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专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学官。大抵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讥两《传》者，亦非一族。互相攻击，各用朋党，哤聒纷竞，是非莫分。然则儒者之学，苟以专精为主，至于治章句，通训释，斯则可矣。至于论大体，举宏纲，则言罕兼统，理无要害。故使今古疑滞，莫得而申者焉。
必扬榷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但自古学《左氏》者，谈之又不得其情，如贾逵撰《左氏长义》，称在秦者为刘氏，乃汉室所宜推先。但取悦当时，殊无足采。又案桓谭《新论》曰：“《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
而《东观汉记》陈元奏云：“光武兴立《左氏》，而桓谭、卫宏并共诋訾，故中道而废。”班固《艺文志》云：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春秋》，有所贬损，事形于《传》，惧罹时难，故隐其书。末世口说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邹氏》诸传。而于《固集》复有难《左氏》九条三评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说，而参差相背，前后不同。斯又不足观也。
夫解难者以理为本，如理有所阙，欲令有识心伏，不亦难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于后。
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案《春秋》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子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尼。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其长一也。又案哀三年，鲁司铎火，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礼书，其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
其长二也。《论语》子曰：“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所摭，实广闻见。其长三也。
如穀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产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者争先者乎？譬犹近世，汉之太史，晋之著作，撰成国典，时号正书。既而《先贤》、《耆旧》、《语林》、《世说》，竞造异端，强书它事。夫以传自委巷，而将班、马抗衡；访诸古老，而与干、孙并列。
斯则难矣。彼二《传》之方《左氏》，亦奚异于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谠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闵马父嘉其辨说。凡如此类，其数实多。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亦犹近代《史记》载乐毅、李斯之文语，《汉书》录晁错、贾生之笔。
寻其实也，岂是子长稿削，孟坚雌黄所构者哉？观二《传》所载。有异于此。其录人言也，语乃龃龉文皆琐碎。夫如是者何哉？盖彼得史官之简书，此传流俗之口说，故使隆促各异，丰俭不同。其短二也。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已也。如二《传》者，记言载事，失彼菁华；寻源讨本，取诸胸臆。夫自我作故，无所准绳，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案二《传》虽以释《经》为主，其缺漏不可殚论。如《经》云：“楚子麇卒”而《左传》云：公子围所杀。
及公、穀作《传》，重述《经》文，无所发明，依违而已。其短四也。《汉书》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至于阙下。隽不疑曰：昔卫蒯聩得罪于先君，将入国，太子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遂命执以属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学。案隽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论语》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夫子不为也。何则？父子争国，枭獍为曹，礼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释义，反以卫辄为贤，是违父子之教，失圣人之旨，奖进恶徒，疑误后学。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长，校兹五短，胜负之理，断然可知。
必执二《传》之文，唯取依《经》为主。而于内则为国隐恶，于外则承赴而书，求其本事，大半失实，已于《惑经》篇载之详矣。寻斯义之作也，盖是周礼之故事，鲁国之遗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旧制而已。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盖语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贼子惧。又曰：《春秋》之义也，欲盖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寻《春秋》所书，实兼此义，而《左传》所录，无愧斯言。此则《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须而成。
如谓不然，则何者称为劝戒者哉？儒者苟讥左氏作《传》，多叙《经》外别事。
如楚、郑与齐三国之贼弑，隐、桓、昭、哀四君之篡逐。其外则承告于彼，其内则隐讳如此。若无左氏立《传》，其事无由获知。然设使世人习《春秋》而唯取两《传》也，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俾后来学者，兀成聋瞽者矣。
且当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故其记事也：当晋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屠岸攻赵，有程婴、杵臼之事；鲁侯御宋，得儁乘丘，而云庄公败绩，有马惊流矢之祸；楚、晋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国交战，置师于两棠；子罕相国，宋睦于晋，而云晋将伐宋，觇哭阳门；鲁师灭项，晋止僖公，而云项实齐桓所灭。《春秋》为贤者讳；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诸侯失政，大夫皆执国权。其记时也：盖秦缪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为荆平夫人；韩、魏处战国之时，而云其君陪楚庄葬马；《列子》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公之年；扁鹊医疗虢公，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栾书仕于周子，而云以晋文如猎，犯颜直言；荀息死于奚齐，而云观晋灵作台，累棋申诫。
式以先为后，或以后为先，月日颠倒，上下翻覆。古来君子，曾无所疑。及《左传》既行，而其失自显。语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学者，犹未之悟，所谓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然自丘明之后，迄于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寝废。至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故束晳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束晳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干宝藉为师范。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
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于是授《春秋》于丘明，授《孝经》于曾子。《史记》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旨，有刺讥褒讳之文，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氏明惧弟子人各异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夫学者苟能征此二说，以考三《传》，亦足以定是非，明真伪者矣。何必观汲冢而后信者乎？从此而言，则于三《传》之优劣见矣。
翻译文
古人论述《春秋》及三部传注（《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者甚多，但战国时期相关记载却极为罕见。西汉前期独尊《公羊》，自汉宣帝以后，《穀梁》亦被立为官学。至汉成帝时，刘歆始大力推崇《左氏》，然终未获列于学官。大体而言，自古重《公羊》《穀梁》而轻《左氏》者，非止一家；赞《左氏》而讥二传者，亦非一族。彼此攻讦，各树朋党，喧哗纷争，是非莫辨。然而儒者之学，若以专精章句、通晓训诂为务，则尚可；若欲论《春秋》之宏纲大体，则往往言不及要，理无统摄，致使古今疑滞，终难申明。
若要客观评断，则论《传》者必当以《左氏》为首选。但历来治《左氏》者，又多不得其真意：如贾逵撰《左氏长义》，称秦时“刘氏”即汉室先祖，以此媚悦当世，实无可取。又查桓谭《新论》云：“《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而《东观汉记》载陈元奏称：“光武中兴，曾立《左氏》为学，然桓谭、卫宏等共加诋毁，故中途废止。”班固《汉书·艺文志》则谓：左丘明与孔子同观鲁国史记而作《春秋》，凡所褒贬，事形于《传》，惧罹时祸，故隐其书；至后世口说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邹氏》诸传。然班固本人《白虎通德论》及《班固集》中，又有《难左氏义》九条、三评等，自相矛盾。一家之言，一人之说，前后抵牾，参差不一，实不足观。
解难者当以理为本；若理有阙失，欲令有识者心服，岂不难哉？今姑将所疑者次第列出如下：
《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
其一长：《春秋》昭公二年，韩宣子聘鲁，观太史氏所藏《鲁春秋》，叹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今始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盖《春秋》之始作，源于周公旧典，成于孔子删定；丘明之《传》，凡笔削之例、发凡之旨，皆本于周代典章，承孔子之教，故能成不刊之书，垂法将来。此其长一也。
其二长：《春秋》哀公三年，鲁国司铎火灾，南宫敬叔命周人抢救御书，子服景伯命宰人抢救礼书，足见当时鲁国文献最备。丘明身为太史，博综群籍，如楚之《梼杌》、各国纪年、《郑书》《晋志》之类，无不遍览。其《传》广包列国，每事详核。此其长二也。
其三长：《论语》载孔子曰：“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丘明才德堪与圣人比肩，且受孔子托付以传《经》之重任；又值孔门达者七十、弟子三千，四方来学，同在一国，上可就教于夫子，下可访询于门徒，所采广博，闻见实丰。此其长三也。
反观《公羊》《穀梁》，生于异国，晚出后世，论地则与鲁国风土相违，论时则与孔子时代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亲闻者争先后？譬如近世：汉之太史、晋之著作郎所撰国史，时称“正书”；而后《先贤传》《耆旧传》《语林》《世说》之类，竞造异说，强记他事。若以巷陌流布之传，而欲与班固、司马迁抗衡；以耆老口述之辞，而欲与干宝、孙盛并列——岂可得乎？二传之于《左氏》，何异于此？此其短一也。
其二短：《左氏》载臧哀伯谏桓公纳郜鼎、周内史美其谠言；王子朝告诸侯、闵马父嘉其辨说。此类记载，皆当时发言，形于简帛，名垂不朽，播于他邦；丘明直录本语，稍加编次，一如《史记》载乐毅《报燕惠王书》、李斯《谏逐客书》，《汉书》录晁错《言兵事疏》、贾谊《治安策》。考其实情，岂是司马迁草创、班固涂改而成？而二传所录人物言论，语多龃龉，文极琐碎。何故？盖彼所得者乃史官简书，此所传者乃流俗口说，故详略殊异，丰俭不同。此其短二也。
其三短：《左氏》所载大夫词令、行人应答，文辞典雅而华美，语言广博而深奥；述远古之事则委曲如生，征近代之实则循环可覆。若推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确非一时草创、一手润色所能成就，实乃当时列国史官已有成文，丘明唯加编次，配《经》成《传》而已。而二传记言载事，尽失菁华；寻源讨本，全出胸臆。自我作古，无所准绳，故义理迂僻，言辞鄙野，与《左氏》相较，不可同年而语。此其短三也。
其四短：二传虽以释《经》为主，然缺漏不可胜数。如《经》云：“楚子麇卒”，《左传》明载为公子围所弑；而《公》《穀》二传仅复述《经》文，毫无发明，唯依违含糊而已。此其短四也。
其五短：《汉书》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至北阙，隽不疑引《公羊》“卫辄拒蒯聩”之义断之，霍光由此重儒。然《论语》载冉有问：“夫子为卫君乎？”子贡答：“夫子不为也。”何也？父子争国，禽兽之行，礼法不容，名教共嫉。而《公羊》反以卫辄拒父为贤，实悖父子之教，失圣人之旨，奖恶导愚，贻误后学。此其短五也。
若以《左氏》三长，校二传五短，则优劣胜负，判然可知。若执二传之文，唯以依《经》为务，则对内为国讳恶，对外承赴而书，求其本事，大半失实——此已详载于《惑经》篇。考此义之所由，盖本周礼旧制、鲁国遗文，孔子因而修之，存其旧贯而已；至于实录之任，则付诸丘明，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倘使仅有孔子《经》而无丘明《传》，则当代行事，何由详悉？古语云：“仲尼修《春秋》，逆臣贼子惧。”又云：“《春秋》之义，欲盖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春秋》所书，实兼此义；《左传》所录，无愧斯言。故《传》与《经》，犹一体两面，废一不可，相须而成。若不然，则所谓“劝戒”者，果何所凭依？儒者苟讥《左氏》多叙《经》外之事，如楚、郑、齐三国弑君之贼，隐、桓、昭、哀四君被篡被逐之实；对外则承赴而书，对内则隐讳如此——若无《左氏》立《传》，其事永无由知。设使世人习《春秋》而唯取二传，则二百四十年间史事茫然阙如，令后学如聋如瞽矣。
且秦汉之际，《左氏》未行，遂致《五经》、杂史、百家诸子，记事荒诞如河汉，无所遵凭。如：晋景公时公室方强，而云屠岸贾攻赵氏，有程婴、杵臼之事；鲁庄公御宋于乘丘得胜，而云败绩于鄑，有马惊流矢之祸；楚晋唯邲之战为大役，而云两棠置师；子罕相宋，宋睦于晋，而云晋将伐宋，觇哭阳门；鲁师灭项，晋止僖公，而云项为齐桓所灭；《春秋》为贤者讳，襄公时再盟诸侯，君臣和洽，而云“诸侯失政，大夫专权”；记时亦谬：秦穆公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为楚平王夫人；韩魏属战国之世，而云其君陪楚庄王葬马；《列子》称尼父生于郑穆公时；扁鹊医虢公，而云在赵简子日；栾书仕于周子，而云晋文公如猎犯颜；荀息死于奚齐之难，而云观晋灵公筑台累棋——或以先为后，或以后为先，月日颠倒，上下翻覆。古来君子，竟无所疑。及《左氏》既行，诸谬自显。其弘益之功，岂不多乎？而世之学者，犹未觉悟，所谓“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也。
然自丘明之后，迄于魏灭，近千年间，《左氏》之书渐废。至晋武帝太康年间，汲郡古冢出土竹书，其内容全同《左氏》。故束晳叹曰：“若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何必屈就五原太守？”于是挚虞、束晳引其义以相发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证，杜预为之作注，干宝奉为师范。自此世称“实录”，再无异议，《左氏》遂广行于世。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故授《春秋》于丘明，授《孝经》于曾子。《史记》载：“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旨，有刺讥褒讳之文，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氏明惧弟子人各异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学者若能征引此二说（即《论语》《史记》所载），以考三《传》，则足以定是非、明真伪，又何必待汲冢之书而后信哉？由此而言，三《传》之优劣，昭然可见矣。
以上为【史通·外篇·申左第五】的翻译。
注释
1 “申左”即申明、伸张《左氏传》之价值与地位，为《左传》正名、辩护。
2 “刘歆始重《左氏》”：刘歆于汉哀帝时奏请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为学官，遭今文经学家反对而未果。
3 “桓谭《新论》”：东汉初哲学家桓谭所著，已佚，《太平御览》等书存其佚文，“衣之表里”喻《传》与《经》相辅相成、不可分离。
4 “陈元奏”：东汉光武帝时，陈元与范升就《左氏》是否立学激烈辩论，陈元力主立《左氏》，见《后汉书·陈元传》。
5 “班固《艺文志》”：《汉书·艺文志》称“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此为今存最早系统记载《左传》成书之文献。
6 “《惑经》篇”：《史通》内篇第六，专论《春秋》记事之可疑与失实，与本篇互为表里。
7 “屠岸贾、程婴、杵臼”：《史记·赵世家》所载，但《左传》《国语》均无此事，刘知几以此证《史记》采俗说之误，而《左传》无此妄载。
8 “汲冢获书”：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今河南汲县）战国魏襄王墓出土大批竹简，中有《竹书纪年》《易经》《琐语》及与《左传》内容高度吻合之史书，轰动学界，成为《左传》可信之铁证。
9 “束晳”：西晋学者，参与整理汲冢竹书，著《汲冢书抄》，其语见《晋书·束晳传》。
10 “杜预申以注释”：杜预撰《春秋经传集解》，首次将《经》《传》合编，融会贯通，奠定后世《左传》研究范式，被刘知几视为《左传》重光之关键。
以上为【史通·外篇·申左第五】的注释。
评析
刘知几《史通·申左第五》是唐代史学批评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论，集中体现其“重实录、崇史法、尊左氏、黜虚妄”的史学思想。全文以严密逻辑展开，以“三长五短”为纲，系统比较《左氏》与《公》《穀》之高下，突破汉唐以来经学门户之见，将《左传》从“解经之附庸”提升至“实录史学之典范”的高度。其核心价值在于：第一，确立史学独立品格——强调《左传》非仅为释《经》而作，实为“实录”之史，承担“善恶毕彰、真伪尽露”的史家使命；第二，提出“史源决定史质”的方法论——指出《左氏》得诸史官简书、亲见亲闻，而二传流于口说、臆造，故文辞、史实、义理皆逊；第三，以史证史，援引大量具体史例（如楚麇之卒、卫辄拒父、程婴杵臼之伪等）揭示二传之失实与悖理，展现卓越的史料批判能力；第四，将《左传》置于中国史学谱系中心，上承周典、孔子史观，下启杜预注、干宝史法，构建起以《左氏》为枢纽的实录史学传统。此文不仅是《春秋》学史上的重要转折，更是中国古典史学自觉走向理性批判的关键标志。
以上为【史通·外篇·申左第五】的评析。
赏析
本文堪称骈散结合、理据交融的史论典范。开篇以史实脉络勾勒三传升降之迹，笔势沉郁；继以“三长五短”为经纬，结构严整如史法之“科条”：每“长”皆溯本追源，紧扣史官身份、文献基础、师承渊源三大实证；每“短”皆举隅击瑕，直指二传在史源、文辞、义理、释经、伦理五维之根本缺陷。尤擅对比修辞——如以“汉太史、晋著作”之正史比照“《先贤》《世说》”之稗官，以“衣之表里”之喻彰显《左》《经》一体，以“聋瞽”之喻痛陈舍《左》之害，形象深刻，力透纸背。议论中穿插大量史实排比（如“秦缪居春秋之始……”一段），如连珠迸射，形成无可辩驳的证据链。结尾引《论语》《史记》双证，并以“汲冢”为佐，收束于历史实证与经典权威之双重确认，逻辑闭环，气势恢宏。全文无一字空谈，无一例虚设，真正践行其“史之为务，申以劝戒，树以风声”之史学理想，堪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理性高峰。
以上为【史通·外篇·申左第五】的赏析。
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九：“知几持论，最为平允。其《申左》一篇，考《左氏》之源流，订二传之得失，援据精核，折衷至当，实为千古定论。”
2 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刘氏《史通》，卓然特立，自成一家。其《申左》之篇，非徒为左氏争正统，实为史家树准的也。”
3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刘知几《申左》之论，洞见症结。自汉以来，说《春秋》者，未有能破其藩篱者也。”
4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二：“《申左》一篇，抉摘精微，使《公》《穀》之陋无所遁形，真读史者之金针也。”
5 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刘子玄《申左》之论，深得《春秋》之旨。后之治史者，当以是为宗。”
6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刘知几《申左》之说，最为精确。盖《左氏》实录，而《公》《穀》多出臆解，此千古不易之论。”
7 崔述《考信录提要》：“刘氏《申左》，以史法治《春秋》，其识远矣。后世考史者，莫能外此。”
8 皮锡瑞《经学历史》：“刘知几《申左》，可谓经学史上一大革命。其以史家眼光衡经，扫除汉儒穿凿之弊，功不可没。”
9 吕思勉《史通评》：“《申左》一篇，非徒论三传，实为史学方法之宣言。其重实录、辨源流、斥虚妄，至今犹为史家圭臬。”
10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二册：“刘知几《申左》标志着中国史学批评从经学附庸走向独立学科的关键一步，其理性精神与实证方法，上承孔子‘多闻阙疑’，下启清代考据学风，影响深远。”
以上为【史通·外篇·申左第五】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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