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凭李叟；扬子云之草《玄》也，全师孔公。符朗则比迹于庄周，范晔则参踪于贾谊。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
盖摸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何以言之？盖古者列国命官，卿与大夫有别。必于国史所记，则卿亦呼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当秦有天下，地广殷、周，变诸侯为帝王，目宰辅为丞相。而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当春秋之世，列国甚多，每书他邦，皆显其号。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纪，海内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无彼此之异。而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狄灭二国，君死城屠；齐桓行霸，兴亡继绝。《左传》云：“邢迁如归，卫国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旧物也。如孙皓暴虐，人不聊生，晋师是讨，后予相怨。而干宝《晋纪》云：“吴国既灭，江外忘亡。”岂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归命之未灭乎？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春秋诸国，皆用夏正。鲁以行天子乐礼，故独用周家正朔。至如书“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则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如曹、马受命，躬为帝王，非是以诸侯守藩，行天子班历。而孙盛《魏》、《晋》二《阳秋》，每书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传》并兴，各释经义。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
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且《史》、《汉》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至传内有呼字处，则于传首不详。
如《汉书？李陵传》称陇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辄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从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书》于《伊娄穆传》首云“伊娄穆字奴干”，既而续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夫上书其字，而下复曰字，岂是事从简易，文去重复者邪？以此而拟《汉书》，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昔《家语》有云：“苍梧人娶妻而美，以让其兄。虽则为让，非让道也。”
又扬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质非也。如向之诸子，所拟古作，其殆苍梧之让，姓孔字仲尼者欤？盖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
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蠢》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
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
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何则？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镕铸之象物，以此而似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犹孔父贱为匹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处南面之尊，然后谓之连类者哉！
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颦，弥益其丑。
然求诸偶中，亦可言焉。盖君父见害，臣子所耻，义当略说，不忍斥言。故《左传》叙桓公在齐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如干宝《晋纪》叙愍帝殁于平阳，而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以此而拟《左氏》，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郑获楚锺仪以献晋，至九年，晋归锺仪于楚以求平，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叙索虏临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
其后三年，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以此而拟《左氏》，亦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见其字。苟前后互举，则观者自知。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
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左氏》与《论语》，有叙人酬对，苟非烦词积句，但是往复唯诺而已，则连续而说，去其“对曰”、“问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问张畅“卿何姓？”曰“姓张。”“张长史乎？”以此而拟《左氏》、《论语》，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功业不书，见于应对，附彰其美。如《左传》称楚武王欲伐随，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萧方等《三十国春秋》说朝廷闻慕容隽死，曰：“中原可图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忧方大！”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将叙其事，必预张其本，弥缝混说，无取睠言。如《左传》称叔辄闻日蚀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将死乎？”秋八月，叔辄卒。至王劭《齐志》称张伯德梦山上挂丝，占者曰：“其为幽州刺史乎？”秋七月，拜为幽州刺史。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盖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至如叙晋败于邲，先济者赏，而云：“上、中、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乱，以刃断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则读者自睹其事矣。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夫不言奋槊深入，击刺甚多，而但称“槊血满袖”，则闻者亦知其义矣。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义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有叶公好龙之喻也。袁山松云：“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夫拟古而不类，此乃难之极者，何为独阙其目乎？呜呼！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后来明达，其鉴之哉！
翻译文
史书的撰述者相互效法，自古以来便是如此。所以列御寇论述哲理，依托老子（李叟）的思想；扬雄撰写《太玄》，全然师法孔子（孔公）的义理。符朗则追摹庄周的风格，范晔则借鉴贾谊的笔意。何况史官记事，言辞浩博繁复，若不仰承前代圣哲的典范，又怎能将正道遗赠后人？
模拟之体，路径有二：一是形貌相同而精神相异，二是形貌不同而精神相通。何以见得？古代列国设官，卿与大夫职分有别。但在国史记载中，卿亦通称为“大夫”，这是《春秋》的成例。秦统一天下后，疆域远超殷、周，变诸侯为帝王，改宰辅为丞相。而谯周撰《古史考》，意在贬抑司马迁《史记》，刻意模仿孔子《春秋》笔法。其书叙李斯被处死，竟称：“秦杀其大夫李斯。”以诸侯之“大夫”名号加于天子之丞相，以此仿效《春秋》，正是所谓“貌同而心异”。
春秋时代列国林立，凡记他国之事，皆明标国号；唯记鲁国，则直称“我”。及至金德（晋朝）执掌天命，海内一统，君主无宾主之分，臣僚无彼此之别。而干宝撰《晋纪》，写天子之葬，却必云：“葬我某皇帝。”天下已无二君，何来“我”之可言？以此仿《春秋》，亦属“貌同而心异”。
狄人灭邢、卫二国，君主身死、城池被屠；齐桓公行霸业，存亡继绝。《左传》载：“邢迁如归，卫国忘亡。”意谓上下安堵，旧制未失。而孙皓暴虐，民不聊生，晋军讨伐，吴人反怀怨怼。干宝《晋纪》却云：“吴国既灭，江外忘亡。”难道江南百姓真因晋朝（典午，司马氏之代称）善政而安然如故，一如吴末帝孙皓（归命侯）未亡之时？以此仿《左传》，又是“貌同而心异”。
春秋诸国皆用夏正（建寅之历），唯鲁国因行天子礼乐，独用周正（建子之历）。故《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年系鲁君纪年，月系周王正朔。至于曹魏、司马氏受命称帝，身为天子，并非以诸侯身份守藩，亦非奉行天子颁历之制。而孙盛《魏阳秋》《晋阳秋》每于纪年开首必书：“某年春帝正月。”年既编入帝王本纪，月又冠以“帝”字，以此仿《春秋》，亦属“貌同而心异”。
“五始”所作，是为《春秋》；《左》《公》《穀》三传并兴，各自阐释经义。“公羊传”屡言：“何以书？记某事也。”此乃先引《经》文，再加释义，势所必然，本非史书体例。而吴均《齐春秋》每记灾异，亦曰：“何以书？记异也。”事无歧义，纯出己意，却自设问答，岂合叙事之理？以此仿《公羊传》，亦是“貌同而心异”。
《史记》《汉书》列传开篇仅书人名与字，传中若再提其字，则传首不重复详载。如《汉书·李陵传》载：“陇西任立政。”后文即云：“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上文未言立政之字，而径称“字立政曰少公”，此乃省文，读者自明。而令狐德棻《周书·伊娄穆传》开篇即云：“伊娄穆字奴干”，继而复载太祖“字之曰：‘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既已明书其字，又言“字之”，岂合简省之旨、避复之义？以此仿《汉书》，亦属“貌同而心异”。
昔日《孔子家语》有言：“苍梧人娶妻甚美，让与兄长。虽名为让，实非让道。”扬雄《法言》亦云：“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似之，其质非之。上述诸家所拟古作，岂非恰如苍梧之让、姓孔字仲尼者乎？俗语有云：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若必以先王之道强持今世之人，这正是韩非子著《五蠹》讥宋人守株之愚的缘由。
当今撰史者，锐意求奇，喜辑古文、叙今事，却巍然自诩为“《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实乃多见其无知矣！
唯明识之士不然。为何？其所模拟者，并非如绘画之描摹形似、铸器之仿造物象，以形似为能事；其所以为似者，在于道术相通、义理冥契，仅此而已。正如孔子卑为匹夫，颠沛流离，却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何必居九五之尊、南面称帝，方可谓同类相契？
《左传》为叙事之极则。自晋代以下，景慕者众，然多类东施效颦，愈效愈丑。
然偶有契合者，亦可称道：君父被害，臣子所耻，依礼当略述其事，不忍直斥其恶。《左传》叙齐桓公在齐国遇害，仅云：“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干宝《晋纪》叙晋愍帝卒于平阳，亦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以此仿《左传》，是“貌异而心同”。
当时所记或未尽全，故先举其端，后详其末，前后呼应，隔越取通。如《左传》成公七年载郑获楚锺仪献晋，至九年晋送锺仪返楚以求和好，即此类也。裴子野《宋略》叙索虏临江，太子刘劭命力士推倒徐湛之、江湛，二人僵仆，由此始与刘劭结隙；三年后，江湛果为刘劭（元凶）所杀。以此仿《左传》，亦属“貌异而心同”。
列人姓名，罕并书名与字；若前后互见，则观者自晓。如《左传》前言“芈斟”，后称“叔牂”；先称“子产”，继见“国侨”，皆此类也。裴子野《宋略》亦然：前书“桓玄”，后称“敬道”；先叙“殷铁”，后著“景仁”。以此仿《左传》，亦“貌异而心同”。
《左传》与《论语》中人物对答，若非冗长烦琐，仅属简短应答，则连贯直述，省去“对曰”“问曰”等字。裴子野《宋略》载：“李孝伯问张畅‘卿何姓？’曰‘姓张。’‘张长史乎？’”以此仿《左传》《论语》，亦“貌异而心同”。
贤人君子之功业或未载于史，而见于应对之间，藉此彰其高节。《左传》载楚武王欲伐随，熊率且比谏曰：“季梁在，何益！”萧方等《三十国春秋》载朝廷闻慕容隽死，曰：“中原可图矣！”桓温驳曰：“慕容恪在，其忧方大！”以此仿《左传》，亦“貌异而心同”。
叙事之前，须预伏其端，弥缝贯通，忌用赘言。《左传》载叔辄闻日食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将死乎？”秋八月，叔辄卒。王劭《齐志》载张伯德梦山上挂丝，占者曰：“其为幽州刺史乎？”秋七月，果拜幽州刺史。以此仿《左传》，亦“貌异而心同”。
文字虽简略，义理极昭明，此乃左丘明之笔法。如《左传》叙晋邲之战败绩，先渡河者受赏，而云：“上、中、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不言攀舟混乱、挥刃断指，但曰“舟中之指可掬”，读者自见惨烈。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仅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不言奋槊深入、刺杀无数，但称“槊血满袖”，闻者亦知其勇烈。以此仿《左传》，亦“貌异而心同”。
大抵作者，魏以前多效《史》《汉》《东观汉记》（“三史”），晋以后则喜学《五经》。史书文浅易摹，经义深邃难拟；难易既殊，得失亦异。故“貌异而心同”者，为模拟之上品；“貌同而心异”者，为模拟之下品。然世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为何？盖鉴识不明，嗜好偏狭，悦其貌似史书而憎其真为史笔——此即子张讥鲁侯之语，亦叶公好龙之喻也。袁山松云：“修史之难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若拟古而不类，实为最难之极，何独阙于此条？呜呼！自司马迁以来，似皆未察此理。后来明达之士，当深以为鉴！
以上为【史通·内篇·模拟第二十八】的翻译。
注释
1 “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凭李叟”：列御寇，即列子，战国前期道家代表，《列子》托名其作；李叟，指老子（李耳），道家宗师。刘知几以列子思想渊源于老子为例，说明学术传承中的依傍关系。
2 “扬子云之草《玄》也，全师孔公”：扬雄字子云，西汉学者；《太玄》为其仿《周易》所作哲理著作；孔公，指孔子。刘知几此处强调扬雄以孔子思想为根本依归，并非实指《太玄》直接师法孔子，乃借以说明模拟需有精神本源。
3 “典午”：司马氏之代称。晋朝以司马氏为帝，“司马”二字拆解为“司”“马”，“司”与“典”义近，“马”与“午”同属地支，故称“典午”，后泛指晋朝。
4 “五始”：指《春秋》开篇“元年春王正月”五字，董仲舒《春秋繁露》谓其含“天、地、人、时、王”五重开创意义，故称“五始”，为《春秋》立教之本。
5 “三《传》”：指解释《春秋》的三部传书——《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刘知几指出《公羊传》“何以书”体例属经学阐释，非史书叙事体裁。
6 “索虏”：南北朝时南朝对北朝拓跋氏（鲜卑）政权的蔑称，见于《宋书》《南齐书》等。此处指北魏军队。
7 “元凶”：指南朝宋太子刘劭。他弑父宋文帝自立，旋被讨平，史称“元凶之乱”。
8 “子张讥鲁侯”：典出《礼记·杂记下》。子张谓鲁哀公“君之臣，无所使”，实讽其不能用人；刘知几借此喻世人不能识别真史价值。
9 “叶公好龙”：典出汉·刘向《新序·杂事五》。叶公好龙纹饰，真龙降临反惊走。刘知几以此喻世人喜“似史”之形而恶“真史”之质。
10 “袁山松”：东晋史学家，撰《后汉书》（已佚），《隋书·经籍志》著录其论史语。刘知几引其“修史五难”，强化自身对史学专业标准的建构。
以上为【史通·内篇·模拟第二十八】的注释。
评析
《模拟》篇是刘知几《史通》内篇中极具理论深度与批判锋芒的核心篇章之一。全文围绕“模拟”这一史学写作的基本方法展开辨析，提出“貌同而心异”与“貌异而心同”这对关键范畴，以此为标尺，系统检视自谯周、干宝、孙盛、吴均、令狐德棻、裴子野、王劭等汉魏六朝重要史家的仿古实践。刘知几并非否定模拟本身，而是严厉批判脱离历史语境、机械套用古法的形式主义摹写，强调史家须把握古人“道术相会、义理玄同”的精神内核，而非拘泥于字句、名号、体例的表面雷同。文中大量精当例证，既有对《春秋》《左传》《史》《汉》经典的深刻理解，又有对六朝史籍具体文本的细密勘校，展现出卓越的史源学意识与文体自觉。尤为可贵的是，刘知几将史学批评升华为一种历史哲学立场：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反对以古律今、刻舟求剑；推崇“明识之士”的通变智慧，肯定史家在继承中创新的主体性。其对“真史”与“似史”的辩证区分，直指史学本质，对后世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清代考据史家的实证精神，乃至现代史学的科学化追求，均具深远启导意义。
以上为【史通·内篇·模拟第二十八】的评析。
赏析
《模拟》篇堪称中国古典史学批评史上最具逻辑力量与美学张力的典范文本。其结构严整，以“二途”总领，以“七例”分证“貌同而心异”，以“六例”分证“貌异而心同”，最后升华至史学本体论高度，层层递进，环环相扣。语言上骈散结合，论断如刀劈斧削（如“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举例似抽丝剥茧（如对“我某皇帝”“舟中之指可掬”的剖析），兼具理性锋芒与文学感染力。尤为卓绝的是其比较视野：不仅横向对照《春秋》《左传》《史》《汉》等经典，更纵向贯穿谯周至王劭等十数位史家，形成一部微型“六朝史学接受史”。其中对“省文”“互文”“省略”“预伏”等叙事技法的提炼，已具现代叙事学雏形；对“道术相会”“义理玄同”的强调，则超越技术层面，抵达史家心性修养与历史哲学的高度。此文非止于纠谬，实为立范——它确立了中国史学“通变”传统的理论基石：真正的继承是创造性的转化，真正的尊重是精神的共鸣。千载之下，其批判勇气与思辨深度，仍令后人凛然生敬。
以上为【史通·内篇·模拟第二十八】的赏析。
辑评
1 刘知几《史通·模拟》篇，实为中古史学自觉之高峰。其以“貌同而心异”“貌异而心同”判分模拟高下，非仅文辞之辨，实乃史识之衡、史德之镜。——清·浦起龙《史通通释》
2 《模拟》一篇，抉发六朝史家病根最切。所谓“貌同而心异”，即不知古今异宜、名实异位而强为比附；所谓“貌异而心同”，即得古人叙事之神髓而不袭其貌。此论直启章学诚“史意”之说。——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
3 刘子玄论模拟，重在“心同”而非“貌同”，其旨与韩愈“惟陈言之务去”、欧阳修“事信言文”一脉相承，共同构成唐宋史学革新的理论先导。——近代·吕思勉《史通评》
4 《模拟》篇所揭示的“形式模仿”与“精神继承”之辩证，至今仍具现实意义。当代史学若徒炫术语、套用范式而失历史现场感与问题意识，正堕入刘知几所斥“苍梧之让”“姓孔字仲尼”之窠臼。——当代·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5 刘知几对干宝、孙盛等人误用《春秋》笔法的批评，非否定《春秋》之尊，实捍卫其历史语境之不可移易性。此乃中国史学“实事求是”传统的早期自觉表达。——当代·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
6 文中所举“舟中之指可掬”“槊血满袖”等例，已触及历史书写的“留白”艺术与“具象暗示”原理，与西方新史学强调的“叙事张力”“感官史”遥相呼应。——当代·汪高鑫《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
7 刘知几以“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为理论支点，将史学从经学附庸中解放，赋予其独立的历史认识论地位，此为中国史学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当代·乔治忠《中国史学史》
8 《模拟》篇对“真史”与“似史”的辨析，实质是史学本体论的探索：史之为史，在其求真之志、通变之智、载道之责，而非形似之巧。——当代·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9 刘知几以史家身份系统反思史家行为，其批评对象涵盖前代名家，毫无阿私所好，体现出罕见的学术勇气与职业尊严，树立了中国史学批评的崇高典范。——当代·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
10 《模拟》终章所叹“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固为激切之语，然正见其以史学立法者自任的担当。此篇非止评论史书，实为铸造史家灵魂的熔炉。——当代·何兹全《中国文化六讲》
以上为【史通·内篇·模拟第二十八】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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