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白堂记

醉白堂：北宋韩琦在其家乡安阳修建的一所堂。

魏国忠献韩公：即韩琦（1008—1075年），宋相州安阳人，字稚圭，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仁宗时，韩琦任陕西经略招讨使，与范仲淹率兵抗敌。后入为枢密副使，嘉祐中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立，封魏国公。韩琦为相十年，临大事，决大义，虽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卒谥忠献。

乐天：即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唐代现实主义诗人。

以为公既已无愧于伊、周矣，而犹有羡于乐天，何哉：以为韩公与伊尹、周公相比都不逊色，为什么还羡慕白乐天呢？伊、周：指商伊尹和西周周公旦。两人都曾摄政，后常并称，指主持国政的大臣。

无闻（wèn）：没有名望。

天之生是人也，将使任天下之重，则寒者求衣，饥者求食，凡不获者求得：大意说老天造就这样一个人，倘若让他担起天下大任，那么寒馁之人就会向他求衣求食，大凡没有获得重用的都向他要求得到重任。

苟：倘若。

是以终身处乎忧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涂，岂其所欲哉：因此终身处在忧患的境地，走着利害得失的路，这难道是他所希望的吗？

相三帝：韩琦自嘉祐中为相，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帝，历时十年。

浩然将归老于家：坦然告老还家。浩然：广大的样子，文中作坦然解。

莫释：没有从这种境地中解脱。

有不可欺者：有不可隐瞒的。

文致太平，武定乱略，谋安宗庙，而不自以为功：大意说韩琦在文德方面招致太平，在武功上又平定乱事，在谋略方面能安定国家，但又不自以为功高。宗庙：天子、诸侯祭祀祖先的处所。封建帝王把天下据为一家所有，世代相传，故以宗庙作为王室、国家的代称。

急贤才，轻爵（jué）禄，而士不知其恩：加紧为国家招纳贤才，轻视自己的名利，以至于有识之士不知道他所加给他们的恩德。

六军：周制，天子有六军，诸侯国有三军、二军、一军不等。后作为全国军队的统称。

四夷八蛮：边远少数民族。

忠言嘉谟（mó）：忠实的言论、美妙的谋划。谟：谋划。

古之君子，其处己也厚，其取名也廉：谓古代有德行的人，他约束自己很严厉，而在求名方面却很廉谨。

实浮于名：其实际德行功绩远远超出他所得的名誉。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人。他的思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手段，被历代统治者尊奉为至圣先师。

老彭：即彭祖，传说颛顼帝玄孙陆终氏的第三子，姓锾名铿，尧封之于彭城。

丘明：即左丘明，春秋鲁国人。相传曾为鲁太史，为《春秋》作传，成《春秋左氏传》，又称《左传》。

颜渊：名回，字子渊，春秋鲁人，孔子学生。好学，乐贫安道。

后之君子，实则不至，而皆有侈（chǐ）心焉：后来的所谓君子，实际的德行不够，却大都有奢望。

臧武仲自以为圣：臧武仲是臧文仲之孙，自以为圣，自以为极端聪明。

白圭（guī）自以为禹：白圭，战国时人，在诸侯国内曾治小水，却以邻为壑，向孟子夸耀说：“丹之治水也，愈于禹。”

司马长卿自以为相如：司马长卿即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西汉辞赋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

扬雄自以为孟轲：扬雄，字子云，西汉官吏。西汉蜀郡成都《扬子法言·吾子》：“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嗣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也，窃自比孟子。”

崔浩自以为子房：崔浩，字伯渊，小名桃简，南北朝时期北魏政治家、军事谋略家。他曾把自己比作张良。《北史·崔浩传》：“性敏达，长于谋计，自比张良，谓己稽古过之。”

然世终莫之许也：可是世人始终没有承认他们的自许。

忠彦：韩琦的长子。

1. **魏国忠献韩公**：指韩琦（1008–1075），字稚圭，北宋名相，封魏国公，谥“忠献”。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功勋卓著。

2. **乐天**：白居易，字乐天，唐代著名诗人，《池上》为其描写闲居生活的诗作：“有客告将归，婆娑玩春水。”此处泛指其退居洛阳履道里的悠然生活。

3. **伊、周**：伊尹与周公旦，分别为商初和周初的贤相，被后世视为宰辅楷模。

4. **寓形于一醉**：借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寓形宇内复几时”之意，指暂寄此身于酒中，表达超脱尘世的情怀。

5. **齐得丧，忘祸福**：化用《庄子·齐物论》思想，主张超越世俗的得失、祸福、贵贱等对立观念。

6. **造物者**：指自然或天地之道，语出《庄子》，意为与大道合一，逍遥自在。

7. **实浮于名**：实际德行超过名声，出自《礼记·表记》：“君子耻名之浮于实也。”反用其意，赞韩公德高望重。

8. **臧武仲**：春秋鲁国大夫，聪慧多谋，曾言“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后人评其有圣人之智，但他自称“圣人”，遭讥讽。

9. **白圭**：战国商人，善于治生，曾言“吾治生产如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自比大禹。

10. **司马长卿**：司马相如，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自以为相如”句疑为笔误或版本异文，应为“自以为蔺相如”或“慕蔺相如之风”，文中或指其自视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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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醉白堂记】的注释。

《醉白堂记》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议论性散文。在文中，作者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去摹写醉白堂及其景致，而将韩琦与白居易进行了一番对比，就他们的优劣进行了评论，颂扬了韩琦才华出众，功勋卓著，却不以功高自诩的谦谨态度。文章集议论与抒情于一体，逻辑清晰，语言凝练。

《醉白堂记》是苏轼为北宋名臣韩琦所建“醉白堂”撰写的一篇纪念性散文。文章围绕“醉白”之名展开，通过对韩琦与白居易人生境遇的比较，深入探讨了仕与隐、功业与闲逸、个人理想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复杂关系。表面上是对“为何韩公羡慕白居易”的疑问进行解答，实则借题发挥，高度赞扬了韩琦兼具儒家担当精神与道家超脱胸怀的完美人格。

全文结构严谨，层层递进：先设问引出主题，再通过对比揭示差异，进而指出二人共有之德，最后升华至哲理层面，阐明韩公“齐得丧、忘祸福”的精神境界。文中既有史实陈述，又有哲理思辨；既有情感抒发，又不失理性分析，充分体现了苏轼散文“理趣交融、情韵兼备”的特点。

尤为可贵的是，苏轼并未一味褒扬韩琦的政治功绩，而是坦然承认其未能享有的私人幸福，表现出一种真实而深刻的人文关怀。同时，通过将韩琦与孔子相提并论，将其置于“古之君子”的典范行列，极大提升了文章的思想高度和道德分量。

此外，本文也反映了宋代士大夫普遍关注的价值命题：如何在积极入世与退隐自适之间取得平衡？韩琦虽位极人臣，仍向往白居易式的闲居生活，正说明即使最成功的政治家，内心也可能存有对自由与宁静的渴望。苏轼对此表示理解与尊重，体现出其思想中儒道融合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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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醉白堂记】的评析。

“故魏国忠献韩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乐天《池上》之诗，以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羡于乐天而不及者。”作者起手擒题，落笔生花。一个若字，尤耐人寻味，使文章顿起波澜。韩公钦羡白乐天，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下文作了解答。难怪“天下之士，闻而疑之，以为公既已无愧于伊、周矣，而犹有羡于乐天，何哉？”一个“疑”字乃全文关键。作者便由此“疑”字生发议论，为天下之士辨疑、释疑。“轼闻而笑曰”，一个“笑”字，见出作者早已对天下之士的疑问了然于心，成竹在胸。“公岂独有羡于乐天而已乎？方且愿为寻常无闻之人，而不可得者。”这两句先总的作以简要回答，指出韩公不只是单单钦羡白乐天，而是愿作一个“寻常无闻”之人。接着作者指出：“天之生是人也，将使任天下之重，则寒者求衣，饥者求食，凡不获者求得。苟有以与之，将不胜其求。是以终身处于忧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这几句所阐述的完全是庄子的思想。庄子认为作为人，“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齐物论》）。终生劳碌而不见成功，精疲力竭而不知归宿，多么可悲。而韩公“既以相三帝安天下”，比起一般人来，是取得了巨大成就，那就该寻找一个归宿，隐居故乡。“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释也。”所以“当是时，其有羡于乐天，无足怪者。”白乐天六十一岁退居，直到七十五岁去世，过了十多年悠游自乐的日子。韩公羡慕他，自然“无足怪”，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是想作一个“寻常无闻”之人而不可得的时候，才作如是想的，其实并非韩公的本意，韩公比起白乐天还要超脱。 文章对韩白之优劣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认真比较，比较的目的，仍在于为天下之士辨疑、释疑。其一，“文致太平，武定乱略，谋安宗庙，而不自以为功。急贤才，轻爵禄，而士不知其恩。杀伐果敢，而六军安之。四夷八蛮想闻其风采，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乐天之所无也。”从文蹈武略、治国安邦来看，白乐天无法和韩公相比，可见韩公并非钦羡白乐天；其二，“退居十有五年，日与其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园池之乐。府有余帛，廪有余粟，而家有声伎之奉。此乐天之所有，而公之所无也。”从纵情山水之乐，享受声色之娱来看，韩公比不了白乐天。比不了并非就羡慕，因韩公已超脱利害之外了；其三，“忠言嘉谟效于当时，而文采表于后世，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此公与乐天之所同也。”二人的忠言嘉谟、文采、节操、道德完全相同，韩公更没有必要羡慕白乐天了。从这三方面总的来看，自然还是韩公优于白乐天。因为韩公优于白乐天，就不羡慕白乐天，这并非作者本意。因为“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将推其同者而自托焉。”在作者看来，韩公实已超脱有无、多少的利害了，绝不是因自己所无而羡慕别人所有。写至此，韩公不羡白乐天的问题已经阐明，天下之士的疑问已经解决。文章似乎该结束了。不料，作者在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忽发奇想，以空灵虚拟之笔，写出了下面一段绝妙的文字：“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这是全文的纲目，也是文章的高潮。一个“醉”字用得绝妙，不只是紧扣题目，而是另有深意。韩公在酒醉时，对得失、祸福、贵贱、贤愚完全等同视之，他的精神要同万物并存，同造物者交游。这又是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论思想。人如果超生死、超功利、超社会、超是非，摆脱一切外在的束缚，就能同大自然合为一体，就能得到真正的自由，绝对的快乐。原来，韩公羡慕的是这种最高境界的人，而不是羡慕白乐天。文章至此，境界忽然升华。但是，作者所说的“同乎万物，与造物者游”的思想，并非就是韩公的思想。韩公忠君爱国，学优而仕，谨守儒教，是非分明，刚正不阿。任右司谏，曾一次奏罢宰相、参政四人，满朝为之震惊。作者在此是借为“醉白堂”写记，阐发自己深奥而富于哲理的联想，抒发自己的情怀。 文章高潮过后，有一段平铺直叙的议论。引古之君子自比于人，常常谦抑所以“实浮于名”；后之君子，常常自负，所以名浮于实，二者相比，更可看出“忠献公之贤于人也远矣”。结尾点出这篇记的写作是韩公去世之后，“泣而书之”，表现了作者沉痛的哀悼之情。全文思路清晰，议论纵横，挥洒自如。

《醉白堂记》是一篇典型的宋代文人碑志类散文，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体，展现出苏轼卓越的思想深度与文学才华。

文章开篇即设悬念：“天下之士，闻而疑之”，为何功成名就如韩琦者，还会羡慕退居林下的白居易？这一问直击人心，引发读者思考。苏轼的回答并非简单辩护，而是从“天之生是人”的宏观视角出发，指出杰出人物注定无法摆脱责任与忧患的命运，从而赋予韩琦的“羡慕”以深切的人性内涵——这不是软弱，而是英雄对平凡生活的真诚向往。

随后的对比段落堪称经典：苏轼将韩琦与白居易分为“所有”与“所无”，条分缕析，公正客观。他既肯定韩公“文致太平，武定乱略”的历史功绩，也坦承其“不得退居赋诗饮酒”的人生遗憾；同样，他也指出白居易虽享清福，却无经世济民之实。这种双向对照避免了片面褒贬，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

更进一步，苏轼提炼出二者“所同”之处——忠言嘉谟、文采流传、操守不改、道德高尚。这不仅是价值判断，更是理想人格的建构：真正的君子不应只追求外在功业或内在闲适，而应在两者之外坚守恒常之道。

结尾部分转入哲学升华，提出“齐得丧，忘祸福”的庄子式境界，并以前贤谦逊之风反衬后人骄妄，凸显韩琦“不自多、不自少”的君子品格。最终以“泣而书之”收束，情感真挚动人，使全篇在理性思辨之外增添一抹悲悯温情。

整体而言，此文语言典雅而不晦涩，逻辑严密而不刻板，情理交融，气脉贯通，堪称宋代散文中的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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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醉白堂记】的赏析。

南宋黄震《黄氏日抄》：反复将白乐天、韩魏公参错相形，而终之以取名也廉之说，尊韩之意，隐然自见于言外矣。

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集》：荆公谓东坡《醉白堂记》为韩白优劣论，盖以拟伦之语差多，故戏云尔。而后人遂为口实。夫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而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

明末清初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顺题不得，反题不得，此处当玩其立言之妙，然唯魏公，庶足当之无愧色。

明末清初孙琮《山晓阁选宋大家苏东坡全集》：魏公勋望，著于三朝。堂颜醉白，取诗为歌。盖深羡白之山水园池，赋诗饮酒为可乐也，一起叙题已尽。妙在因天下之疑，忽发一笑，将魏公一生大本领和盘托出，然后取韩白有无，及其所同处，反复较量，段段切实的确。再因醉字生情，说入一步，而以名实结束全篇。见公过人甚远，层澜叠浪，滚滚不穷。在记为变体，实为杰构也。

1.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评苏轼文：“其文纵横恣肆，豪放自如，而精微深远，实兼众长。”《醉白堂记》正体现此特色，以议论为主，兼采史论、哲思、抒情，格局宏大。

2. 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二十三评曰：“此记非徒记堂也，实所以记忠献公之为人。其称白乐天所有者，所以形公之所无；称公所有者，所以见公之大。而卒归之于‘同乎造物’，则公之胸次可知矣。”

3. 清代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东坡先生全集录》评：“借醉白立说，极论出处大义，非止颂德而已。其推公不愿为伊周，愿为常人一段，最得人情之真。”

4. 林语堂《苏东坡传》中提及：“苏轼最能体会英雄的寂寞与无奈，《醉白堂记》中对韩琦心理的揣摩，可谓入木三分——一个肩负天下之人，竟羡慕别人能喝酒赏花，这正是伟大灵魂的柔软之处。”

5. 钱穆《中国文学论丛》评：“苏轼此文，不仅表彰先贤，亦寓己志。其所谓‘齐得丧，忘祸福’，实乃自身贬谪生涯中所体悟之道，故言之尤切。”

以上为【醉白堂记】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