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 ;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形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 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后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乎!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翻译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
大概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于是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然后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
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
版本二:
我听说关于朋党的说法,自古以来就存在,只希望君主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一般来说,君子与君子因为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友;小人与小人则因利益相同而暂时勾结成党;这是自然的道理。
然而我认为,小人其实没有真正的朋党,只有君子才有真正的朋党。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禄,所贪图的是财物;当他们利益相同时,便暂时相互拉拢结为朋党,但这只是虚假的结合。等到一旦有利可图,便争相抢夺,或者利益耗尽后关系疏远,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彼此保全。所以我说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党,那些暂时结成的朋党,不过是虚伪的罢了。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坚守的是道义,所表现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修养自身,就能因志同道合而互相促进;用来为国家办事,就能同心协力、共渡难关,始终如一。这才是君子的真正朋党。因此,作为君主,只应斥退小人的虚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正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治理好了。
尧在位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党,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也结为一党。舜辅佐尧,罢黜了四个凶恶的小人之党,进用了八元、八恺这些君子之党,于是尧的天下得以大治。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后稷、契等二十二人一同在朝廷任职,彼此称赞美德,互相推举谦让,这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舜全都加以任用,天下也因此大治。《尚书》说:“商纣王有臣民亿万,却各有各的心思;周武王只有臣三千,却万众一心。”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怀异心,可以说根本不成朋党,但纣王却因此亡国。周武王的三千臣民结为一大朋党,周朝却因此兴盛。东汉献帝时,把天下的名士全部逮捕囚禁,称之为“党人”;等到黄巾贼起,汉朝陷入大乱,这才后悔醒悟,释放所有党人,但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末年,朋党之争逐渐兴起;到了昭宗时期,竟将朝廷中的名士全部杀害,并把尸体投入黄河,说:“这些人自称清流,那就把他们扔进浊流吧!”此后唐朝也就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中,能让人人离心离德、不结朋党的,没有比得上纣王的;能够禁止善良之人结为朋党的,没有超过汉献帝的;能够诛杀所谓“清流”朋党的,没有比唐昭宗更彻底的。然而他们都导致国家动乱乃至灭亡。相反,彼此称颂美德、互相推让而不猜疑的,没有比得上舜的二十二位大臣的;舜也不加怀疑地任用他们。可是后世并不讥讽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骗,反而称颂舜是聪明的圣人,因为他能分辨君子与小人。周武王时代,全国的三千臣子共同结为一大朋党。自古以来,朋党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没有超过周朝的;但周朝正是凭借这一点而兴盛,因为善人即使再多也不会令人厌烦。
唉!国家治乱兴亡的轨迹,做君主的人实在应当以此为鉴啊!
以上为【朋党论】的翻译。
注释
惟:只。
幸:希望。
大凡:大体上。
道:一定的政治主张或思想体系。
党引:勾结。
贼害:残害。
守:信奉;
名节:名誉气节。
之:指代上文的“道义”、“忠信”、“名节”。
修身:按一定的道德规范进行自我修养。
济:取得成功。
退:排除,排斥。
共(gōng)工驩兜(huán dōu)等四人:指共工、兜、鲧(gǔn)、三苗,即后文被舜放逐的“四凶”。
八元:传说中上古高辛氏的八个才子。
八恺:传说中上古高阳氏的八个才子。
皋(gāo)、夔(kuí)、稷(jì)、契(xiè):传说他们都是舜时的贤臣,皋掌管刑法,掌管音乐,稷掌管农业,契掌管教育。《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时相天事。’”
更(gēng)相:互相。
书:《尚书》,也称《书经》。
惟:语气词,这里表判断语气。
周:指周武王,周朝开国君主。
用:因此。
后汉献帝:东汉最后一个皇帝刘协。逮捕,囚禁“党人”应是桓帝、灵帝时的宦官所为。
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东汉桓帝时,宦官专权,一些名士如李膺等二百多人反对宦官被加上“诽讪朝廷”的罪名,逮捕囚禁。到灵帝时,李膺等一百多人被杀,六、七百人受到株连,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目:作动词用,看作。
黄巾贼:此指张角领导的黄巾军。“贼”是对农民起义的诬称。
解:解除,赦免。
朋党之论:唐穆宗至宣宗年间(公元821年-公元859年),统治集团内形成的牛僧孺为首的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朋党之间互相争斗,历时四十馀年,史称“牛李党争”。
昭宗:唐朝将要灭亡时的一个皇帝。杀名士投之黄河本发生于唐哀帝天佑二年,哀帝是唐代最后一个皇帝。
“此辈清流,可投浊流。”句:这是权臣朱温的谋士李振向朱温提出的建议。朱温在白马驿(今河南洛阳附近)杀大臣裴枢等七人,并将他们的尸体投入黄河。清流,指品行高洁的人;浊流,指品格卑污的人。
诮(qiào):责备。
厌:通“餍”,满足。
迹:事迹。
鉴:动词,照,引申为借鉴。
1. 朋党:指士大夫因政治立场、利益或理念相近而结成的政治集团,常含贬义,但欧阳修在此重新定义其正当性。
2. 共工、驩兜:传说中尧舜时代的四个恶人(另两人为鲧、三苗),合称“四凶”,被舜流放。
3. 八元、八恺:“八元”指高辛氏的八个才子,以仁义著称;“八恺”指高阳氏的八个贤臣,以智慧闻名。皆被舜举用。
4. 舜佐尧:舜在尧在位时任摄政,协助治理天下。
5. 皋、夔、稷、契:均为舜时重臣。皋陶掌刑法,夔掌礼乐,后稷掌农业,契掌教化。
6. 《书》曰:指《尚书·泰誓》篇:“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文中引作“纣有臣亿万……周有臣三千”,为概括性转述。
7. 黄巾贼: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因头裹黄巾得名,引发天下大乱。
8. 党人:东汉桓、灵二帝时,士大夫结成清议集团批评朝政,被称为“党人”,遭宦官迫害,史称“党锢之祸”。
9. 唐之晚年……投之黄河:指唐昭宗天祐二年(905年),权臣朱温(全忠)为清除异己,在白马驿将裴枢等三十多名朝中名士杀害并抛尸黄河,史称“白马之祸”。
10. 诮:讥讽,责备。
以上为【朋党论】的注释。
评析
《朋党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向宋仁宗上的一篇奏章,目的是驳斥保守派的攻击,辨朋党之诬。文章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通篇对比,很有特色。
1. 本文是一篇政论散文,主旨在于阐明“朋党”并非绝对有害,关键在于区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欧阳修反对当时统治者不分青红皂白打压士人结社议政的行为,强调真正的危险在于小人以利相交的伪朋,而非君子以道义相合的真朋。
2. 文章逻辑严密,结构清晰,先立论,再举例论证,最后总结升华,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现实针对性。
3. 欧阳修借古讽今,表面上论述历史经验,实则针对北宋仁宗时期激烈的党争背景,尤其是庆历新政失败后对“朋党”的污名化现象进行辩护。
4. 全文体现出儒家“尚德”“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主张君主应以道德标准选贤任能,而非以权力压制异见。
5. “惟君子有朋”一句极具思想锋芒,打破传统对“朋党”的负面认知,提出正面建构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为【朋党论】的评析。
赏析
1. 本文开篇即点明主题:“朋党之说,自古有之”,直面敏感话题,显示出作者敢于直言的政治勇气。
2. 提出“惟君子有朋”的新颖观点,颠覆传统偏见——通常认为“结党必营私”,欧阳修却指出唯有君子才能建立基于道义的持久联盟,而小人之“朋”实为短暂的利益勾结,本质上是分裂的。这一辩证思维极具深度。
3. 论证方式层层递进:从理论分析到历史例证,再到反面教训,最后归结于治乱兴亡的历史规律,环环相扣,气势贯通。
4. 历史典故运用丰富而精准,涵盖尧舜、商周、两汉、唐代等多个朝代,既有正面典范(舜用二十二臣、周武得一心之臣),又有反面教材(纣王众叛亲离、汉唐禁锢善人),增强了文章的历史厚重感和说服力。
5. 语言简洁有力,骈散结合,节奏鲜明。如“所守者道义,所形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三句排比,铿锵有力;结尾“嗟乎!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感叹收束,余音不绝。
6. 虽为议论文,却饱含情感色彩,尤其在叙述汉唐悲剧时,透露出深切的痛惜与警醒,使文章不仅有理性力量,也有感染力。
7. 全文体现了欧阳修作为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既关注现实政治,又善于以文载道,通过经典重释传达改革理想。
8. 在宋代“防弊”思想盛行、“忌党”成风的背景下,此文无疑是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为士大夫群体的正当政治联合提供了理论依据。
以上为【朋党论】的赏析。
辑评
1.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一:“欧公《朋党论》,说得痛快,虽是当时有所激而云,然道理却是如此。”
2.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欧阳文忠公文钞》卷十六:“此论劈破世人忌讳,直指本根,真足以破千古之惑。”
3. 【清】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卷十四:“‘惟君子有朋’一句,翻尽历来案牍。通篇引证详明,断制斩截,非具大识力者不能道。”
4. 【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十:“理正而气昌,言切而旨远。自首至尾,步步紧逼,不容置喙,真奏议中杰作。”
5. 【近人】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朋党论》一出,廓清世俗之见,使君子结盟抗政,得有理论之根据,于宋代士风影响甚巨。”
以上为【朋党论】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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