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所定着《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率〈鲍本“率”作“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其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为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鲍本无“也”字〉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法〈鲍本“法”上有“为”字〉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敝,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故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编校史馆书籍臣曾巩序。
翻译
刘向编定的《战国策》一共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有十一篇缺失了。我走访了士大夫家,才全部得到了这部书,并且修正了其中的错误,对不可考据的文章发起了疑问,这样以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就完整了。
叙曰:刘向给此书作序,说周的祖先,明确了教化,修整了法度,所以天下得到大治;到后来,谋划欺诈的作用,仁义的道路阻塞了,所以出现了大乱,这个说法是很正确的。到后来说此书是由于战国的谋士,审度当时的君王能办到的,不得不这样;就可以称为被流俗所迷惑,而不执着自己的学说了。
孔孟所处的时代,离西周初年已经几百年,文王武王用过的法令制度已经散失,原先传承的风俗薪火已经熄灭很久了;这二人竟特别阐发先王的治国体系,告诉我们(仁义)是不可变更的,哪里是要迫使天子及其后人做不能做的事呢?也不过是要根据他们遇到的时代特点以及与以前不同的情形,来制定当代的法令制度,使之不违背先王的旨意罢了。
二帝三王的统治,他们的变化固然很大,他们的方法自然不一样,但是他们治理天下的愿望,处理事务的主次、始终、先后关系的方法,不曾有什么不同啊。孔孟的学术门径就是这样。法令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一定完全相同;王道,是用来建立国家的根本的,不能不保持一致,这是不可改变的真理。所以孔孟捍卫这个,那里是喜欢发表不同的见解呢?只是不肯无原则的附和,取悦他人罢了。可以说是不被一般人的看法迷惑并且确信相信自己判断的人。
战国的游说之士却不这样。不懂得王道可信,却乐于说其易合。其用心措意苟且为权时之计,不作长久打算。因而讨论欺诈的好处,而对弊端避讳不谈;强调战争的好处而不谈论其中的忧患。一个接一个得听言行事者,并非没有益处但比不上带来的害处;得到的比不上失去的。像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样的谋士,因此而丧生,而诸侯和秦国因为施行了他们的政策而遭遇灭国之灾。多么明显,这是世界的一大祸害呀。但是俗世仍然没有醒悟过来。只有遵循先王正确的法度,积极适应时代,做出改变,虽然法度不同,但是检查不出瑕疵,实行起来也没有弊端。所以古代的圣贤,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想法。
有人问:“战国游士之说会损害正道,应该弃绝,那么这本书不销毁,也是可以的吗?”回答说:“德才兼备之人禁绝战国游士之说是通过向天下人解释明白这些理论,使当代世人明白,那些说法是不可行的,然后就能禁绝邪说、达到思想划一的目的了;使后世的人明白战国游士之说是行不通的,然后就能消戒邪说,达到明世的效果,哪里需要把书籍毁灭呢?放出去但是使它难以实行,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所以孟子的书中,有讲到神农的理论和墨子的理论,但都是批判的话语。就这本书而言,上承《春秋》,下达秦汉之间,二百四五十年之间的行事都记载在上面,万万不可以废除。”
这本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八篇,现在还有十篇。
版本二:
刘向所编定的《战国策》共三十三篇,《崇文总目》记载其中有十一篇已经散佚。我曾向士大夫家中访求,才得以全部获得此书,订正其中的错误,对那些无法考证的内容则存疑保留,于是《战国策》三十三篇又重新完整起来。
序言说:刘向在叙述此书时指出,周代初期重视教化,修明法度,因此天下大治;到了后期,权谋诈术盛行,仁义之道被阻塞,因而导致大乱。这种说法本身是正确的。但他最终却认为:战国时期的谋士们根据当时君主所能接受的程度而提出主张,其行为实属不得已——这种看法,可以说是被世俗之见所迷惑,缺乏坚定的自我信念。
孔子、孟子生活的时代,距离周初已有数百年之久,旧有的制度早已消亡,旧有的风俗也早已断绝。然而孔、孟二人却仍然阐明先王之道,认为这些根本原则不可更改。难道他们是想强迫天下君主去做后世难以实现的事吗?并非如此,而是要根据他们所处的时代和遭遇的变化,制定适合当世的政策,以不违背先王的根本精神罢了。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方式虽然各有不同,制度也有差异,但他们治理国家的根本意图、本末先后的秩序,却从未不同。孔孟的主张,正是如此而已。制度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必完全相同;道则是立国之本,不能不统一。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因此,孔孟坚持这一原则,难道是喜欢标新立异吗?只是不苟且、不随波逐流罢了。可以说他们是真正不被流俗迷惑而有坚定自信的人。
战国时期的游士却不是这样,他们不相信“道”的价值,只喜欢自己的言论容易被人采纳。他们的用心所在,不过是苟且地谋求一时之计罢了。所以他们只谈论欺诈的好处,却隐瞒其失败;只强调战争的好处,却掩盖其祸患。他们争相推行这类策略,看似有利,实则害大于利;看似有所得,实则失远大于得。最终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等人皆因这些手段而丧命;诸侯及秦国采用这些主张,也最终导致国家灭亡。他们给世间带来的巨大灾难是显而易见的,但世俗之人至今仍未醒悟。唯有先王之道,能够顺应时代而变通,虽具体做法不同,但经得起检验而无瑕疵,施行之后也没有弊端。因此古代圣贤从未用权谋之术去取代道德根本。
有人问:邪僻之说危害正道,理应禁止甚至销毁,那么这部记载权谋之术的书,如果不加以消灭,难道可以吗?回答是:君子要禁止邪说,并非要毁灭其文本,而是要在天下人面前清楚地揭示它的谬误。让当代人都知道这种学说是不可追随的,然后加以禁止才能令行一致;让后世的人都明白这种主张是不可效法的,然后作为警戒才能真正明确。哪里一定要销毁书籍呢?既公开揭示其弊病,又使其流传以为鉴戒,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所以《孟子》一书中,也收录了神农学派的言论、墨子的言论,但都加以记录并予以批驳。至于《战国策》这部书,上接《春秋》,下至秦汉兴起之间二百四、五十年的历史,记载了当时的行事,自然不能废弃。
此书原有高诱注解的本子,有二十一卷,也有人说有三十二卷。《崇文总目》记载现存八卷,如今实际保存下来的为十卷。编校史馆书籍的臣子曾巩作此序。
以上为【战国策目录序】的翻译。
注释
1 刘向所定着《战国策》三十三篇:西汉刘向整理先秦史料,编成《战国策》三十三篇,原书已佚,后经宋人校补。
2 《崇文总目》:北宋官修图书目录,记载当时馆阁藏书情况,此处言《战国策》缺十一篇。
3 阙:通“缺”,指散佚不全。
4 正其误谬:指校勘文字讹误。
5 向叙此书:指刘向为《战国策》所作原序中的观点。
6 明教化,修法度:指周初实行礼乐教化与典章制度。
7 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指战国时期权术盛行,道德沦丧。
8 率以谓:大致认为;鲍本作“卒以谓”,意为“最终认为”。
9 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距周公制礼作乐约五百年。
10 先王之道: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的政治理想与道德传统。
11 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制度应随时代调整,并非一成不变。
12 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治国之根本原则(如仁义)必须始终如一。
13 流俗:指当时流行的功利主义政治风气。
14 游士:指战国时期奔走列国、献策求仕的策士。
15 说之易合:指其言论迎合君主好战、急功近利的心理。
16 偷为一切之计:苟且图谋眼前利益。
17 讳其败、蔽其患:回避失败与灾祸。
18 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均为战国著名谋臣或改革家,结局多悲惨。
19 用之亦灭其国:指六国用纵横之术终被秦并,秦用严刑峻法终致速亡。
20 邪说之害正:指权谋之术对儒家正道的冲击。
21 放而绝之:使邪说暴露并自然断绝,非物理销毁。
22 明其说于天下:公开揭示其理论缺陷,使人知其不可行。
23 以禁则齐:通过认知统一实现法令整齐。
24 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孟子·滕文公上》载许行倡神农之言,孟子驳之。
25 为墨子之言者:指书中提及墨家兼爱、节用等主张,孟子亦加批评。
26 上继春秋:《战国策》记事始于春秋末年三家分晋前后。
27 下至秦汉之起:终于秦统一及楚汉之争前夕,时间跨度约二百四十五年。
28 高诱注:东汉学者高诱曾为《战国策》作注,原书残缺。
29 或曰三十二篇:版本异说,反映传本复杂。
30 编校史馆书籍臣曾巩:表明作者身份为北宋朝廷文献整理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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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文是曾巩为整理校订《战国策》所作的序文,主旨在于通过对《战国策》内容及其历史地位的分析,阐明儒家“道统”与“权变”的关系,批判战国游士专务诈谋、背离仁义的政治实践,同时辩护《战国策》不应因载有“邪说”而遭禁毁。文章逻辑严密,立论高远,体现出宋代儒者重道统、讲经世的思想特征。曾巩借古论今,既肯定文献保存的价值,又强调思想批判的重要性,主张以明辨是非代替简单禁绝,具有深刻的理性精神和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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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曾巩此文结构谨严,层层推进,既有文献考据,又有思想辨析,充分展现了北宋古文家“文以载道”的特点。全文可分为四个层次:首段交代校书经过,体现学者责任感;第二段引刘向之说并加以批评,提出“道一法殊”的核心命题;第三段对比孔孟与战国游士的不同取向,凸显道德坚守的意义;第四段回应可能质疑,阐明保存“邪说”以资鉴戒的深意。语言简洁质朴而不乏气势,议论中蕴含强烈的价值判断。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并未因《战国策》多记诈谋而否定其文献价值,反而主张“明其说”以“绝其流”,体现出一种开放而理性的文化态度。这种既重道统又重实证的精神,正是宋代儒学复兴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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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杂史类》:“曾巩此序,持论正大,深得‘温柔敦厚’之遗。”
2 《宋史·曾巩传》:“巩性孝友,志在经世,文章上下驰骋,议论醇正。”
3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曾子固文字确实,不为空言,如《战国策序》,说得道理分明。”
4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南丰文钞》:“此文论道法之辨,足为千古矩矱,非徒校书之序而已。”
5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引述此序,称:“能以理胜而不以气胜,真有德者之言。”
6 林纾《春觉斋论文》:“曾文醇厚似柳子厚,而说理更透,《战国策序》其代表作也。”
7 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引用此文关于“法适变、道立本”之说,以为治国纲领。
8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曾巩谓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与伊川‘随时取中’之旨吻合。”
9 清代永瑢等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是序阐明大义,非仅考订篇章而已,可与《七略》《别录》相参。”
10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曾巩之文,以义理胜,其《战国策目录序》尤见儒者襟抱。”
以上为【战国策目录序】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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