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晋令》云:“国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传一人。”斯盖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
历观古之作者,若蔡邕、刘峻、徐陵、刘炫之徒,各自谓长于著书,达于史体,然观侏儒一节,而他事可知。案伯喈于朔方上书,谓宜广班氏《天文志》。
夫《天文》之于《汉史》,实附赘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当锄而去之,安可仍其过失,而益其芜累?亦奚异观河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导之,用速怀襄之害。述史如此,将非练达者欤?孝标持论谈理,诚为绝伦。而《自叙》一篇,过为烦碎;《山栖》一志,直是文章。谅难以偶迹迁、固,比肩陈、范者也。孝穆在齐,有志梁史,及还江左,书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幸而量力不为,可谓自卜者审矣。光伯以洪儒硕学,而迍邅不遇。观其锐情自叙,欲以垂示将来,而言皆浅俗,理无要害。岂所谓“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者乎!
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
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
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成铭赞之序,温子升尤工复语,卢思道雅好丽词,江总猖獗以沉迷,庾信轻薄而流宕。此其大较也。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踳驳,一至于斯。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
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儜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假令其间有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怀王,无由自陈。此管仲所谓“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害霸之道”者也。
昔傅玄有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时之患,其来尚矣。斯则自古所叹,岂独当今者哉!
翻译文
史才之难,实为至难。《晋令》规定:“国史之任,委于著作郎;每著作郎初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此乃审察其才具之始,若非真具史才者,断不可滥居史职。
遍观古代著述之家,如蔡邕、刘峻、徐陵、刘炫等人,皆自谓长于著书、通晓史体;然仅观其一端之失,其余便可推知。考蔡邕(字伯喈)在朔方所上之书,主张应扩充班固《汉书·天文志》。然《天文志》在《汉史》中本属附赘最甚者——既非纪传之纲领,又违“史以记人事”之本义。若真欲纠其谬失,唯当铲除之,岂可因循旧误,反益其芜杂冗累?这无异于目睹黄河泛滥成灾,不筑堤防以遏之,反欲疏浚导流,徒速其怀山襄陵之祸!如此修史,岂可谓通达练达者乎?
刘峻(字孝标)论理精微,确属绝伦;然其《自叙》一篇,过于烦琐细碎;《山栖志》一章,纯是骈俪文章,而非史笔。诚难与司马迁、班固比肩,亦不足与陈寿、范晔并列。徐陵(字孝穆)在北齐时曾立志修撰梁史,及返江南,终竟未成。嗟乎!以徐公之文体风格施于史传,恰如灞上儿戏之军,岂类周亚夫之真将军?幸而他量力止步,可谓自知审慎矣。刘炫(字光伯)身为鸿儒硕学,却仕途偃蹇、沉沦下僚。观其锐意自撰《自述》,欲垂训将来,而所言浅俗无味,所论无关宏旨。岂非正合孔子所叹:“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之义乎!
昔孔子有言:“文胜质则史。”盖谓“史”原为当时之“文”,然淳朴既散,浇风日盛,时代推移,文与史遂判然分流:张衡文章冠绝一时,却不娴于史法;陈寿史笔卓然一代,而于文学辞藻未见专精。
至于既能作《两都赋》之铺张扬厉、裁《八咏诗》之清丽隽永,又能编次汉代史册、勒定刘宋国典者——如此兼擅文史、熔铸古今之人,当世能有几人?
因此略观近世,虽有以文章知名者兼修史传,然其体式已大异古法:罗含、谢灵运所作,宛然歌颂之文;萧绎、江淹所撰,直是铭赞之序;温子升尤工于骈偶复语;卢思道偏嗜绮丽辞藻;江总放纵恣肆而沉迷声色;庾信轻靡浮薄而流宕无节。此为其大致情形。然上述诸人所撰者,不过偏记、杂说、小卷、短书之类,尚且乖戾错乱、驳杂不纯,一至于斯;若更责其刊定一家之史、弥纶一代之全,使始末圆备、表里无瑕,则尤为难上加难矣。
但自世风崇尚文藻,词坛尊奉绮丽淫巧,于是沮诵(传说中黄帝史官,喻古雅正统)迷途失路,灵均(屈原字,喻辞采华美)执掌枢机。每每西省(中书省)虚设史职,东观(汉代皇家藏书与修史之所,借指史馆)乏才空置;凡所授官,必推文士。致使执笔握管、怀铅提椠者,多无铨综史事之识见;连章累牍、铺陈堆砌者,罕有含蓄微婉之史家笔法。而举世共以为能,当世莫敢轻侮。假使其间果有术同刘彪、刘峤(晋代史家),才若班固、荀悦者,怀抱独见之明识,负有不可磨灭之史业,却皆困厄于流俗之见,遭朋党讥嗤;于是不得不随波逐流,啜其糟粕、饮其薄酒,俯就妄作;如披褐怀玉之贤者,终无由自陈其志。此正管仲所谓:“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害霸之道也。”
昔傅玄曾言:“观班固《汉书》,实为旷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共撰《中兴纪传》,其文竟不足观。岂为其拘于时代所限乎?否则,何其优劣悬殊至此!此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等又相继续修,难道亦各为时势所拘,不得尽展其才?何其愈益粗陋也!”嗟乎!拘于时势之患,由来久矣。此乃自古所叹,岂独今日之弊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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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覈(hé):犹“核”,核查,检验。
1《晋令》:指西晋所颁官制法令,今佚,此条为刘知几引述,反映晋代对史官任职资格的制度性要求。
2蔡邕:东汉文学家、史学家,字伯喈,曾参与续修《东观汉记》,主张增补《天文志》,刘知几以此为例批评其不明史体。
3刘峻:南朝梁学者,字孝标,著《世说新语注》《辩命论》及《自叙》《山栖志》等,《自叙》为自传性长文,《山栖志》为隐逸题材骈文,非史体。
4徐陵:南朝陈文学家,字孝穆,曾奉命修梁史未果;“灞上儿戏”典出《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喻表面整饬而实无统御之能。
5刘炫:隋代经学家、史学家,字光伯,著《五经正名》《春秋述议》等,自称“怀玉”,刘知几谓其《自述》浅俗,暗讽其名实不副。
6“文胜质则史”:语出《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刘知几取其字面义,谓“史”本为古之“文”的一种形态,后世文史分途,“史”遂成独立学科。
7张衡:东汉科学家、文学家,作《二京赋》,精天文历算,然未修国史;陈寿:西晋史家,撰《三国志》,文简而核,然不以辞藻见长。
8罗含、谢灵运、萧绎、江淹、温子升、卢思道、江总、庾信:均为六朝至隋唐间著名文人,刘知几列举其史作倾向,说明当时史笔被文风全面侵蚀。
9沮诵:传说中黄帝时史官,与仓颉并称,此处代指古雅质实、恪守史职的正统史风;灵均:屈原字,代指辞采绚烂、重抒情而轻纪实的文风。
10傅玄:西晋思想家、史学家,曾评班固《汉书》与东汉诸家《中兴纪传》之高下,刘知几引其语强化“拘时害史”之历史纵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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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刘知几《史通·覈才》乃系统批判史才庸滥、文史淆乱之专篇,核心在于辨析“史才”之特殊性与崇高性。其立论锋利,逻辑严密,以史家职业伦理为根基,痛斥六朝以来“以文代史”“以辞害意”之积弊。全文并非泛论文才高下,而是紧扣“史职”之专业性——强调史家须具“识”(史识)、“才”(叙事裁断之能)、“学”(博通典实之功)三者兼备,尤重“识”之主导作用。文中对蔡邕扩《天文志》之讥,实为捍卫史学“人事中心论”;对刘峻、徐陵等人的批评,并非否定其文学成就,而在于划清文笔与史笔之界限;引傅玄之叹,更将史才受制于时代风气之困境提升至历史哲学高度。其批判精神直承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之训,又启后世章学诚“史德”“史识”之论,堪称中国史学批评史上里程碑式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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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以“覈才”(考核史才)为题,通篇贯穿着一种冷峻的理性主义史学精神。刘知几善用多重对比:古之史职之严与今之滥授之弊、史体之质实与文风之浮靡、理想史才之三长(才、学、识)与现实修史者之偏废。其修辞极具张力——如“河倾之患”与“隄防”之喻,将史法失序上升至治国危殆高度;“哺糟歠醨”“披褐怀王”化用《楚辞》《史记》,赋予史学批评以悲慨深沉的士人情怀。尤为可贵者,在于其批判始终立足史学本体:不否定文学价值,而严辨文史功能之别;不苛责个人才性,而追究制度导向与时代风气之病。行文骈散相间,论断如刀劈斧削,例证似星罗棋布,充分展现《史通》作为中国首部史学理论专著的思辨深度与语言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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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刘知几《史通》自问世即受重视,唐代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载:“刘子玄(知几)修史,凡著《史通》二十卷……时人以为笃论。”
2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史通》二十卷,唐刘知几撰……其书评论史家得失,剖析源流,最为详赡。”
3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序:“《覈才》一篇,如悬镜照胆,使千载以下操觚者,莫能逃其鉴临。”
4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刘氏《史通》,诚史家之良箴也。《覈才》《鉴识》诸篇,尤切中六朝以来之膏肓。”
5近代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刘知几《史通》早具‘了解之同情’,其《覈才》篇论史家素养,实开吾国史学方法论先河。”
6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二:“《覈才》之论,非诋文人,实救史学。盖史之为用,在纪实而资鉴,非骋辞以悦俗也。”
7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二册:“刘知几在《覈才》中提出的史才标准,突破了传统‘才、学、识’的笼统提法,具体落实到史职要求、文本功能与时代责任三个维度。”
8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覈才》篇的价值,在于它第一次从职业史家立场,对史学独立性作出系统辩护,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自觉意识的成熟。”
9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刘知几《覈才》所揭示的‘文史分流’问题,实为中国中古学术转型之关键症候,其洞察力远超同时代东亚诸国。”
10当代学者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覈才》不仅是技术性讨论,更是史家精神的庄严宣告——它要求史家超越文饰、拒绝媚俗,在权力与流俗之间坚守‘直笔’的孤高品格。”
以上为【史通·内篇·覈才第三十一】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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