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
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牧誓》、《泰誓》是也。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
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睢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逮汉、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假有忠言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
秦宓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此之小辩,曾何足云。是以历选载言,布诸方册,自汉以下,无足观焉。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核诸?
至如讨“鹑贲”、“鸲鹆”,童竖之谣也;“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土,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摸《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然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
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于斯时也,先王桑梓,剪为蛮貊,被发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辩若驹支,学如郯子,有时而遇,不可多得。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唯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
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又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为工。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是则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芈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价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
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互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验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翻译文
大凡言语乃心志枢机之所发,实为荣辱之主宰;若言辞缺乏文采,则难以广为流传。因此,修饰言辞、专精应对,自古以来即备受重视。
上古之时,民风淳朴简略,言语质直难晓,须经训释方能通达。故而探求义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校文辞,则词艰而义显。如《尚书》所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牧誓》《泰誓》等篇即是。周代承袭夏、商二代,礼乐昌盛,文采斐然。大夫与行人尤重辞令使命,语意委婉而切中要害,言辞流美而不失节制。如《春秋》所记吕相绝秦之辞、子产献捷之对、臧孙谏君纳鼎之语、魏绛对戮杨干之辩,皆属此类。
及至战国,诸侯争雄,游说之士风起云涌,人人手执《弄丸》之辩术,家家怀揣《飞钳》之权谋。雄辩者以诡谲欺诳为宗旨,善辩者以寓言讽喻为常法。如《史记》所载苏秦合纵、张仪连横、范雎反间而相秦、鲁仲连解纷而全赵等事,皆是其例。
迨汉魏以降,历周、隋而至,世尚骈俪文风,不再崇尚临机专对。运筹决策,悉见于章表奏议;进谏献策,尽归于笔札文书。宰我、子贡式的从容应对之道渐废,苏秦、张仪式的纵横捭阖之业亦衰。偶有忠言切谏,或托于《答客难》《解嘲》之类赋体,稍可称道者,唯朱云折槛抗愤、张纲埋轮直谏而已。秦宓酬吴使、王融答虏使,不过小技微辩,何足挂齿!因此,遍观历代史书所载言论,布于典册者,自汉以下,已无可观之处。
试考战国以前之言,皆可讽咏成诵,非独赖史官删削润色,实因当时言语本体素具美感。何以验证?譬如“鹑贲”“鸲鹆”,乃童子谣谚;“山木”“辅车”,为时俗俚语;“皤腹弃甲”,是守城者之讴歌;“原田是谋”,系舆人(众仆)之诵语。这些皆属草野粗言、鄙俚短句,尚且温润可诵;何况束带立朝之士,兼有多闻博古之识,其言岂不更臻雅正?由此可知:当时人出口成章,史官秉笔直录,虽经讨论润色,终不悖其大要本旨。
《左》《公》《穀》三传之言,已不习于《尚书》之古奥;两汉文章,又多异于《战国策》之峻切。足证民情风俗递变,时代气息不同。而后世作者却无远见卓识,记载当世口语,罕能如实直书,反欲追效古人,以示稽古之诚。于是崇爱左丘明者,专摹《左传》笔法;倾慕司马迁者,全学《史记》风格。致使周、秦言辞竟现于魏、晋之世,楚、汉应对反行于宋、齐之日。伪饰造作,混沌失真,古今淆乱,真伪莫辨。故裴松之讥刺孙盛录曹操平素言语,竟全作夫差亡国之辞——虽貌似《春秋》文风,而事实乖违,殊为荒谬。
然自西晋永嘉之乱,长安、洛阳失守,传国宝器南迁,江南遂为礼乐之乡,金陵实为图书之府。其地风俗犹存规检,言语喜尚风流,纵处颠沛流离、仓促急迫之际,亦不忘经籍典章。故史臣修撰,无需刻意雕琢,自然雅正。
中原情形则不然。何也?此时先王故都之地,已沦为夷狄疆域,披发左衽之俗充塞神州。其间虽偶有辩才如驹支、学问如郯子之士,但极为罕见,不可多得。而彦鸾修撰十六国伪国诸史,魏收、宇文弘撰《魏书》《周书》,必讳避彼族本音,强改夷语为华言,犹如杨由听雀鸣而知吉凶、介葛之闻牛鸣而识其意,尚可理解;然而其间竟妄加文采,虚设景物,援引《诗》《书》以藻饰,效法《史》《汉》以立格。致使且渠、乞伏等胡族首领,俨然儒雅如汉武元封年间名臣;拓跋、宇文等鲜卑君主,德音竟同于魏晋正始清谈之士。华美而失实,其过莫大焉!
唯王劭、宋孝王所著之书,叙写北魏、北齐(元魏、高齐)时事,抗词直笔,务存直道,方言俗语、当代口语,由此毕彰无隐。
而今之学者,却皆责备二人,谓其言多滓秽,语伤浅俗。殊不知言语本质本即如此,而反归咎于史臣,正如照镜者见丑女貌陋,却怪罪镜子太明——岂非荒谬?
又有论者,咸以为北朝诸史中,《周书》最为工巧,盖赏其记言之体多近古式。然若以歪曲虚饰之言,尽弃真实之事,反称良史直笔,奉为楷模,则董狐、南史满目皆是,班固、华峤比肩接踵矣!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俱以述史自负。郎氏撰《孝德传》,张氏著《隋后略》。凡其所录当代语言,皆依仿古辞旧语。若某语可效古而书,便择而录之;若难以类古者,则径行弃置。其所舍弃之语,何可胜计?
盖江芈骂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汉王怒郦生曰:“竖儒,几败乃公事!”单固谓杨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玠曰:“谁家生得宁馨儿!”此皆当时侮慢之词、流俗鄙俚之语。然既播于唇吻,传于讽诵,世人却以为前二语不失清雅,后两句则殊为粗朴,何故?盖因楚、汉距今久远,事已成古,其语反觉典雅;魏、晋去今较近,言犹类今,故觉质直粗浅。
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人视今,亦如今人视昔。而著史者皆怯于直书今语,勇效陈年古言,岂不惑哉!倘若记言必约附《五经》之体,载语必依凭《史》《汉》《后汉》之格,则春秋之俗、战国之风,将如阴阳两仪并存于千载之后,何以验证古今往来、质文递变之实?
善为政者,不择人而施化,故风俗无论精粗,皆被其泽;工为史者,不择言而直录,故言语无论美恶,尽传于后。若所记之事皆无谬误,所载之言必近真实,则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一堂,岂止得其糟粕而已!
以上为【史通·内篇·言语第二十】的翻译。
注释
1 “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语出《周易·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刘知几借以强调言语在历史评价中的决定性作用。
2 《弄丸》《飞钳》:指《鬼谷子》中《弄丸》《飞钳》二篇,代表战国纵横家权变游说之术,此处泛指诡辩机巧之学。
3 吕相绝秦:《左传·成公十三年》载晋国使臣吕相赴秦宣读绝交檄文,辞锋锐利,为春秋外交辞令典范。
4 子产献捷:《左传·昭公元年》载郑国子产向晋国献俘告捷,言辞谦谨而理直气壮。
5 魏绛对戮杨干:《左传·襄公三年》载晋国魏绛依法处死晋侯弟杨干之仆,面君陈辞,刚正不阿。
6 朱云折槛:《汉书·朱云传》载朱云直谏成帝,攀折殿槛,以死力争诛佞臣张禹。
7 张纲埋轮:《后汉书·张纲传》载张纲任侍御史,至洛阳都亭埋轮不发,弹劾外戚梁冀,直言“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8 驹支:春秋时姜戎首领,曾以流利汉语驳斥晋国范宣子诘难,见《左传·襄公十四年》。
9 郯子:春秋时郯国国君,孔子曾问官于郯子,见《左传·昭公十七年》。
10 裴少期:即裴松之(372–451),南朝宋史学家,注《三国志》时屡斥前人失实,《史通》此处所引“讥孙盛”事,见裴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引孙盛《魏氏春秋》误将曹操语混入夫差事之评语。
以上为【史通·内篇·言语第二十】的注释。
评析
刘知几《史通·言语》一篇,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首次系统反思史书“记言”体例与语言真实性问题的纲领性文献。其核心命题并非单纯讨论文辞雅俗,而是直指史学根本伦理:史家是否应忠实记录历史现场的语言实态?文中层层推进,先溯上古至战国记言之天然雅正,次揭汉魏以降“尚文废对”的制度性转向,再批判南北朝史家讳饰夷音、强拟古语的失实倾向,继而褒扬王劭、宋孝王“方言世语,由此毕彰”的实录精神,最后升华为对史家“怯书今语、勇效昔言”这一普遍病象的哲学诘问。尤为可贵者,在于其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语言学自觉:指出语言随风俗、时代而变,“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故强令当代口语屈从古文范式,实为本末倒置。此文不仅批判具体史籍,更建构起“以真为美、以实为文”的史学语言观,堪称中国史学理性主义的高峰。
以上为【史通·内篇·言语第二十】的评析。
赏析
本文以严密逻辑结构展开思辨:开篇立论(言语关乎荣辱),继而纵向梳理(上古—周代—战国—汉魏—南北朝),横向对比(江左雅言与中原夷音),再以典型个案(江芈、汉王等四组口语)切入语言接受史的心理机制,最终上升至史学本体论高度。其修辞极具张力:排比铺陈如“讨鹑贲、鸲鹆……原田是谋”,凸显民间语言的生命力;对照设问如“何以核诸?”“何哉?”,引导读者思辨;警策反诘如“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振聋发聩。尤为精妙的是对“时间距离造成审美错觉”的洞察——楚汉语因隔代而“文”,魏晋语因切近而“朴”,此一洞见早于西方接受美学千年,揭示了历史书写中永恒的“古今张力”。全文骈散相间,古奥而不晦涩,雄辩而不失温厚,堪称史论散文之典范。
以上为【史通·内篇·言语第二十】的赏析。
辑评
1 刘知几《史通》整体被《四库全书总目》评为:“贯穿群籍,上下千载,详其得失,示以准则,诚史家之津梁也。”其中《言语》篇尤以“破千古记言之积弊”著称。
2 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言语》一篇,抉史家粉饰之根,立实录之准,非特论史,实通论古今文字之权衡也。”
3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刘知几《史通》论记言之失,谓‘华而失实,过莫大焉’,可谓深中膏肓。”
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通·言语》篇,实为吾国最早之历史语言学论文,其识见远出同时侪辈。”
5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刘氏所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实为研究中古民族融合之关键史料观。”
6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言语》篇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技术层面进入本体论反思阶段。”
7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刘知几对‘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批判,揭示了传统史学中历史性与文本性之间的深刻紧张。”
8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刘氏讥魏收、宇文弘讳夷音为华语,实为中古史家处理胡汉语言关系之最早系统批评。”
9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言语》篇所提出的‘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八字,可视为中国古典史学求真精神的最高凝练。”
10 严耕望《治史三书》:“读《史通·言语》,知唐以前史家已具强烈语言史意识,惜后世多忽之,致史籍中活的语言尽化为僵死的古文。”
以上为【史通·内篇·言语第二十】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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