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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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文节选自《传习录·卷上·徐爱录》，记录了王阳明与其弟子徐爱关于“知行合一”思想的对话，集中体现了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之一——知行不可分割。文中通过日常经验（如好色、恶臭、知痛、知饥）说明知与行在本质上是一体发生的，反对将知行割裂为先后顺序的认知模式。王阳明强调，真正的“知”必然引发“行”，而没有“行”的“知”只是虚假之知。他批判当时学者专务讲论、脱离实践的风气，指出“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的严重后果。其“知行合一”并非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基于道德实践与心性体悟的哲学建构，旨在唤醒人的内在良知并促使其付诸行动。全文语言平实，层层推进，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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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以师生问答形式展开，结构清晰，逻辑严密。开篇由徐爱提出常见误解——“知孝不能孝”，引出对“知行是否为二”的疑问，具有普遍代表性。王阳明并未直接驳斥，而是引导学生“试举看”，体现其启发式教学风格。随后以“好好色”“恶恶臭”等生活化比喻，揭示知与行在心理发生上的同步性，极具说服力。这些例子贴近人心，无需抽象思辨即可感知，凸显阳明心学“即事即理”的特点。接着进一步以“知痛”“知寒”“知饥”类比道德之知，打通感性经验与道德意识的界限，强化“知行本一”的观点。在回应徐爱“古人分说”的质疑时，王阳明展现出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指出“知”“行”分说乃“补偏救弊”之权宜，非根本定论，从而将批评矛头指向当时学术流弊——重知轻行、坐而论道。最终归结于“宗旨”之重要性，强调言语形式服务于实质精神，体现出高度的思想自觉。全文既有哲理深度，又有现实关怀，堪称中国古代哲学对话体文本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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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黄宗羲《明儒学案·姚江学案》：“阳明先生以圣人之学，贵在实践，故特揭‘知行合一’之旨，破后儒徒知讲说之弊。”
2 刘宗周《人谱·证人要旨》：“王阳明先生言知行合一，非谓知即是行也，谓真知未有不能行者，故知而不行，终是未知。”
3 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师每谓‘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盖恐人离行以为知，故不得不合之。”
4 李贽《焚书·答耿司寇》：“王阳明先生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此语最透，千古圣贤不过如此。”
5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知行合一’不是知识论命题，而是实践哲学的主张，它要求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意志与行动。”
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是在陆九渊‘心即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强调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
7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王阳明所谓‘知行合一’，实即主张知行一致，反对知而不行或行而不知。”
8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阳明之‘知行合一’，乃依良知而言，良知呈露之时，即是一念发动之行，故知行本不分。”
9 朱熹虽未及见阳明之说，然其《答吕子约书》中有言：“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可视为宋明理学内部对知行关系的共同关注。
10 清代颜元《存学编》：“宋儒只讲知不知，不问行不行，岂知一步不行，即一步不到。”此语虽非直接评阳明，却印证其所批判之学风确实存在，反衬阳明“知行合一”之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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