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
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俣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
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干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备陈其事，编之于后。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曲礼》曰：“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大戴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则有司过之史。”《韩诗外传》云：“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令也。”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
至于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誉高周、楚，晋则伯黡司籍，鲁则丘明受经，此并历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战国，史氏无废。盖赵鞅，晋之一大夫尔，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田文，齐之一公子尔，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至若秦、赵二主渑池交会，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则《春秋》“君举必书”之义也。
然则官虽无缺，而书尚有遗，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案《吕氏春秋》曰：“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载其图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挚见纣迷乱，载其图法出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亦以其法归周。”又《春秋》晋、齐太史书赵、崔之弑；郑公孙黑强与于盟，使太史书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诸史之任，太史其最优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章》。此则自夏迄秦，斯职无改者矣。
汉兴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马谈为之。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叙事如《春秋》。及谈卒，子迁嗣。迁卒，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
寻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宗，而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司马迁既殁，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于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故张衡、单扬、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侯而已。
当王莽代汉，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事，侍傍记迹言行，盖效古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此其义也。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斯则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谓著作，竟无他称。
当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职隶中书，其官即周之左史也。晋元康初，又职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已来，以“佐”名施于“作”下。
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如正、佐有失，则秘监职思其忧。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亦有虽为秘书监，而仍领著作郎者。
若中朝之华峤、陈寿、陆机、束晳，江左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宋之徐爰、苏宝生，梁之沈约、裴子野，斯并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也。而齐、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陈氏因循，无所变革，若刘陟、谢昊、顾野王、许善心之类是也。
至若偏隅僣国，夷狄伪朝，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案《蜀志》称王崇补东观，许盖掌礼仪，又郤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书籍。斯则典校无缺，属辞有所矣。
而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诬诸葛乎？别有《曲笔》篇，言之详矣吴归命侯时，有左右二国史之职，薛莹为其左，华覈为其右。又周处自左国史迁东观令。以斯考察，则其班秩可知。
伪汉嘉平初，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前凉张骏时，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蜀李与西凉朝记事，委之门下。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自馀伪主，多置著作宫，若前赵之和苞，后燕之董统是也。
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故如崔浩、高闾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号。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不过一二而已。普泰以来，三史稍替，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
当代都之时，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询国俗，兼取工于翻译者，来直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于是以谷纂、山伟更主文籍。凡经二十余年，其事缺而不载。斯盖犹秉夷礼，有互乡之风者焉。
高齐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国史自领，则近循魏代，远效江南，参杂其间，变通而已。
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名谥虽易，而班秩不殊。
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独步关右，王劭、魏澹展效于开皇之朝，诸葛颖、刘炫宣功于大业之世，亦各一时也。
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
至咸亨年，以职司多滥，高宗喟然而称曰：“朕甚懵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择，如有居其职而缺其才者，皆不得预于修撰。由是史臣拜职，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虚设。凡有笔削，毕归馀官。
始自武德，迄乎长寿，其间若李仁实以直辞见惮，敬播以叙事推工，许敬宗之矫妄，牛凤及之狂惑，此其善恶尤著者也。
又按《晋令》，著作郎掌起居注，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馀宫兼掌。
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书、正字闲于述注者修之，纳言兼领其事。炀帝以为古有内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员，职隶中书省，如庾自直、崔祖浚、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职，时谓得人。
皇家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人，职与舍人同。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
龙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从国初之号焉。高祖、太宗时，有令狐德棻、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高宗、则天时，有李安期、顾胤、高智周、张太素、凌季友。斯并当时得名，朝廷所属者也。
夫起居注者，编次甲子之书，至于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随事记录，言惟详审，凡欲撰帝纪者，皆称之以成功。今为载笑之别曹，立言贰职。故略述其事，附于斯篇。
又按《诗·邶风·静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也。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内朝则有女史，内之与外，其任皆同。故晋献惑乱，骊姬夜泣，床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宴游，蔡姬对以其愿，王顾谓史：“书之，蔡姬许从孤死矣。”夫宴私而有书事之册，盖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
至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宫中，求其职司，未闻位号。隋世王劭上疏，请依古法，复置女史之班，具录内仪，付于外省。文帝不许，遂不施行。
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作《传》。汉、魏之陆贾、鱼豢，晋、宋之张璠、范晔，虽身非史职，而私撰国书。若斯人者，有异于是，故不复详而录之。
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
观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详不可得而闻也。至于汉、魏已降，则可得而言。然多窃虚号，有声无实。按刘、曹二史，皆当代所撰，能成其事者，盖唯刘珍、蔡邕、王沈、鱼豢之徒耳。而旧史载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预其列。且叔师研寻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沈湎曲蘖，酒徒之狂者也。斯岂能错综时事，裁成国典乎？
而近代趋竞之士，尤喜居于史职，至于措辞下笔者，十无一二焉，既而书成缮写，则署名同献；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而书之谱传，借为美谈；载之碑碣，增其壮观。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其效欤。
翻译文
人寄身于天地之间，生命短暂，如蜉蝣之朝生暮死，似白驹过隙般迅疾。即便如此，人们尚且耻于当世而功业不立，忧惧殁世而声名不传。上自帝王，下至庶民；近则朝廷官员，远则山林隐士；诚然，无论贵贱远近，对于功业与声名，无不汲汲以求、孜孜不倦。如此勤勉究竟为何？皆为追求“不朽”之事业。何谓“不朽”？唯载名于竹简缣帛（即史册）而已。
假使世间本无竹帛，又无史官职守，则纵使尧、舜与桀、纣，伊尹、周公与王莽、董卓，伯夷、柳下惠与盗跖、庄蹻，商臣、冒顿与曾参、闵子骞，其善恶高下终将一并湮灭，随形俱化。坟土未干，是非已不可辨，美丑永归寂灭。反之，若史官之职不绝，竹帛之书长存，则虽其人已逝，杳然空寂，而其事宛在，皎然如星汉长明。
由此可使后世学者端坐开箱展卷，便能神交万古；足不出户庭，即可遍览千载；见贤者而思齐，见不贤者而内自省。譬如《春秋》修成，逆子惧而敛行；南史持简直入，贼臣终被直书其恶。其记事载言如此严谨，其劝善惩恶又如此昭彰。由此而言，史学之功用，实益广博——乃生民之所急务，国家之所要道。凡有国者、有家者，岂可一日或缺？故特详述史官建置沿革，编录于后。
史官设职，由来久远。昔黄帝受命，仓颉、沮诵实任其职。至夏、商、周三代，史官名目渐繁。查《周礼》《礼记》，已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曲礼》曰：“史官执笔，大事书于策，小事书于简牍。”
《大戴礼记》载：“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则有司过之史。”《韩诗外传》云：“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令也。”可见史官之设，肇始于黄帝，完备于周代；名目既多，职守各异。诸侯列国亦各置史官，其位号悉同天子之制。
夏有孔甲、尹逸，名重当时；殷有史佚、倚相，誉高周、楚；晋有伯黡司籍，鲁有丘明受经——此皆历代可考之史臣。及至战国，史职未废：赵鞅（赵简子）为晋大夫，门下自有直臣秉笔书过；田文（孟尝君）接见宾客，侍史立屏风侧而记言行；秦、赵二主会于渑池，各命御史书“某年某月某日秦王鼓瑟”“赵王鼓缶”——此即《春秋》所谓“君举必书”之义也。
然虽官职不废，而记载仍有疏漏，故史臣等级，难辨序列。《吕氏春秋》载：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携图法奔商；商太史向挚见纣迷乱，携图法归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乱，亦携法典赴周。又《春秋》载晋、齐太史直书赵盾弑君、崔杼弑君之事；郑国公孙黑强与盟，太史奉命书其名，并称“七子”。鲁昭公二年，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叹曰：“周礼尽在鲁矣！”据此推之，诸史之中，太史之任最为尊要。至秦一统，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章》。自夏迄秦，此职一脉相承，未曾更易。
汉兴，武帝始设“太史公”之位，秩在丞相之上，以司马谈充任。依汉制，天下计书（郡国年度统计文书）须先呈太史，副本再送丞相；其叙事体例仿《春秋》。司马谈卒，子迁继任；迁卒后，宣帝改其官为“太史令”，仅行文书之职，不再具“公”之尊崇。
考自古太史之职，虽以著述为本，然兼掌历法、天文、阴阳、术数。司马迁卒后，续《史记》者如褚少孙、刘向、冯商、扬雄等，皆以他职兼领，非专史务。自此太史署遂非记言记事之专司，张衡、单飏、王立、高堂隆等人任职时，唯以占候（观测天象吉凶）见称而已。
王莽代汉，改置“柱下五史”，秩同御史，侍立于朝堂听政之际，记录言行，盖效古制——“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之意也。东汉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杨终（字子山）以郡上计吏身份献所作《哀牢传》，为帝赏异，征至兰台。可知兰台实为当时著述重地。章帝、和帝以后，图籍盛聚于东观，凡撰《汉记》者，相继在此修纂，通称“著作”，别无他名。
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隶中书省，其职即周之左史。晋惠帝元康初，改隶秘书省；设“大著作”一人（即著作郎），专掌修史；另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以来，“佐”字置于“作”下，成定制。
旧制：佐郎主博采史料，正郎负责草拟传记；若正、佐失职，则秘书监负监督之责。凡才堪撰述、学通文史者，虽居他官，亦可兼领著作；甚至秘书监本人，亦常兼著作郎。
若西晋华峤、陈寿、陆机、束皙，东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刘宋徐爰、苏宝生，梁代沈约、裴子野，皆为史官中之翘楚、著作之精选。齐、梁二代又设“修史学士”，陈朝因循未改，如刘陟、谢昊、顾野王、许善心等即其人。
至于偏安割据之国、夷狄僭伪之朝，亦多设史官。《三国志·蜀书》载：王崇补东观，许盖掌礼仪，郤正为秘书郎，广求益州文献——可见典校不缺，属辞有托。然陈寿评曰“蜀不置史官”，岂非厚诬诸葛亮乎？此事另见《曲笔》篇详论。吴末帝（归命侯）时，设左右国史，薛莹为左，华覈为右；周处由左国史迁东观令，其班秩可推。
十六国“伪汉”嘉平初，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国君臣纪传；前凉张骏时，刘庆以儒林郎、中常侍身份于东苑撰国书；蜀李氏、西凉记事委于门下；南凉秃发乌孤初定霸业，欲修国纪，以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专掌时事撰录。其余僭主，多置“著作官”，如前赵和苞、后燕董统即是。
北魏初立，即设史臣，然杂取他官兼任，无固定职守。如崔浩、高闾等虽专力著述，却未授正式名号。后于秘书省置著作局，设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中参与“三史”（魏、晋、宋）修撰者，不过一二人而已。普泰（北魏末）以来，“三史”修撰渐废，另设“修史局”，定员六人。
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时，史臣常奉王命，询访国俗，并择善翻译者共直史曹。及迁都洛阳末期，朝议以为国史当专任鲜卑贵族（代人），不宜委于汉士。遂以谷纂、山伟主掌文籍，历时二十余年，史事缺而不载。此实拘守夷礼、存“互乡”（《论语》中孔子不与互乡童子相见，喻偏狭排外）之弊也。
北齐、北周至隋，史官体制多由大臣统领，称“监修国史”；国史若由专职机构自领，则近承魏制、远效江南，其间变通而已。唯北周建六官制，改著作正郎为“上士”，佐郎为“下士”，名号虽易，品秩未殊。
如魏收擅名河朔，柳虬独步关右，王劭、魏澹效力于隋文帝开皇朝，诸葛颖、刘炫建功于炀帝大业世，皆一时之选。
及大唐建国，别置“史馆”，直通禁门。西京长安史馆与“鸾渚”（皇家园林水岸）相邻，东都洛阳史馆与“凤池”（中书省别称）相接。馆宇华美，酒馔丰隆，得列其间者，实为士林荣遇。
高宗咸亨年间，以史职滥授，喟然叹曰：“朕甚懵焉！”遂命有司严格遴选，凡居其职而乏其才者，不得参与修撰。自此史臣多自外司（他部）调任，著作曹几成虚设，一切笔削之权，尽归余官。
自武德（高祖年号）至长寿（武后年号），其间人物：李仁实以直辞见惮，敬播以叙事精工见推，许敬宗则矫妄失实，牛凤及狂惑无度——此数人善恶尤为昭著。
又按《晋令》，著作郎本掌“起居注”，录帝王言行及勋伐旧载。北魏置“起居令史”，每帝出行、宴会，皆侍立御前，记帝言及宾对。后另设“修起居注”二人，多由他官兼领。
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书郎、正字等闲职人员修起居注，由纳言（侍中）兼领其事。炀帝以为古有内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复起居之职，遂置“起居舍人”二员，隶中书省；庾自直、崔祖浚、虞世南、蔡允恭等皆居其职，时称得人。
唐承隋制，增置“起居郎”二人，职与舍人同。每皇帝临轩（殿前平台），起居郎立于玉阶左，舍人居右；帝有诏命，则趋前俯首聆听，退而编录，是为《起居注》。
龙朔中（高宗年号），改起居郎、舍人为“左史”“右史”。今上（玄宗）即位，复用国初旧号。
高祖、太宗时，有令狐德棻、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高宗、武后时，有李安期、顾胤、高智周、张太素、凌季友——皆当时名重朝野、为朝廷所倚赖者。
所谓《起居注》，即按干支纪日编次之书，凡策命、章奏、封拜、薨免等事，皆随事详录，言必审慎。凡欲撰《帝纪》者，必以此为根本依据。今则另设“起居”为独立机构，与“著作”分职并立，故略述其制，附于此篇。
又按《诗经·邶风·静女》第三章：“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君子取“彤管”者，盖因女史执此以记事规谏也。古者人君，外朝有国史，内朝有女史，内外之任，其义一也。故晋献公惑于骊姬，夜泣床笫私语，亦不能掩于史册；楚昭王宴游，蔡姬应诺愿从王死，王即命史官：“书之：蔡姬许从孤死矣。”——宴私之间而有记事之册，其受命者，殆即女史之类也？
至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马皇后亲撰《明帝起居注》。此类著述似出宫中，然考其职司，未闻正式位号。隋代王劭上疏，请依古法复置女史，专录内廷仪范，交付外省。文帝不许，遂寝其议。
综而论之，自古史官沿革废置，大抵如此。孔子修《春秋》，公羊高作《传》；汉魏陆贾、鱼豢，晋宋张璠、范晔，虽非在职史官，而私撰国史。此类人物，性质不同，故不赘录。
史家之道，其流有二：一为“当时之简”，即书事记言，出于 contempor之实录，如董狐、南史；一为“后来之笔”，即勒成删定，归于后世之裁断，如班固、陈寿。前者贵在博闻实录，后者重在俊识通才。二者事业不同，然相须而成，终归一致。
观周、秦以前，史官人选之法，其详不可考；汉魏以下，则可得而言。然多窃虚名，有位无实。考刘珍、蔡邕撰《东观汉记》，王沈、鱼豢撰《魏书》，能成其事者，唯此数人而已。而旧史所载同作者，不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列名其中。然王逸专研章句，不过腐儒；阮籍沉湎酒乡，实为狂士——岂能综核时事、裁成国典？
而近代趋竞之徒，尤喜厕身史职，至于执笔措辞者，十无一二；书成缮写，则联名同献；爵赏既颁，则攘臂争受。致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世，死则惑乱来者。而谱牒碑铭，反借以为美谈；墓志金石，更增其虚饰。昔魏文帝尝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正其效也！
以上为【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第一】的翻译。
注释
1 “蜉蝣之在世，白驹之过隙”：化用《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及《诗经·曹风·蜉蝣》意象，极言生命短暂。
2 “书名竹帛”：竹简与缣帛为古代书写载体，“竹帛”代指史册，典出《墨子·兼爱下》“书于竹帛，镂于金石”。
3 “坟土未干”：语出《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尔墓之木拱矣”，喻人刚死不久，引申为历史记忆尚未消散之时。
4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玉藻》载“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刘知几此处整合为分工原则，后世多依此说。
5 “柱下五史”：王莽所设，因老子曾任周柱下史，故名，意在复古，实为强化监控。
6 “兰台”“东观”：东汉皇家藏书与修史机构，兰台属御史台，东观属南宫，班固、刘珍、蔡邕等均在此修《东观汉记》。
7 “三史”：指魏、晋、宋三代国史，北魏修史初期重点整理前代正史以确立自身正统。
8 “互乡”：典出《论语·述而》“互乡难与言”，朱熹注“互乡，地名，其人习于不善，难与言善”，刘知几借喻北魏排斥汉士修史之狭隘。
9 “彤管”：赤管笔，女史所执，《毛传》：“彤管，赤管也……女史内人，以赤管记事。”
10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化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曹丕语，原意为质疑古史神圣性；刘知几借此讽喻后世史官伪造圣迹、混淆真伪之弊。
以上为【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第一】的注释。
评析
《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第一》是刘知几系统梳理中国史官制度源流的纲领性文献，具有开创性的史学史意义。全文以“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为逻辑起点，层层递进：先论史之价值——关乎不朽、维系是非、教化万世；继而追溯史官建置之起源（黄帝仓颉）、制度化（周代六史）、普及化（列国、战国）；再详述秦汉以降职官演变（太史公—兰台—东观—著作郎—史馆）、职能分化（记言/记事、实录/删定、外史/女史）、地域扩展（十六国、南北朝），最终落脚于唐代史馆制度之鼎盛与流弊。刘知几以史家之眼审视史官制度本身，不仅呈现“是什么”，更揭示“为什么”——如指出北魏后期排斥汉士修史是“犹秉夷礼”，批评陈寿“蜀不置史官”为“厚诬诸葛”，痛斥“趋竞之士”“十无一二措辞下笔者”而“攘袂争受”赏爵，皆体现其“直书”史德与批判理性。此文既是制度史实录，更是史学思想宣言，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从实践自觉迈向理论自觉的关键跃升。
以上为【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第一】的评析。
赏析
本文以宏阔历史视野与精密制度考辨见长。结构上，以“价值—起源—演变—现状—批判”为经纬，如织锦般密布两千余年史官线索；语言上，骈散相间，典重而不滞涩，如“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八字，凝练如刀，斩断时间迷雾；论证上，善用对比与设问：“苟史官不绝……则其人已亡……而其事如在”，以虚拟条件凸显史官不可替代性；又以“昔魏帝有言”作结，以古鉴今，余味深长。尤为可贵者，在于刘知几超越职官考据，直指史学本质：史官不仅是记录者，更是价值守护者与文明传递者。“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一句，将史学功能提升至人格养成高度；而对“趋竞之士”的尖锐批判，则彰显其作为史学批评家的铮铮风骨。此文堪称中国古代制度史写作的典范，其理性精神与人文关怀，至今熠熠生辉。
以上为【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第一】的赏析。
辑评
1 刘知几《史通》为我国首部系统史学理论专著，而《史官建置》为其制度史基石，清章学诚赞曰：“《史通》之作，可谓穷古今之变，而通其所以然者矣。”（《文史通义·释通》）
2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评：“知几精于史学，贯穿百家，故能成此书。其论史官沿革，援据精核，前此未有也。”
3 清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史通》二十卷……其《史官建置》一篇，自仓颉、沮诵以迄唐初，源流粲然，实为史职之渊薮。”
4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十七：“刘氏论史官建置，自黄帝迄唐，条分缕析，虽间有疏漏，然其宏纲巨目，实为后世所祖。”
5 章炳麟《检论·史学略说》：“刘子玄《史通》……其《史官建置》一篇，网罗放失，订讹补阙，非但史职之信史，抑亦学术之津梁。”
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刘知几《史通》论史官建置，已洞见北朝史学之‘胡汉之争’，其识力远迈时流。”
7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二卷：“《史官建置》首次构建了中国史官制度的完整谱系，标志着史学从经验走向自觉。”
8 汪高鑫《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刘知几以‘史之为用’为纲，将制度考订升华为价值追问，使职官史获得哲学深度。”
9 谢保成《刘知几评传》：“此文不仅梳理史官之‘形’，更揭示其‘神’——即史官作为文明记忆中枢的历史使命。”
10 乔治忠《中国史学史》：“《史官建置》的学术价值，在于它把史官制度史纳入史学理论体系，成为史学史学科的奠基文献。”
以上为【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第一】的辑评。
拼音版
如果您发现内容有误或需要补充，欢迎提交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