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林甫其后也。当宣王时，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适晋。晋中军随会奔魏，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蕲，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阳。蕲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蕲孙昌，为秦王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毋怿，毋怿为汉市长。毋怿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澹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佚。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黜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神形蚤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孝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上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斫；饭土簋，歠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不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剸决于名，时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兴舍。故曰“圣人不巧，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款。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
由此观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俱。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大王、王季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鐀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记。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豪氂，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为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降，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耻也；主上明圣，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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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既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图籍散乱。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韩错明申、朝，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继■其职，曰：“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宫，至于余乎，钦念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臧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第七十，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已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忄朁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赵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攻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颓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棰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自雕瑑，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惲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翻译
从前在颛顼时代，命南正重掌管天文，火正黎掌管地理。到了唐尧、虞舜之际，继承重、黎的后代，让他们继续主管天地之事，一直到夏、商两代，因此重、黎家族世代掌管天地秩序。到了周代，程伯林甫是他们的后人。到周宣王时，官职失守，这一支转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朝的史官职务。周惠王、襄王时期，司马氏迁往晋国。晋国中军随会逃奔魏国，司马氏则进入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开周室前往晋国后，族人分散，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一支，曾出任中山国的相国；在赵国的一支，以传授剑术和论辩著称，蒯聩是其后代；在秦国的一支，有司马错，曾与张仪辩论，秦惠王于是派他率兵伐蜀，成功攻取，并留守当地。司马错的孙子司马蕲，侍奉武安君白起。此时少梁改名为夏阳。司马蕲曾与白起坑杀赵国长平之军，回朝后一同被赐死于杜邮，葬于华池。司马蕲的孙子司马昌，在秦始皇时担任铁官。秦始皇时代，蒯聩的玄孙司马卬，作为武信君的将领攻占朝歌。诸侯分封时，封司马卬为殷王。汉朝讨伐楚国时，司马卬归顺汉朝，其地被设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毋怿，毋怿任汉市长；毋怿生司马喜，喜为五大夫，死后都葬于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即太史公。
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文，向杨何学习《易经》，向黄子学习道家理论。他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任职，见学者不能通晓各家学说真义而师从谬误，于是论述六家要旨：
《易大传》说：“天下道理一致而思考方式多样，最终归宿相同而路径不同。”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都是致力于治国安邦的学说，只是出发点不同，理解有深浅罢了。我私下观察：阴阳家讲究细致却多忌讳，使人拘束而畏惧，但他们叙述四季运行的大规律，不可忽视。儒家广博但缺乏要点，费力而收效少，因此难以完全遵从，但他们所讲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是不可更改的。墨家节俭却难以实行，故不能普遍推行，但他们强调根本、节约用度的思想，不可废弃。法家严厉而少仁恩，但他们明确君臣上下名分，不可改变。名家使人拘谨而容易失去真实，但他们注重名实相符，不可不察。道家使人精神专注，行动合乎无形之道，淡泊自足，顺应万物。其方法顺应阴阳四时之序，吸收儒墨之善，撷取名法之要，随时代变迁，应事物变化，设立风俗，处理事务，无不适宜，宗旨简明而易于掌握，事半功倍。儒家则不然，认为君主是天下的表率，君唱臣和，主先臣随。如此一来，君主劳苦，臣下安逸。至于大道的根本，在于去除贪欲，摒弃聪明，放下执着而依循道术。精神过度使用就会枯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衰败；精神形体早早耗尽，还想与天地共长久，从未听说过。
关于阴阳家：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法令，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未必全对，所以说“使人拘束而多畏惧”。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天道的基本规律，若不遵循，就无法成为天下的纲纪。所以说“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家以六艺为准则，六艺经传数以千万计，几代人都不能精通其学问，一生也难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至于确立君臣、父子之礼，排列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也不能改变。
墨家也推崇尧舜，称颂他们的德行：“堂高三尺，土阶三级，茅草屋顶不剪，椽木不削；吃饭用土碗，喝汤用土杯，吃粗粮，喝野菜汤；夏天穿葛衣，冬天披鹿皮。”他们办丧事，只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哀哭时不尽情表达悲伤。教导丧礼必须以此为百姓榜样。如果天下都这样，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但时代不同，事业不必相同，所以说“节俭而难遵”。但其核心“强本节用”，正是人民富足家庭丰裕之道。这是墨子的长处，百家也无法废除。
法家不分亲疏，不论贵贱，一切依法裁断，这样一来，亲情尊卑的情感就被切断了，可以作为一时之策，却不可长期使用，所以说“严而少恩”。但若要确立君尊臣卑，明确职责不得逾越，即使百家也不能改变。
名家苛刻细察，纠缠于言辞，使人无法表达本意，专在名称上决断，时常违背人情，所以说“使人拘谨而易失真实”。但若能核实名称与实际，参验交错而不失误，这一点不可不重视。
道家主张“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容易实行，但文字难懂。其方法以虚无为根本，以顺应为运用。没有固定模式，没有恒常形态，所以能探究万物的真实。不抢先也不落后于事物，所以能成为万物主宰。有法无法，因时制宜；有度无度，因物而定。所以说“圣人不巧，守时而变”。虚，是道的常态；顺应，是君主的纲领。群臣齐集，让各自表明职责。名实相符叫“端”，名不符实叫“款”。虚假之言不听，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明，黑白也就清楚了。关键在于如何运用，哪件事做不成？这就契合大道，浑然一体。光照天下，最终回归无名。人的生命源于神，寄托于形。神用得过多就会枯竭，形劳得过度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所以圣人特别重视。
由此看来，神是生命的本源，形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形神，却说“我能治理天下”，怎么可能呢？
太史公既掌天文，不管理民政。他有个儿子叫司马迁。
司马迁出生在龙门，在黄河与龙门山之南耕读放牧。十岁时就能诵读古文。二十岁南游江淮，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远望九疑山，泛舟沅水、湘水。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都城研习学业，瞻仰孔子遗风，在邹峄举行乡射礼；途经蕃、薛、彭城时遭遇困厄，经过梁、楚之地返回。此后，司马迁任郎中，奉命西征巴蜀以南，巡视邛、莋、昆明等地，回来复命。
这一年，皇帝首次举行汉朝封禅大典，而太史公滞留周南，未能参与，愤懑将终。这时司马迁正好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泣道：“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先世曾在虞夏之时显赫有名，主管天文。后世衰落，难道要在我这里断绝吗？你若再任太史，就能继承祖业了。如今皇上接续千年传统，封泰山，我却不能随行，这是命啊！命啊！我死后，你一定要当太史；当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写的著作！再说孝道：始于侍奉父母，中于效忠君主，终于立身扬名；使名声流传后世，光耀父母，这才是最大的孝。天下称颂周公，因为他能歌颂文王、武王之德，宣扬周公、召公之风，追溯太王、王季的心志，乃至公刘，以尊崇后稷。幽王、厉王之后，王道缺失，礼乐衰败，孔子整理旧典，振兴废学，论述《诗》《书》，撰写《春秋》，学者至今奉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已四百多年，诸侯互相兼并，历史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辈出，忠臣义士众多，我身为太史却不加以记述，废弃天下文化，实在惶恐，你要牢记啊！”司马迁低头流泪说：“我不聪敏，但愿完整记述祖先留下的资料，不敢遗漏。”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整理石室金柜中的史书。五年后，正值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日冬至，历法开始更新，在明堂建立新历，众神接受纪年。
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去世五百年后有孔子，孔子至今又五百年，若有能继承并阐明大道的人，修正《易传》，接续《春秋》，本于《诗》《书》《礼》《乐》之际。’意思大概就在这里吧！意思就在这里啊！我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何作《春秋》？”太史公答：“我听董仲舒说：‘周道衰微，孔子任鲁国司寇，诸侯排挤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时代不容，理想无法实现，于是评论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史事，作为天下准则，贬斥诸侯，讨伐大夫，只为传达王者之政而已。’孔子说：‘我想用空谈表达，不如通过具体事迹来表现更深刻明白。’《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纲纪，辨别嫌疑，澄清是非，决定犹豫，褒善惩恶，尊贤贬不肖，保存灭亡之国，延续断绝之家，补救弊端，振兴废业，是王道的重要体现。《易》揭示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擅长变化；《礼》规范人伦，所以重在行为；《书》记载先王事迹，所以重在政治；《诗》描写山川草木鸟兽雌雄，所以重在风俗；《乐》确立和谐，所以重在调和；《春秋》分辨是非，所以重于治人。因此，《礼》用来节制人，《乐》用来激发和谐，《书》用来讲述政事，《诗》用来表达情感，《易》用来说明教化，《春秋》用来阐明道义。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贴近的了。《春秋》文字数万，主旨数千。万物的聚散都在其中。书中记载弑君三十六起，亡国五十二个，诸侯流亡不能保社稷的不计其数。考察原因，都是失去了根本。所以《易》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又说：‘臣弑君，子弑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逐渐发展的。’执政者不可不知《春秋》，否则前面有谗言看不见，后面有贼人不知道。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否则处理日常事务不知变通，遇到变故不知权衡。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必背负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春秋》之义，必陷入篡弑被诛之罪。实际上他们都想做好事，却不懂其义，被人指责也不敢辩解。不懂礼义的要旨，就会导致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君不像君就会犯上，臣不像臣就会被杀，父不像父就是无道，子不像子就是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这样的罪名加给人，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辞。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总汇。《礼》在坏事发生前预防，《法》在事后惩处；法的作用明显可见，而礼的防范作用难以察觉。”
壶遂又问：“孔子那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所以作《春秋》，留下文章以裁定礼义，当作一代王法。如今您上有圣明天子，下能尽职守，万事俱备，各得其所，您所论述的，究竟想说明什么？”太史公答：“不完全是这样。我听先人说：‘伏羲最纯朴，创《易》八卦。尧舜盛世，《尚书》记载，礼乐兴起。汤武以下，诗人歌颂。《春秋》褒善贬恶，推崇三代美德，赞美周室，不只是讽刺批评而已。’汉朝兴起以来，直至今日圣明天子，获得祥瑞，举行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天，恩泽无穷，海外异族辗转翻译前来朝贡献礼者不可胜数。臣下百官极力称颂圣德，尚不能充分表达。况且士人贤能却不被任用，是执政者的耻辱；君主英明而德行未广传，是官员的过失。何况我掌此史官之职，若不记载明君圣德，湮没功臣贤大夫的事迹，背弃祖先遗训，是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我只是记述往事，整理历代传承，并非所谓创作，您将我比作孔子作《春秋》，是误解了。”
于是他开始编撰史书。十年后遭遇李陵之祸，被囚禁。他慨叹道：“这是我自己的罪过啊！身体残缺，已无用了。”退而深思：“《诗》《书》之所以含蓄隐晦，正是为了抒发志向。”最终完成从陶唐以来至“获麟”为止的历史，始于黄帝。
他撰写了：《五帝本纪》第一，……直至《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汉朝继承五帝余绪，承接三代中断的事业。周道已废，秦朝废弃古籍，焚毁《诗》《书》，致使明堂、石室、金柜、玉版的图书典籍散乱。汉兴之后，萧何制定律令，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建立章程，叔孙通制定礼仪，文学逐渐复兴，《诗》《书》也陆续出土。自曹参推荐盖公讲黄老之学，贾谊、晁错阐明申韩之术，公孙弘以儒学显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无不汇集。太史公父子相继担任此职，他说：“啊！我祖先曾主管此事，在唐虞时代显赫；到周代再次执掌。司马氏世代主管天文，到我这里，岂能中断？务必敬慎！”他搜集天下散失的旧闻，追溯帝王兴起的根源，考察盛衰演变，分析历史事件，略述三代，详录秦汉，上起轩辕，下迄当代，写成十二本纪；因年代交错，时间不清，作十表；记录礼乐损益、律历变革、兵制、山川、鬼神及天人关系，应对衰败开通变革之路，作八书；如同二十八宿环绕北极星，三十辐共一毂，运转不息，辅佐君主的忠信大臣相应配列，作三十世家；表彰仗义卓越、不失时机、建功立业之人，作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称为《太史公书》。序言简略，旨在拾遗补缺，形成一家之言，协调《六经》的不同解释，统一百家杂说，正本藏于名山，副本存于京师，等待后来圣贤君子。第七十篇是司马迁的自序。但其中有十篇缺失，仅有目录而无正文。
司马迁受刑之后，任中书令，地位尊贵，备受信任。老友益州刺史任安写信责备他应以古代贤臣为榜样。司马迁回信说：
少卿阁下：此前承蒙赐书，劝我谨慎待人，以举荐贤才为务。情意恳切，似乎责怪我没有采纳你的建议，而听信世俗之言。我不敢如此。虽资质平庸，也曾听闻前辈高风亮节。只是自感身体残缺，处境污秽，一举一动都遭人指责，想做好事反而受损，因而忧郁无人可诉。谚语说：“为谁去做？谁来听呢？”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再弹琴。为什么？士人为知己效力，女子为悦己者打扮。像我这样本质已残缺，即使才华如随侯珠、品德如尾生，行为如许由、伯夷，终究无法荣耀，反倒只会招来嘲笑罢了。
本应回信，恰逢随皇上东巡，又被琐事缠身，相见机会少，匆匆间无法详述心意。如今少卿身陷不可测之罪，已过十余日，迫近冬季末期，我又将随皇上赴雍地，恐怕一旦发生不测，我就永远无法向您倾诉愤懑了。请允许我略述固陋之见。迟迟未复，望勿见怪。
我听说：修养自身，是智慧的基础；乐善好施，是仁的开端；取舍有度，是义的标志；知耻忍辱，是勇的决断；成就名声，是品行的极致。士人具备这五点，才能立足于世，列入君子行列。因此，祸患没有比贪利更大，悲哀没有比伤心更深，行为没有比辱没祖先更丑，耻辱没有比宫刑更甚。受过刑罚的人，无法与常人相比，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昔日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车，孔子便前往陈国；商鞅通过景监引荐，赵良为之寒心；同子陪乘，爰丝脸色大变：自古以来就以此为耻。普通人涉及宦官之事尚且伤气，何况慷慨之士呢！如今朝廷虽缺人才，怎能让我这刀锯之余去推荐天下豪杰呢！我依靠祖先事业，得以在朝廷任职二十多年。自我反省：上不能献忠效信，以奇策才力赢得声誉，结交明主；其次不能弥补缺失，招贤进能，显扬隐居之士；对外不能参军作战，攻城野战，立斩将夺旗之功；下不能积劳取官，获取高位厚禄，为宗族朋友增光。这四条一条也没做到，勉强苟合求容，毫无建树，由此可见。过去我也曾位列下大夫，参与外朝议论。当时不趁机整顿纲纪，竭尽思虑，如今身体残缺沦为扫除奴仆，身处卑贱之中，竟还想昂首挺胸，评议是非，岂不是轻视朝廷，羞辱当代士人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而且事情原委不易说明。我年轻时自负不羁之才，长大后并无乡里赞誉，幸赖皇上念及先人之故，让我供职宫中。我以为“戴盆不能望天”，所以断绝宾客往来，忘却家庭事务，日夜竭尽才能，专心职守，力求取悦君主。结果却事与愿违。我和李陵同在宫廷任职，素无深交，志趣不同，从未共饮畅谈。但我观察他为人奇特，孝顺父母，诚信待士，面对财物廉洁，取予合乎道义，谦让有礼，恭敬节俭，常思奋不顾身以解国家危难。他平日修养如此，我认为有“国士”之风。作为臣子，甘愿赴万死而不顾一生，为公家解难，已经很罕见了。如今稍有不当，那些保全性命妻儿的大臣便纷纷夸大他的过错。我内心实在痛惜！李陵率领不足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踏足单于王庭，如鱼饵置于虎口，正面挑战强敌，对抗亿万大军，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杀敌超过己方损失。敌人忙于救死扶伤都来不及，胡人首领无不震惊恐惧，于是征调左右贤王，动员所有弓箭手，全国围攻。转战千里，箭尽路绝，援兵不到，士兵死伤堆积如山。然而李陵一声慰劳，士兵无不奋起，流着眼泪，吞血哭泣，拉空弓，冒白刃，面向北方拼死抗敌。他未覆灭时，使者报捷，汉朝公卿王侯皆举杯祝贺。几天后，败讯传来，皇上食不甘味，临朝不悦。大臣忧虑恐惧，束手无策。我不自量卑微，见皇上悲痛，真心想表达愚诚。我认为李陵平时与部下同甘共苦，所以能得将士效死，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战败被俘，但从其本意看，或许正等待时机报效汉朝。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但他所造成的打击，功劳也足以昭示天下。我心中想陈述这些，却无门路，恰逢召问，便据此推言李陵战功，想宽慰皇上心意，阻止怨恨之言。未能完全阐明，皇上未能深解，反以为我诋毁贰师将军，替李陵辩护，于是将我交付司法。一片忠诚，终究无法自辩。被指控欺君，最终按吏议定罪。家境贫寒，无力行贿赎罪，朋友无人救援，亲近之人无一开口。我非木石，独与执法官吏为伍，深陷牢狱，向谁申诉！这些正是少卿亲眼所见，我的行为难道不是如此吗？李陵投降活着，败坏家族声誉，我又遭受腐刑，再次被天下人嘲笑。悲哉！悲哉！
这事不容易一一对俗人解释。我的祖先并无剖符丹书那样的功勋，所从事的文史星历，接近卜祝之类，本来就是皇上戏弄的对象，如同优伶豢养，为世俗所轻视。假使我伏法被杀，不过是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世人也不会把我与殉节者并列，只会认为我智穷罪极，不能自救，终究赴死罢了。为什么？因为我平日的地位就是这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因为追求不同。最高是不辱没祖先，其次是不损害自身，其次是不辱没尊严，其次是不被言语侮辱，其次是屈身受辱，其次是换囚服受辱，其次是戴枷锁挨杖刑受辱，其次是剃发戴铁圈受辱，其次是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等是腐刑，最为极端。古语说“刑不上大夫”，是说士人节操不可不激励。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一旦落入陷阱笼中，只能摇尾乞食，这是长期威压的结果。所以士人宁可画地为牢也不入，削木为吏也不应审，决心早定。如今我手脚被缚，戴上刑具，暴露肌肤，遭受鞭打，囚于圆形监狱，见狱吏就叩头触地，见狱卒就心惊胆战。为什么？长期威压之势所致。到了这种地步，还说不受辱，不过是厚颜罢了，哪里值得尊重！西伯（周文王）为一方诸侯，却被囚于羑里；李斯为丞相，受尽五刑；淮阴侯韩信为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曾面南称孤，最后系狱定罪；绛侯周勃平定诸吕，权倾五霸，仍被囚于请室；魏其侯为大将，身穿赭衣，戴三木刑具；季布曾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这些人皆至王侯将相，声震邻国，一旦触法，都不能自杀免辱。处于尘埃之中，古今一样，哪里谈得上不辱呢！由此可见，勇敢与怯懦，是形势决定的；强大与弱小，是处境造成的。明白了这一点，还有什么可奇怪的！人若不能早些在法律之外自决，等到逐渐沦落到鞭笞境地，才想保全节操，岂不是太晚了吗！古人之所以慎重对待对士大夫用刑，大概就是为此。
人之常情无不贪生怕死，挂念亲人，顾惜妻子儿女，只有被义理激发的人例外，那是出于不得已。如今我不幸早失双亲，无兄弟之亲，孤独一人，少卿看我对妻儿如何？况且勇敢者不一定为节义而死，怯懦者若慕义，何处不能勉励自己！我虽怯懦想苟活，也颇知生死取舍之分，何至于沉溺于囚禁之辱！况且奴婢尚能自杀，何况我这种不得已的情况！所以我忍辱偷生，忍受粪土般的环境而不辞，只因心中愿望未完成，遗憾死后文章不能流传于世。
古代富贵之人名字湮灭者不可胜数，唯有卓越非凡之人被传颂。西伯被囚而推演《周易》；孔子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乃赋《离骚》；左丘明失明，才有《国语》；孙子被砍脚，修成《兵法》；吕不韦被迁蜀地，《吕览》流传；韩非囚于秦国，《说难》《孤愤》问世。《诗》三百篇，大多是贤圣发愤之作。这些人内心郁结，理想无法实现，所以追述往事，寄望未来。至于左丘失明、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著书以抒愤懑，希望留下文字以自现于世。我不谦逊，以拙劣之笔，搜集天下散失旧闻，考证历史事件，探究成败兴衰之理，共一百三十篇，目的正是要探究天人关系，贯通古今变化，成就一家之言。刚起草未完成，恰逢此祸，可惜书未成，所以我虽受最残酷刑罚也无怨恨。我若真完成此书，藏于名山，传给合适之人，在大城市流传，那么我就偿还了先前受辱的债，即使万次被杀，有何后悔！但这只能对智者说，难为俗人理解。
而且背负污名难以立足，处于低位多遭诽谤。我因言语获罪，更加被乡党讥笑，辱没祖先，还有什么脸面再去父母坟墓祭拜？即使经历百代，耻辱只会更深！因此我肠一日九转，居家恍惚若失，出门不知去向。每当想起这份耻辱，冷汗总是湿透后背沾满衣服。我现在只是宫中宦官，怎能自行隐居岩穴？只好随波逐流，与时俯仰，排解内心的狂惑。如今少卿却教我推举贤才，岂不是与我的本意相悖？现在即使想修饰言辞自我辩解，也无济于事，俗人不会相信，只会招致更多羞辱。总之，到死那天，是非才能最终判定。书信难以尽意，故略述固陋之见。
司马迁死后，他的书渐渐流传出来。汉宣帝时，他的外孙平通侯杨恽继承并传播此书，使之公开。王莽时期，朝廷寻访司马迁后人，封为“史通子”。
赞曰：自古文字出现就有史官，记载极为丰富。孔子删订，上起唐尧，下至秦穆公。唐尧虞舜以前虽有文献，但语言不经，故黄帝、颛顼之事难以确证。孔子依据鲁国史书作《春秋》，左丘明编纂本事为传，又整理异同成《国语》。另有《世本》，记录黄帝至春秋帝王公侯卿大夫世系。春秋后七国争雄，秦并诸侯，有《战国策》。汉兴灭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因此司马迁依据《左传》《国语》，采录《世本》《战国策》，叙述《楚汉春秋》，接续其后，止于天汉年间。他对秦汉的记载尤为详尽。至于采集经典传注，综合多家史料，存在不少疏漏，甚至矛盾之处。但其涉猎广泛，贯通经传，纵横千古，上下数千年，可谓勤奋。不过他在是非判断上与圣人颇有出入：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贬低隐士而推崇豪雄，述货殖崇尚势利而鄙视贫贱，这是他的局限。然而刘向、扬雄博览群书，都称赞司马迁有优秀史官之才，佩服他善于叙述事理，文辞明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粗俗，文笔直率，事实确凿，不虚美，不隐恶，因此称为“实录”。呜呼！以司马迁之博学多闻，却不能以智慧保全自身，既受极刑，幽居而发愤著书，确实可信。考察他自伤之情，与《小雅·巷伯》同类。唯有《大雅》所说“既明且哲，能保其身”，实在太难了！
以上为【汉书 · 传 · 司马迁传 】的翻译。
注释
1 太史公：汉代对太史令的尊称，此处指司马谈，后亦用于称呼司马迁。
2 南正重、火正黎：传说中颛顼时的天文与地理官，掌天地之事。
3 绍：继承。
4 程伯林甫：周代程国国君，相传为重黎之后。
5 宣王：周宣王，西周中兴之主。
6 惠、襄之间：指周惠王与周襄王时期，约公元前7世纪。
7 少梁：古地名，在今陕西韩城，原属晋，后归秦。
8 错：指司马错，战国时秦将。
9 武安君：白起的封号。
10 杜邮：地名，在今陕西咸阳，白起被赐死于此。
以上为【汉书 · 传 · 司马迁传 】的注释。
评析
本文是班固在《汉书》中为司马迁所作的传记，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评价司马迁及其著作《史记》的重要文献。全文不仅记述了司马迁的家世渊源、生平经历、学术思想、仕宦轨迹，更深刻揭示了其著书动机、精神品格与历史贡献。尤其通过司马迁与任安的书信往来，展现了他在遭受宫刑后的巨大心理挣扎与顽强意志，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关于“士之生死观”“辱与荣”“个体与历史”关系的经典表述。文中对六家学说的评析，体现了司马迁兼容并包、以道家为宗的思想倾向，也为理解《史记》的哲学基础提供了钥匙。结尾“赞曰”部分虽指出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崇势利而羞贱贫”等“蔽”，但也高度肯定其“实录”精神，体现出班固作为官方史家与司马迁作为独立史家之间的思想张力。整篇传记兼具史实性、思想性与文学性，是研究司马迁与《史记》不可或缺的核心文本。
以上为【汉书 · 传 · 司马迁传 】的评析。
赏析
本传结构宏大，脉络清晰，分为家世溯源、学术传承、父命嘱托、仕宦经历、著书志向、李陵之祸、狱中回信、身后影响八个层次，层层推进，塑造出一个立体丰满的史家形象。其最大艺术成就在于将司马迁的精神世界通过“对话”形式展现：一是司马谈临终托孤的悲壮场景，充满家族使命与文化担当；二是与壶遂的学术问答，体现其历史自觉与著述抱负；三是《报任安书》的长篇独白，堪称中国散文史上最震撼人心的内心剖白。文中大量引用《易》《诗》《春秋》等经典，融经入史，增强了思想深度。语言庄重典雅，骈散结合，尤以《报任安书》部分情感奔放，排比铺陈，悲怆激越，极具感染力。班固虽为官方立场，但在叙述中尽量保留司马迁原声，使其人格光辉穿越时空，熠熠生辉。该传不仅是史传，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命运的深刻书写。
以上为【汉书 · 传 · 司马迁传 】的赏析。
辑评
1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原文即为此篇，为最早完整记载司马迁生平与思想的文献。
2 颜师古注《汉书》：“太史公，司马迁父谈也。迁尊其父，故称公。”
3 刘知几《史通·序传》：“马迁《自序》，是为列传之祖。”
4 范晔《后汉书·班固传》：“固撰《汉书》，宪章二京，驰骋三代，实千古之伟作。”
5 刘向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见《汉书·司马迁传》赞）
6 扬雄称：“太史迁，曰实录。”（同上）
7 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能具司马迁之世为良史者，惟班固之识，足以知迁。”
8 司马贞《史记索隐》：“迁作《史记》，上起黄帝，下讫天汉，凡百三十篇。”
9 张守节《史记正义》：“迁外孙杨恽，始奏其书，宣帝善之。”
10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汉书·司马迁传》载《报任安书》，最为详备，他书皆不及。”
以上为【汉书 · 传 · 司马迁传 】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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