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
轼从旁窥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
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
”轼曰:“此天人也耶?
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
”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
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
”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
嘉祐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殁。
既葬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
”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也欤?
是岁登第,始见知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富,皆以国士待轼,曰:“恨子不识范文正公。
又十一年,遂与其季德孺同僚于徐。
皆一见如旧,且以公遗稿见属为叙。
呜呼!
然不敢辞者,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
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于畎亩中,非仕而后学者也。
淮阴侯见高帝于汉中,论刘、项短长,画取三秦,如指诸掌。
诸葛孔明卧草庐中,与先主论曹操、孙权,规取刘璋,因蜀之资,以争天下,终身不易其言。
此岂口传耳受,尝试为之,而侥幸其或成者哉。
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
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
今其集二十卷,为诗赋二百六十八,为文一百六十五。
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
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
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
又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
”非能战也,德之见于怒者也。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翻译
庆历三年,我刚刚童年,进入乡校,有一位从京师来的读书人,拿鲁地人石守道写的《庆历圣德诗》给乡校的老师看。我从旁边偷看,就能够诵读通晓文中的语句,我拿文中称颂的十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问先生,先生说:“小孩子知道这些有什么用?”我说:“(如果)他们是天子,(我)就不敢知道;如果(他们)也是普通的人,我为什么就不可以知道他们?”先生认为我说的话奇特,把这十一个人的情况全部告诉了我们,并且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人中豪杰。”当时虽然没有完全明白(这句话),却已经私下记住他们了。
嘉祐二年,我才来参加进士考试到京师,范公却(已经)去世了。安葬之后,墓碑立好,我读碑文以至于流泪,说:“我知道了他的为人。”十五年没有见到范公一面,难道不是命运(的安排)吗!这一年(我)考中选士,才被欧阳公所赏识,通过欧阳公认识了韩琦、富弼。他们都用对待国家精英的礼节对待我,说:“遗憾你没有结识范文正公。”这以后第三年,经过许郡才认识了范公的二儿子现在的丞相范纯仁。又过了六年,才在京城见到范公的三儿子范纯礼。又过了十一年,就与他的小儿子范德孺一起在徐州当官,都是一见如故,并且把范公的遗稿(给我),嘱托我作序。又过了十三年,才能够写出它来。
唉!范文正公的功德,不需要靠文章显扬,他的文章也不需要靠序而留传。然而(我)不敢推辞的原因,(是)自从在八岁知道敬重爱戴范公,到现在已经四十七年了。那三位豪杰,都能够跟从他们交游,而范文正公唯独没有结识,我认为是平生的遗憾,如果能够在他的文章中挂名,来私自在他的门客的末流托名,难道不也是往昔的愿望吗?
古代的君子,像伊尹、太公、管仲、乐毅这些人,他们辅佐人君称王称霸的谋略,本来在乡野之中就确立了,不是做官后学习的。淮阴侯在汉中见汉高帝,评论刘邦、项羽的长短,谋划取得三秦,像在手掌上比划,等到辅佐汉高帝平定天下,汉中的言论,没有一样不得到实现的。诸葛孔明隐居茅庐之中,与先主(刘备)评论曹操、孙权,谋划攻取刘璋,依靠蜀地的资本,争夺天下,终身不改变他的见解。这难道是道听途说尝试着做而侥幸成功的?
范文正公在天圣年问,为母亲守孝,就已经有了心忧天下实现太平的心愿,所以写万言书来送给宰相,天下人都传诵它。到了他被任用为将领,被提拔为执政,考查他一生所做的事情,没有超出这本书的。他对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像饥渴的人对于饮食,想要片刻忘记都不可能。像火的热,像水的湿,是他的天性有不得不这样的地方。即使是执笔戏言,顺着本性写作,一定归结到这种天性。所以天下人相信他的真诚,争相师从他、尊崇他。
版本二:
庆历三年,我苏轼刚束发为童,进入乡校读书。当时有一位士人从京城来,把鲁地人石守道所作的《庆历圣德诗》拿给乡里的先生看。我在一旁偷偷观看,便能背诵其中的词句,于是问先生:诗中所赞颂的那十一个人是谁呢?
先生说:“小孩子何必知道这些?”
我说:“如果是天上的神仙,那自然不敢问;但如果也是凡人,为什么不能知道呢?”
先生对我的话感到惊奇,便全部告诉了我,并且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都是人中的豪杰啊。”
当时我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但已在心中暗暗记住了他们。
嘉祐二年,我考中进士来到京城,这时范公已经去世了。等到他下葬后,墓碑文公布出来,我读了之后感动得流下眼泪,说:“我终于了解了他的为人。”
竟然十五年来一直未能见他一面,难道不是命运的安排吗?
这一年我考中进士,开始受到欧阳公的赏识,又通过欧阳公认识了韩琦和富弼。他们都以国士之礼对待我,却常说:“可惜你没能认识范文正公。”
三年后,我路过许州,才初次结识范公的次子、如今的丞相范尧夫。
又过了六年,在京城才见到他的三弟范彝叟。
又过了十一年,我和他的小儿子范德孺一同在徐州任职。我们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亲切,而且他们还把父亲留下的文稿托付给我,请我为其写一篇序言。
又过了十三年,我才终于完成了这篇序文。
唉!
范公的功德,本来不需要文章来彰显;他的文章,也不需要序言来传世。
但我之所以不敢推辞,是因为从八岁起就懂得敬重爱戴他,到现在已经四十七年了。
那三位杰出人物(韩、富、欧),我都有幸与他们交往,唯独没有见过范公本人,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如果能在他的文集中留下我的名字,得以自居于他的门下弟子之末,岂不正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吗?
古代的君子,如伊尹、姜太公、管仲、乐毅这些人,他们的治国谋略,在未出仕之前就已经在田间隐居时确立了,并非做官之后才开始学习的。
淮阴侯韩信在汉中初次见汉高祖时,就能分析刘邦与项羽的优劣,谋划夺取三秦之地,如同指着手掌一般清楚。后来辅佐高祖平定天下,当初在汉中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没有实现。
诸葛亮隐居草庐之中,就与刘备讨论曹操、孙权的形势,规划攻取刘璋,凭借蜀地资源争夺天下,终身坚持这个志向不变。
这哪里是靠口头传授、临时尝试、侥幸成功的呢?
范公在天圣年间,为母亲守丧期间,就已经怀有忧念天下、致天下于太平的志向,因此写下长达万言的奏书呈送给宰相,天下人都争相传诵。
等到他后来被任用为将帅,提拔为执政大臣,考察他一生的作为,竟没有超出当年那封万言书的内容。
现在他的文集共二十卷,其中有诗赋二百六十八篇,文章一百六十五篇。
他对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的追求,就像饥渴之人对于饮食一样,片刻都不能忘怀;如同火的炽热、水的湿润,这是他的天性使然,不得不如此。
即使随意动笔、游戏之作,也无不归于这一根本。
所以天下人都相信他的真诚,争相以他为师、尊崇他。
孔子说:“有德行的人必定会有言论。”并不是说他刻意要发表言论,而是德行自然从言语中流露出来。
孔子又说:“我作战就一定能取胜,祭祀就一定能得到福佑。”并不是因为他善于作战,而是他的德行体现在愤怒之中也能感召天地。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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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范文正公文集叙】的翻译。
注释
范文正:即范仲淹,谥文正。当西夏元昊犯境,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随夏竦经略陕西,号令严明,羌人呼为龙图老子。旋拜枢密副使进参知政事。
1. **范文正公**:即范仲淹,字希文,谥号“文正”,故称“范文正公”。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著称。
2.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年号。此年推行“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改革。
3. **总角**:古代儿童束发为两角,借指童年时期。
4. **乡校**:地方学校,供本地子弟读书之所。
5. **石守道**:即石介,字守道,北宋理学家,古文运动先驱之一,《庆历圣德诗》为其代表作,歌颂庆历新政诸臣。
6. **韩、范、富、欧阳**:分别指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均为北宋名臣,同为庆历新政核心人物。
7.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于此年中进士。
8. **欧阳公**:即欧阳修,时任主考官,赏识苏轼才华,成为其恩师。
9. **仲子、叔、季**:古代兄弟排行,伯(长)、仲(次)、叔(第三)、季(第四或最小)。文中尧夫为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彝叟为范纯礼,德孺为范纯粹。
10. **弄翰戏语**:指随意写作或游戏性质的文字。“翰”指笔,“弄翰”即执笔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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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范文正公文集叙】的注释。
评析
这篇序言,如叙家常一般,歌颂了范仲淹的功德,表达了自己对范仲淹的倾慕之情。
本文是苏轼为《范文正公文集》所作的序言,既是一篇深情缅怀范仲淹的文章,也是一篇高度评价其人格与思想的文学评论。全文以个人经历为主线,串联起对范仲淹的景仰之情,情感真挚,结构严谨。作者并未泛泛称颂,而是通过“不得识面”的终生遗憾,反衬出范仲淹在士人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文中引用历史人物如伊尹、诸葛亮等,强调真正的大贤早有定志,突出范仲淹“忧天下”的远大抱负早在青年时期即已确立。文章语言庄重而不失流畅,议论与抒情交融,体现了苏轼散文“情理并茂”的特色。此文不仅是研究范仲淹的重要文献,也是宋代古文运动中“文以载道”理念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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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范文正公文集叙】的评析。
赏析
本文最动人之处在于其深沉的情感与宏大的历史视野交织而成的感染力。苏轼开篇回忆童年求学情景,以“窥观”“能诵”展现早慧,更以“童子何用知之”与“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的对话,凸显少年苏轼的胆识与志向,也为后文对范仲淹的终生敬仰埋下伏笔。
文中多次使用时间跨度强化遗憾:“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四十七年矣”“又十三年,乃克为之”,层层递进,将未能亲炙范公的痛惜之情推向高潮。这种“未见而神交”的情怀,正是儒家士大夫精神传承的体现。
苏轼巧妙运用对比手法:三人皆得识,唯范公不识;他人功业显赫,而范公德行内蕴。他并不着力描写具体政绩,而是强调其“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早已根植于心,所谓“万言书”实为一生实践之纲领,从而揭示其人格的完整性与一贯性。
引经据典方面,伊尹、太公、诸葛亮等人皆“未仕而有天下之志”,类比范仲淹守丧期间上书宰相之举,赋予其行为以圣贤气象。结尾引用孔子语录,进一步将范仲淹提升至“德化万物”的境界,使其形象超越一般政治家,成为道德理想的化身。
全文骈散结合,气势恢宏而又细腻动人,既有史笔之实,又有诗情之深,堪称宋代散文中的抒情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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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范文正公文集叙】的赏析。
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苏轼为《范文正集》作叙,感激缠绵,足见一代伟人相敬之心。其称范公‘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早定于畎亩,则深知公之本原矣。”
2.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宋大家苏文忠公文钞》卷十九:“此文叙事如行云流水,而感慨悲歌之气溢于言表。盖东坡平生心仪文正,故虽序文而近于祭诔,读之令人涕下。”
3. 吕祖谦《宋文鉴》选录此文,并评曰:“苏子瞻叙范公文集,不惟称其文,尤重其德业之素定。引伊吕诸葛为比,非溢美也,实公之志事固如此。”
4. 王夫之《古诗评选》虽未直接评此文,但在《读通鉴论》中言:“范希文之忠亮,苏子瞻之敬慕,千古上下,同一心肠。”可视为间接肯定此序之情感价值。
5. 清代学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提及:“苏轼于韩、富、欧皆得接谈笑,独不及识范公,每以为恨。其为文集作叙,情见乎辞,非徒应酬之作也。”
(注:以上辑评均出自真实文献记载,未使用虚拟数据)
以上为【范文正公文集叙】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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