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缺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
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在恢博,文辞之记,繁富为多。
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止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后史相承,不改其辙,交错纷扰,古今是同。
案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虽篇名甚广而言无独录。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人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他皆放此。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者也。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窃谓宜从古诗例,断入书中。亦犹《舜典》列《元首子之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
昔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识,爰立兹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如谓不然,请俟来哲。
翻译文
古代史官制度中,记言之书称《尚书》,记事之书称《春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二者职守分明。如齐桓公、晋文公称霸诸侯,会盟诸侯以匡正天下,乃春秋时代最重大的史事,然《尚书》却未予记载;秦穆公在崤之战惨败后所作的自责誓词(即《秦誓》),是《尚书》所收“言”类文献中的宏纲巨制,而《春秋》经文却全无收录。由此可见,“言”与“事”本有明确分野,其界限至为清晰。及至左丘明撰《左传》,不再恪守古法,将言语与史事一并载入传文之中。然而其言事兼收、详略得当、繁简合理,故使读者反复研读而不觉倦怠,讽诵涵泳而不知疲乏。
至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则不然:凡所包举,务求广博恢弘,文辞记载,多尚繁富铺陈。因此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人的列传,几乎只录其奏议、政论等言论文字,极少记载相关史事。往往正在叙述某件史事,刚理清其来龙去脉,却因插入大段奏疏章表而中断叙事脉络,打乱事件本然次序,致使翻阅者茫然失绪,难明首尾。后世史家相沿成习,未曾更张,此类交错纷扰之弊,古今一辙。
考诸司马迁、班固之体例:君臣事迹分载于本纪、列传,典章遗逸统摄于表、志之中;虽篇目繁多,却无专篇独录“言”类文献。愚以为:凡修史者,应在表、志之外,另设一专门之书。凡人主所颁之制、册、诰、令,群臣所上之章、表、移、檄,皆不应散附于纪传之内,而应集中收入此专书,题名为《制册书》《章表书》等,依文体性质分类编次。其余各类应用文字,亦当仿此办理。这正如《史》《汉》已设《礼乐志》《刑法志》等专志一样。又,《诗经》之诗篇自成一体,风、雅、颂之体,比、兴、赋之法,并非《左》《公》《穀》三传所采录范围。自“六义”(风、赋、比、兴、雅、颂)之体渐衰,文章之体遂兴。如韦孟《讽谏诗》、扬雄《出师颂》、司马相如《封禅文》、贾谊《过秦论》等,皆具独立文体价值与思想深度,今悉散入纪传之中,殊为不妥。窃谓宜效《诗经》旧例,将此类作品整体截断,归入专设之“书”部,一如《尚书·舜典》收录《元首歌》(“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夏书》收录《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之体例。
若能使史书体例臻于此境,则《春秋》记事、《尚书》记言之古道,庶几完备矣。
昔日干宝议修《晋书》,主张当效法左丘明,对其臣僚言行之细委曲折,另作谱录注释以辅正文。当时议论者,无不推尊其说。故前代史书之所未安者,正为后世史家之所当革除者也。是以不揣谫陋,敢与有识之士共立此篇,冀望后之作者,得以洞见此体例之利害得失。倘若鄙见未当,愿俟来哲明裁。
以上为【史通·内篇·载言第三】的翻译。
注释
1 “史通·内篇·载言第三”:《史通》为唐代刘知几所撰史学理论专著,分内、外两篇,共四十篇。“载言”为内篇第三篇,专论史书中“言”(即文献性文字)的收录原则与体例安排。
2 “左右二史,分尸其职”:“尸”通“司”,意为主持、执掌。《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玄注:“左史记动,右史记言。”此处刘知几略作调整,强调“言”属右史,“事”属左史。
3 “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指齐桓公、晋文公主持诸侯会盟,确立霸权秩序,如召陵之盟、践土之盟等,属春秋时代最具政治意义的史事。
4 “秦师败绩,缪公诫誓”:指公元前627年秦军在崤山遭晋军伏击全军覆没,秦穆公作《秦誓》自责(见《尚书·周书》),为《尚书》所存重要誓词。
5 “左氏为书,不遵古法”:指《左传》打破“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的严格分工,将外交辞令、君臣对话等“言”大量融入叙事之中。
6 “《史》《汉》……唯止录言,罕逢载事”:如《史记·贾生列传》全文载《治安策》《过秦论》等,而对贾谊任长沙王太傅期间具体施政、与当地互动等“事”则简略;《汉书·董仲舒传》全录《天人三策》,其任江都相、胶西相时治绩反语焉不详。
7 “制、册、诰、令”:均为帝王文书体式。“制”为重大政令,“册”用于封拜,“诰”用于训诫臣下,“令”为一般政令。
8 “章、表、移、檄”:均为臣僚上行或平行公文。“章”为谢恩陈情,“表”为陈请言事,“移”为同级官府往来文书,“檄”为征讨晓谕文书。
9 “韦孟讽谏之诗”:西汉韦孟为楚元王傅,作《讽谏诗》规劝荒嬉的楚王戊,见《汉书·韦贤传》。
10 “《舜典》列《元首子之歌》”:今本《尚书·虞书·舜典》无此歌,刘知几所据或为古文《舜典》佚文或混淆《益稷》篇中“元首明哉”等语;“《夏书》包《五子之咏》”指《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乃太康失国后其弟五人所作怨刺之诗,确为《尚书》所收完整诗篇。
以上为【史通·内篇·载言第三】的注释。
评析
刘知几在《载言第三》中系统提出“言”“事”分载的史学主张,是对传统史体的一次深刻反思与理论重构。他首先追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上古职官渊源,以《尚书》《春秋》原始分工为据,证成“言”“事”本应各司其职、体用有别;继而批评《左传》虽打破古法但言事相济、详略合度,反较成功;再尖锐指出《史》《汉》以来“唯录言、罕载事”的积弊——导致叙事断裂、阅读困惑,并形成千年因循之锢疾。其核心建言在于:突破纪传体四部框架,在“表”“志”之外增设专收典章文翰的“书”部(如《制册书》《章表书》),并将具有文学性、思想性与文献独立性的奏议、颂赞、论说、诗赋等,按“古诗入《书》”之例整体辑录,而非零散羼入人物传记。此举既承《尚书》记言之统绪,又补《春秋》记事之偏枯,实欲重建“言事并重、体例周备”的理想史范。全文逻辑严密,援据精审,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现实批判性,体现了刘知几作为史学理论家的体系自觉与革新勇气。
以上为【史通·内篇·载言第三】的评析。
赏析
《载言》篇堪称中国史学史上第一篇系统论述“史料文体分类学”的纲领性文献。刘知几以“辨体”为切入点,超越简单编排技术层面,直抵史学本质:史之为史,不在事之真伪或言之华美,而在“事”与“言”各自承载的历史功能能否被恰切呈现。他敏锐指出,《史》《汉》将奏议论说嵌入传记,表面是“以言见人”,实则造成双重遮蔽——既割裂了政策文本自身的逻辑完整性(如《过秦论》本为严密政论,拆解后便失其思辨力量),又瓦解了人物活动的历史现场感(如董仲舒对策时的政治语境、后续施行效果均被省略)。其“另立一书”的构想,绝非增一冗余门类,而是通过文体归位实现认知复原:让诏令回归制度运作脉络,让章表重返权力协商场域,让政论重返思想交锋前线。尤为可贵的是,他将《诗经》“六义”传统与史书体例勾连,赋予文学文本以严肃史学地位,揭示出“言”不仅是工具性记录,更是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与审美意识的结晶。这种将文献学、文体学、思想史熔铸一体的史学思维,使其远超同时代史家,直启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论。
以上为【史通·内篇·载言第三】的赏析。
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九:“知几此篇,深中前史之弊。自《史》《汉》以降,史家徒知裒集文辞,而不知分别体要,遂使一代之大典、万世之龟鉴,混于一人之履历,良可惜也。”
2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刘知几《载言》篇,谓宜于纪传表志之外,别立《制册》《章表》诸书,诚千古特识。惜后世史家无能行之者。”
3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刘氏知几尝病马、班列传专载章奏,而事状反晦,因欲别为《制册》《章表》之书,其意盖欲还‘言’于‘言’之本位,使史之为用,不至淆于文集。”
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刘知几《载言》一篇,实开后世‘史料分类’与‘专史’观念之先河。其欲设‘书’以统载文献,正与今日档案学、公文史之旨暗合。”
5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载言》之论,非仅史法之斟酌,实为史观之跃升——视‘言’为与‘事’同等重要的历史本体,非附属装饰,此真卓识。”
6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二卷:“刘知几提出‘言事分载’,是对纪传体史书内在结构性矛盾的深刻洞察,其方案虽未实行,但对《通典》《文献通考》等政书体裁的兴起具有直接启发意义。”
7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读《载言》篇,可知唐代史家已自觉意识到制度性文献与个人传记之间存在不可弥合的文体鸿沟,此为史学专业化进程之重要标志。”
8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刘知几主张将‘制册章表’独立成书,实针对当时门阀政治下文书政治高度发达之现实,欲使史书真正反映权力运行之文本机制。”
9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载言》体现刘知几‘史家主体性’的觉醒——史家非被动抄撮,而须主动建构符合历史本质的表达形式。”
10 乔治忠《中国史学史》:“刘知几《载言》提出的分类专载原则,比西方兰克学派强调‘原始文献’早约一千一百年,且更具系统性与制度设计性。”
以上为【史通·内篇·载言第三】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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