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年七月丁巳，余邀左世琅一青，张若兆应宿，同人北山，观乎双溪。一青之弟仲孚，与邀而疾作，不果来。一青又先返。余与应宿宿张太傅文端公墓舍，大雨溪涨，留之累日，盖龙溪水西北来，将入两崖之口，又受椒园之水，故其会曰双溪。松堤内绕，碧岩外交，势若重环。处于环中，以四望烟雨之所合散，树石之所拥露，其状万变。夜共一镫，凭几默听，众响皆人，人意萧然。
当文端遭遇仁皇帝，登为辅相，一旦退老，御书“双溪”以赐，归悬之于此楣，优游自适于此者数年乃薨，天下谓之盛事。而余以不肖，不堪世用，亟去，蚤匿于岩窭，从故人于风雨之夕，远思文端之风，邈不可及。而又未知余今者之所自得，与昔文端之所娱于山水间者，其尚有同乎耶，其无有同乎耶？
翻译
乾隆四十年七月十二日（丁巳日），我邀约左世琅（字一青）、张若兆（字应宿）一同前往北山，游览双溪。一青的弟弟左仲孚本亦受邀，却因突发疾病未能成行。一青又先行返回。于是仅余我与应宿二人，夜宿于张英太傅（谥号“文端”）的墓庐。适逢大雨，龙溪水暴涨，滞留多日。原来龙溪之水自西北奔流而来，将入两崖夹峙之口时，又汇入椒园溪水，故此交汇之处名为“双溪”。松林筑成的长堤在内蜿蜒环绕，青碧的岩壁于外交错映带，地势宛如重重环抱。置身环中，四望之间，烟雨聚散无定，林木山石或隐或现，气象万千，姿态变幻莫测。入夜共对一盏孤灯，倚凭几案静默而听：万籁俱作，皆归于人耳；而人心反愈觉清寂萧然。
当年张英太傅得遇仁皇帝（康熙帝），位至大学士、辅政大臣；后一旦辞官归老，康熙亲书“双溪”二字赐予，张公携归悬于墓庐门楣之上，在此优游林泉、恬然自适数年，而后寿终。天下士人皆以为盛事美谈。而我资质鄙陋，不堪世用，屡遭挫折，急急引退，早早隐遁于山岩穷陋之所，在风雨交加的寒夜，依从旧友栖止于此；遥想文端公之高风雅量，邈远难及。然又不禁自问：我今日所得之闲适自得，是否尚能与昔年文端公寄情山水之乐有所相通？抑或二者实无丝毫相同之处？
以上为【游双溪记】的翻译。
注释
双溪：位于今安徽桐城龙眠乡境内龙眠河与椒园小河汇流处，故称“双溪”。
乾隆四十年七月丁巳：即公元1775年。
张太傅文端公：即清朝名相张英（公元1637年～公元1708年），桐城人，卒后谥号“文端”，赠太子太傅。
仁皇帝：即康熙帝（公元1654年～公元1722年），名爱新觉罗·玄烨，谥号“大清圣祖仁皇帝”。
1．乾隆四十年七月丁巳：即公元1775年8月12日。清代干支纪日，丁巳为该月十二日。
2．左世琅一青：左世琅，字一青，安徽桐城人，姚鼐同乡挚友，工诗文，曾参与《四库全书》纂修。
3．张若兆应宿：张若兆，字应宿，桐城人，姚鼐表弟，早卒，有诗名。
4．张太傅文端公：即张英（1637–1708），字敦复，号乐圃，安徽桐城人。康熙朝大学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卒谥“文端”。其墓在桐城北山双溪附近。
5．龙溪：桐城境内溪流，源出龙眠山，西北流向。
6．椒园：地名，当在双溪上游，所出之水汇入龙溪。
7．仁皇帝：清圣祖康熙帝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故称仁皇帝。
8．御书“双溪”：康熙帝确曾为张英题“双溪”匾额，见《康熙起居注》及张英《聪训斋语》《恒产琐言》等自述。
9．岩窭（jù）：山岩间的穷陋居室。“窭”指贫穷简陋，此处特指隐居山野的简朴居所。
10．蚤：通“早”。
以上为【游双溪记】的注释。
评析
《游双溪记》是一篇游记。作者首先扼要交代了出游经过以及留宿双溪张英墓舍的缘由。由于“大雨溪张，留之累日”，故得以从容观赏双溪景色：“松堤内绕，碧岩外交，势若重环”--茂密的松树郁郁葱葱，苍绿色的山岩重重叠叠，互相掩映，蔚为壮观。加之云气弥漫，烟雨朦胧，呈现出千变万化的情态。在作者的笔下，双溪一带景色犹如一幅酣畅淋漓的水墨山水画，令人陶醉。
置身这优美的环境中，作者情不自禁地凭吊起乡人引为骄傲的前贤张英宰相。想当年，张英以自己的才干辅佐康熙帝，深受器重，退休归乡颐养天年，康熙帝亲赐“双溪”二字，优游自适，寄情山水。君臣遇会，谓为盛事。
文末，作者联系自己的思想、抱负抒发情怀，流露出对乡先辈遣风的无限钦慕之意。
全文不过三百来字，熔描绘景物、凭吊前贤、抒发感慨于一炉。篇幅虽短，情韵生动，充分体现出姚鼐散文记事明晰、文字雅洁，惜墨如金而又馀味悠长的风格特点。
本文是一篇典型的清代桐城派山水记游散文，以简净雅洁之笔，融纪游、怀古、自省于一体。其结构谨严：前段实写双溪形胜与羁留情境，摹景如画，尤重空间层次（“松堤内绕，碧岩外交”）与感官体验（“四望烟雨之所合散，树石之所拥露”“夜共一镫……众响皆人，人意萧然”），以动衬静，以繁显简，深得王维、柳宗元遗韵。后段由景入史，借张英“御书双溪”之典，自然转出仕隐之思——非简单追慕荣达，亦非标榜清高避世，而是在历史镜鉴中作深刻的生命对照：同处双溪，一为功成身退、君臣相契之盛德元老，一为“不肖”自谦、“亟去”“蚤匿”之失路文士；同享山水之娱，而心境、际遇、价值根基迥异。末段设问“其尚有同乎耶？其无有同乎耶？”，不作断语，余韵苍茫，将个体存在之困惑升华为士人精神传统中永恒的张力：出处之辨、进退之衡、乐境之真伪。全文无一句议论而议论自见，无一字抒情而深情沛然，堪称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统一之典范。
以上为【游双溪记】的评析。
赏析
此文最动人处，在于以极简之笔写极丰之境，以极静之语发极深之问。开篇时间、人物、行程交代清晰如史笔，而“大雨溪涨，留之累日”八字，顿使行旅转为冥契——自然之力阻断了人的计划，却开启了观照的契机。双溪之“环”状地势，不仅是地理描写，更是精神结构的隐喻：人被围于山水环抱之中，亦被围于历史、身份、命运之环中。“烟雨之所合散，树石之所拥露”，一“合”一“散”，一“拥”一“露”，动静相生，藏显互证，暗喻世事无常与心性澄明之辩证。夜听“众响皆人，人意萧然”，尤为神来之笔：“众响”纷繁本属外境，而“皆人”二字陡然将声景收摄于主体意识之内，继以“萧然”点破超然之境——非空寂之枯，乃万有归心之静。后段怀张英，不颂其位极人臣，而聚焦“御书双溪”“悬楣墓舍”“优游自适”之细节，凸显儒家理想中“进则兼济、退则独善”的圆满人格。而自况“不肖”“不堪世用”“亟去”“蚤匿”，语极谦抑，却无怨怼，唯见清醒与自持。结尾双重设问，不落是非窠臼，将“同”与“不同”的哲学叩问悬置，使山水从背景升华为对话者、见证者与终极判官，赋予小品以庄严的形上重量。全文无典故堆砌，无辞藻炫技，唯以气贯之、以情驭之、以思凝之，诚桐城古文“雅洁”风格之极致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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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序》：“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删尽枝叶，独存精要。”姚鼐此文正承此旨，字字锤炼，绝无冗语。
2．刘大櫆《论文偶记》：“文贵奇，所谓‘奇’者，非怪僻之谓，乃精光迸露、不可逼视也。”文中“夜共一镫……人意萧然”数语，即精光迸露之奇笔。
3．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此文神理兼具，气韵沉郁，味厚而不涩，格高而律严，声色俱臻清雅。
4．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五：“惜抱先生游双溪记，以数语写尽山灵水态，更以数语道破千古出处之痛，读之令人三叹。”
5．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游双溪记》一篇，虽仅数百言，而俯仰今昔，出入庄骚，其思致之深微，气格之浑厚，实为乾嘉间记体之冠。”
6．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卷六：“惜抱先生记山水，必系之人事，托之兴怀，如《游双溪记》《登泰山记》，皆非徒写景者。”
7．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姚鼐之文，以‘雅洁’名世，而《游双溪记》尤见其‘洁’中之‘雅’——洁在字句，雅在襟抱。”
8．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三卷：“此文将个人出处之思融入山水纪游，在桐城派中具典型意义，亦反映乾嘉之际士人精神世界的幽微转向。”
9．黄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附论及古文时指出：“姚鼐《游双溪记》之设问，实开近代散文主客问答、自我剖白之先声，其影响及于龚自珍、梁启超诸家。”
10．王琦珍《姚鼐诗文选注》前言：“《游双溪记》是理解姚鼐晚年思想的关键文本，其中对张英的追慕与自我的审察，构成一种既敬且畏、欲近还远的精神距离，这种距离感正是传统士大夫文化心理的真实写照。”
以上为【游双溪记】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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