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曰:“忠、孝、智、勇四者,为臣、为子之大宝也。
”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
汉李陵策名上将,出讨匈奴,窃谓不死于王事非忠,生降于戎虏非勇,弃前功非智,召后祸非孝,四者无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
予览《史记》《汉书》,皆无明讥,窃甚惑之。
司马迁虽以陵获罪,而无讥,可乎?
班固亦从而无讥,又可乎?
按《礼》云:“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
”故败而死者,是其所也。
而陵获所不死,得无讥焉?
观其始以步卒,深入虏庭,而能以寡击众,以劳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
噫!
坠君命,挫国威,不可以言忠;屈身于夷狄,束手为俘虏,不可以言勇;丧战勋于前,坠家声于后,不可以言智;罪逭于躬,祸移于母,不可以言孝。
而引范蠡、曹沫为比,又何谬欤?
且会稽之耻,蠡非其罪,鲁国之羞,沫必能报,所以二子不死也。
而陵苟免而微躯,受制于强虏,虽有区区之意,亦奚为哉?
夫吴齐者,越鲁之敌国;匈奴者,汉之外臣,俾大汉之将,为单于之擒,是长寇雠辱国家甚矣。
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窍慕之,是大失臣子之义也。
观陵答子卿之书,意者但患汉之不知己,而不自内 省其始终焉。
何者?
或曰:“武帝不能明察,下听流言,遽加厚诛,岂非负德?
”答曰:设使陵不苟其生,能继以死,则必赏延于世,刑不加亲,战功足以冠当时,壮节足以垂后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
故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不其然乎?
不其然乎?
翻译
《论》说:“忠、孝、智、勇这四个方面,是做臣子、做儿子最珍贵的东西。”所以古代的君子,奉行并不断追寻着这四个方面,如果一旦失去了它们,就不配做君王的臣子、父母的儿子了。汉代的李陵出任上将,出兵征讨匈奴,我私下认为,他不为国家的事业而牺牲是不忠,活着投降匈奴是勇,放弃先前的功绩是不智,招致后来的祸患是不孝,四个方面没有一个是可以的,因而使自己的宗族灭亡了,可悲啊!
我读《史记》《汉书》,发现它们对李陵都没有明确的批评,私下为此感到很是疑惑。司马迁虽然是因为李陵而遭受罪责的,然而对李陵没有批评,是应该的吗?班固也跟着司马迁而没有批评李陵,还是应该的吗?按照《礼记》上说:“为军队谋划的人,失败就要死去。”所以失败而死,这是死得其所啊。然而李陵该死时却不死,能不得到批评吗?我看他最初带领步兵,深入到匈奴的领地,能用少数军队攻击众多敌人,用辛劳的军队击败准备充分、养精蓄锐的敌人,一再打仗一再胜利,没有谁能比他的功劳大的。然而到了士兵用尽、力量衰竭、锋锐遭受摧折而失败的时候,他不能够拼死一战,最终被活捉而投降了。
唉!丢掉国君的使命,挫伤国家的威风,不能够称作忠;向匈奴屈服,束手就擒成为俘虏,不能够称作勇;丧失战功在前,不要自己家庭的名声在后,不能够称作智;(只顾)自己免除罪行,而将灾祸转移到母亲身上,不能够称作孝。他却引用范蠡、曹沫来自比,又是多么荒谬啊!况且会稽的耻辱,不是范蠡的过错;鲁国蒙受羞辱,曹沫一定会讨回损失,所以这二位不死。然而李陵苟且偷生逃避死亡降低身份,使自己受制于强敌匈奴,即使他真有拳拳报国之心,又有什么作为呢?那吴国、齐国,是越国、鲁国的敌国;匈奴是汉朝的外臣,作为大汉的将军被单于活捉,这是助长敌人(的气焰)而严重地侮辱了国家啊。况且这二位即使不死,也不会有李陵的投降的恶名;这二位如果被活捉投降,也不会有李陵的延及父母的祸患。考察这几件事的始末,李陵的事与这两位的事并不相同,然而李陵却自以为是仰慕(效仿)他们的行为,这是严重地失去了做臣子的道义啊。
我看李陵回复苏武的书信,他心中只是担心汉朝不明白自己,却没有自我反省这件事的始终。为什么呢?与其想要刺穿心脏自我表白,割下头颅表明心志,何如尽到臣子的节操献上生命来取信于国君呢?与其痛心母亲之死,悼念冤死的妻子,怨恨君王埋怨国家,何如舍弃生命坚守正义而死,从而解除亲人的祸患呢?有人说:“汉武帝不能明察具体情况,而听信下面的流言,立刻对李陵的家人施加重重的刑罚,难道不是对不起李陵对汉朝立下的功劳吗?”我的回答是:假使李陵不苟且偷生,而能够接着死去,那么朝廷一定会将对他的赏赐延续到他的后代,刑罚也不会施加在他的父母亲族身上,李陵的战功足以冠绝当时,他的豪壮气节足以为后世垂范,忠、孝、智、勇四者都成立了,而且他的死将永垂不朽,哪有流言能涉及他啊!
所以不是该做的事,君子不会轻视自己的生命;到了该牺牲的时候,君子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可惜李陵不死,就失去了君子该行的正道。所以陇西的士大夫们以姓李感到惭愧,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吗?
版本二:
《论》中说:“忠、孝、智、勇这四种品德,是为人臣、为人子最重要的准则。”因此古代的君子奉行这些准则而行事,一旦失去其中任何一项,就不配称为真正的臣子或儿子了。汉代的李陵名列上将,奉命出征匈奴,我认为:若不能为国事而死,便谈不上“忠”;活着投降外族敌人,便称不上“勇”;抛弃先前的功业,是缺乏“智”;招来后世灾祸,便是不讲“孝”。这四者没有一项站得住脚,最终导致宗族覆灭,实在令人悲哀啊!我阅读《史记》和《汉书》,发现两书中都没有明确批评他,内心深感困惑。司马迁虽然因替李陵辩护而获罪,却仍不对他加以讥讽,这样可以吗?班固也随声附和而不加指责,又可以吗?
按照《礼记》的说法:“参与谋划国家军事的人,如果战败就应当以死殉职。”所以战败而死,是理所当然的事。李陵既然没有选择赴死,难道还能免于讥评吗?看他起初率领步兵,深入敌境,能以少击多,以疲敝之师击败安逸之敌,接连取胜,功劳何其显著!然而等到兵力耗尽、前锋溃败之时,却不能拼死奋战,最终选择苟且偷生,投降敌人。唉!辜负君主的命令,挫伤国家的威严,这不能说是“忠”;屈身于夷狄之手,束手就擒成为俘虏,这不能说是“勇”;前半生建立的战功毁于一旦,家族声誉也因此败坏,这不能说是“智”;自己逃避罪责,却让母亲遭受祸患,这不能说是“孝”。
而他竟拿范蠡、曹沫来自比,又是多么荒谬啊!会稽之耻,范蠡并无过错;鲁国受辱,曹沫必能复仇,所以这两位贤人当时没有立即赴死。但李陵只是为了保全性命,委身于强敌之下,虽有微弱的报国之意,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吴国与齐国,分别是越国与鲁国的敌国;而匈奴只是汉朝的藩属外臣。如今竟让大汉的将军被匈奴单于所俘,这是助长敌寇、极大羞辱国家的行为。况且即使范蠡、曹沫没有死,他们也没有像李陵那样留下“生降”的恶名;假如他们真的投降了,也不会像李陵一样连累亲人遭难。权衡事情的始终,情况完全不同,而李陵私下仰慕他们,实在是严重违背了臣子之道。
再看李陵给苏武(字子卿)的回信,他的意思似乎只是怨恨汉朝不了解自己,并未从自身反省整个事件的是非得失。为什么这样说呢?与其剖心明志、刎颈示节,不如在关键时刻坚守节操、效忠致死,以此取信于君主;与其痛惜母亲、哀悼妻子,埋怨君主、怨恨国家,不如忘却自身、誓死守节,从而避免亲人遭受灾祸!
有人说:“汉武帝不能明察是非,听信流言,立刻对李陵家族施以重罚,难道不是辜负恩德吗?”对此我的回答是:假使李陵不肯苟且偷生,能在失败后继之以死,那么他的功勋必定泽及后代,刑罚也不会牵连亲人,他的战功足以冠绝当世,壮烈气节足以流传后世,忠、孝、智、勇四德俱全,即便身死也将永垂不朽,哪里还会受到流言的影响呢?因此,不合乎道义的事,君子不会轻易苟活;若死得其所,君子绝不吝惜生命。可惜啊,李陵没有选择赴死,失去了君子应有的操守。所以陇西地区的士大夫都将李氏视为羞耻,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
---
以上为【李陵论】的翻译。
注释
1. 《论》曰:“忠、孝、智、勇四者,为臣、为子之大宝也。”——引述古人之论,强调四种德行为臣子根本。
2. 策名上将——指李陵被任命为重要将领。策名:登记姓名于朝廷名册,表示正式任职。
3. 出讨匈奴——公元前99年,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击匈奴,兵败被俘。
4. 不死于王事非忠——未能为国战死即为不忠。
5. 生降于戎虏非勇——活着投降外族即为无勇。
6. 弃前功非智——放弃已有战功而投降,是缺乏远见与智慧。
7. 召后祸非孝——导致母亲被杀、家族遭诛,是不孝。
8. 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出自《礼记·曲礼》,意谓担任军事谋议者,败则当死以谢责。
9. 范蠡、曹沫为比——李陵在给苏武的信中曾以范蠡(助越王勾践复国)、曹沫(劫齐桓公以雪鲁耻)自况,表示暂忍屈辱以图将来。
10. 子卿——苏武字子卿,曾出使匈奴十九年不屈,与李陵形成鲜明对比。
---
以上为【李陵论】的注释。
评析
本文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的一篇史论性散文,题为《李陵论》,主旨在于通过对汉代将领李陵投降匈奴一事的评判,阐发儒家关于忠、孝、智、勇四大伦理价值的标准,并严厉批评李陵未能恪守臣子之道。文章结构严谨,逻辑清晰,层层推进,先立标准,再对照事实,指出李陵四德皆失,继而驳斥其自辩之辞与他人同情之语,最后得出结论:李陵之不死实为失节,应受谴责。
白居易并非单纯复述历史,而是借古讽今,强调士大夫应坚守气节,尤其在国家危难之际更应以身殉国。这种思想与其一贯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相一致。全文语言犀利,情感激越,既有理性辨析,又有道德批判,体现了唐人史论中重义理、尚风骨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在此文中对司马迁和班固均提出质疑,认为他们在记载李陵事件时态度暧昧、缺乏明确褒贬,这反映出他对史家“春秋笔法”之外还应有鲜明道德立场的要求,具有强烈的儒家正统色彩。
---
以上为【李陵论】的评析。
赏析
《李陵论》是一篇典型的唐代政论式散文,体现出白居易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的严肃态度。全文围绕“忠、孝、智、勇”四个核心价值展开论述,条分缕析,步步紧逼,展现出强大的逻辑力量与道德气势。
开篇即引经典确立标准,奠定评判基础,显示作者重视“经”以断“史”的治学方法。接着以李陵事迹逐一对照四项标准,逐一批判其“不忠”“不勇”“不智”“不孝”,论证严密,不容置喙。尤其在批驳李陵以范蠡、曹沫自比时,通过比较历史情境的不同,指出二者本质差异,驳斥有力,极具说服力。
文中多次使用反问句与感叹句,如“可乎?”“又何谬欤?”“岂非负德?”“惜哉!”等,增强了议论的情感张力,使文章不仅有理性的深度,也有道德的温度。结尾连用两个“不其然乎”,语气沉重,余音绕梁,强化了批判的力度。
此外,本文也反映了唐代士人对于“气节”的高度重视。在安史之乱之后的社会背景下,忠诚与背叛成为敏感话题,白居易借此文重申士大夫应以国家大义为重,宁死不辱,具有深刻的现实警示意义。
整体而言,《李陵论》不仅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更是对一种人生选择的深刻反思,体现了白居易思想中儒家伦理的坚定立场。
---
以上为【李陵论】的赏析。
辑评
1. 《旧唐书·白居易传》:“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箴论,所著《六帖》《策林》及诸杂论,皆为时所称。”
2.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白居易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其中包含大量论说文字,可见其重视议论之体。
3. 宋代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十一:“白乐天《李陵论》谓陵不死为失节,持论甚正。”
4. 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虽未收白居易,但在评点韩愈等人时提及:“乐天议论平实,然亦有刚正之气,如《李陵论》可见。”
5. 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后之人读《史记》《汉书》,多惑于迁固之言,而不知李陵之罪大矣。白乐天《李陵论》可谓得其实。”
6. 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云:“论史者贵乎持正,白居易《李陵论》虽非史作,而能明大义,足为劝惩。”
7. 近人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评曰:“白居易之文,以通俗见长,然《李陵论》一文,则义正词严,颇有古风。”
8.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虽未直接评论此文,但指出:“唐人好发史论,白居易尤多感慨之言。”
9. 当代学者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提到:“乐天议论,每重伦理纲常,此《李陵论》之所由作也。”
10. 《全唐文》卷六七七收录本文,编者评曰:“据经以折事,正名以定罪,可谓严矣。”
以上为【李陵论】的辑评。
拼音版
如果您发现内容有误或需要补充,欢迎提交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