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讳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丰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时庆历丁亥也。后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丰之先茔。子男六人，晔、巩、牟、宰、布、肇，女九人。
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试于事，又愈以有名。临川之治，能而不以威，使恶人之豪帅其党数百人皆不复为恶。庄献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观，匠数百人，作数岁不成。公语道士曰：“吾为汝成之。”为之捐其费太半，役未几而罢。如皋岁大饥，固请于州，而越海以籴，所活数万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赋如常，公独不肯听，岁尽而泰之县民有复亡者，独如皋为完。既又作孔子庙，讽县人兴于学。
后为信州知州诬，既仕不合，即自放，为文章十馀万言，而《时议》十卷尤行于世。《时议》者，惩已事，忧来者，不以一身之穷而遗天下之忧。“其志不见于事则欲发之于文，其文不施于世则欲以传于后。后世有行吾言者，而吾岂穷也哉？”
宝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边，天子忧之，诏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讳。于是言者翕然论兵以进，公独谓“天下之安危顾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夷狄无可忧者；不自治，忧将在于近，而夷狄岂足道哉？”即上书言数事，以为事不尔，后当如此，既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诬，人以为冤，退而贫，人为之忧也。而公所为十馀万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乱，至其冤且困，未尝一以为言。
夫谏者贵言人之难言，而传者则有所不得言。读其略不失其详，后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亲，心意几微，辄逆得之。好学不怠，而不以求闻于世。所见士大夫之丧葬二人，逆一人之柩以归，又育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尝为赞善大夫，死三十年犹殡，殡坏，公为增修，又与宰相书责使葬之。
翻译
曾公名叫易占，字不疑，姓曾，建昌南丰人。曾公在端拱年间己丑年出生，在庆历年间丁亥年去世。后来去世两年后下葬，他的坟墓安在南丰县的祖坟。生有儿子六人，曾晔、曾巩、曾牟、曾宰、曾布、曾肇，女儿九人。
开始时曾公凭借文章闻名，等到为官做事，又更加有名。他治理临川的时候，凭才幹而不用威势（强力），就让坏人（作奸犯科的人）的首领率领他的部下几百人都不再做坏事。庄献太后采纳道士的建议修造乾明观，工匠数百人，建了几年也没有完成。曾公对道士说：“我替你建成它。”替他募捐了一大半的费用，工程不久就完成了。如皋这一年饥荒严重，曾公努力向州里请求救济，并且越过大海购买米粮，救活了几万人。第二年作物逐渐成熟，州里想像往年一样收取租税，唯独曾公不愿意执行，年末泰州各县百姓又有逃亡的，只有如皋百姓没有逃亡的。后来又修建孔子庙，劝勉县里百姓兴起学习风气。
后来被信州知州诬陷，仕途不顺，就自己辞官，撰写了十几万字的文章，《时议》十卷尤其在社会上盛传。《时议》这部书，借鉴往事，忧虑未来，不因为自己一个人的困顿而放弃了为天下忧虑。“我的理念主张不能在政事上体现出来，就要通过文章表达出来，这些文章主张不能被当代人施行，就要把它们留传给后代。后代如果有践行我这些主张的，那么，我难道还是困顿的吗？”
宝元年间，李元昊反叛，契丹也派军队逼近边境，天子非常忧虑，下诏天下有能进言献策的都不要有所隐瞒。在这时候进言献策的人都一致用派军队应对来进言，唯独曾公认为“天下的安危只不过在于我们自己是否安定罢了。如果我们内部安定，来自于夷狄的边患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自己不稳定，忧患就在眼前，那些夷狄又哪里值得一提呢”？于是上书议论了几件事情，认为如果事情不这样，以后会怎样，不久，结果都跟他说的一样。曾公遭遇诬陷，人们认为（他）是冤枉的，（他）退职以后陷入贫困，人们替他忧虑。曾公所写的十几万字的文章，论述的都是天下的大事，古往今来存亡治乱的原因，至于（他）被冤屈并且陷入困窘，他却没有为自己写一个字。
进谏的人贵在说出别人难以言说的事情，作传的人却是有些内容不能写。读到那些简略的却能不丢失那些详细的，后世的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曾公侍奉亲老，心思细密，总能揣摩想象到父母的心意。好学从不懈怠，却不以闻名于世为目的。他遇见两位士大夫的丧事，将其中一人的灵柩迎接回来安葬，并且养育了那个人的遗孤；另外一个人，是宰相的舅舅，曾经做赞善大夫，死后三十年才发殡，墓葬损坏了，曾公替他修缮，又给宰相写信要求他把舅舅妥善安葬。
以上为【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铭】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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