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
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载于周诗；怀、襄不道，其恶存乎楚赋。读者不以吉甫、奚斯为谄，屈平、宋玉为谤者，何也？盖不虚美，不隐恶故也。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
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譬如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盖语曰：不作无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书，固当以正为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
且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何者？昔大道为公，以能而授，故尧咨尔舜，舜以命禹。自曹、马已降，其取之也则不然。若乃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且始自纳陛，迄于登坛。彤弓卢矢，新君膺九命之锡；白马侯服，旧主蒙三恪之礼。徒有其文，竟无其事。此所谓虚设也。
古者两军为敌，二国争雄，自相称述，言无所隐。何者？国之得丧，如日月之蚀焉，非由饰辞矫说所能掩蔽也。逮于近古则不然。曹公叹蜀主之英略，曰“刘备吾俦”；周帝美齐宣之强盛，云“高欢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锋，或断冰以防其渡。及其申诰誓，降移檄，便称其智昏菽麦，识昧玄黄，列宅建都，若鹪鹩之巢苇，临戎贾勇，犹螳螂之拒辙。此所谓厚颜也。
古者国有诏命，皆人主所为，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见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至于近古则不然。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辞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此所谓假手也。
盖天子无戏言，苟言之有失，则取尤天下。故汉光武谓庞萌“可以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也，乃谢百官曰：诸君得无笑朕乎？是知褒贬之言，哲王所慎。
至于近古则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则谓其珪璋特达，善无可加；旋有贬黜，则比诸斗筲下才，罪不容责。夫同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帝心不一，皇鉴无恒。此所胃自戾也。
夫国有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无定准。故观猗与之颂，而验有殷方兴；睹《鱼藻》之刺，而知宗周将殒。至于近代则不然。夫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此目}，而称感致百灵。虽人事屡改，而文理无易，故善之与恶，其说不殊，欲令观者，畴为准的？此所谓一概也。
于是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夫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连章疏录，一字无废，非复史书，更成文集。
若乃历选众作，求其秽累，王沈、鱼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陈寿、干宝，颇从简约，犹时载浮讹，罔尽机要。唯王劭撰《齐》、《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
盖山有木，工则度之。况举世文章，岂无其选，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
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徒矣。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
翻译文
观察人类文明，可以教化天下；考察一国之风谣，可以洞察其兴衰。由此可知，文章的作用，源远而宏大。
至于周宣王、周僖王施行善政，其美德载于《诗经·周颂》；楚怀王、楚襄王昏庸无道，其恶行见于楚辞赋中。读者并不认为尹吉甫、奚斯是在谄媚，也不认为屈原、宋玉是在诽谤，为什么呢？正因为他们不虚美、不隐恶。由此可见，文章与史书，本属同一流脉，本可并驾齐驱于南史、董狐（春秋时齐、晋著名直笔史官），同称良史、直笔之典范。
及至中古以降，文风大变：立论者多以诡诞荒妄为根本，修辞者专以浮艳绮丽为宗旨。譬如女工织出锦绣绫罗，乐工奏起郑卫淫声。古语有云：“不作无益之事，以害有益之务。”至于史家所记，本应以“正”为根本。因此，虞舜思治而忧勤，《尚书》录其《元首歌》《禽荒歌》；夏桀失道而荒淫，《尚书》亦载其逸乐之辞；郑庄公虽有掘地见母之孝行，《春秋》仍存其“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之讥；晋献公昏聩惑于骊姬，《春秋》亦录其“狐裘尨茸，一国三公”之讽。这些文字，义理正直而切要，文辞简练而精要，足可惩恶劝善、观风俗、察得失。反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甘泉赋》《羽猎赋》、班固《两都赋》、马融《广成颂》，其比喻逾越本体，辞藻淹没义理，繁华失实，放纵忘返，非但无助于劝善奖贤，反而助长奸诈虚伪。而前后《史记》《汉书》却皆将其收入列传，岂非谬误！
况且汉代词赋虽有虚矫之弊，其余各类文章，大体尚能持实。至于魏、晋以下，则讹谬雷同，积弊愈深。总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
何谓“虚设”？昔者大道为公，选贤与能，故尧禅位于舜，舜授命于禹。自曹魏、司马氏以降，其所谓“禅让”，则不然：上呈禅位诏书，下颁逊位表章，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其行为实与王莽、董卓无异，而言辞却效法虞舜、夏禹。从登阶受册，直至登坛即位：彤弓卢矢，新君受九命之锡；白马侯服，旧主蒙三恪之礼。徒具华美文辞，全无真实事迹——此即“虚设”。
何谓“厚颜”？古者两国交兵、互为勍敌，各自称述己长，直言不讳。为何？国家之得失，如日月之蚀，岂是粉饰之辞、矫饰之说所能掩蔽？近世则不然：曹操叹刘备英略，称“刘备吾俦”；北周武帝赞高欢强盛，言“高欢不死”。或迁都避其锋芒，或凿冰阻其渡河。及至发布誓诰、下达檄文，却斥对方“智昏菽麦，识昧玄黄”，说其建都如鹪鹩巢苇，临阵逞勇似螳螂拒辙。言行判若两人，自相矛盾，岂非“厚颜”？
何谓“假手”？古者国家诏命，皆出君主亲裁。故汉光武时，第五伦为督铸钱掾，读诏书而叹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近世则不然：凡有诏敕，悉委群臣代笔。只要朝中多文士、国内富辞人，任其挥毫泼墨，何事不可撰录？于是每发玺诰、下纶言，无不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而君主本身或悖道败德，愚顽暴虐；观其政令，夏桀、商纣犹不及；读其诏诰，却俨然尧舜再世。此即“假手”。
何谓“自戾”？天子无戏言，若有褒贬失当，必招天下之讥。故汉光武曾称庞萌“可托六尺之孤”，及闻其叛，乃向百官谢罪：“诸君得无笑朕乎？”可见圣哲之君，于褒贬之言极为审慎。近世则不然：王公卿士，初被褒崇，则誉为“珪璋特达，善无可加”；旋遭贬黜，则斥为“斗筲下才，罪不容责”。同一人之行迹，同一君之言语，忽而誉若神明，忽而贬如粪土；愚智生于倏忽，是非变于俄顷；帝王之心反复无常，天鉴之明荡然无恒——此即“自戾”。
何谓“一概”？国家有否泰，世道有污隆，作者据实而书，本无定式。故观《诗经·商颂·猗嗟》之颂，可知殷商方兴；读《小雅·鱼藻》之刺，可验宗周将亡。近世则不然：称颂君主，则必曰“尽三皇五帝之圣”；赞美宰相，则必云“皆二八佳人之贤”；国土不过偏隅一方，却言“并吞六合”；福泽未盈寸壤，却称“感致百灵”。人事屡更而文辞如一，善恶之说千篇一律，欲使后世读者，以何为准绳、何为凭据？此即“一概”。
综考此五失，推究文义，虽事状貌似，而言必凭虚。雕冰为璧，终不可用；画地为饼，岂能果腹？故此类文字行于当世，则上下相欺；传之后世，则贻人不信。而世人著述者，恒不察此，聚彼虚辞，编次成书：始自起居注，终成国史，连章累牍，一字不删，已非史书，实为文集矣。
若遍览众作，求其秽累最甚者，王沈《魏书》、鱼豢《魏略》最为典型；裴子野《宋略》、何之元《梁典》次之；陈寿《三国志》、干宝《晋纪》稍趋简约，然仍时载浮讹，未能尽摄机要。唯王劭所撰《齐书》《隋书》，取材皆归信实，义理多可征信；凡悠悠饰词、夸诞之语，一概不取。此真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
山有嘉木，工匠自能度量；举世文章，岂无真金？唯苦作者不读耳。至于诗有韦孟《讽谏诗》，赋有赵壹《嫉邪赋》，政论文有贾谊《过秦论》，史论有班彪《王命论》，张华作《女史箴》以规诫宫闱，张载题《剑阁铭》以警守险，诸葛亮《出师表》以忠贞事主，王昶《戒子书》以淳厚训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涛（巨源）之启事——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历览历代，此类文章所在多有。若能书之竹帛，持之不刊，则其文可与夏、商、周三代同风，其事可与《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列。古犹今也，何分远近哉？
昔孔子修《春秋》，明是非，寓褒贬，而乱臣贼子惧。今之为史而载文者，若能剔除浮华，采撷贞实，亦可使那些专事雕琢辞藻的“雕虫小技”之徒，闻义知止、改过迁善。此乃禁绝淫辞之堤防，扶持雅正之纲维。凡从事史书编纂删削者，岂可不勉力践行？
以上为【史通·内篇·载文第十六】的翻译。
注释
1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出自《周易·贲卦·彖传》，刘知几引之以彰文教之本源功能。
2 吉甫即尹吉甫，《诗经·大雅》多为其所作，歌颂宣王中兴；奚斯为鲁国大夫，《鲁颂》作者，颂僖公政绩。
3 屈平即屈原，《离骚》《九章》等多讽谏怀、襄之失；宋玉承其绪，《九辩》等亦含讽喻。
4 南、董：南史氏（齐太史）、董狐（晋史官），《左传》《史记》载其不畏强权、直书弑君之事，为史家直笔典范。
5 彤弓卢矢：《尚书·文侯之命》载周平王赐晋文侯彤弓卢矢，为九命之锡（最高爵命），此处借指新君僭受殊礼。
6 三恪：周封前代三朝（虞、夏、商）之后裔为诸侯，以示敬恪；魏晋禅代后亦虚封汉室后裔为“三恪”，实为政治装饰。
7 第五伦：东汉名臣，尝为光武帝时督铸钱掾，见诏书称“此圣主也”，事见《后汉书·第五伦传》。
8 庞萌：光武帝宠信将领，后叛，光武悔称“可以托六尺之孤”，事见《后汉书·庞萌传》。
9 珪璋特达：语出《礼记·聘义》，喻德行卓越；斗筲下才：语出《论语·子路》，喻器量狭小、才德低劣。
10 王劭：隋代史学家，撰《齐书》《隋书》（已佚），《隋书·王劭传》称其“文词鄙拙”，然刘知几独取其“诣实”之旨，见《史通·杂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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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载文》篇是《史通》内篇十六篇中极具批判锋芒与理论深度的一章，集中阐发刘知几对史书中“载文”问题的根本立场：史书所载之文，必须服务于“惩恶劝善、观风察俗”的史学功能，而非炫才逞辞、虚美隐恶的文学游戏。刘知几以“不虚美、不隐恶”为史文最高准则，将先秦两汉质实刚健、褒贬严明的史笔传统，树为理想范式；同时以犀利笔锋系统清算魏晋以来史籍中泛滥成灾的五种文弊——虚设、厚颜、假手、自戾、一概，直指其背离史德、淆乱是非、欺罔古今的本质。尤为可贵的是，他并未否定文学价值本身，而是严格划清“文”与“史”的功能边界：辞赋可骋才情，史书必守实录。其推崇王劭“文皆诣实”、表彰韦孟、贾谊、诸葛亮等“言成轨则”之作，彰显其“文以载道、史以立信”的古典史学伦理。全文逻辑严密、例证翔实、对比强烈，既有历史纵深的宏观把握，又有文本细读的微观辨析，堪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最具体系性与战斗性的文论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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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载文》篇的艺术力量，在于其思想锋芒与文体张力的高度统一。刘知几以史家之冷峻为骨，以辞人之锐气为锋，通篇采用“立—破—立”三段式结构：开篇以经典立论，确立“文史同源、贵在实录”的崇高起点；继以酣畅淋漓的排比对照，逐条揭橥“五失”，每“失”皆以古之信实为镜，照见今之虚妄，形成强烈的历史反差与道德张力；结尾复归建设性，举韦孟、贾谊、诸葛亮等数十种“轨则”之文为楷模，并升华为“可与三代同风，可与五经齐列”的崇高期许，完成从批判到建构的升华。文中善用比喻（“镂冰为璧”“画地为饼”）、对仗（“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始有褒崇……旋有贬黜”）、典故（南董、三恪、彤弓）与史实互证，语言凝练如刀，节奏铿锵如鼓。尤以“虚设”一段对禅让仪程的解构最为惊心动魄——将庄严诏册还原为“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的政治赝品，其穿透表象的史识与不避权贵的胆魄，至今令人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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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九：“知几之论，大抵主于核实，而尤以文胜质为深病。《载文》一篇，掊击浮华，最为激切。”
2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刘子玄《史通》论史家载文之失，至为深切。其所谓‘虚设’‘厚颜’‘假手’者，诚足为千古炯戒。”
3 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刘知几《载文》之篇，严于文质之辨，可谓得史家之大本矣。”
4 傅振伦《刘知几史通笺注·序》：“《载文》痛斥史籍载文之五弊，非仅针砭文风，实为捍卫史学之尊严与功能。”
5 柴德赓《史籍举要》：“《载文》篇是《史通》中最具现实批判精神的篇章，其矛头直指官方史学的虚饰积习，影响及于宋代欧阳修、司马光诸家。”
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刘知几《载文》所揭‘假手’之弊，实开后世考订诏令真伪之先河。”
7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二卷：“刘知几在《载文》中提出的‘去邪从正’‘捐华摭实’八字，概括了其全部史文观的核心。”
8 黄永年《唐史史料学》：“《载文》对王沈、鱼豢的尖锐批评，反映了唐代史家对魏晋‘霸史’虚美倾向的深刻反思。”
9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载文》将史学批评提升到文化批判高度，其‘文史之辨’实为古典史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10 乔治忠《中国史学史》：“刘知几《载文》所确立的史文真实性原则，与西方兰克史学‘如实直书’理念遥相呼应，体现人类史学思想的共通追求。”
以上为【史通·内篇·载文第十六】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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