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既灭两粤，粤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嫚，故衰耗。”；乃命粤巫立粤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馆如缑氏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飞廉、桂馆，甘泉则作益寿、延寿馆，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夏，有芝生甘泉殿房内中。天子为塞河，兴通天，若有光云，乃下诏：“甘泉房中生芝九茎，赦天下，毋令复作。”
其明年，伐朝鲜。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干封三年。”上乃下诏：“天旱，意干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
明年，上郊雍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西河归，幸河东祠后土。
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浔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至奉高修封焉。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止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是岁修封，则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如郊礼。毕，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颠。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所，有司侍祠焉。山上举火，下悉应之。还幸甘泉，郊泰畤。春幸汾阴，祠后土。
明年，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于明堂，毋修封。其赞飨曰：“天增援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泰一。”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几遇之。乙酉，柏梁灾。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祠后土。临勃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几至殊庭焉。
上还，以柏梁灾故，受计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粤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明年，有司言雍五畤无牢孰具，芬芳不备。乃令祠官进畤犊牢具，色食所胜，而以木寓马代驹云。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寓马代。独行过亲祠，乃用驹，它礼如故。
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名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亲礼祠，上犊黄焉。
公玉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焉。其后令带奉祠候神物。复还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禅祠石闾。石闾者，在泰山下止南方，方士言仙人闾也，故上亲禅焉。
其后五年，夏至泰山修封，还过祭恒山。
自封泰山后，十三岁而周遍于五岳、四渎矣。
后五年，复至泰山修封。东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又祠神人于交门宫，若有乡坐拜者云。
后五年，上复修封于泰山。东游东莱，临大海。是岁，雍县无云如雷者三，或如虹气苍黄，若飞鸟集木或阳宫南，声闻四百里。陨石二，黑如F341，有司有以为美祥，以荐宗庙。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莱者终无验，公孙卿犹以大人之迹为解。天子犹羁縻不绝，几遇其真。
诸所兴，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皆大祝领之。至如八神，诸明年、凡山它名祠，行过则祠，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不主。它祠皆如故。甘泉泰一、汾阴后土，三年亲郊祠，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昭帝即位，富于春秋，未尝亲巡祭云。
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故立三年，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告祠世宗庙日，有白鹤集后庭。以立世宗庙告祠孝昭寝，有雁五色集殿前。西河筑世宗庙，神光兴于殿旁，有鸟如白鹤，前赤后青。神光又兴于房中，如烛状。广川国世宗庙殿上有钟音，门户大开，夜有光，殿上尽明。上乃下诏赦天下。
时，大将军霍光辅政，上共己正南面，非宗庙之祀不出。十二年，乃下诏曰：“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间者，上帝之祠阙而不亲十有余年，朕甚惧焉。朕亲饬躬齐戒，亲泰祀，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
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畤，数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
其三月，幸河东，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为神爵。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灊山于用腄，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上曲阳，河于临晋，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济于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余皆一祷而三祠云。
时，南郡获白虎，献其皮、牙、爪，上为立祠。又以方士言，为随侯、剑宝、玉宝璧、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又祠太室山于即墨，三户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鸿门。又立岁星、辰星、太白、荧惑、南斗祠于长安城旁。又祠参山八神于曲城，蓬山石杜、石鼓于临朐，之罘山于腄，成山于不夜，莱山于黄。成山祠日，莱山祠月。又祠四时于琅邪，蚩尤于寿良。京师近县，鄠则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云阳有径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又立五龙山仙人祠及黄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于肤施。
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谴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
大夫刘更生献淮南枕中洪宝、苑秘之方，令尚方铸作。事不验，更生坐论。京兆尹张敞上疏谏门：“愿明主时忘车马之好，斥远方士之虚语，游心帝王之术，太平庶几可兴也。”后尚方待诏皆罢。
是时，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张敞好古文字，桉鼎铭勒而上议曰：“臣闻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EA69，公刘发迹于E1D9，大王建国于支阝、梁，文、武兴于丰、镐。由此言之，则支阝、梁、丰、镐之间周旧居也，固宜有宗庙、坛场祭祀之臧。今鼎出于支阝东，中有刻书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旗鸾、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窃以传记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之于宫庙也。昔宝鼎之出于汾脽也，河东太守以闻，诏曰：“朕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蒙丰年，今谷口兼未报，鼎焉为出哉？’博问耆老，意旧藏与，诚欲考得事实也。有司验脽上非旧臧处，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异于众鼎。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见于宗庙。”制曰：“京兆尹议是。”
上自幸河东之明年正月，凤凰集礻殳祤，于所集处得玉宝，起步寿宫，乃下诏赦天下。后间岁，凤凰、神爵、甘露降集京师，赦天下。其冬，凤凰集上林，乃作凤凰殿，以答嘉瑞。明年正月复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凤。明年，幸雍祠五畤。其明年春，幸河东，祠后土，赦天下。后间岁，改元为甘露。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其夏，黄龙见新丰。建章、未央、长乐宫钟虚铜人皆生长，长一寸所，时以为美祥。后间岁正月，上郊泰畤，因朝单于于甘泉宫。后间岁，改元为黄龙。正月，复幸甘泉，郊泰畤，又朝单于于甘泉宫。至冬而崩。凤凰下郡国凡五十余所。
元帝即位，遵旧仪，间岁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东至河东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泽，时所过毋出田租，赐百户牛、酒，或赐爵，赦罪人。
元帝好儒，贡禹、韦玄成、匡衡等相继为公卿。禹建言汉家宗庙祭祀多不应古礼，上是其言。后韦玄成为丞相，议罢郡国庙，自太上皇、孝惠诸园寝庙皆罢。后元帝寝疾，梦神灵谴罢诸庙祠，上遂复焉。后或罢或复，至哀、平不定。语在《韦玄成传》。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飨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于云阳立泰畤，祭于宫南。今行常幸长安，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祠后土，反东之少阳，事与古制殊。又至云阳，行溪谷中，厄陕且百里，汾阴则渡大川，有风波舟楫之危，皆非圣主所宜数乘，郡、县治道共张，吏民困苦，百官烦费。劳所保之民，行危险之地，难以奉神灵而祈福祐，殆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于丰、镐，成王郊于雒邑。由此观之，天随王者所居而飨之，可见也。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合于古帝王。愿与群臣议定。”奏可。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以为：所以从来久远，宜如故。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以为：《礼记》曰“燔柴于太坛，祭天也；瘗E85F于大折，祭地也。”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大折，在北郊，就阴位也。郊外各在圣王所都之南、北。《书》曰：“越三日丁已，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礼于雒。明王圣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长安，圣主之居，皇天所观视也。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飨，宜徙就正阳、大阴之处。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便。于是衡、谭奏议曰：“陛下圣德■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览群下，使务悉心尽虑，议郊祀之处，天下幸甚。臣闻广谋从众，则合于天心，故《洪范》曰‘三人占，则从二人言’，言少从多之义也。论当往古，宜于万民，则依而从之；违道寡与，则废而不行。今议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当徙之义，皆著于经传，同于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案经艺考古制，而以为不宜，无法之议，难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诗》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言天之日监王者之处也。又曰‘乃眷西顾，此维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为居也。宜于长安定南、北郊，为万世基。”天子从之。
既定，衡言：“甘泉泰畤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坛周环其下，又有群神之坛。以《尚书》禋六宗、望山川、遍群神之义，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及玉、女乐，石坛、仙人祠，瘗鸾路、骍驹、寓龙马，不能得其象于古。臣闻郊柴飨帝之义，扫地而祭，上质也。歌大吕舞《云门》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其牲用犊，其席槁稽，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贵诚上质，不敢修其文也。以为神祇功德至大，虽修精微而备庶物，犹不足以报功，唯至诚为可，故上质不饰，以章天德。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骍驹、龙马、石坛之属，宜皆勿修。”
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非因异世所立而继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礼之所载术也。汉兴之初，仪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复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礼，郊见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皆毕陈，各有位馔，祭祀备具。诸侯所妄造，王者不当长遵。及北畤，未定时所立，不宜复修。”天子皆从焉。及陈宝祠，由是皆罢。
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县及中都官耐罪囚徒。是岁，衡、谭复条奏：“长安厨官、县官给祠，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应礼及疑无明文，可奉祠如故。其余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复重，请皆罢。”奏可。本雍旧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诸星十五所为应礼云。若诸布、诸严、诸逐，皆罢。杜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罢高祖所立梁、晋、秦、荆巫、九天、南山、秦中之属，及孝文渭阳、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黄帝、冥羊、马行、泰一、皋山山君、武夷、夏后启母石、万里沙、八神、延年之属，及孝宣参山、蓬山、之罘、成山、莱山、四时、蚩尤、劳谷、五床、仙人、玉女、径路、黄帝、天神、原水之属，皆罢。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
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又初罢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畤中树木十围以上百余。天子异之，以问刘向。对曰：“家人尚不欲绝种祠，况于国之神宝旧畤！且甘泉、汾阴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应，然后营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礼敬敕备，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旧位，诚未易动。及陈宝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余岁矣，汉兴世世常来，光赤黄，长四五丈，直祠而息，音声砰隐，野鸡皆雊。每见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传驰诣行在所，以为福祥。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年，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此阳气旧祠也。及汉宗庙之礼，不得擅议，皆祖宗之君与贤臣所共定。古今异制，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说正也。前始纳贡禹之议，后人相因，多所动援。《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独止禹等。”上意恨之。
后上以无继嗣故，令皇太后诏有司曰：“盖闻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于祭祀。孝武皇帝大圣通明，始建上下之祀，营泰畤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阴，而神祇安之，飨国长久，子孙蕃滋，累世遵业，福流于今。今皇帝宽仁孝顺，奉循圣绪，靡有大愆，而久无继嗣。思其咎职，殆在徙南、北郊，违先帝之制，改神祇旧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继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见皇孙，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复古，善顺祀。其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陈宝祠在陈仓者。”天子复亲郊礼如前。又复长安、雍及郡国祠著明者且半。
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继嗣故，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祠祭上林苑中长安城旁，费用甚多，然无大贵盛者。谷永说上曰：“臣闻：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罔以非类。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遥兴轻举，登遐倒景，览观县圃，浮游蓬莱，耕耘五德，朝种暮获，与山石无极，黄冶变化，坚冰淖溺，化色五仓之术者，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景，终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听，圣人绝而不语。昔周史苌弘欲以鬼神之术辅尊灵王会朝诸侯，而周愈微，诸侯愈叛。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汉兴，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药贵幸，赏赐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C936，言有神仙、祭。致福之术者以万数。其后，平等皆以术穷诈得，诛夷伏辜。至初无中，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EC40阳侯师张宗之奸，纷纷复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尝专意散财，厚爵禄，竦精神，举天下以求之矣。旷日经年，靡有毫厘之验，足以揆今。《经》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论语》说曰：‘子不语怪神。’唯陛下距绝此类，毋令奸人有以窥朝者。”上善其言。
后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杜鄴说商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瀹祭’，言奉天之道，贵以诚质大得民心也。行秽祀丰，犹不蒙祐；德修荐薄，吉必大来。古者坛场有常处，燎禋有常用，赞见有常礼；牺牲玉帛虽备而财不匮，车舆臣役虽动而用不劳。是故每举其礼，助者欢说，大路所历，黎元不知。今甘泉、河东天地郊祀、咸失方位，违阴阳之宜。及雍五畤皆旷远，奉尊之役，休而复起，缮治共张，无解已时，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驱失道；礼月之夕，奉引复迷。祠后土还，临河当渡，疾风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坏平阳宫垣。乃三月甲子，震电灾林光宫门。祥瑞未著，咎征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变故。不答不飨，何以甚比！《诗》曰‘率由旧章’。旧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孙千亿。宜如异时公卿之议，复还长安南、北郊。”
后数年，成帝崩，皇太后诏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顺天心，遵经义，定郊礼，天下说憙。惧未有皇孙，故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庶几获福。皇帝恨难之，卒未得其祐。其复南、北郊长安如故，以顺皇帝之意也。”
哀帝即位，寝疾，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
明年，夏令太皇太后诏有司曰：“皇帝孝顺，奉承圣业，靡有解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继体之君不宜改作。其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亲至，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后三年，哀帝崩。
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缘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礼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岁遍。《春秋穀梁传》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畤起北畤，而备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阳五帝庙，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亲郊拜。后平伏诛，乃不复自亲，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祠，则礼不答也。’于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于甘泉，二岁一郊，与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岁事天，皆未应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于长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孙，复甘泉、河东祠。绥和二年，以卒不获祐，复长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惧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复甘泉、汾阴祠，竟复无福。臣谨与太师孔光、长乐少府平晏、大司农左咸、中垒校尉刘歆、太中大夫朱阳、博士薛顺、议郎国由等六十七人议，皆曰宜如建始时丞相衡等议，复长安南、北郊如故。”
莽又颇改其祭礼，曰：“《周官》天地之祀，乐有别有合。其合乐曰‘以六律、六钟、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祀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乐，奏六歌，而天地神祇之物皆至。四望，盖谓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亲，海广大无限界，故其乐同。祀天则天文从，祭地则地理从。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谊一也。天地合精，夫妇判合。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谊也。天地位皆南乡，同席，地在东，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坛上，西乡，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茧栗，玄酒陶匏。《礼记》曰天子籍田千亩以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瘗E85F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瘗于北郊。其旦，东乡再拜朝日；其夕，西乡再拜夕月。然后孝弟之道备，而神祇嘉享，万福降辑。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别乐曰‘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乐八变，则地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阴阳之别于日冬、夏至；其会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阴阳有离合，《易》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阳；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阳。皆以助致微气，通道幽弱。当此之时，后不省方，故天子不亲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顺地，复圣王之制，显太祖之功也。渭阳祠勿复修。群望未悉定，定复奏。”奏可。三十余年间，天地之祠五徙焉。
后莽又奏言：“《书》曰‘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说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间，助阴阳变化，实一而名六，名实不相应。《礼记》祀典，功施于民则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泽，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风不相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皆复于南、北郊。谨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又日、月、雷、风、山、泽，《易》卦六子之尊气，所谓六宗也。星、辰、水、火、沟、渎，皆六完之属也。今或未特祀，或无兆居。谨与太师光、大司徒宫、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议，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称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称地祇曰后土，与中央黄灵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称。宜令地祇称皇地后祇，兆曰广畤。《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天地之别神：中央帝黄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地兆；东方帝太昊青灵勾芒畤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荧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灵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畤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奏可，于是长安旁诸庙兆畤甚盛矣。
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庙，王者所居。稷者，百谷之主，所以奉宗庙，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亲祭，自为之主，礼如宗庙。《诗》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礼记》曰‘唯祭宗庙社稷，为越绋而行事’。圣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后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种穀树。徐州牧岁贡五色土各一斗。
莽篡位二年，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作乐其上，顺风作液汤。又种五梁禾于殿中，各顺色置其方面，先煮鹤髓、毒冒、犀玉二十余物渍种，计粟斛成一金，言此黄帝谷仙之术也。以乐为黄门郎，令主之。莽遂崇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鸡当鹜雁，犬当麋鹿。数下诏自以当仙，语在其《传》。
赞曰：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仓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盖有自然之应，顺时宜矣。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
翻译
当时已经灭亡了南越，越人勇之于是说：“越人信奉鬼神，他们的祭祀都能见到鬼，屡有灵验。从前东瓯王敬重鬼神，活到一百六十岁。后世子孙怠慢轻忽，所以国运衰败。”于是朝廷命令越地的巫师设立越地祝祠，在高台上不设坛场，也祭祀天神、上帝和各种鬼神，并用鸡骨占卜。皇上相信了这些说法，从此开始在越地祠祀中使用鸡卜。
公孙卿说：“仙人是可以见到的，只是皇上以往行动太仓促，因此未能相遇。现在陛下可以在长安仿照缑氏城的样子建造馆舍，摆放干肉和枣子，这样神仙大概就能招来。而且仙人喜欢住在高楼之上。”于是皇帝下令：在长安修建飞廉、桂馆，在甘泉修建益寿、延寿馆，派公孙卿手持符节准备祭具以等候神人。又建造通天台，在台下设置祭祀器具，打算招引神仙之类。于是甘泉宫增建前殿，开始扩建各处宫殿。夏天，甘泉殿房内长出了灵芝。皇帝正在治理黄河决口，又兴建通天台，天空出现了光芒与云气，于是下诏说：“甘泉殿房中生出九茎灵芝，特赦天下，不再征发劳役。”
第二年，讨伐朝鲜。夏季大旱。公孙卿说：“黄帝时，封禅之后天就会干旱，持续三年才停止。”皇上于是下诏：“如今大旱，莫非是‘干封’的缘故吗？命令全国尊崇祭祀灵星。”
次年冬天，皇帝前往雍地祭祀五畤，开通回中道，随后向北出萧关，经过独鹿、鸣泽等地，从西河返回，途中驾临河东，祭祀后土。
再一年，皇帝巡游南郡，抵达江陵后向东行进。登礼灊山的天柱峰，将其命名为南岳。乘船沿长江而下，从浔阳出发经枞阳，经过彭蠡湖，一一祭祀沿途名山大川。然后北上至琅邪，沿海岸线前行。四月，到达奉高举行封禅大典。
当初，天子在泰山封禅时，发现泰山东北麓有一处古时明堂遗址，地势险峻而不开阔。皇上想在奉高附近重建明堂，但不知其制度形制。济南人公玉带献上一幅黄帝时代的明堂图。图中明堂中央有一座殿堂，四周没有墙壁，用茅草覆盖；有水流环绕宫墙；设有复道，上面建有楼阁，入口在西南方向，名为“昆仑”。天子由此进入，用来拜祭上帝。于是皇上命令在汶水边的奉高依照此图建造明堂。到这一年举行封禅时，就在明堂上祭祀泰一与五帝，仪式如同郊祀。祭祀完毕后，在堂下焚烧祭品。皇上又登上泰山，在山顶秘密进行个人祭祀。而在山下则分别按照方位祭祀五帝，黄帝与赤帝共用一坛，由有关官员主持祭祀。山上点燃火炬，山下全部响应。事后驾临甘泉，举行泰畤郊祀。春天又前往汾阴，祭祀后土。
第二年，皇帝再次驾临泰山，于十一月甲子朔日清晨冬至之时，在明堂祭祀上帝，不再举行封禅仪式。祝词为：“上天赐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恭敬拜谢泰一。”接着向东来到海边，考察那些入海求仙及方士寻神之人，结果无人能验证其言。乙酉日，柏梁台发生火灾。十二月甲午初一，皇上亲自在高里山举行禅礼，祭祀后土。面对渤海，意图遥祭蓬莱等仙山，希望接近神仙居所。
回程途中，因柏梁台火灾，皇帝在甘泉接受各地汇报政务。公孙卿说：“黄帝建造青灵台，十二天后起火，黄帝于是另建明庭。这明庭就是今天的甘泉。”许多方士都说古代帝王曾建都于甘泉。此后皇帝又在甘泉接见诸侯，于是修建诸侯官邸。勇之又说：“越地风俗认为，一旦发生火灾，重建房屋必须更大，以此压制灾祸。”于是兴建建章宫，规模达千门万户。前殿高度超过未央宫。东面是凤阙，高达二十多丈；西面是商中，虎圈绵延数十里；北面挖大池，渐台高达二十余丈，名叫泰液池，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等象征海上仙山的岛屿，还有龟鱼等形象；南面设有玉堂、璧门以及大型鸟雕。还建立了神明台、井干楼，高达五十丈，以辇道相连。
夏季，汉朝改历法，以正月为岁首，崇尚黄色，官印改为五个字，这一年定为太初元年。这一年，西征大宛，蝗灾严重。丁夫人、洛阳虞初等人用巫术诅咒匈奴与大宛。
次年，有关部门奏报：雍地五畤祭祀缺乏完整的牺牲与芬芳祭品。于是下令祠官进献牛犊等祭物，颜色要符合五行相克原则，并用木制马代替活马驹。凡各名山大川需用马驹者，一律以木马替代。只有皇帝亲临祭祀时才可用真马驹，其余礼仪照旧。
又过一年，皇帝东巡海滨，考察神仙之事，仍无实证。有方士说：黄帝时建有五城十二楼，在执期之地等候神人，称为“迎年”。皇上同意按此方法建造，并命名为“明年”。亲自举行祭祀，用黄色小牛作祭品。
公玉带说：“黄帝虽曾在泰山封禅，但风后、封巨、岐伯建议他应封东泰山，禅凡山，完成符命，然后才能不死。”于是皇帝下令准备祭祀用品，到达东泰山时，发现该山低矮渺小，不符名声，便只令祠官行礼而不封禅。后来命公玉带专职奉祀并候望神物。再次回到泰山，照旧举行五年一度的祭祀，并增加在石闾山举行禅礼。石闾位于泰山南麓下方，方士称是仙人居所，故皇上亲自行禅礼。
此后五年，夏日在泰山举行封禅，归途中祭祀恒山。
自首次泰山封禅后，十三年内走遍五岳、四渎完成了祭祀。
五年后，再次到泰山修封。东行至琅邪，祭祀日神于成山，登上之罘山，泛舟大海，祭祀八神以祈长寿。又在交门宫祭祀神人，仿佛看到神人就座受拜的情景。
又五年后，皇上再次在泰山举行封禅。东游至东莱，亲临大海。这一年，雍县三次出现无云却如雷鸣之声，或有苍黄色虹气如飞鸟栖集树木或阳宫之南，声闻四百里外。落下两块陨石，色黑如炭，有关部门认为是吉祥之兆，献于宗庙。而方士们候望神迹、入海寻找蓬莱者始终没有成效，公孙卿仍以“大人足迹”作为解释。皇上依旧维持联系不断，希望能真正遇到神仙。
所有新建祠庙，如薄忌所倡泰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等共五处，由宽舒系统的祠官按时致礼。共六处祠庙，均由大祝统领。至于八神、明年、凡山及其他名称的祠庙，则皇帝路过时祭祀，离开即停。方士自行兴立的祠庙，各自负责，创立者死后即废，祠官不管理。其他祠庙则维持原状。甘泉泰一、汾阴后土，每三年皇帝亲自郊祀一次；泰山则每五年修封一次。武帝共五次修封。昭帝即位时尚年幼，未曾亲自巡狩祭祀。
宣帝即位，作为武帝正统继承者，即位三年后追尊孝武庙为“世宗”，凡武帝巡幸过的郡国皆建庙祭祀。告祭世宗庙之日，有白鹤聚集于后庭。以立世宗庙之事告祭孝昭寝庙时，有五色雁群落在殿前。西河修建世宗庙时，殿旁显现神光，有鸟如白鹤，前红后青。房中亦现神光，状如烛火。广川国世宗庙殿上有钟声响起，门户自动打开，夜间发光，照亮整个殿堂。于是皇帝下诏大赦天下。
当时大将军霍光辅政，皇上端坐南面，除非宗庙祭祀不出宫门。十二年后下诏说：“听说天子应当尊奉天地，祭祀山川，这是古今通行的礼制。近年来，对上帝的祭祀中断十余年未亲祭，朕深感恐惧。朕将亲自斋戒，举行大祀，为百姓祈求祥瑞之气，获得丰收之年。”
第二年正月，皇帝首次驾临甘泉，举行泰畤郊祀，多次出现美好祥瑞。恢复武帝旧制，车驾服饰隆重，敬重斋戒祭祀之礼，还创作了一些诗歌。
同年三月，驾临河东祭祀后土，有神雀聚集，遂改年号为“神爵”。下诏太常：“江海是百川之首，现今尚未设祠祭祀。命令祠官依礼每年四季祭祀江海洛水，祈求天下丰收。”自此，五岳四渎皆有固定祭祀制度：东岳泰山在博县，中岳嵩山在崇高，南岳灊山在用腄，西岳华山在华阴，北岳常山在上曲阳；黄河在临晋，长江在江都，淮河在平氏，济水在临邑境内。均由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黄河每年五次祭祀，江水四次，其余均为一次祷告三次祭祀。
当时南郡捕获白虎，献上皮、牙、爪，皇上为之立祠。又根据方士建议，在未央宫中设立随侯珠、剑宝、玉璧、周康宝鼎四祠。又在即墨祭祀太室山，在下密祭祀三户山，在鸿门祭祀天封苑火井。又在长安城郊设立岁星、辰星、太白、荧惑、南斗五祠。在曲城祭祀参山八神，在临朐祭祀蓬山石杜、石鼓，在腄地祭祀之罘山，在不夜祭祀成山，在黄地祭祀莱山。成山祠日神，莱山祠月神。又在琅邪祭祀四时神，在寿良祭祀蚩尤。京师附近各县也有诸多祠庙：鄠县有劳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云阳有径路神祠，祭祀休屠王。又在肤施设立五龙山仙人祠，以及黄帝、天神帝、原水共四祠。
有人称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通过祭祀招致，于是派遣谏大夫王褒持节前往寻求。
大夫刘更生献上《淮南枕中洪宝》《苑秘之方》，命尚方监铸造相关器物。事情无效，刘更生因此被治罪。京兆尹张敞上疏劝谏：“愿圣明君主时常忘却车马之好，斥退远方士人的虚妄言论，专心研习帝王治国之道，如此或可实现太平盛世。”此后所有尚方待诏人员都被罢免。
此时美阳县出土铜鼎，献于朝廷。交付有关部门讨论，多数人认为应献于宗庙，如同元鼎年间先例。张敞擅长古文字，查验鼎上铭文后上奏：“臣闻周族始祖始于后稷，后稷封于EA69，公刘兴起于E1D9，大王建国于支阝梁，文王、武王兴于丰镐。由此可见，支阝、梁、丰、镐之间是周朝旧居，理应有宗庙、坛场及祭祀藏物。今鼎出于支阝东，鼎上有刻文曰：王命尸臣‘在此栒邑任职，赐你旗帜銮铃、黼黻纹饰、雕戈兵器。’尸臣叩首答谢：‘谨接受并颂扬天子伟大美好的恩命。’臣愚昧不足以解读全部古文，但据传记推断，此鼎很可能是周朝用于褒奖大臣，其子孙刻铭记录先功，藏于宫庙者。昔日宝鼎出于汾脽，河东太守上报，诏书问：‘朕巡视祭祀后土，祈求百姓丰收，今谷物尚未丰收，鼎为何出现？’广泛询问长老，意在考证事实。经查，脽上并非原有藏所，且鼎高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远异于常鼎。今此鼎细小，又有铭文，不应献于宗庙。”诏令：“京兆尹所议正确。”
皇帝驾临河东次年正月，凤凰聚集于礻殳祤，在落处得玉宝，于步寿宫起步，乃下诏大赦天下。隔年，凤凰、神雀、甘露降临京城，再次大赦。当年冬天，凤凰聚集上林苑，于是建造凤凰殿以回应祥瑞。次年正月再赴甘泉，郊祀泰畤，改年号为“五凤”。次年，驾临雍地祭祀五畤。再一年春，赴河东祭祀后土，大赦天下。又隔年，改元为“甘露”。正月，皇帝赴甘泉郊祀泰畤。夏季，新丰出现黄龙。建章、未央、长乐宫的铜人、铜柱皆生长一寸左右，当时视为吉兆。又隔年正月，皇帝郊祀泰畤，并在甘泉宫接见匈奴单于。再隔年，改元为“黄龙”。正月，再次赴甘泉郊祀，并接见单于。冬季驾崩。凤凰降临郡国共五十余处。
元帝即位，遵循旧仪，每隔一年正月一次赴甘泉郊祀泰畤，又东至河东祭祀后土，西至雍地祭祀五畤。共举行五次泰畤、后土祭祀。也施加恩泽，所经之地免除田租，赐百户牛酒，或赐爵位，赦免罪人。
元帝喜好儒学，贡禹、韦玄成、匡衡相继任公卿。贡禹建议汉朝宗庙祭祀多不合古礼，皇上赞同其言。后韦玄成为相，提议废除郡国庙，连同太上皇、孝惠帝诸园寝庙皆罢。后元帝病重，梦见神灵谴责废庙之举，遂恢复。此后或罢或复，至哀帝、平帝时期仍未稳定。详见《韦玄成传》。
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上奏：“帝王之事莫过于承继天序，而承天之序最重者便是郊祀。故圣王竭尽心力制定制度。南郊祭天，顺应阳义；北郊祭地，契合阴象。天对天子而言，依其所居之地分别享用祭祀。过去孝武帝居甘泉宫，便在云阳立泰畤，祭于宫南。如今皇帝常驻长安，却反往北方祭天（泰阴），往东方祭地（少阳），与古制不符。且去云阳须穿行山谷，险隘近百里；去汾阴则渡大河，有风浪覆舟之危，非圣主应频繁经历之路。郡县修路供张，吏民困苦，百官耗费巨大。劳扰百姓，涉危险之地，难以奉神祈福，恐不合承天子民之意。昔周文王、武王在丰、镐郊祀，成王在雒邑郊祀。可见天随王者所居而享祭。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应迁至长安，合于古制。愿与群臣议定。”诏准。大司马许嘉等八人认为传统久远，应维持原状。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认为：《礼记》载“燔柴于大坛祭天，瘗埋于大折祭地”，应在国都南北郊设坛。《尚书》载“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都，定郊礼于雒。明王事天清明，事地审察，天地明察则神明显著。天地以王者为主，故祭祀必于国都郊外。长安乃圣主之所居，为皇天所注视。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享，应迁至正阳、大阴之处。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合于礼。于是衡、谭再奏：“陛下圣德光明，通达承天大典，览群臣之议，使众人尽心谋划，议定郊祀之地，天下幸甚。臣闻广谋从众，则合天心，《洪范》曰‘三人占，则从二人言’，乃少数服从多数之义。议论若合往古，利万民，则应依从而行；若违道寡助，则应废弃。今五十八人中五十人主张迁祠，皆依据经传，合于上世，便于吏民；八人不据经典考古制，言不宜迁，属无法之议，难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诗》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言天每日监察王者所在。又曰：‘乃眷西顾，此维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为居。应在长安定南北郊，为万世基业。”皇帝采纳。
既定方案后，衡又奏：“甘泉泰畤紫坛呈八角形，象征八方。五帝坛环绕其下，另有群神之坛。依《尚书》禋祀六宗、望祭山川、遍祀群神之义，紫坛有彩绘、雕刻、黼黻装饰，及玉器、女乐、石坛、仙人祠，埋藏鸾车、赤马、寓龙马等，皆不合古制。臣闻郊祀焚柴享帝，应扫地而祭，崇尚质朴。歌《大吕》舞《云门》以待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待地祇，用犊为牲，席用蒲草，器用陶匏，皆顺天地本性，贵诚尚质，不敢修饰文采。神祇功德至大，纵使精微完备万物，亦不足以报功，唯有至诚方可。故应尚质不饰，以彰天德。紫坛伪饰女乐、车马、龙马、石坛之类，皆不应再修。”
衡又言：“王者当依自身礼制祭祀天地，不应继承异代所立之祠。今雍地鄜、密、上下畤，本为秦侯私意所建，非礼制所载。汉初制度未定，暂沿秦旧祠，复立北畤。今既考订古制，确立天地大礼，皇帝亲祀上帝，五方之帝俱备，各有位次与祭品，祭祀齐备。诸侯妄造之祠，王者不应长期遵行。北畤为未定时所立，亦不应再修。”皇帝皆采纳。陈宝祠由此全罢。
次年，皇帝首次举行南郊祭祀，赦免奉郊各县及中都官中耐罪以下囚徒。当年，衡、谭再条奏：“长安厨官、县官供祠，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共六百八十三所。其中二百零八所合于礼制或疑无明文，可继续奉祠。其余四百七十五所不合礼制，或重复，请全部罢除。”诏准。原雍地旧祠二百零三所，仅十五所山川星辰之祠合礼。其余如诸布、诸严、诸逐等皆罢。杜主五祠保留其一。又罢高祖所立梁、晋、秦、荆巫、九天、南山、秦中等祠，及孝文渭阳、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黄帝、冥羊、马行、皋山山君、武夷、启母石、万里沙、八神、延年等祠，及孝宣参山、蓬山、之罘、成山、莱山、四时、蚩尤、劳谷、五床、仙人、玉女、径路、黄帝、天神、原水等祠，全部罢除。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遣归。
次年，匡衡因事免官。民间多言不应变动祭祀。且初罢甘泉泰畤改行南郊之日，大风摧毁甘泉竹宫，吹折百余棵十围以上树木。皇帝惊异，问刘向。刘向答：“寻常人家尚不愿断绝祖先祭祀，何况国家之神宝旧畤！且甘泉、汾阴及雍五畤初建时，皆有神祇感应而后营建，并非草率行事。武帝、宣帝时代，敬奉三神，礼敬严谨，神光尤为显著。祖宗所立神祇旧位，实在不易轻易改动。至于陈宝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余年，汉兴以来世代常现，光芒赤黄，长四五丈，直入祠中消失，声音轰隆，野鸡皆鸣。每次显现，雍地太祝即用太牢祭祀，并派使者驰报皇帝，视为福祥。高祖时出现五次，文帝二十六次，武帝七十五次，宣帝二十五年中二十次，此乃阳气旧祠。至于汉宗庙之礼，不得擅自议论，皆为祖宗与贤臣共定。古今制度不同，经书无明文规定，至尊至重，难以凭猜测纠正。此前采纳贡禹之议，后人相沿，多所更动。《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恐怕灾祸不止于贡禹等人。”皇帝心中悔恨。
后来因无继嗣，皇太后诏令有司：“闻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祭祀最为尊崇。孝武皇帝大圣通明，始建上下之祀，在甘泉立泰畤，汾阴定后土，神祇安享，享国长久，子孙繁盛，累世遵业，福泽至今。今皇帝宽仁孝顺，奉行圣绪，无大过失，却久无继嗣。思其咎责，恐怕在于迁徙南北郊，违背先帝制度，改变神祇旧位，失去天地之心，妨碍继嗣之福。年已六十，未见皇孙，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朕极为悲痛。《春秋》重复古，善顺祀。应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如旧，以及雍五畤、陈宝祠于陈仓者。”皇帝恢复亲行郊礼如前，又恢复长安、雍地及郡国著名祠庙约一半。
成帝末年颇好鬼神，因无继嗣，许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在上林苑及长安城旁设祠祭祀，费用巨大，然无显著成效。谷永劝谏说：“臣闻：明白天地之性者，不可被神怪迷惑；通晓万物之情者，不可被异类欺骗。凡背离仁义正道，不遵法言，而大谈奇诡鬼神，广设祭祀，求无福之报，声称世上有所谓仙人，服食不死之药，腾空升仙，倒影仙境，游历悬圃，浮游蓬莱，耕种五德，朝种暮收，与山石同寿，炼金化银，坚冰化水，变色成粮者，皆为奸人惑众，挟持邪道，心怀诈伪，欺罔君主。听其言洋洋盈耳，似可实现；求其实则荡荡如捕风捉影，终不可得。故明王拒而不听，圣人绝而不语。昔周史苌弘欲以鬼神术助灵王会盟诸侯，结果周室愈衰，诸侯愈叛。楚怀王隆重祭祀鬼神，欲借此退秦军，结果兵败地削，身辱国亡。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沉迷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等带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最终逃亡不返，天下怨恨。汉兴以来，新垣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术、炼金、祭祠、驱鬼、入海求神而贵幸，赏赐数千金。栾大尤受尊宠，娶公主为妻，封多重爵位，震动天下。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瞪眼扼腕，自称有神仙、致福之术者数以万计。其后，诸人皆因术穷诈露被诛杀。至初元年间，又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EC40阳侯师张宗之类奸诈复起。周秦之末，三皇五帝极盛之时，已尝散财厚禄，竭尽精神，举天下之力求仙，历时多年，毫无成效，足以为今日借鉴。《经》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论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唯愿陛下拒绝此类，勿使奸人窥伺朝廷。”皇帝赞许其言。
后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杜鄴劝他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瀹祭”，意思是奉天之道贵在诚心质朴，更能得民心。行为污秽却祭祀丰厚，仍不得保佑；德行修善即使祭品微薄，吉祥必至。古时坛场有常处，燎祭有常规，赞礼有定制；牺牲玉帛虽备而不匮乏，车马人力虽动而不劳民。因此每次举行祭祀，助祭者欢悦，大驾所经，百姓无知。如今甘泉、河东天地郊祀皆失方位，违背阴阳之宜。雍地五畤皆偏远，奉祀之役反复劳作，修缮供张无休止之时，天象已有显示，大致可知。此前赴甘泉，前导迷路；祭月之夜，引导又误。祠后土归来，临河欲渡，突起狂风巨浪，船只难以驾驭。又雍地大雨，毁坏平阳宫墙。三月甲子日，雷电击毁林光宫门。祥瑞未显，灾异频仍。三郡所奏，皆有变故。神不回应，不享祭祀，何以更甚！《诗》曰：“率由旧章”，旧章即先王法度，文王以此祀神，子孙千亿。应如昔日公卿之议，复还长安南北郊。”
数年后，成帝驾崩，皇太后诏令有司：“皇帝即位，思顺天心，遵经义，定郊礼，天下喜悦。因惧无皇孙，故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冀获福佑。然皇帝对此深感困难，终未得祐。今应复还长安南北郊如旧，以顺皇帝本意。”
哀帝即位，患病，广泛征召方术之士，京师各县皆设侍祠使者，全面恢复前代所建诸神祠官，共七百余所，一年举行祭祀达三万七千次。
次年夏，太皇太后诏令有司：“皇帝孝顺，奉承圣业不懈怠，但久病未愈。日夜思索，或许继体之君不宜更改制度。应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如旧。”皇帝不能亲至，派官员代行祭祀。三年后，哀帝驾崩。
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马王莽上奏：“王者以天为父，故称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王者尊其父，欲配天，循父意而尊祖，推而上之，直至始祖。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礼记》曰：天子祭天地山川，每年一遍。《春秋穀梁传》载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祀。高皇帝受命，因雍四畤增立北畤，备五帝。但未共祭天地。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建议建渭阳五帝庙，祭泰一、地祇，以高祖配。冬至祭泰一，夏至祭地祇，皆并祭五帝，共用一牲，亲拜。后平被诛，不再亲祭，改由有司代行。孝武帝祠雍时说：‘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祠，礼不相应。’于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或言五帝为泰一之佐，应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于甘泉，两年一郊，与雍轮祭，亦以高祖配，但非年年祭天，皆不合古制。建始元年，迁甘泉泰畤、河东后土至长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因无皇孙，复甘泉、河东祠。绥和二年，因终未获祐，复长安南北郊。建平三年，因哀帝疾不愈，复甘泉、汾阴祠，终究无福。臣谨与太师孔光、长乐少府平晏、大司农左咸、中垒校尉刘歆、太中大夫朱阳、博士薛顺、议郎国由等六十七人议，皆认为应如建始时丞相衡等议，复长安南北郊如故。”
王莽又改革祭礼：“《周官》载天地之祀，乐有合有别。合乐曰‘以六律、六钟、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用于祀天神、祭地祇、望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共六乐六歌，天地神祇皆至。四望即日、月、星、海。三光高远难亲，海广大无界，故其乐相同。祀天则天文相应，祭地则地理相应。三光属天文，山川属地理。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义一致。天地合精，夫妇合一。南郊祭天时以地配，为一体之谊。天地位皆南向，同席，地在东侧，共用一牲。高帝、高后配于坛上，西向，后在北，亦同席共牲。牲用茧栗，酒用水，器用陶匏。《礼记》曰天子籍田千亩以事天地，故应有黍稷。天地共用一牲，燔燎于南郊，瘗埋于北郊，另用一牲祭高帝高后。清晨东向再拜朝日，傍晚西向再拜夕月。如此孝悌之道完备，神祇嘉享，万福降临。此为天地合祀，祖妣配享之制。别乐曰‘冬至于地上圜丘奏六变，则天神降；夏至于泽中方丘奏八变，则地祇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为各别祭祀。阴阳之别在冬夏至，其会合在孟春正月上辛或丁日，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阴阳有离合，《易》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冬至令有司奉祀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阳；夏至令有司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阴。皆为助微气，通幽弱。此时皇后不视事，故天子不亲行而遣有司，以正承天顺地，复圣王之制，显太祖之功。渭阳祠不再修。群望尚未全定，定后再奏。”诏准。三十余年间，天地之祠五次迁移。
后王莽又奏：“《书》曰‘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欧阳、大小夏侯三家释‘六宗’，皆称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间，助阴阳变化，实为一而名六，名实不符。《礼记》曰：功施于民则祀之。天文有日月星辰，为人所仰观；地理有山川海泽，为物所生殖。《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及，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而后化成万物。臣前奏迁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皆复于南北郊。查《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依其方。今五帝兆仍在雍五畤，不合古制。日月雷风山泽，为《易》卦六子之尊气，即所谓‘六宗’。星辰水火沟渎，皆为其属。今或未特祀，或无固定坛位。谨与太师光、大司徒宫、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议，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称天神为皇天上帝，泰一兆为泰畤，而地祇称后土，与中央黄灵同名，又在北郊设兆，无尊称。应令地祇称‘皇地后祇’，兆曰‘广畤’。《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将群神分类为五部，设天地别神之兆：中央黄帝黄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西南方；东方太昊青灵勾芒畤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荧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西方少皞白灵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北方颛顼黑灵玄冥畤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诏准，于是长安周围庙宇坛场极为兴盛。
王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即土神，宗庙为王者所居。稷为百谷之主，用于奉宗庙，供给粢盛，为民食之本。王者无不尊重亲祭，自为主祭，礼同宗庙。《诗》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礼记》曰‘唯祭宗庙社稷，为越绋而行事’。汉兴以来，礼仪渐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后立官稷，以夏禹配享官社，后稷配享官稷。种植穀树。徐州牧每年进贡五色土各一斗。
王莽篡位两年后，兴起神仙之事，依方士苏乐之言，在宫中建八风台。台耗资万金，台上作乐，顺风洒液汤。又在殿中种五梁禾，按五色置于各方，先用鹤髓、毒冒、犀玉等二十多种药物浸泡种子，每斛粟产一金，称此为黄帝谷仙之术。任命苏乐为黄门郎主管此事。王莽于是崇奉鬼神淫祀，至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共一千七百所，用三牲鸟兽三千余种。后物资不足，以鸡代鸭雁，犬代麋鹿。屡下诏自称将成仙，记载见其本传。
赞曰：汉朝初兴，万事草创，仅叔孙通略定朝廷礼仪。至于正朔、服色、郊祀之事，数代仍不明晰。至孝文帝始行夏正郊祀，而张苍主张水德，公孙臣、贾谊则主张土德，终未能明定。孝武之时，文化兴盛，太初改制，宽、司马迁等仍从臣、谊之说，服色制度遂顺黄德。他们认为五德相胜，秦属水德，故汉为土德以克之。刘向父子认为帝出《震》卦，故伏羲始受木德，其后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历唐虞三代，汉得火德。故高祖起兵时，神母夜哭，显赤帝之符，旗帜皆赤，自得天统。昔共工氏以水德介于木火之间，与秦同运，非正当次序，故皆不能长久。由此观之，祖宗之制自有天然感应，顺应时宜。细察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岂不正是如此！岂不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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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粤人勇之：南越地区人物，具体生平不详，以巫祝身份参与汉廷祭祀改革。
2. 鸡卜：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用鸡骨灼烧占卜的方法，见《史记·龟策列传》。
3. 公孙卿：汉武帝时期著名方士，多次以神仙之说进言，推动建章宫、通天台等工程。
4. 脯枣：干肉与枣子，古人认为可吸引神仙降临，《史记·封禅书》有载。
5. 昆仑：此处指明堂入口之名，借神话昆仑山象征通天之路。
6. 柏梁灾：柏梁台火灾事件，成为后来迁都郊祀争议的重要契机。
7. 五岳四渎：五岳为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后改天柱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四渎为江、河、淮、济四条大河。
8.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改历之年，以正月为岁首，为中国历法史上重要节点。
9. 陈宝祠：秦国旧祠，传说有“陈宝”神物自天而降，历代视为祥瑞。
10. 诬神者殃及三世：出自《易纬·乾坤凿度》，强调对神祇不可虚妄冒犯，否则祸延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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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文出自《汉书·志·郊祀志下》，系统记述了自汉武帝至王莽时期国家祭祀制度的演变过程，集中反映了两汉之际宗教信仰、政治权力与思想观念之间的复杂互动。全文以时间顺序为主线，详录帝王巡狩、封禅、立祠、改制、灾异、祥瑞、方士活动及儒臣谏议，展现了汉代“神道设教”的统治策略。文章不仅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更体现班固“究其终始，以明天人之际”的史家意识。尤其通过谷永、刘向、匡衡等儒臣对淫祀的批判，揭示了儒家理性主义与民间迷信、方士之术之间的张力。结尾“赞曰”部分，班固以五德终始理论总结汉兴之由，强调“祖宗之制盖有自然之应”，既肯定天命正统，又暗含对频繁变更祭祀的反思，体现出东汉初期史家对西汉宗教政策的深刻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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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结构宏大，叙事绵密，以编年体方式贯穿近两百年祭祀制度变迁，堪称一部“汉代国家宗教史”。其艺术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详略得当，重点突出武帝、宣帝、成帝、王莽四个时期的祭祀变革，尤以武帝求仙与成帝改制为两大高潮；二是对比鲜明，将方士之“虚妄”与儒臣之“正论”并置，形成理性与迷信的张力场；三是语言典雅，多引经据典，如《诗》《礼》《易》《论语》等，增强论述权威性。尤其精彩的是对建章宫的描写：“渐台高二十余丈……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极尽铺陈之能事，再现汉代宫苑建筑的壮丽气象。而谷永谏言一段，则骈散结合，气势磅礴，列举周、楚、秦、汉之败，层层推进，极具说服力。全文既有史笔之实，亦具文学之美，充分展现《汉书》“赡而不秽，详而有体”的风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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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班固《郊祀志》详载祠典兴废，可补《封禅书》之阙，实为研究汉代宗教第一手文献。”
2. 颜师古注《汉书》：“此志所述，皆关国家大典，非徒记鬼神之事，实寓劝诫之意。”
3.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以木寓马代驹’，寓者，伪也，谓以木为马之形以代真驹，犹今所谓‘刍灵’。”
4. 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汉书》志文较《史记》为密，此志于武帝以后事尤详，盖因史料渐备故也。”
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郊祀志》所记，表面若迷信之谈，实则反映当时政治心理与权力结构，治史者不可轻忽。”
6.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汉代郊祀制度之变迁，实为儒学官僚与方士集团争夺文化话语权之表现。”
7. 李零《中国方术考》：“此文是研究秦汉方士活动的核心文本，公孙卿、勇之、刘更生等人皆典型代表。”
8.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太初改历’不仅是历法改革，更是武帝重塑天命正统的政治象征行为。”
9.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班固借《郊祀志》表达儒家立场，对武帝以来的神仙迷信持明显批判态度。”
10. 王国维《观堂集林》：“‘赞曰’部分论五德终始，融合今古文经说，可见东汉初年经学思想之综合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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