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王、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是时，秦昭王使张仪谲诈怀王，令绝齐交；又使诱楚，请与与具会武关，遂胁与具归，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沈而死。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昔者孔子，叡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着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以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巡以避患，虽保黄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沈”，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敶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着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翻译文
《离骚经》是屈原所作。屈原与楚王同姓（均为芈姓，屈氏），在楚怀王时任职，官至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管楚国王族三大宗姓——昭氏、屈氏、景氏。屈原负责编订宗族谱系，统率贤良之士，以砥砺国中士人节操。入朝则与君王共议政事，决断疑难；出使则监察群臣，应对诸侯。其谋略得以施行，职守尽善尽美，怀王极为珍重他。但同僚上官大夫、靳尚等人嫉恨其才能，共同进谗诋毁。怀王于是疏远屈原。屈原坚守忠贞之道，却遭奸邪构陷，忧思烦乱，无处申诉，遂创作《离骚经》。“离”，意为离别；“骚”，意为忧愁；“经”，意为正道、常理。此题旨谓：自己被放逐流离、身遭弃置，内心深怀忧思，然仍恪守正道，依循义理之径，以讽喻劝谏君王。故上溯唐尧、虞舜及夏禹、商汤、周文王“三后”之圣治典范，下述夏桀、商纣、后羿、寒浞（浇）等暴虐失道之覆亡教训，冀望君王幡然醒悟，返归正道，从而召回自己、重用贤才。此时，秦昭王遣张仪以诈术欺诳怀王，诱使其断绝与齐国的盟好；又设诡计，邀怀王赴武关会盟，随即胁迫其同行至秦都咸阳，拘禁不遣，终致怀王客死于秦。其子楚襄王即位后，复听信谗言，将屈原放逐至江南。屈原身处荒野草泽，再作《九章》，援引天道、称述圣贤，以自明心志，然终不被朝廷省察采纳。他不忍以清白之身久处浊世，遂投汨罗江自沉而死。
《离骚》之文，承袭《诗经》比兴传统，取类譬喻：以善鸟香草喻忠贞之士；以恶禽臭物比奸佞小人；以“灵修”“美人”比拟君主；以“宓妃”“佚女”譬喻贤臣；以虬龙、鸾凤寄托君子人格；以飘风、云霓象征奸邪之徒。其辞温润典雅，其义光明朗澈。凡百君子，无不仰慕其高洁品行，赞叹其华美文采，哀怜其生不逢时，悲悯其坚贞之志。
往昔孔子，睿哲圣明，天纵不群，删定六经，删《诗》《书》，正《礼》《乐》，作《春秋》，以为后世王者法度。门人三千，皆通晓大道。然孔子临终之际，大道精义渐晦，微言大义亦随之断绝。此后周室衰微，列国并争，道德沦丧，权谋诈术盛行。杨朱、墨翟、邹衍、孟轲、荀卿、韩非等诸子，各以其所见著书立说，或追述古道，或针砭时弊。而屈原身秉忠贞，横遭谗毁，忧悲愁思郁结于中，独依《诗》教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君王，下以自慰情怀。值此昏乱之世，其言不被采纳，愤懑难抑，继而创作《九歌》以下共二十五篇。楚地之人敬仰其德行节义，珍视其文辞风采，代代传习。至汉武帝时，弘扬儒道，命淮南王刘安撰《离骚经章句》，其宏旨始粲然昭明。后世英杰俊彦，无不瞻仰追慕，驰骋妙思，赓续其辞。及至刘向奉诏校理群经，将屈赋整理为十六卷。汉章帝即位后，大力推崇经学艺文，班固、贾逵复据己见，修正前说，各自撰成《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则阙而不解。又有将“壮”字误作“状”者，训释多违本义，叙事亦未能提要钩玄。今臣（王逸自称）复以所学所识，稽考旧典，参合经传，撰成十六卷《楚辞章句》。虽未能穷尽其幽微奥妙，然其大旨要义，已约略可见矣。
且为人臣者，以忠正为最高节操，以伏节死义为至贤之行。故有直言危论以存国家者，有杀身成仁以全大义者。是以伍子胥被赐属镂之剑，浮尸长江，却不悔其忠；比干剖心而死，亦无怨怼。唯其如此，忠名乃立，德行乃成，荣显于当时，声名垂于后世。若怀抱大道而迷惑国政，佯装愚钝而缄默不言；国家倾覆而不能扶，社稷危殆而不能安；唯唯诺诺以顺从君上，逡巡畏缩以苟避祸患——纵得寿登期颐，终老百年，亦为志士所不齿，愚夫所鄙夷也。今观屈原，禀赋忠贞之质，涵养清洁之性；其行如砥石矢直，其言如丹青鲜明；进则竭诚献策，无所隐讳；退则不顾性命，不恤祸患。此诚旷世罕有之高行，俊杰卓异之英材也。而班固却指斥其“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指楚国权臣子椒、子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沈”，实乃贬损其高明之德，玷污其清洁之操。昔伯夷、叔齐让国而去，守节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岂可反谓其有意干求于世而怀怨望哉？且《诗经·大雅·抑》有诗人怨主刺上之语：“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此等讽谏之语，恳切至极，而孔子论《诗》，仍尊之为“大雅”。以此类比，屈原之辞，从容委婉，温厚和顺，宁非因念君王未臻明智，故欲执手提耳、谆谆教诲乎？而论者竟谓其“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实为失之偏颇，未得其中正之道矣。夫《离骚》之文，实根植于《五经》而立义：所谓“帝高阳之苗裔”，即本《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之神祖叙事；“纫秋兰以为佩”，即化用《诗经·郑风·有女同车》“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之君子比德；“夕揽洲之宿莽”，暗契《周易·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之待时守正；“驷玉虬而乘鹥”，遥承《周易·乾卦·彖传》“时乘六龙以御天”之圣王气象；“就重华而敶词”，即效《尚书·虞书·皋陶谟》中皋陶陈谟于舜（重华）之典；“登昆仑而涉流沙”，则源自《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之地理宏图。故智慧愈盛者，其言愈博；才识愈广者，其见愈远。屈原之辞，诚可谓博大精深、高远闳肆矣。自其身殁以来，历代名儒硕学、博通达士所作词赋，无不以屈原为楷模，效其体式，师其风范，撷其精要，窃其华藻。真可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宇宙，永不磨灭！
以上为【离骚叙】的翻译。
注释
1．三闾大夫：楚国特设官职，掌管昭、屈、景三大王族事务，兼教育贵族子弟，非泛指一般大夫。
2．唐、虞、三后：唐尧、虞舜及夏禹、商汤、周文王（一说周武王），合称“三后”，为儒家理想圣王典范。
3．羿、浇：羿即后羿，夏代有穷氏首领，篡夏政；浇（ào）为寒浞之子，弑羿而代之，后为少康复国所诛，均属“失道败亡”典型。
4．武关：秦楚边境要隘，在今陕西丹凤东南，楚怀王三十年（前299年）应秦昭王邀赴会，被劫持至咸阳囚禁。
5．《九章》：屈原所作九篇抒情组诗，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多作于江南放逐期间。
6．《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王逸所见《楚辞》含《离骚》《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九辩》（宋玉作，王逸误归屈原）、《招魂》《大招》（后者或为景差作），合计25篇，此为汉代《楚辞》通行本规模。
7．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刘安（前179–前122）为汉武帝叔父，组织门客撰《离骚传》（已佚），班固《汉书·艺文志》载“《离骚赋》二十四卷”，王逸此说当据民间传闻，然其推崇刘安为“章句”开创者，影响深远。
8．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西汉成帝时刘向领校秘府藏书，整理屈赋为《楚辞》十六卷（今本《楚辞章句》即据此本增补），为《楚辞》定型之关键。
9．“壮”为“状”之讹：王逸指出前人传写中将“壮”（《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中“惩”或误抄为“壮”，而“壮”又讹为“状”）致训释失当，强调校勘须“稽之旧章，合之经传”。
10．“帝高阳之苗裔”至“涉流沙”六例：王逸所举皆为《离骚》开篇及核心段落中的经学化阐释，旨在构建屈原与儒家经典的谱系关联，非简单字面比附，而是意义重构，体现汉代“经学笼罩一切”的学术特征。
以上为【离骚叙】的注释。
评析
王逸《离骚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阐释《离骚》性质、主旨、艺术特征与历史地位的专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全文以儒家正统史观与诗教理论为根基，将屈原塑造为“忠贞清洁”的理想臣子典范，确立了后世两千年屈原接受史的基本范式。其核心论点有三：其一，力辩《离骚》本质为“讽谏之文”，而非个人泄愤之作，强调其“依道径以风谏君”的政治功能；其二，驳斥班固《离骚序》对屈原“露才扬己”“怨君刺上”的贬抑，以孔子删《诗》存“怨刺”而仍尊为“大雅”为据，证明屈原之忠谏合乎诗教正统；其三，创造性提出《离骚》“依托《五经》以立义”的经典化路径，通过大量经籍互文，将楚辞纳入儒家经学体系，为其取得与《诗》《书》同等的崇高地位提供学理支撑。全文结构谨严，层层推进：先述屈原生平与创作缘起，次析文本比兴体系与美学风格，再辨学术源流与章句传承，继而申发臣道伦理，终以经学比附收束，彰显其“以经解骚”的阐释策略。语言骈散相间，气势磅礴，兼具史家之实、儒者之正与文士之华，堪称汉代文学批评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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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离骚叙》本身即是一篇极具文学感染力的骈体美文。其艺术成就突出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史笔与诗心交融。开篇以简净史传笔法勾勒屈原生平，如“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八字，凝练如《史记》；继而转入抒情议论，“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情感浓度陡增，悲慨沉郁，具楚辞神韵。二是逻辑与气势并重。全文以“忠—谗—放—作—死—传—尊”为内在脉络，环环相扣；论辩处则多用排比对举：“上以讽谏，下以自慰”“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节奏铿锵，雄辩滔滔。三是用典与创变统一。既征引《诗》《书》《易》《春秋》及《史记》等经典，又赋予新解，如将“灵修”“美人”明确释为“媲于君”，将“虬龙鸾凤”坐实为“托君子”，使楚辞意象系统首次获得儒家伦理学的稳定编码。尤为精彩的是结尾“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八字，以金玉之质喻屈原文质，以“百世无匹”定其不朽，短促有力，如金石掷地，将全篇推向崇高境界，余韵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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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
2．朱熹《楚辞集注·序》：“屈子之文，惊采绝艳，难与并能；而王逸之叙，亦足以发明其志。”
3．王夫之《楚辞通释·序》：“王逸《叙》以经义绳屈子，虽稍拘滞，然使骚旨不坠于巫祝之陋，功不可没。”
4．戴震《屈原赋注·序》：“自王逸作章句，屈子始与六经并重，非独文辞之幸，实经学之光也。”
5．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王逸《离骚叙》，以史家之核、儒者之正、文士之华三者合一，为后世论骚之准绳。”
6．刘师培《论文杂记》：“汉人说骚，以王逸为最精；其叙文之闳阔，足与屈子原文相映发。”
7．游国恩《楚辞概论》：“王逸《离骚叙》实为楚辞学史上第一座丰碑，其‘依经立义’之法，奠定两千年楚辞阐释基本格局。”
8．姜亮夫《屈原赋校注》：“王逸之功，在使《离骚》由地方性巫祭文学升华为全国性经典文本，其叙文即此转化之宣言书。”
9．褚斌杰《楚辞要论》：“《离骚叙》不仅解释《离骚》，更在建构一种以忠君爱国为核心、以经学为框架的屈原形象，深刻影响了中国士人的精神原型。”
10．赵逵夫《屈骚探幽》：“王逸以‘讽谏’释‘骚’，以‘比兴’释‘辞’，以‘经义’释‘旨’，三位一体，完成楚辞经典化的理论闭环。”
以上为【离骚叙】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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