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
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详略难均。
有权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编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此之谓小录者也。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纪》、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贤士贞女，类聚区分，虽百行殊途，而同归于善。则有取其所好，各为之录，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此之谓别传者也。阴阳为炭，造化为工，流形赋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广异闻，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
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此之谓都邑簿者也。
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即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昺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且箕裘不堕，则其录犹存；苟薪构已亡，则斯文亦丧者矣。别传者，不出胸臆，非由机杼，徒以博采前史，聚而成书。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盖不过十一而已。如寡闻末学之流，则深所嘉尚；至于探幽索隐之士，则无所取材。杂记者，若论神仙之道，则服食炼气，可以益寿延年；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地理书者，若朱赣所采，浃于九州；阚骃所书，殚于四国。斯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其有异于此者，则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都邑簿者，如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斯则可矣。及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论榱楝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至于其间得失纷糅，善恶相兼，既难为覼缕，故粗陈梗概。且同自郐，无足讥焉。
又案子之将史，本为二说。然如《吕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但以名目有异，不复编于此科。
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
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
翻译文
从前《三坟》《五典》《春秋》《梼杌》，乃是上古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历代通行，奉为格言。其余外传类著作，则如神农尝百草而有《本草》，夏禹治水敷土而实著《山经》；《世本》辨析姓氏，起于周室；《孔子家语》记载孔门言行，传自孔氏后学。由此可知：偏记、小说之类，虽非正史，亦自成一家之言。
且能与正史并行不悖，其源流由来久矣。
及至近古，此类著述日益繁杂，史家流派纷出，路径各异。总括而论，其体例共分十类：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帝王受命承统，有始有终；史家撰述，详略难以均平。故有仅记一时一事、不终一代者，如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王韶《晋安陆纪》、姚最《梁后略》，此即“偏纪”。
普天之下，人物浩繁，欲尽录其行事，实难周全；于是有识者择其所知，辑为短篇，如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此即“小录”。
国史职在记言记事，然耳目所及有限，必有遗漏。于是好奇之士，补其阙佚，如和峤整理《汲冢纪年》、葛洪撰《西京杂纪》、顾协辑《琐语》、谢绰作《拾遗》，此即“逸事”。
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胜空谈。故好古君子，无所弃取，如刘义庆《世说新语》、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此即“琐言”。
汝南、颍川多奇士，江汉流域出英灵，人物生于斯土，光耀郡国。故乡里学者，编录其贤，如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即“郡书”。
高门华胄，累世积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于是追述先烈，贻训后人，如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即“家史”。
贤士贞女，类聚区分；百行虽殊，同归于善。于是各取所重，专为之录，如刘向《列女传》、梁鸿《逸民传》、赵采《忠臣传》、徐广《孝子传》，此即“别传”。
天地造化，阴阳为炭，万物赋形，何所不育？求其怪异，以广异闻，如祖台之《志怪》、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此即“杂记”。
九州疆域，万国山川，物产各异，风俗不同。若各志其本国风土，足可昭明一方，如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记》、罗含《湘中记》，此即“地理书”。
帝王桑梓之地，列圣遗迹之所，宫室营建之制，未必恒定于一地。若能详录其规制法度，足为后世镜鉴，如潘岳《关中记》、陆机《洛阳记》、《三辅黄图》、《建康宫殿簿》，此即“都邑簿”。
大抵“偏纪”“小录”所载，皆当时实录，较诸国史，尤为真切。然其语言鄙朴，叙事简略，终难成不刊之典，永播后世，唯可供后来作者删削润色之资而已。“逸事”则多补前史之遗，益处甚多；但若妄人执笔，则滥收传闻，不加甄别，致真伪混淆、是非颠倒。如郭宪《洞冥记》、王子年《拾遗记》，纯构虚辞，专以惊愚炫俗，此弊之尤甚者也。“琐言”多载当世清谈应对、流俗嘲谑，可供辩士资其口舌，谈话者取为谈助；然若浅薄者为之，则诋讦祖宗、亵狎床笫之语，亦登于简册，托为雅言，既无益于风教，更伤名教之大防。
“郡书”者，矜夸乡贤，美饰邦族，在本土颇受欢迎，置于他方则罕被推重。其中如常璩之详审、刘昞之该博，能传之不朽、见美后世者，盖寥寥无几。“家史”者，仅述三族之事，止于一门之言，可行于室家之内，难施于邦国之间；且若家道中衰、谱系断绝，则其文亦随之湮灭。“别传”者，不出己意，非由心裁，唯博采前史，裒集成书；其中能发前人所未言、立新说者，不过十之一二。寡闻末学之徒或深加推许，而探幽索隐之士，则无可取材。“杂记”若论神仙之道，言服食炼气以延年；述鬼神之理，明福善祸淫以劝惩，则尚有意义；但若谬者为之，则专务怪诞，唯述妖邪，于弘益世教毫无所取。
“地理书”若如朱赣所采，遍及九州；阚骃所撰，穷极四国，则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若不然者，则人人自诩乐土，家家标榜名都，竞相美化所居，言过其实；又将闾巷传言之山水旧迹、城池得名，悉录为信史，岂不鄙陋！“都邑簿”如能辨宫阙陵庙、街廛郭邑之规模制度，固为可贵；但若愚者操笔，则烦冗泛滥，巨细靡遗：榱栋尺寸必书，草木根株必数，惟务详尽，反失要领，使学者观之瞀乱难纪。
综考此十类，征验百家，则史部之杂名，其流别尽于此矣。其间得失错杂，善恶相参，难以一一缕析，故仅粗陈梗概。至于郐以下，不足复讥。
又考“子”与“史”之别，本属二途。然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玄晏春秋》《抱朴子》等诸子之书，多以叙事为主，若举而论之，亦可谓史之杂流；但因其名目不同，故不复列入此十科之中。
古语云：“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纵观往古，著述浩如烟海，虽千门万户，波委云集，然多言辞琐碎，事迹丛残，实难比肩《春秋》三传之光华，亦不可并列《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或指《后汉书》《三国志》《史通》所尊之“三史”）之辉烈。古人喻之为“玉屑满箧”，诚哉斯言！
然而，樵夫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菜，诗人不弃。学者若欲博闻旧事、多识名物，而不窥览别录、不研讨异书，仅专守周公、孔子之章句，死守司马迁、班固之纪传，又岂能臻于通达之境？且孔子有言：“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果如此，则书中自有非圣之言，言语难免不经之语；学者之博闻，正在于善加抉择而已。
以上为【史通·内篇·杂述第三十四】的翻译。
注释
1．三坟、五典：传说中上古帝王之书，《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杜预注：“三坟，三皇之书；五典，五帝之书。”今已亡佚。
2．梼杌（táo wù）：楚国史书名，《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此处借指诸侯国史。
3．《山经》：即《山海经》之《山经》部分，旧题大禹、伯益所作，实为战国至汉初方士地理博物之书。
4．《世本》：先秦史籍，记黄帝至春秋诸侯大夫世系、姓氏、居邑、制作等，原书宋以后散佚，今有清代辑本。
5．《孔子家语》：汉魏间人依托孔子之名所撰，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虽非孔子亲定，但保存大量早期儒家史料。
6．《汲冢纪年》：西晋时汲郡古墓出土竹简所载魏国史书，和峤等奉诏整理，即《竹书纪年》，补正《史记》多处讹误。
7．《西京杂记》：旧题葛洪撰，实为东晋葛洪辑录西汉轶事而成，属典型“逸事”类笔记。
8．《三辅黄图》：六朝人撰，记西汉长安及三辅地区宫室、陵庙、街道等建制，为都邑簿代表作。
9．《华阳国志》：东晋常璩撰，记巴蜀及西南地区历史、地理、人物、民族，兼具地理书与郡书性质，刘知几特予褒扬。
10．《玄晏春秋》：西晋皇甫谧自撰年谱兼自传，仿《春秋》体例；《抱朴子》：葛洪所著，内篇论神仙方药，外篇论人间得失，含大量史事议论，刘知几视其具史家叙事品格。
以上为【史通·内篇·杂述第三十四】的注释。
评析
《史通·杂述》是刘知几系统梳理史部旁支文献的纲领性篇章，堪称中国目录学与史学批评史上首篇专论“史部杂流”的理论文献。全文以“十流”为经，以“得失”为纬，既具高度分类学意识，又贯注强烈批判精神。刘知几并未简单否定杂史价值，而是秉持“实录”标准，对各类文本进行功能定位与价值重估：肯定偏纪、小录之“实录”价值，重视逸事之补史功能，警惕琐言之伤教、郡书之家本位、家史之狭隘、别传之因袭、杂记之荒诞、地理书与都邑簿之浮夸。其核心史学观——“实录为宗，劝诫为用，雅正为则”——在此章得到全面实践。尤为可贵者，刘知几在批判之余，仍强调“刍荛必择”“葑菲不弃”，主张开放包容的学术胸襟，将“多闻择善”提升至“知之次也”的认识论高度，既坚守史家理性，又涵养学者气象，体现了唐代史学走向自觉成熟的标志性思想深度。
以上为【史通·内篇·杂述第三十四】的评析。
赏析
本文以严密逻辑构建起中国古代史部杂流的首个完整谱系。“十流”分类非凭空臆设，而是立足文献实际，紧扣功能差异：偏纪重“时断”，小录重“人限”，逸事重“补阙”，琐言重“语存”，郡书重“地本”，家史重“族系”，别传重“德类”，杂记重“异闻”，地理书重“域辨”，都邑簿重“制考”。每一类皆先立定义，继举典范，再析得失，结构如刀劈斧削，层层递进。语言上骈散相间，论断如铁，譬喻精警——“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玉屑满箧”等语，既富哲理又具文学张力。尤见功力者，在于批判中见分寸：既斥《洞冥》《拾遗》“全构虚辞”，亦肯认《搜神》《幽明》“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既讥郡书“矜其乡贤”，亦赞常璩“详审”、刘昞“该博”。这种不以门户立论、唯以实理衡文的史家风范，使《杂述》超越一般目录提要，成为具有永恒方法论意义的史学元批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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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浦起龙《史通通释》：“‘杂述’一篇，为史家别识心裁之枢要。知几不以杂为贱，而以杂中之得失为重，故能于稗官野史间，烛照千古史法之隐微。”
2．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刘氏《杂述》，实开后世目录家‘史部·杂史’‘地理’‘传记’诸类之先河。其论郡书‘矜其乡贤’，家史‘难以播于邦国’，直抉地方文献与家族书写之根本局限。”
3．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杂述》之价值，不在其分类之尽善，而在其确立‘杂’之正当性——杂非乱也，杂中有法；杂非轻也，杂可补正。此真通人之见。”
4．陈垣《史源学杂文》：“刘知几论逸事‘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又戒‘妄者为之’则真伪不别，此即史源学之雏形。后世考史，首辨史料层级，实肇于此。”
5．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杂述》标志着中国史学批评从经验总结走向理论自觉。其对‘实录’标准的坚守与对‘名教’底线的维护，构成唐代史学精神的核心张力。”
6．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刘知几以‘十流’统摄史部杂著，实为对《汉书·艺文志》‘春秋家’‘诸子家’分类之重大突破，使史学文献获得独立于经、子的知识谱系地位。”
7．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三卷：“《杂述》所体现的史学文献观，已具现代史料学意识——承认多元史料价值，强调鉴别使用，反对一概排斥或盲目迷信。”
8．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刘知几将‘琐言’‘杂记’等通俗文本纳入史学批评视野，打破了正史独尊格局，为宋代以降笔记小说入史论开辟了理论先路。”
9．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杂述》对‘地理书’‘都邑簿’的辨析，反映出唐代史家对空间维度与制度维度在历史书写中作用的深刻认知，远超前代。”
10．陈其泰《中国史学史》第四卷：“刘知几提出‘多闻择善’，将孔子‘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升华为史家基本修养，标志着中国史学认识论的重大飞跃。”
以上为【史通·内篇·杂述第三十四】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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